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求学师友，德业益进 曾国藩深知学问事业受师友的影响很大，所以他平生对于访 师择友，极为留心。他曾说过：“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 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过去在湖南家乡，与曾国藩交往较亲密的一班朋友，如江忠 源、胡林翼、郭嵩焘、郭昆焘、罗泽南、彭玉麟、王鑫……等，后 来都成为他在日后事业上最得力的伙伴或助手。 从道光十九年到咸丰二年（1839～1852年），曾国藩 在十几年的京官生活中，结交了好几位影响终身思想与治学的师 友。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常寺卿唐鉴（字镜海）和大学士倭仁（字 艮峰）。 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史称他 “生平学宗朱子，笃信谨守，无稍依违”。曾国藩经常向他请教。唐 鉴教曾国藩敦品治学，当以《朱子全书》为依据。这书不仅要熟 读熟记，而且要照着书中所说，去身体力行。学问有三途：义理、 考据、辞章，其中以义理最是首要。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功夫，其 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而义理功夫最切要处，乃 在于“不自欺”。时贤在这方面用功最笃实的，首推河南人倭仁。 他每天从早到晚，饮食言行，都有札记；凡自己思想行为有不合 于义理的，全都记载下来，以期自我纠正。曾国藩认为古人有所 谓“经济之学”，似乎不是上述三种学问所能涵括。唐鉴说：“经 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 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 足够了。” 唐鉴与曾国藩这次谈话，时间是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曾 国藩听了很受感动，他自己说：“听了唐先生这番话，使我宛如瞎 子重见光明一样。” 有人说曾国藩一生的思想经过几次改变。但细加分析，曾国藩 一生的思想改变，绝少越出中国历史传统的范围。这完全由于儒 家学者深信做人做事，只要能取法于中国圣贤的遗规，便可以做 到尽善尽美的缘故。证之以后国藩的治学、立身处世，乃至政治 措施，带兵作战，也的确无不深受唐鉴这番话的影响。他曾致信 给同乡前辈贺长龄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 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由于唐鉴邃于义理之学，亦即宋史所谓之道学，曾国藩常向 请益，肆力于宋儒之学。这对于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 夫影响尤大。 曾国藩后来从事于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经常在困难拂逆的环 境中艰苦支撑，若不是靠着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周旋到底，恐怕 也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 他此一时期中的陶冶范畴。至于他在做翰林时期内因致力于经世 实用之学而对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实用方面的学问都大有所得， 而在此后的对太平天国之战中发挥其实用。 那位在同治年间以反对“同文馆”著名的倭仁，也是京师出 名的理学大师。据说他“用功最笃，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 作、饮食，皆为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曾 国藩对他的倾倒，仅次于唐鉴。为了学习倭仁“诚意”和“慎 独”的功夫，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十月初一日起， 便立志“自新”： （一）和倭仁一样，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事，逐日以楷书写在日 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克制。 （二）为自己规定十二条课程，照此努力实行。 （三）将所写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 提出不客气的批评。 虽然这种楷书日记还没有写满一年，次年七月，便因为出任 四川乡试正考官，旅次无暇而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 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时严刻地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 持终身不变。 同时在京朋友当中，如何绍基、吴嘉宾、邵懿辰、窦垿、刘传 莹、冯卓怀，或学有专长，或性行足法；他们对曾国藩的学问修 养，都发生了深切的砥砺作用。例如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 擅长吟咏，使曾国藩一生都非常重视写字和作诗。