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治心之术，广大为之 胸怀在志者，所关心者大，所是意者繁，因此往往人身疲惫。只有心胸宽广，把生死置于脑后，名利置于脑后，这样才会置心物外，身心舒畅。 俗话说：“心病须心药医”。曾国藩 对自己的心病也有办法根治，他所开的 药方证明了他还是一个“好郎中”。 曾国藩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 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应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 “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 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 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 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 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 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 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 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守约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 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 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汉初功臣惟樊哙气质较粗，不能 与诸贤并论，淮阴侯所羞与为伍者也。然吾观其人，有不可 及者二：沛公（刘邦）初入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 重宝、妇女千数，意欲留居之，哙辄谏止，谓“此奢丽之 物，乃秦之所以亡，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一也。高祖 即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 “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 事者，乃不愧有大人格者之所为。 曾国藩正是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 己的心态平衡的。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 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 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是越能有所长进，就会 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的治心不是单纯的对心理欲求的限制，既包括心 理活动，也包括行为规范，从范围上说，是治心、治身、治 口浑然一体，既有表面的现象，也有发自内心的本源，他用 阴阳来比喻。忿，就是愤激、愤怒、情绪化。曾国藩称他为 “阳恶”，也即表现在语言行为上出口不逊，情绪难以控制。 曾国藩非常赞同清人石成金在《谨身要法》中对忿激危害性 的概括。石成金说： 七情所偏，惟怒尤甚。怒如救焚，制这在忍。非徒 害人忤物，抑且愤事伤生。凡居官者，逞怒于刑，则酷 而冤；发怒于事，则舛而乱；迁怒于人，而怨而叛。须 要涵养其气质，广大其心胸。非理之触，心思明哲所 容：无故之加，必虑祸机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 如此风恬浪静，非惟无患，且可养生。 曾国藩初入仕途，对宦海波折体会不深，而又自视过 高，因而对这对那都看不惯，常有牢骚忿激之情绪。他的早 期日记称为《过隙影》，这方面自我检讨的文字很多： 我会客时有一句话说得很欠检点！由于忿恨在心里 扎根太深，所以有时一触即发了！饭后谈到了过去的小 事情，我大发脾气，气愤的话脱口而出，有忘记了身份 和亲情的情状。虽然经过了朋友的说服规劝，我还是肆 意谩骂，那时绝没有什么禁忌害怕的。树堂昨天说： “心里的劣根没有除净，时间长了必定会爆发一次，而 且一爆发就会不可收拾了。”我自己积下了这次火气， 仅仅自我反省了几次，其它的就只知道埋怨别人。本年 立志重新做人，可是才过两天，就与我立下的志向决裂 到这种程度！即使痛哭流涕，追悔不已，难道还有什么 用吗？我真是像人们所说的与禽兽有什么两样呢！ 率军打仗之初，这种愤激之情仍不时溢于言表。他强调 忿激行为是一个人涵养不够、气量不足的原因，同时也与担 当大事、督己责人有很大关系。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 说： 大概担当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状态，积蓄郁结的 多，也就倔强之至，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一些愤激行动。 以后我兄弟有动气的时候，彼此要互相劝说告诫，保存 倔强，去除掉愤怒激动，这就行了。 曾国藩还用林则徐“制怒”的典故来自我教育。林则徐 性格急切，遇有不平事常迁怒于人，为此常常适得其反。任 江苏巡抚后，林则徐痛切意识到这一弱点，也深刻体悟到担 当封疆大吏，如果不能自我克制，则贻误更大。因此，进驻 巡抚衙门的第一天，就亲书“制怒”二字悬挂在听事堂，一 是自我监督，二是让僚属监督他。“久之，人亦服有雅量”， 终成一代名臣。 忿激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暴躁，忿激表面上是言语伤人， 情绪窒人，但暴躁就不仅伤人，还伤害自己的身体。曾国藩 说，暴躁最易伤脾、伤肝，对身体最有妨碍。所以他把 “暴”称为治身的“阳刚之恶”。 曾国藩进而认为，一个人常以和气悦己，是吉祥福份的 征兆，而如果常有乖戾之气，就会招致祸端。他曾多次为自 己在家守丧期间的愤怒脾气而检讨，说因此才有曾国华之 死。曾国藩平生自负甚高，正当国家多事之秋，他想大干一 番时，清廷令他在家为父守丧。这使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 味。本来，父亲刚逝去，曾国藩应守孝道安心服丧，但在家 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 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 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 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其间的所作所为。如，在 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 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 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 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 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 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 。 至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 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 足少抒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守制期间，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 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 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 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 的做法，未免有失偏颇。 治口就是慎言语，即不议人短长，曾国藩遵循的尤其是 不背后议论人。中国有“祸从口出”这句话，曾国藩加以发 挥，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天下的事变化很多，变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 难知，天道更难测，别处的事情不要毫无忌惮的大加议 论。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的听闻本来不 多，多疑则全不阙，言则更不慎。捕风捉影，扣盘扪 烛，就要硬断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这样容易了 断吗？ 由于“口祸”招致他人忌恨，曾国藩在守丧期间进行了 深刻的检讨。事实上，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 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 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 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 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 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 悔字决。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 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 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 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 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 通也。”在一年以后，再次出山，曾国藩则变得善于应酬， 左右逢源，他自己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 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 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 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 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 喻的中心，对于这种情况，有人说道：“国藩从官有年，饱 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 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 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有痛不痒、 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 蹈愆尤，丛讥取戾。”但是曾国藩经过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 年的实践，非常真切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 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 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 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 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精明及旷达了。 有些人对于自己的“心病”常采取 漠然视之或者逃避不敢正视甚至恐慌不已，以至于真的得了病。其实 治疗心病最好的方法也只有自己知道， 有些人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又 何谈去根治它呢？所以大家最好去学学 曾国藩试着给自己开点“药”，一剂不成我们再来一剂，我想一定会 好起来的。 