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总想玩掩耳盗铃的小技巧， 误以为一、两个小花招，就能骗过许多 人。殊不知，治人不能靠小技巧、小花 招，而要手、心、脑并用。这就是说， 治人有三法：用手治，可以治人身；用 心治，可以治人魂；用脑治，可以治人 力。当然，曾国藩最成功之处表现在治心术上治对手于心，他人之心，甚至自己之心。 一、谦矩报国，侧身修行 俗语说临慢不苟，无欲则刚。无论官我高，功多大，沾上贪污就前功尽弃了，官做得好不好，只要看他有钱没钱就能知道。曾国藩视“廉”字为人生根本，一生为事，坚守“不要钱，不怕死”原则驰骋官场。 曾国藩治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求一个“矩”字，即 法度。曾国藩做事讲究“廉矩”二字，即不贪财富，不犯法 度。这是他明智的选择！封建社会里，读书做官、升官发财是 绝大多数读书人所祈盼的。可曾国藩三十余岁，却官至二品， 不可谓不显，他却发誓做官不为发财：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 金遗子孙为可羞可十艮。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 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侍奉高堂，每年仅寄些许，以 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 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 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 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将来若做外官，禄入较丰， 自誓除廉俸之外，不用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 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 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 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 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以周 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曾国藩一生最大的长处，还在于立志去做的事，就一定能 努力做到。既然发誓不发财，就恪守之。他一生以勤俭守，不 仅教育诸弟、子女，且身体力行。曾国藩虽官至总督，每日吃 饭十分简单。以一荤为主，有客时略有增加。赵烈文在日记中 曾记载了他与曾国藩关于食谱的一段对话： 材官持一纸示师（曾国藩），师颌之。顾余曰：“此何物？ 足下猜之。”余说不敏。师日：“此吾之食单也。每餐二肴，一 大碗，一小碗，三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佘 称佩佑德，因日：“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鸡鹜，亦食火 腿否？”师日：“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 馈送矣。即绍兴酒方每斤零沽。”余曰：“大清二百年，不可无 此总督衙门。”师日：“君他日撰吾墓铭，皆作料也。”相笑而 罢。 曾国藩穿的衣服十分简朴，布袍鞋袜，多系夫人、媳妇所 做。他认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 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二十岁时，曾国藩曾制一件缎马褂，只是在春节及喜庆日 时穿上，珍藏三十年，不曾另行制备。 曾国藩嫁长女时，陪嫁的费用不超过二百两白银，遂成定 制，直至嫁四女时，仍没有增加毫厘。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不爱财、不怕死，正应了岳飞所说 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可惜清朝二百 余年的历史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官员仅是凤毛麟角。如果说， 曾国藩在小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是能够 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 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直到晚年，曾国藩克己求过，严以自律仍不稍宽。他曾 说： 念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 余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 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 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 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 内银钱所财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 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 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悖，愧悻无已！ 这种勤求廉矩的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在他的日记中也充满了“律己”文字，此外，他还请求朋 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 然自得者，与之相处，度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 者，亦可助益于我。” 许多居大位的人，就是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 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自己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 求廉矩”、“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还有一件持之有恒、终身不渝的自律事情，便是起 早。他常说： 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外吾近有二事法祖父： 一日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其实起早不仅有益于身体，于做事也大有裨益。湘军之所 以有战斗力，便是能吃苦，而湘军起床早，吃饭早，也是比人 家强的地方。 凡是律己廉矩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 曾国藩这样律己严刻，并不是仅仅表现在口头上，他是说 到做到。我们看他立志写日记，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中间没 有间断，便可见他做事是如何有恒了！ 即使带兵打仗，也时时注意自律。他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 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则江河 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 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 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 安。 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唯一途径，是严 于律己。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能指挥将士，激励士 气。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完全是 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 非但如此，曾国藩直到年已衰老，位居总督之职时，对于 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中说： 余日渐衰老，而学无一成。应做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 之。*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 悔丛集。自顾竞无剪除改徙之时，尤愧曷已。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今未料理。悠悠忽 忽，*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 可见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天不在监督自己、教训自己。 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方面和事业方面，一天天的进 步。 曾国藩一生讲求廉矩，在僚属与兄弟问，无时不以“做一 个廉矩好官”相告相勉。明朝大将戚继光说：“居官不难，听 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 于“明察”。 曾国荃曾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 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 古代君主有诤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诤谏的贤弟。我近来 做官太高，虚名太大，我常常为听不到规劝讽谏而深深忧虑。 如果九弟果真能随便什么事情规劝谏阻，再加上一二位严厉可 怕的朋友，时时以正言相劝相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 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啊！凡身居高位 的人，谁不败在自以为是上！谁不败在厌恶听到正直的进言 上！ 做官的人，尤其是做大官的人，更有做官做久了的人，一 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虽不一定自己想这样，但往往是 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别人的样式打了一 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白银。