吴嘉宾曾告诉 曾国藩：“用功就像挖井，与其浅挖许多井而不见水，倒不如专挖 一口深井而力求及水。”曾国藩十分佩服他这一见解。所以后来写 信告诉他几位弟弟说：“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则专熟一代。…… 诸子百家，但当读一人专集，不应该东翻西阅。一集没有读完。决 不换读他集。” 他并且主张无论看什么书，都要从头看到尾。一本书没有看 完，决不兼看别书。这种读书方法，如果施之今日，自然不无值 得讨论的余地，然而这正代表了曾国藩“按 部就班，稳扎稳打”的 个性。他这一个性的形成，虽不能说全由于吴嘉宾的影响，至少 他们二人是志趣相投的。 曾国藩居京十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他做过吏礼兵刑工五 部待郎，也可算作侍郎专家。清之侍郎，可以“帷幄上奏”，地位 甚是崇高。做侍郎实际上无事可做。而且碍上碍下，也不便多做， 因此，曾国藩乐得专心读书，写写奏议。此外，便是结交名师益 友。曾国藩有了这些师友，研讨切磋，德业益进，后来在事业上 得到这些师友们的助力亦甚多。因此有人推论：即令没有太平天 国之变，曾国藩在学术上、政治上，仍有不可埋没的成就。 成功语录：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处世皆做好榜样。 四、交结重臣，以求通达 人生是方，是圆？恐怕很难说清楚。人与人关系的错综复杂，是不可避免的。最可怕的就是受治于人，从而寸步难行。而一个成大事者，善于在被动时，寻找争取主动的人际关系，摆脱受治于人的被动，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曾国藩的整个官场生涯中，有两个满族权贵，对他 的平步青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一个是穆彰阿，一 个是肃顺。 肃顺，字裕亭、雨亭，郑亲王乌尔恭阿之子，曾官任 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肃顺才 识双全，敢于任事，太平天国起事后，他力主起用汉人， 用汉人去***，才使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 汉人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曾国藩与肃顺的关系，至少可 以追溯到咸丰二年，当时曾国藩正奔丧在家，太平军围攻 长沙，形势危急。湖南巡抚张亮基去信曾国藩，请他出来 训练团练，以保乡土。正当曾国藩犹豫不决之际，接到上 谕，命他出任湖南团练大臣。与此同时，曾国藩也从官场 得到消息，朝廷之所以有如此任命，完全是肃顺全力推荐 的缘故。当时的曾国藩即对肃顺满怀感激之情。 然而，说到曾国藩对肃顺的真正感激，则是在咸丰十 年四月。当时，在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下，清军江南大营彻 底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败逃，江苏、浙江两省全面告 危。朝廷在盛怒之下，逮捕了何桂清，以致两江总督空 缺。两江总督是当时对太平天国作战的最高指挥，权倾一 时，因此，谁能当上两江总督，将意味着谁就能掌握东南 数省的命运。其时曾国藩正第二次出山，率领湘勇围攻安 庆。对于何桂清的空缺，曾国藩并没有表现多大的同情， 因为朝廷白咸丰二年起，虽然鼓励各地办团练，但对付太 平天国，依靠的还是绿营兵，团练只是起一个辅助和补充 的作用。江南大营的溃败，意味着朝廷只能依靠团练。果 然，在四月十九日，距江南太营溃败没多少天，朝廷即下 谕旨，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 “昨因常州被围，苏城危急，当谕曾国藩赴援苏、常， 扼截江面，以顾大局。本日据何桂清奏，常州失利，和春 等退至浒墅关，何桂清退守常熟。已明降谕旨，将何桂清 革职，来京听候审讯，并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矣。现在 常州岌岌可危，无锡又有贼踪，可以径犯苏城，江南大 局，几同瓦解。曾国藩接奏此旨，即统率所部兵勇，取道 宁国、广、建一带，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 局，毋稍迟误。道员刘于淳二军，所带兵勇四千余人，颇 多精锐，现驻东流一带，地近江南，即饬令取道徽、宁， 随同赴苏州援剿。知府萧翰庆一军，现在规取池州，亦即 飞调赴营，随同前进，不得调回湖北，致有贻误。此两军 半系曾国藩旧部，均归节制，必能得力。此外湖南、湖北 两省如有可调之兵，并着官文悉心筹划，酌量调拨，陆续 进发，以厚兵力。江南粮台，迁移无定，军火缺乏，并着 官文等筹备饷粮，源源接济，是为至要。目下军情紧急， 曾国藩兼顾大局，不避艰险，务当兼程前进，保卫苏、 常，次第收复失陷之地方，重整军威，肃清丑类，朕实有 厚望焉。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这对于曾国藩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因为这意味 着他在日后的用兵中，可以调动江南数省的一切力量，而 不再受什么掣肘，向时，攻克南京的辉煌战绩，也必将在 他的指挥下得以实现。因此，接到任命书后，曾国藩在五 月三日上了一份感激涕零的“谢恩折”：奏为恭谢天恩， 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四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 丰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曾国藩已有旨署理两江总 督，自应统带各军，兼程前进”等因。