天气太过炎热，不时有鸟儿从天上掉下来，“砰”的一声落在硬邦邦的泥地上。成群的鸡蹲在尘土飞扬的地上，脑袋向前耷拉着。仅剩的两头牛站在一起，又热又累，懒得动弹。一阵无精打采的微风吹过农场，轻轻地拨动着什么衣服也没晾的晾衣绳。通往农舍的车道两旁依旧围着临时竖起来的木桩和带刺的铁丝网，但有几个地方的木桩已然倒下。两旁的树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这座农场经过了大风与干旱的重新改造，变成了一块长满风滚草和饥肠辘辘的牧豆树的土地。多年的干旱，外加大萧条(1)对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让大平原遭受了重创。他们在得州狭长地带过了几年缺水的苦日子，可大都市的报纸没工夫报道这场干旱，毕竟一九二九年的大股灾(2)击垮了整个国家，让一千两百万人丢了工作。政府没提供援助，反正农民们也不需要。他们太过骄傲，不愿靠救济金生活。他们只希望雨水能让土壤变软，让种子发芽，这样小麦和玉米就会再次将金色的手臂伸向天空。一九三一年，雨水开始减少，过去的三年里几乎滴雨未下。今年，到目前为止，降雨量不足五英寸(3)。连一个茶壶都装不满，更不用说灌溉成千上万英亩麦田了。八月底的这一天，气温再创新高，埃尔莎此刻坐在她家那辆破旧马车的驾驶座上，握着缰绳，戴着麂皮手套的双手流着汗，有些痒。没钱买汽油，于是卡车成了遗物，存放在谷仓里，就像拖拉机和犁一样。她把草帽拉得很低，遮住了晒伤的额头，草帽曾经很白，如今沾满了尘土，变成了棕色。她脖子上还系着蓝色的印花大方巾。她眼里进了沙，眯着眼，牙齿和舌头发出咔嚓声，熟练地驾驶马车离开农场，上了大路。米洛吃力地走在路上，甚至在硬邦邦的泥地上发出了“咯噔咯噔”的脚步声。鸟儿栖息在电线杆之间架起的电话线上。她将马车驶入孤树镇时，还不到下午三点。镇子很安静，做好了长期处在热浪之中的准备。没有镇民外出购物，也没有女人聚集在店面外。那样的日子就像绿色的草坪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帽子店用木板封起来了，药房、冷饮小卖部、小餐馆也都一样。里亚尔托电影院只差一口气就要关门了。一周只有一场午后场电影，但很少有人看得起。衣衫褴褛的人们手里拿着勺子和杯子，在长老会教堂门口排队等待发放食物。孩子们很安静，他们长着雀斑，晒得很黑，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日渐消瘦。主街上的那棵孤树，一棵与镇子同名的北美白杨，已经奄奄一息。每次来镇上，埃尔莎都觉得它看起来更糟了。马车轰隆向前，车轮嘎嘎作响，经过了用木板封起来的县福利大楼（人们什么都缺，但没钱救助他们），又经过了比往年更忙，有些茫然无措的监狱，那里关押着流浪汉、无业游民，以及一无是处、偷搭火车的乞丐。医生的诊所还开着，但蛋糕店已经歇业了。大多数建筑是木造的平房。雨水充足的年份里，它们每年都要重新粉刷一次。如今，它们疏于照管，落了一层灰。“吁——米洛。”埃尔莎说罢，便拉住了缰绳。马车“当啷”一声停了下来。这匹去了势的马摇摇头，疲惫地打了个响鼻。它也不喜欢在大热天里出门。埃尔莎注视着西洛酒吧。这栋方形的矮房子，宽度是主街上其他房子的一半，长度是它们的两倍，有两扇面朝街道的窗。其中一扇去年被两个斗殴的醉汉打破，一直没修。方形的窟窿被一条条肮脏的胶带堵上了。酒吧建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为XIT牧场(4)上的牛仔建的，牧场占地三百万英亩，位于得克萨斯与新墨西哥的边界处。如今牧场早就没了，大多数牛仔也已离开，但西洛还在。禁酒令废除后的几个月里，像西洛这样的店又重新开张了，可是，大萧条却让越来越少的人有闲钱喝啤酒。