成功语录：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 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六、不恋钱财，廉洁自持 永世不堕；为官俭，则以俭养廉，居高不败。乱世之中，持身俭，则自立自尊，不求他人；治家俭，则家业兴隆，节俭更能藏富惜福，保身避祸。 在过去科举时代，一般士子的欲望，便是读书做官，升官发 财，将读书做官发财，并成一件事，殊少例外。可是曾国藩自入 翰苑以后，即立誓不发财，曾说： 自三十几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 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 明鉴临，予不食言。 又说： 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国藩置一载田，以赡救孟学公以 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二十四都贫民。不料世道日 苦，予之处境未裕，无论为京官者目前不暇，即使外放，或 为学政，或为督抚，而如今年三江两湖之大水灾，几于鸿嗷 半天下，为大官者，更何忍廉俸之外，多取分文乎？是义田 之愿，恐终不能偿，然予之定计，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 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赢余，吾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 皆留为义田之用。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一生不怕死，都是事实，岳飞说：“文官 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作战，既 不爱钱，又不怕死，湘军得此***，故能树立规模，取得胜利。 曾国藩的时代，还是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制度最稳固的时代， 所以他对于勤俭治家一事，是很关心的。 曾国藩的治家方法，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勤，”另一个是 “俭”。 他曾说： 子姓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 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 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淫 佚矣。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慢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 中惟澄弟较勤，吾近日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 之中，勤则兴，懒则败。 他对于妇女的勤劳，也很关心的。他说：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做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 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 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 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 但他对于一个人的勤，并不主张立时做到，主张慢慢造成习 惯。所以他说： 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贵子 女，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 之太骤，则难期有恒。 对 于勤劳，他又举出若干例子。他说：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惰。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 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 接祖父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而有一种生气，登其庭而 有一种旺气。 在“俭”字上，曾国藩更是有过人之处。 曾国藩生长于一个勤俭孝友的家庭。及自己结婚生有子女，虽 任侍郎，任总督，任大学士，一直到死，他的家庭生活，仍然和 过去一样，不稍改变，这是任何人都不易办到的。 曾国藩的日常生活： 先说食。曾国藩的日常饮食，以一荤为主，非客至，不增一 荤，时人称之为“一品宰相”。 次说衣。他做了总督，他的鞋袜，规定由太太及媳妇女儿制 定。晚上，老太太、媳妇、女儿，规定要绩麻纺纱。 曾国藩嫁女，规定压箱银二百两。一日三女出嫁，曾国荃不 信仅只有二百两，开箱视之，果然，叹为太少，乃赠给四百两。 次说住。哥哥做总督，弟弟做巡抚，人客子孙增多，旧屋不 敷应用。九弟乃新建一屋，费去三千银两，曾国藩闻之不乐，驰 书责九弟曰：“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以是 终其身未履新屋一步，卒于两江总督任所。 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特驰书与其子嘱其转诫新妇，要学 习纺织酒食二事，要亲下厨房，讲求做酒食小菜。他在南京总督 府任内，其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还要绩麻纺纱，很少间断，此以 视达官贵人豪富之家，妻女的生活，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相传曾国藩三十初度时，曾制添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 惟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故藏之三十年，衣犹如新。 凡此，可以概见曾国藩持身治家之俭，实可以风末俗而颓风 了。 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三月。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六 月任四川正考官，十一月回京复命。曾国藩居在京都四年，景况 很苦，生活俭朴，但对于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必尽力资助，从 四川回来，得到俸银千元寄家，并且拿出一部份钱来救济贫困的 亲友，他在家信中说：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 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 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 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茨助，则他日不知何如？ 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 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 保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 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 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所钦佩，他说： 现在衙门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于男，皆甚佩服。上 下水**融，同僚亦极协和。男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 办此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 以这种不苟不懈的精神，廉洁自矢的为政，无怪博得当时京 都的盛名了。 孟子的理想社会，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曾国藩的理想家 庭，是八宝之家，生机活泼。自从曾国藩的八宝主意一出，湖南 人民，多有仿效实行，蔚成风气。 曾国藩所持俭有恒，终身不渝。他常常不厌过烦的说： 闻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 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 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 践言，可羞孰甚？李翥汉言；“照李希帅之样，打银壶一把， 为燉人参燕窝之用，费银八两有奇，深为愧悔”。今小民皆食 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 虚名，渐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 照料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 家居乡之要诀也！ 他教训他的儿子曾纪泽，也不外勤俭二字。他说：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 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 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 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我不敢也。凡仕宦之 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尔年尚幼，一切不可贪爱奢 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 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曾国藩又怕家里人对于他的勤俭二字记不清楚；所以他把这 几件事编成一歌。他说： 余与沅弟谓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 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又四字，则曰： “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 先祭祀，敬奉显考；宝者，星岗公尝日：“人待人，无价之宝 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 “书蔬鱼猪、早扫考实”也。 他自已是贫苦出身，他的诸弟也都是吃挝劳苦的。只有他的 子侄从小生在仕宦之家，不晓得物力艰难，这是他最担心的。他 说： 余在京十四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 赠人，虽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艰难。亦可概见，余家后辈 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 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吾函 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犹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诰 诚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 小，故一切茫然，不似两第做过小，吃过苦也。 曾国藩能自始至终不恋钱财，这在 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不亚于是自己立了一座 “贞节牌坊”，是值得我们后人 钦佩的，当然我们这样 说也并不是要宣扬“金钱万恶论”，所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有本事 把自己的那一份做大，这是你 的本事，但是属于人家的那一份，我们奉劝你：“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成功语录：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无以戒奢侈为要义。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