钦此。臣虽尚未接 准部文，将钦奉谕旨，恭录行知。闻命之下，谨已恭设香 案，望阙叩头谢恩讫。伏念臣从戎七载，未展一筹。既无 横草之功，兼有采薪之患。 乃蒙龙光曲被，虎节遥颁。膺 九陛之殊恩。界两江之重寄。鸿慈逾格，感悚难名。查江 督统辖三省，兼理盐政、河漕、江防诸务。地大物众，任 重事繁。在平时已才力之难胜，况目下实艰危之尤甚。建 业之沦为异域，苏常又失于崇朝。臣*任兼圻，仍司九 伐，只自惭其绵薄，讵有济于涓埃。惟国家多事之秋，岂 臣子怀安之日！计惟有殚心奉职，啮指誓师，揽辔而志澄 清，尽收疆土，下车而问疾苦，速拯疮痍，庶几仰答高厚 生成于万一。除另摺陈报一切军情外，所有微臣感激下 忱，理合专摺附驿，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然而，从当时的形势看，何桂清被拿问后，两江总督 并非非曾国藩莫属，至少像湖北巡抚胡林翼还有薛焕等 人，都是候选的对象。曾国藩之能署两江总督， 完全是肃顺推荐的缘故。咸丰帝原是准备让胡林翼署此任 的，但他在向肃顺咨询时，肃顺推荐了曾国藩。肃顺还有 意把此事写信告诉胡林翼，并让曾国藩同阅，目的无非是 为了结纳这两个汉人中的佼佼者，为他日后所用。 曾国藩得知肃顺在咸丰帝面前极力保奏自己为两江总督时，心中喜悦之情 油然而生，他想应该对肃顺有所表示。 他要给肃顺写一封极机密的信，派人专程送到北京 去。曾国藩抽出一张纸来，又慢慢地磨着墨。猛然，他记 起了肃顺要胡林翼将信给他看的话，心中产生了疑问：为 什么肃顺要将这种绝密的事告诉胡林翼和自己呢？按理， 他不应该泄露出来。“肃顺要讨好！”曾国藩心里说，他开 始冷静了。对于这个圣眷甚隆的协揆，曾国藩是清楚的。 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 贵中的昏聩者；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原来与恭王关 系较好，后来仗着皇上的宠幸，连恭王也不放在眼里了。 今日的肃顺，不就是历史上的权臣吗？恭王以及在他身后 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很大，与他们相比，肃顺势孤 力单。皇上虽说年轻，但据说有痨病，万一有不幸，肃顺 岂是恭王的对手！他这样明自张胆地拉拢自己，安抚胡林 翼，是不是心怀叵测？想到这里，曾国藩心中冒出一丝恐 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样的大事，还是以谨慎为 好。曾国藩停止磨墨，将纸收到抽屉里。他决定不给肃顺 写感谢信，今后即使真的上谕来了，也只能按规矩办事， 给皇上上谢恩折，不能与肃顺有私下的联系。 在给不给肃顺写信的问题上，确实表现了曾国藩的官 场经验。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只要皇帝去世， 就意味着天下政局将有新的变化，而各级官僚是否能保住 原有的官位，就很难说。当时咸丰帝身体 不好，他早有耳闻，所以他不得不为将来打算。而曾国藩 在祺祥政变，肃顺被砍头之后，之所以没有受到牵连，也 是得益于此。 但是，不向肃顺写感恩信，并不代表他不感激肃顺， 如他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四给曾国荃的信中即说：“沅 弟信中决气机之已转，世运之将亨，余意亦觉如此。盖观 七月十七以后，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 难，卜中兴之有日。特余*窃高位，又窃虚名，遐迩观 瞻，深以为俱。”事实上，曾国藩写此信完全是因为当时 信息闭塞。咸丰帝于咸丰十一年（公元1**1年）死后， 因同治帝才六岁，肃顺等八大臣为顾命大臣。然而，此八 大臣与慈禧太后却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因为慈禧太后并不 甘于寂寞，她有直接参政的野心。这样，在这年的九月， 慈禧即勾结恭王发动政变，杀了肃顺。而对此消息，曾国 藩直到十一月十四日才得到一些消息，如他在当天的日记 中写道：“又抄示奏片一件，不知何人所奏。中有云，载 垣等明止典刑，人心欣悦云云。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 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 朝廷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这位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竟然 事隔一个多月，才知一点消息，此事令他惊恐不已。这天 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到了十七日，他看到了阎丹初给李申夫的信中，有 “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余 五人逐出枢垣”的话，进一步证实了肃顺已倒的消息，至 此，他为自己先前的英明之举而感动高兴，“无论狂风骤雨，我自 岿然不动”，政治总是交织着刀与枪、血与火呀！哪里会有什么对错 之分呢？他也没有权力去管这些他不敢管又不能管的事，但为了 表明自己对新***的衷心拥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上：“服皇太后之英断 ，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真可算是高明之至了。 成功语录：无论狂风骤雨，我自岿然不动。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