埃尔莎把马拴在专门用来拴马的柱子上，又抚平了她汗湿了的棉布连衣裙的前襟。这条裙子是她自己用旧面粉袋做的。这些年，人人都用装谷物和装面粉的粗布袋子做衣服。生产这些袋子的人甚至开始把漂亮的图案印在布料上。这些花式图案原本不值一提，可如今的世道如此艰难，任何能让女性觉得漂亮的东西都价值非凡。埃尔莎检查了裙子，确保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以上，这条裙子曾经很衬她的身材，如今，她的臀部和胸部越来越窄，裙子在那两处显得有些松松垮垮。可悲的是，她已经三十八岁了，是个有两个孩子的成年妇女，却还是讨厌走进这种地方。虽然她已多年未见父母，但事实证明，父母的不认可如同一种声音，那声音如此有力，挥之不去，塑造且定义了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埃尔莎横下心来，推开了门。狭长且逼仄的酒吧内部和这座镇子一样单调乏味，疏于照管。呛人的空气里散发着一股混杂了洒出来的烈酒和男人汗水的味道。五十年来，人们一直坐在红木吧台旁喝酒，台面受到磨损，呈现出一种光滑缎面的质感来。吧台边上摆着一排破破烂烂的褪色高脚凳。仲夏时节，天还未黑，大多数凳子都空着。拉菲瘫坐在其中一把凳子上，胳膊肘支在吧台上，头向前垂着，他的面前有个空的小酒杯。黑头发遮住了他的脸。他穿着褪了色、打着补丁的工装裤，以及用普通的米色面粉袋的布料做成的衬衫。两根脏兮兮的手指夹着一根还在燃着的棕色手卷烟。酒吧的最里面，一个老头儿轻声笑了起来：“当心点儿，拉菲。治安官在镇上呢。”他的说话声含糊不清，浓密的灰白胡须几乎把他的嘴巴遮得严严实实。酒保抬起头来，他的肩膀上搭着一块肮脏的抹布。“你好，埃尔莎。”他说，“你是来给他买单的吗？”好极了。没钱给孩子们买新鞋，也没钱再买一双长筒袜来替换她仅剩的那双，而他现在喝酒居然还赊起账来了。她觉得很尴尬，嫌自己不漂亮，毕竟她穿着面粉袋做的宽松裙子和厚厚的长筒棉袜，而且皮鞋上出现了磨痕，使她的脚看起来更大了。“拉菲？”她小声说道，然后走到他背后，像对待一匹胆小的马驹一样，将一只没戴手套的手放在他肩膀上，希望肢体接触能给他带来抚慰。“我本想只喝一杯的。”他筋疲力尽地叹了口气。埃尔莎记不清丈夫有多少次把我本想作为开场白了。他们结婚的头几年里，他也努力过。她知道，他曾努力爱她，努力开心，可干旱像榨干土地里的水分一样耗光了她丈夫的精力。过去的四年里，他不再用梦想编制未来。三年前，他们埋葬了一个儿子，可丧子之痛给他带来的重创甚至还不及贫困和干旱。“你父亲本来还指望你今天下午能帮他种秋土豆呢。”“是啊。”“孩子们需要土豆。”埃尔莎说。他歪着头，这样刚好可以透过乌黑的头发看到她：“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以为你一直在这里坐着，把我们剩下的那点儿钱都喝光了，我怎么可能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洛蕾达需要新鞋。她心里想着，却不敢大声说出口。“我不是个好父亲，埃尔莎，更不是个好丈夫。你为什么还没离开我？”因为我爱你。他那双黑眼睛里流露出的神情又一次伤了她的心。她对丈夫的爱的确和对洛蕾达和安东尼这两个孩子的爱一样深，也和对马丁内利一家、对这片土地渐渐产生的爱一样深。埃尔莎发现，自己对别人的爱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她注定会爱上拉菲，对他的爱从未动摇过。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这份爱，她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沉默和退缩，好让自己不至于显得很可怜。