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时局艰难，拙诚行事 他人倘若人不是的地方，甚至刻意刁难的时候，也必须抱以“容忍”之心。不要与之争锋，以追求最大有利益。同时切不可忘修身要义：诚信，无论何种情况下，都应保持以对。〖HT] 曾国藩对于清朝繁乱而艰难的时 局也无不痛心疾首，但他也无力扭转 乾坤，他做事的原则还是以坚忍和拙诚行事。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受到过洋人的帮助。因 此，他一贯以“和好洋人”的方针处理外交事宜。如他在给弟 弟的家书中说：“洋酋日内尚未来会，若会晤时，当以人礼待 之，不以鬼礼待之。”但他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屈膝卑躬、 忍辱祈降”。他对洋人的态度，正在利用与否的见解内。他说： “（洋人）若果来东流，与余相会晤，余窥其意旨，倘可以理论 情感，必力为关说；倘其暗助发逆（注：指太平军）之志甚 坚，亦可于言外得之，则奏明鼍筹大计耳。” 其弟曾国荃欲以恭敬的拜帖求助于洋人，他便立时加以制 止，自己会晤洋人，也不先施礼。由此，可见了对洋人的态 度，还不失为一堂堂中国大员的气节。 曾国藩一直固执地认为洋夷来华的目的，只是“彼不过图 小利耳”，因此他说：“我以数百千饵之，亦无不可。” 同治七年戊辰四月，他由两江总督奉命调补直隶总督，驻 节天津。九年五月天津发生教案。唐代称***为“大秦景 教”，元时多有***传教士来华传教，明末排斥异端，一度 见逐。至清雍正帝，始予严禁。道光时广东巡抚梁章巨曾于其 所著《浪迹丛谈》中，诋毁教堂。后经吴德芝、魏源等渲染传 播（见中西纪事及海国图志），有所谓毁神、灭祖、刳睛、剖 心等事，促成一般人对***的仇教心理，其实自是伪传，是 理解有误所致。中法北京条约成立，允许教士于内地置产，就 地传教，是于湘、黔、川、赣等省，迭有毁教之事，儒生和 之，暴民从之，官吏任之，而朝臣亦时以无稽之言奏之，疆吏 率领恶之。因此教案益多，尤以天津一案为最严重。 初英法联军北上，法军曾蹂躏天津。及开为商埠，法国 神父即在天津建立教堂，收养贫儿。由于迷信，时人本信外人 挖取心眼配药练眼点金之说。同治九年庚午春，天津拐匪骤 起，屡失孩子，辄疑外人迷拐。官吏拘捕拐犯。中有武阑珍供 称迷药是法国教堂仆役王三给予，清廷即向法领事提出严重抗 议，并约法领事丰大业（M．Foutanier）至通商大臣崇厚官署 晤谈，双方发生争辩，丰氏盛怒，众怒而打死丰氏，并将教堂 焚毁，惨杀教士修女等数十人，乘势往劫英法教士住宅，造成 国际间严重事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津教案”。 事发之后，清廷诏直督曾国藩查办，曾国藩在病中立遗嘱， 抱自我牺牲决心。六月初十日抵津，据年谱载称： 公至天津，津郡兵团，旧有水火会名目，人数甚众，怨崇 厚以之护教，咸望公至必力反崇公之所为。公奉命之初，凡诣 公条陈此事者，或欲借津人义愤之举，以驱逐洋人；或欲联合 俄英各国之交，以专攻法国；或欲参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气； 或欲调集兵勇，以为应敌之师。公意在坚保和局，不与洋人构 衅，以致起急端。其致函崇公，则称“有祸同当，有谤同分” 之语。既至津郡，出示晓谕士民，仍不奖其义愤，且亦有严戒 滋事之语。由是津人以怨崇公者怨公矣。公初至时，出令放 告，投诉牒者数百人。查讯挖眼剖心，并无事实，而拐匪一 案，拿到教堂之王三、安三等，皆市井无赖，不能定案，公亦 令暂予缓讯，以为洋人转圜之地，但饬缉拿天津滋事之民。由 是都门士大夫中讥议纷然矣。 查办教案，是两方面都不讨好的事，曾国藩深知于此，但 迫于清议，迟延不办，其致友人书，论其处置困难，不敢查拿 正凶，外人深不满意。 清史列传曾述及他办本案的主张和理由说： （国藩）奏诛为首滋事人，将办理不善之天津府县革职治 罪。复谕以“洋人诡谲性咸，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 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不免启衅也。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 语，曾国藩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折敌焰而张国维”。 国藩复奏：“中国目前之力，未便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 法。”囚陈“时势虽极艰难，谋画必须断决。