曾国 藩听说后深感愧悔，他说： 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 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 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 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 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去。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 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曾国藩涉世深，阅历广，谨慎异常。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有 很多同乡去找他办事，一旦找他，大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 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 “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 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 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问，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 事，否则，不仅会有失乡绅的气度，也会使他蒙受羞侮，同时 会让地方长官难堪，被人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 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成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 人。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他也更加谨慎。他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 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 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 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 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你以后到长 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 这是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 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在一军，这是一种很特殊的 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 我出任地方官，如果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 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 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幅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曾国藩的廉矩之名朝野共仰，声名有加，而一些同僚却畏 之如虎，敬而远之，原因是他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竭力主张查 办： 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声名狼藉。如查有真实劣迹， 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京，因有御史在彼处查访他。但须机 密。 至于贤良之士，曾国藩则力为推荐或挽留，他说： 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属其久留我邑。若 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 对于国家，曾国藩于咸丰元年（1851）三月初九日曾上一 折，言兵饷事。四月二十六日进一疏《敬陈圣德三端》，其言 激直，有人忧其会因此获皇上谴斥。故上疏之故，具见咸丰元 年（1851）五月十四日写给弟弟的信中： 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 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 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 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 性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 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 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 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 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 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折子初上 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 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 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 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 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 亳不挂于意中。 于此，足见曾国藩对于国家的态度。 曾国藩主张政治家应当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亦希望教育 家能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使之廉洁向上的责任。其《劝学 篇》中曾说：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 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 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嬗诸无穷。先觉 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 诚得有志者导乎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 四面出，泉涌而云兴。 他对于任官、择人，尤其注重操守。他说： 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更兼以他长， 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 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 少大言，以此四者以衡人，则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 他的“劝诫州县四条”，有两条是倡廉的：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 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 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 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 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 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一日崇俭朴以养廉。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 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 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 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 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 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自占仕途多变动，所以曾国藩以为身在官场的纷繁中，要 有时刻讲求廉矩，淡化利欲之心的心理。利欲之心人固有之， 甚至“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这当然是正常的，问 题要能进行自控，不要把一切看得太重，到了接近极限的时 候，要能把握得准，跳得出这个圈子，不为利欲之争而舍弃了 一切。 怎么才能使自己的欲望趋淡呢？“仕途虽纷华，要常思泉 下的光景，则利欲之心自淡”。他常以世事世物自喻自说来贯 通得失，比如，看到天际的彩云绚丽万状，可是一旦阳光淡 去、满天的绯红嫣紫，瞬时成了几抹淡云，古人就会得出结 论，道“常疑好事皆虚事”。看到深山中参天的古木不遭斧砍， 葱郁蓬勃，究其原因是它们不为世人所知所赏，自是悠闲岁 月，福泽年长，“方信人是福人”。中国古代自汉魏以降，高官 名宦，无不以通禅味解禅心为风雅，是为了在失势时自我平 衡，自我解脱。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知足常乐”。佛教的理想是“少欲知 足”。孟子有一句话叫“养心莫善于寡欲”，是说希望心能够 正，欲望越少越好。他还说：“其为人也寡欲，虽不存焉者寡 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欲少则仁心存，欲多 则仁心亡，说明了欲与仁之间的关系。 人生在世，除了生存的欲望以外，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欲 望，自我实现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太 强烈，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人应 该尽力克制自己过高的欲望，培养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生活 态度。 在曾国藩的用人方略中，他是按照“做”、“省”、“学”、 “禁”四字来实行的，因此极有亲法条理。 