有时候，尤其是在他没和她同床共枕的那些晚上，她觉得自己不该受到冷落，还觉得如果她主动要求更多，她便能如愿以偿。可然后，她又会想起父母谈起她时说的那些话，想起她始终不够美丽的容颜，于是便会继续沉默下去。“埃尔莎，赶紧带我回家吧。我已经等不及把今天剩下的时间用来翻土和种植那些不下雨就会死掉的土豆了。”她搀着踉踉跄跄的拉菲走出酒吧，扶他坐上了马车。她拿起缰绳，用力抽了那匹枣红色阉马的屁股几下。米洛疲惫地打了个响鼻，跑了起来，这一路很漫长，马跑得也慢，他们穿过镇子，经过了已经废弃的格兰奇分会礼堂，那里曾是扶轮社(5)和同济会(6)聚会的地方。拉菲靠着埃尔莎，将一只修长的手轻轻搭在她的大腿上。“对不起，埃尔丝。”他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语气里满是懊悔。“没关系。”她说道。这确实是她的真心话，只要他在她身旁，就没关系。她总是会原谅他。尽管他给不了她什么，尽管他有时候对她也不够上心，可她还是活得担惊受怕，害怕失去这一切，害怕失去他。她同样也害怕失去她那喜怒无常、正处在青春期的女儿的爱。最近，她感到越来越害怕，几乎快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洛蕾达刚满十二岁，坏脾气便随之而来。一夜间，母女俩养花种菜，晚上读书（她们常在夜读时讨论希斯克利夫的性格和简·爱的长处）的日子便一去不复返了。洛蕾达一直跟爸爸更亲近，但在小时候，她心里既容得下爸爸，也容得下妈妈。容得下每个人，真的。那么些孩子里，就数洛蕾达最开心，她总在大笑，鼓掌，想让人注意到她。只有埃尔莎在床上陪着她，抚摩她的头发，她才睡得着，这种情形持续了好几年。全都一去不复返了。埃尔莎每天都在哀叹自己和大女儿已不再亲密。起初她很努力，想翻过处在青春期的女儿用不可理喻的怒火铸就的高墙。她曾用充满爱意的语言进行反击，可洛蕾达却对她越来越不耐烦，这种日子没完没了，比直接折磨她还要痛苦。童年时的种种不安又一次回到了她身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埃尔莎打起了退堂鼓，疏远了洛蕾达。一开始，她希望女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可后来，情况越变越糟，她反倒觉得，洛蕾达终于看到了她自己的家人曾在她身上看到的那些不足。埃尔莎得不到女儿的爱，觉得很羞耻，这种感觉由来已久。她很委屈，做了她总做的一件事：她消失了。可与此同时，她边等待，边祈祷，希望终有一天，丈夫和女儿能够意识到她有多么爱他们，也会反过来爱她。在此之前，她不敢逼得太紧，也不敢要求太多。她若是这么做，可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步入婚姻殿堂，成为母亲的时候，她还没弄清楚一件事，可她现在弄清楚了：如果你从来不知道爱是什么，你才有可能在没有爱的情况下活下去。*上学的第一天，镇上仅剩的老师妮科尔·巴斯丽科站在黑板前，手里拿着粉笔。她的红褐色头发挣脱了束缚，变成了一个毛茸茸的“光环”，环绕在她热得发红的脸上。汗水将她脖子旁的花边染成了深色，洛蕾达很确定，巴斯丽科夫人不敢抬起手臂，露出汗渍来。十二岁的洛蕾达坐在桌前，无精打采地倚着课桌，没有听今天课上在讲些什么。无非是继续讲些废话，谈一谈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大萧条、干旱，诸如此类。从洛蕾达记事起，人们就一直过着“苦日子”。哦，她知道，在她刚出生、还不记事的那几年，雨水曾一季又一季地降下，滋养着大地。