伏见道光庚子以 后办理洋务，失在朝战夕和，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 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 安，十年无事。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 僚有意挑衅，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 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 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 当时法领曾有府县议抵之说，亦即将天津府县长官惩办抵 罪，此法崇厚亦力之，曾国藩卒不从。年谱中亦载有此事： 二十一日崇厚来，言洋人将大兴波澜，有以府县官议抵之 说，公严词拒之。二十二日洋官罗叔亚复来，词气凶悍；又来 照会一件，有请将府县官及提督陈国瑞抵命之语。二十三日公 将现在查办情形，照复洋人，并驳诘之。二十五日接间人照会 一件，仍执前说。二十六日公照复洋人，仍驳诘之。 此可谓有胆有识刚柔并用的外交手段。双方坚持，形势严 重，通商大臣崇厚奏其病重，请另派大员办理，经命丁日昌、 毛昶熙赴津交涉无效，乃改命李鸿章为直督，曾国藩仍回两江 任。结果还是照他的主张，议定赔偿损失及抚恤金四十六万 两，崇厚奉旨赴法道歉，天津府县官发往黑龙江效力，捕杀凶 犯多名了事。那时若不是曾国藩对清廷和洋人能有明察是非的 强硬态度，得以适当处理，恐怕八国联军之祸要早发生三十年 了。慈禧太后后来逃往西安，路过怀来县，还欷歔地说：“假 令大学士曾国藩尚在，何至受苦至于斯也！” 然而当初曾国藩的苦衷，为此案上奏，说得非常沉痛： 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一唱百和，亦 足以荧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 不与其福，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至此，不禁痛哭流涕！ 他常谓“向来办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循人言，必确见利 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于此案同理，当初湘军困守南昌时， 曾国藩不听刘蓉之谏，还抽调罗泽南军入援武昌一事，均足证 其“过人之识力，在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湖广总督李 瀚章语）；当初移大营于祁门，也遇幕中人反对，坚持不改初 衷；及至后来剿办捻军，初主驻兵四镇，继设策扼守河防，人 笑其迂，虽一时无功，嗣李鸿章踵而行之，终收实效。王定安 谓：“天下之至巧，非至拙者不能胜。”（见湘军记平捻篇）。曾 氏最善守拙，亦出倔强个性的硬字功夫使然。 曾国藩同治九年（1870年6月）查办天津教案，因其 “偏袒外国”而受全国舆论谴责，其中的原因不可不谓之十分 复杂，难以述说；是非曲直，也不可一言蔽之。曾国藩一生的 转折点就是“天津教案”。他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一时被誉 为“时代功臣”、“盖世英雄”。而“天津教案”却使其名声一 落千丈，转眼间成了**贼，举国欲杀。 也许是“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的缘故。“天津 教案”总归使曾国藩遭到深重的打击，同治十一年（1872年3 月20日），他死于两江总督任上，年六十一岁。然而他在办理 “教案”过程中为国的苦心，却至终而被人所忽略。其情其理， 与李鸿章的历史角色多有相似之处。 当然，我们不能粉饰曾国藩对外 政策的高明，但我们必须看到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有其历 史局限性的，他不可能那样彻底地 去抵抗外辱，不过，我们也看到他所 做出的诸多努力，他所以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终就不是由他的后人完成了吗？ 成功语录：吾向来为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循人言，必确见利守所在，而后舍己从之。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