先让我们看曾国藩的一段真言：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 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 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殍，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 属至乐，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 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 回矣。 曾国藩一世廉矩，勤政爱民，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 命，减免税赋。廉矩使他挺起两根硬骨头。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六 月任四川正考官，十一月回京复命。曾国藩在京都四年，景况 很苦，生活俭朴，但对于因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必尽力资 助。从四川回来，将得到的俸银千元寄回家中，并且拿出一部 分来救济贫困的亲友，他在家信中说：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曾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 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 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 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 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祖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 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 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 后必悔之。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 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折服。 他壮年时曾立志，要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 要做一个天地间之完人。所以他说：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 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 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败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所标榜的“廉矩报国，侧身修行”，也是注重以身化人， 可见他只以从军、从政作为转移风气的过程。何尝要为一姓一 家效愚忠呢？何以谓之转移风气？就是改造社会的意思。他常 引顾亭林《日知录》上“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 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来勖勉官员。保即为保天 下，就是不要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禽兽食人，人将相食”。换 句话说，就是不要使人欲横流，**高张，道德沦丧，礼法荡 然，社会没有办法来维系，这才是人世间最危险的事情，好像 是“人吃人”了。 所以他把功名富贵满不当一回事，常常教训儿子说： 予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富贵功名，皆有 命定；学为圣贤，全由自己做主。 他认为事业的成功是不可捉摸的，属之天命；学问道德是 可以困勉而得的，使人们皆循正道而行，国运自然就好了。做 官也应该以此为目的。所以他说： 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 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 则，即取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 之于偏裨，此一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日“做之君，做之师”； 又日“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这不就是经世学的道理吗？所谓做君做师，即****和 事业领袖合一，以事业表现精神，以精神贯注事业。曾国藩一 生侧重此义，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能把“汗马勋名，问牛相 业，都看作秕糠尘垢”了。 他说廉矩的道理，不外“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三 端。风气如何能正呢？必须先培养人才，使之各得其用，让他 们发生一种领导作用，这就是所谓致贤了。同时把人民的生活 改善，使之安居乐业，“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 辱”，这就是所谓养民了。总之是教养廉矩，让治者与被治者， 或士大夫阶级与农工商阶级，都能发展他们的技能，配合一 致，殊途同归，然后风气可转，社会自然就欣欣向荣了。 曾国藩出生在一普通的农户人家，他与湘乡农村有着广泛 的联系，他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他的部队实际上是 一支农民部队，他正是依靠这支部队打败了捻军和太平天** 队的。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了民，做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 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 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 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 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个 缘故。在与官员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 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在官场上不 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尽管曾国藩与官员和绅士之间常常发生矛盾，这给他的仕 途增加了不少麻烦，但由于他能真心实意爱护军民，所以还是 能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曾国藩的这种爱民思想应该说得益于 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尚书》、《礼记》、《论语》和《国语》中，民本思想已 经很重，到了孟子，民本思想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贵的思想可以说是 历朝历代明君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还说：“乐民之乐者，民 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想民之所想，急民之 所急，这是获得民心的法宝。得天下就要得民心，得民心就要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曾国藩称孟子为“真豪杰”，表示愿意终身以孟子为师， 他的爱民思想、民本思想大概可以从孟子那里找到根据。 有什么样的君主，便有什么样的臣民。君主廉矩，臣民便 廉矩；君主仁义，臣民便仁义；君主好巧，臣民便好巧；君主 愚昧，臣民便愚昧。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齐国上上下下 都喜欢紫色衣服，结果导致齐国紫色衣料价格猛涨。世风如 此。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 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 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所以，曾国藩特别注意对属下官吏的使用，要求官吏廉 矩，一是习惯劳苦以尽职尽责，一是崇尚俭约以培养廉洁，一 是勤学好问以拓展才能，一是戒骄以纠正风俗。所以委任一个 官员，一要看他是否“做”得，二要看他是否“省”得，三要 看他是否“学”得，四要看他是否“禁”得。他着重考察的是 人的品质、习惯、才学和意志。 曾国藩在使用绅士时有一个秘诀，就是给他们一点名利， 但不说破，用这种办法可以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 “官阶日益进，心忧日益深。”清代学者纪昀的这句话曾国 藩大概体会得尤其独特，在别人或许会觉得虚伪，在曾国藩却 字字是泪！ 曾国藩说他“无处不忧心，无日不惧祸”，“所过之处，千 里萧条，民不聊生”，他一定体会到了曹操写作“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时的心境，不然，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处在乱 世，身居高位，掌握着广大军民的生杀大权，几乎是人生的一 大不幸。 一般人羡慕总督、巡抚的荣耀，不外乎宫室、衣服、富裕 和尊贵，而曾国藩所住只有军营的茅屋三间，瓦屋一间，所穿 的衣服比起当年在京城时还要节俭得多。不是他不能住得好一 点，穿得好一点，而实在是他不敢、不愿、不忍啊！他说： 从冬至夏，常有十几万敌军环绕在祁门的前后左右，几乎 没有一天不打仗，几乎没有一路不梗阻。白天没有美食，夜晚 常做恶梦。军饷拖欠达五、六个月之久，士兵的生活异常艰 苦，我实在不忍心一个人过富裕的日子。所以近年来我不敢往 家里多寄银钱，也不敢给宗族乡党一些润泽，这并不是虚伪矫 情，一则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士兵穷窘异常，二则是想到从高祖 父、曾祖父以来，我家世代寒素，我虽然享受了祖上的荫德， 但我不想享受过多，以便为自己存惜福之心，为家族留不尽之 泽。 这就是曾国藩的真实想法。 曾国藩觉得自己才识浅薄，却久居高位，为了避免大灾大 难，所以他才兢兢栗栗，不图安逸，不图丰豫，崇尚勤俭，讲 求廉矩。他以为只有这样才是载福之道。这是人人都可以做， 但不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事。 成功语录：用手治，可以治人身；用心治， 可以治人魂；用脑治，可以治人力。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