那几年，满世界都是绿色，她记得的，几乎只有几样东西：爷爷的麦子，在巨大的蓝天下翩翩起舞的金色麦秆。沙沙的声音。拖拉机日夜行进在土地上，犁着地，不断将田地翻开，就像一群机械昆虫在啃食地面一样。灾年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很难讲。答案非常多。有些人觉得，是从一九二九年的股市崩盘开始的，可这里的人不这么认为。洛蕾达当时七岁，她还记得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人们在储蓄贷款社外面排队。爷爷抱怨着小麦价格过低。奶奶点燃蜡烛，一直让它们亮着，手拿《玫瑰经》，小声做着祷告。股市崩盘确实是件坏事，可遭罪的，大多是些洛蕾达从来没去过的城市。一九二九年的雨水很充足，这意味着那一年庄稼的收成很好，而这又意味着那一年马丁内利一家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即使是在小麦价格受大萧条影响而暴跌的时候，爷爷也一直开着他的拖拉机，一直种着小麦。他甚至买了一台崭新的福特AA型平板农用卡车。那时候，爸爸经常微笑着给她讲远方的故事，而妈妈则在一旁做家务。最后一次丰收是在一九三〇年，那一年洛蕾达满了八岁。她记得生日那天的情形。那是个美丽的春天。有很多礼物。奶奶做了提拉米苏，蛋糕上撒了可可粉，插着蜡烛。她最好的朋友斯特拉第一次被允许在她家过夜。爸爸教她们跳了查尔斯顿舞(7)，爷爷则拉着小提琴为他们伴奏。可后来，雨水越来越少，再后来，索性连雨都不下了。干旱来了。如今，绿色的田野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又仿佛是她年幼时的幻想。大人们看上去口干舌燥，就像极度缺水的土地一样。爷爷在死去的麦田里一站就是好几小时，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捧着干燥的泥土，看着它们从指缝中落到地上。他为自己奄奄一息的葡萄感到难过，并对所有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他的第一批葡萄是他塞在口袋里，从意大利带来的。奶奶到处搭建祭台，把墙上十字架的数目增加了一倍，还让他们每个星期天都祈雨。有时候，镇上所有的人都会聚集在学校里祈雨。各大教派都在祈求上帝能滋润大地：长老会，浸信会，爱尔兰和意大利天主教，各自占据了一席之地。墨西哥人早在几百年前就修建了自己的教堂。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谈论干旱，怀念过去的好日子，除了她母亲外。洛蕾达重重地叹了口气。母亲身上有没有什么让她觉得有趣的地方？如果有，洛蕾达肯定又一次不记得了。有时候，当她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快睡着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想起了母亲的笑声，想起了母亲触摸她时的感觉，还想起了母亲会小声对她说勇敢点儿，然后吻她，和她说晚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越来越觉得，这些记忆是捏造出来的，是假的。她已经记不清母亲上一次被什么事情逗笑是在什么时候了。妈妈只知道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仿佛这么做可以拯救他们似的。洛蕾达不记得自己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被母亲……“故意消失”的做法给激怒了。没有别的词能形容她这种做法。天还没亮，母亲便会起床干活儿，干起活儿来无休无止。她总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节约食物”“别把衣服弄脏”“别浪费水”之类的话。洛蕾达无法想象帅气、迷人、风趣的爸爸是如何爱上妈妈的。有一次，她对爸爸说，妈妈似乎很怕笑出声来。爸爸当时以他特有的派头说道：“行啦，洛洛。”一边说，一边还歪头一笑，那意味着他不想再聊下去了。他从未抱怨过自己的妻子，但洛蕾达知道他的感受，所以她会替他抱怨。这拉近了他俩的距离，也说明父女俩性格很相似。就像同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豆子。人人都这么说。洛蕾达像爸爸一样，觉得生活在得州狭长地带的一个小麦农场实在太过单调乏味，她也无意成为像母亲那样的人。她不打算一辈子都留在这个就快撑不下去的小麦农场，被热得能融化橡胶的阳光暴晒，渐渐地枯萎与皱缩。她也不打算把每次祈祷都浪费在求雨上。想都别想。她打算环游世界，写下自己的冒险经历。总有一天，她会像娜丽·布莱(8)那样出名。总有那么一天。她看见一只棕色的田鼠沿着窗户下面的踢脚板慢慢地爬着。它在讲桌前停了下来，小口喝着滴落在地上的墨渍。它抬起头来时，小鼻子都被染蓝了。洛蕾达用胳膊肘碰了碰斯特拉·德弗罗，她坐在洛蕾达旁边的那张课桌前。斯特拉抬起头来，她热得都眼冒金星了。洛蕾达示意让她看那只老鼠。斯特拉几乎笑了起来。铃声响了起来，那老鼠跑进角落，消失在洞里。洛蕾达站了起来。她那条用面粉袋做的连衣裙上沾了很多汗水，变得黏黏的。她抓起书包，和斯特拉保持步调一致。通常，她们会在出校门的路上不停地谈论男孩、书籍、她们想去看一看的地方，或是里亚尔托电影院要上映的电影，可今天实在是太热了，她们压根儿都不想聊天。洛蕾达的弟弟安东尼像往常一样，是头一个到门口的。安特七岁了，像一匹未被驯服的小马驹，蹦蹦跳跳的。安特比其他小孩更活泼，走起路来，总是像脚踩弹簧一样。他穿着褪了色、打着补丁的工装裤，裤子短了好几英寸，裤脚都破了，露出了像扫帚柄一样细瘦的脚踝，还穿着脚趾处有洞的鞋子。他那长着雀斑、棱角分明的脸晒成了马鞍皮的颜色，脸颊上有大片红色的晒斑。一顶帽子掩盖了他的黑头发很脏的事实。他看见父母在学校外面的马车上，用力挥了挥手，然后跑了起来。除了干旱，别的事情他真的一概不知，所以他能像个没事人一样，开怀大笑，肆意玩耍。斯特拉的妹妹索菲娅很有干劲，试图跟上他的脚步。“天都这么热了，可你妈妈为什么总是坐得这么直呢？”斯特拉问。班上那么多小孩，就她一个穿着新鞋和用真正的格子棉布做的连衣裙。德弗罗家的日子过得还不算太差，但洛蕾达的爷爷说，所有的银行都遇到了麻烦。“跟热不热没什么关系，她从来不抱怨。”“我妈妈的话也不多，不过你应该听听我姐姐是怎么说的。自从她结婚以后，她就像头被卡住的猪那样哭哭啼啼的，抱怨做了妻子以后，实在是有太多活儿要干了。”“我是不会结婚的。”洛蕾达说，“总有一天，我爸爸和我要去好莱坞。”“你妈妈不会介意吗？”洛蕾达耸了耸肩。谁知道她妈妈会为什么事情烦恼呢？再说谁会在乎呢？斯特拉和索菲娅向左转，朝镇子另一头的她们家走去。安特跑到了马车前。“嘿，妈咪，”安特咧嘴笑着说道，他刚掉了一颗牙，“嘿，爸爸。”“你好呀，儿子。”爸爸说，“上车，坐到车厢里去吧。”“你想不想看看我在课上画了些什么？巴斯丽科夫人说——”“上车，安东尼。”爸爸说，“等太阳下山，我们远离这该死的热浪以后，我会在家里看你的作品的。”安特失望地垂下了脸。洛蕾达不喜欢他爸爸露出一副伤心且受挫的表情来。干旱快把他的精力耗光了。他和洛蕾达就像明亮的星星，假以时日，一定会发光。他总是这么说。“你想明天去看电影吗，爸爸？”她说罢，便抬起头崇拜地看着他，“电影院里又在放《小麻烦》了。”“我们没钱看电影，洛蕾达。”妈妈说，“和你弟弟一起上车。”“那——”“上车，洛蕾达。”妈妈说道。洛蕾达把书包扔到马车的车厢里，爬上了车。她和安特紧挨着，坐在他们放在车厢里的满是灰尘的旧被子上。妈妈一拉缰绳，他们便出发了。洛蕾达随边走边晃的马车一起摇晃着，看向了车外干旱的土地。空气里有一股尘土和热气的味道。他们经过了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是头公牛的，牛肋骨向上凸出，牛角从沙子里伸了出来。苍蝇在它周围嗡嗡作响。一只乌鸦落在上面，大叫着，宣布尸体归它所有，啄起骨头来。尸体旁有一辆废弃的T型车，车门开着，车胎轮轴以下的部分都埋在干土里。他们左手边有一栋小农舍，农舍四周都是棕色土地，连一棵能遮阴的树也没有。正门上钉着两块牌子，上面分别写着“拍卖”和“该房屋已被抵押，且无法赎回”。院子里，一辆破旧的汽车里挤满了人和垃圾。汽车尾部绑着一堆桶、一个铸铁煎锅、一个装满梅森瓶(9)和许多袋玉米的木箱。运转中的引擎向空中喷出黑烟，震得金属车身嘎嘎直响。锅碗瓢盆绑在了任何可以绑东西的地方。两个孩子站在生了锈的踏脚板上，一个头发细长、满面愁容的女人坐在副驾驶座上，手里还抱着个婴儿。一位名叫威尔·邦廷的农民站在驾驶座那一侧的车门旁，穿着工装裤和只有一只袖子的衬衣。他戴着破破烂烂的牛仔帽，帽檐拉得很低，遮住了他满是灰尘的脸。“吁——”妈妈说完，让那匹阉马停了下来，又把太阳帽往后一推。“你好，拉菲。”威尔说罢，把烟叶吐到了他脚边的地上，“你好，埃尔莎。”他从超负荷的汽车旁走开，慢慢走向马车。等他走到以后，他停下脚步，一言不发，把手插入了兜里。“你们打算去哪儿？”爸爸问。“我们认输了，”威尔说，“你知道我们的儿子卡尔森今年夏天死了吧？”他回头瞥了自己妻子一眼，“如今，我们又生了一个。不能再生了。我们打算离开。”洛蕾达坐直了身子。他们打算离开？妈妈皱着眉头：“可你们的地——”“现在是银行的了。没钱还债。”“你们要去哪里？”爸爸问。威尔从后兜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传单：“加利福尼亚。他们说，那里的土地上流淌着牛奶和蜂蜜(10)。我不需要蜂蜜，只需要工作。”“你怎么知道这都是真的？”爸爸问完后，从他手里拿走了传单。传单上写着：人人都有工作！这里充满了机遇！去西边，去加利福尼亚！“我也不知道。”“你们不能就这么走了。”妈妈说。“太晚了，我们家不能再有人死了，替我向你的家人告别。”威尔转身走回他满是灰尘的汽车旁，坐上了驾驶座。金属车门“咣”的一声关上了。妈妈咂咂嘴，拉了拉缰绳，于是米洛又开始慢步向前。洛蕾达看着那辆破旧的汽车打他们身旁经过，扬起了一阵灰尘，突然间心里就容不下别的事了。离开。他们可以去她和爸爸谈论过的某个地方：旧金山、好莱坞或是纽约。“格伦和玛丽·林恩·芒戈尔上周离开了。”爸爸说，“他们去了加利福尼亚，就坐着他们那辆旧帕卡德(11)走了。”过了许久，妈妈才开口：“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个新闻短片吗？在芝加哥，人们排起了长队，等着领取救济餐。在中央公园，人们住在棚屋和纸板箱搭的房子里。至少在这里，我们还有鸡蛋和牛奶。”爸爸叹了叹气。洛蕾达感受到了那声叹息里的悲痛，以及随之而来的创伤。妈妈是不会同意的。“是啊，我也这么想。”他把传单丢到了马车的地板上，“总之，我的家人绝不会离开。”“绝不会。”妈妈附和道。*那天晚上，洛蕾达吃完晚饭后坐在了门廊的秋千上。离开。夕阳缓缓落下，夜晚吞噬着平坦而干燥的褐色土地。他们的一头牛哀嚎着想喝水。很快，爷爷就会摸着黑，从井里一桶一桶地提水，开始给牲畜倒水喝，奶奶和妈妈则在花园里浇水。秋千的链条发出了“吱吱”的哀鸣声，这声音在一片安静中显得很响亮。她听见屋里传来了同线电话的叮当声。现如今，接电话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乐趣。每个人都只谈论一件事，那就是干旱。除了她父亲外。他一点儿也不像农民或店主。其他人是生还是死，全都取决于土地、天气和庄稼，就像她爷爷一样。在洛蕾达还小，而且雨水充沛，小麦长得很高、变成金黄色的时候，托尼爷爷总是面带微笑，周末时喝黑麦酒，在镇上的聚会上拉小提琴。他经常牵着她的手，和她一起走过窃窃私语的麦田，告诉她如果她认真听，就会听到麦秆自己讲述的那些故事。他会用长满茧的大手捧起一抔泥土，像捧着一颗钻石一样递给她，说道：“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是你的，还会传给你的孩子，然后传给你孩子的孩子。”土地：他说起土地，就像迈克尔神父说起上帝一样。那奶奶和妈妈呢？她们就像孤树镇上其他的农家主妇一样。她们拼命工作，很少笑，几乎不说话。她们说话的时候，说的总是些没意思的东西。爸爸是唯一一个谈论想法、选择或是梦想的人。他会谈到旅游、冒险以及人们有可能过上的种种生活。他再三对洛蕾达说，农场之外，还有一个广阔而美丽的世界。她听见身后的门开了。炖西红柿、煎意式烟肉和熟大蒜的香味扑鼻而来。爸爸走到屋外，来到门廊上，轻轻地随手关上了门。他点燃一支烟，坐在秋千上，紧挨着她。她闻到了他气息里酒的甜味。他们本该省吃俭用，可爸爸拒绝放弃葡萄酒和烈酒。他说能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只有喝酒这一个法子。他特别喜欢在晚饭过后的葡萄酒里放一片又滑又甜的桃脯。洛蕾达靠在他身上。两人荡秋千的时候，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她，让她靠得离自己更近了一些：“你很安静呢，洛蕾达。这可不像我的女儿。”他们周围的农场变成了一个黑暗的世界，满是各种各样的声音：风车砰砰作响，把宝贵的水提上来，鸡在乱挠乱抓，猪在泥土里翻找着什么。“这场干旱……”洛蕾达说到“干旱”这个可怕的词的时候，就像这里的其他人一样，把它读成了“干涸”。她陷入沉默，小心翼翼地挑选起合适的字眼来，“正在杀死土地。”“是啊。”他抽完烟，把烟头插到身旁满是枯花的花盆里，灭掉了烟。洛蕾达从兜里掏出那张传单，小心翼翼地展开。加利福尼亚。那里的土地上流淌着牛奶和蜂蜜。“巴斯丽科夫人说，在加利福尼亚能找到活儿干，钱就躺在街上。斯特拉说她的姑父寄了一张明信片来，说在俄勒冈也能找到活儿干。”“我不信钱就会躺在街上，洛蕾达。这场大萧条对城市的影响更大。我上次读到，已经有超过一千三百万人失业了。你也见过那些搭火车的乞丐。俄克拉何马城有个胡佛村(12)，你要是看见了，准会哭出来。有很多家庭都住在运苹果的马车里。到了冬天，他们会冻死在公园的椅子上的。”“他们不会冻死在加利福尼亚的。你可以找到活儿干，也许能在铁路上干活儿。”爸爸叹了叹气，凭他呼出的气息，她便知道他在想什么。她和他确实非常合拍。“我父母——还有你妈妈——是绝不会离开这块土地的。”“可——”“会下雨的。”爸爸说。可他的语气显得很悲伤，几乎像是他不希望雨水能拯救他们一样。“你就非得当个农民吗？”他转过身来。她看见他浓密的黑眉毛皱了起来。“我生来就是。”“你总跟我说这里是美国。人生有无限可能。”“是啊，嗯。几年前，我做了个错误的选择，而且……唉……有时候，你无法决定自己的人生。”说罢，他沉默了很久。“什么样的选择？”他没看她。他的身体虽然坐在她身旁，可他的心思却在别处。“我不希望耗光精力，死在这里。”洛蕾达说。最后他说道：“会下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