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澄清吏治，敢于峻法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行者正，坐得直，这是为人最基本的。假若连这都做不到，拿什么去谈理想，报负？因此，成大事，皆从小事做起，首要分清是非黑白。 曾国藩虽然无力从整体上整治国家的吏治，但他在他职权 范围内，对于吏治腐败采取了重拳打击，我们看一篇奏折： “直隶风气的败坏，竟是各省所未听说过的。我到任 以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 头等大事。严明法纪，违者严惩。我自认自己不是铁腕人 物，就在近期的江南之治也是很宽容的，但是如今在直隶 却严厉起来。那些贪官污吏有的致信来保全自己，有的坦 白所为希望得到宽恕，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我随时亲自 察问，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之吏治得到整肃的成效。 假使一年半载风气能够稍稍好转，也就不难达到民安世平 的目的。我初任直隶，就认为这里如果不采取刚猛措施就 不能惩除贪官，这也是应该预先说明的。” 为了峻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死罪，犯颜上陈，这是 众所周知的事。上面那道有关惩治贪官的折子，是在同治 八年（公元1**9年）正月十七日上奏的，而后两个月， 曾国藩又上了这样的一折，参劾直隶劣等官吏： “一个多月来，我所见的官员有很多，从他们那里所 听到的还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从此风气能有所好转。现在 我把所察罪极的十一人列单呈上，恭请圣上一看。虽说不 十分确实，但是臣确实多方察问，不敢轻信旁人，不敢稍 带个人成见。另外还有十几个未曾察明，等两三个月后， 详细察清再据实上奏圣上。严重的仍罢官斥责，不能犯同 一罪过而惩罚有所不同，案轻的令其改过自新，对他们应 该重在劝诫而不在严惩，藩臬两司所开贤官与我调查相符 的，我也分作两次让圣上一看。” 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到朝野抨击，一时有 “曾剃头”、“曾屠户”之绰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 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怯，他相信只有“挺”下 去，坚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他在给弟弟的家 信中也直书自己的看法： “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 心，不贤能的人无所畏惧。如果犯了这个过失，那么百病 丛生，不可救药。韫师近日来圣上对他也有些冷淡了，如 果更是事事多迁就，那么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对待属 下改变不明事理的做法。马上派人到三省秘密查寻，也只 是革去那些特别差的人。” 曾国藩“挺”性十足，实施他的“峻法”。是为了大 清的江山，国家的稳固，然而，他的这些做法还是属于人 治的思想范畴，而中国的“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 道，修道以仁”，“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论述有着几千 年的传统。就人为政治的主体而言，政治不就是“管理众 人的事”吗？但如何培植了解政治原理的人，使他们能够 运用实行呢？这可以说是政治的第一要义，所以中国古圣 把政与教合为一体，不能说没有道理。曾国藩对于此点虽 未曾加以说明，但要知这是一种建议的奏折，他所谓“转 移之道”，“培养之方”，就带有着政治教育的意味。 曾国藩认为，政治领袖要以身作则，转移天下的风 化；要负责的长官奖惩兼施，培养天下的人才；而以“考 察之法”贯彻之，使人人都有表现的机会，君不失臣，臣 不失君，自然就可以纠正当时“退缩”、“琐屑”、“敷衍” “颟顸”毛病一归于公诚了。由引可见曾国藩对于吏治腐败这一真实 现象，没有采取“回避”或“视而不见”以“明哲保身”，而是勇于面对并大力 整改，取得了一定的时效，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成功语录：史治最忌讳的，是不分清红皂白。 四、治军治吏，有法必依 光绪年间 刑部尚书薛允升说：“有法治而无治人，法亦系虚设 耳”，“有法治尤贵有治人”。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 认为，执法人才之重要，不仅在立法，更在执法。曾国藩 也说：“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 曾国藩对于治军治吏也有其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从以下可以看出。 曾国藩重视执法人才的品格、才识，要求执法者既 公又明，为民便民，否则立法再好，也会“全失本 意”。他强调“任法不如任人”，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 结，又对后来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和影响。 曾国藩更早地主张认真执法，重视执法人才，而执 法人才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吏。官吏有维护政 权、保证实行国家所定法律的责任。但因他们有权， 也可破坏法律的执行，借用法律谋私利，毁法坏法。 军队是国家机器，有维护和保证法律实行的作用。但 军官兵士手中有权有武器，他们可以用权用武器破坏 法律的执行，甚至违法乱纪。因此，曾国藩强调以法整 顿约束官吏和军队，以保证法律的真正实行。 曾国藩以法治吏之论，首先明确为官任职是为民， 并将管理钱粮、狱讼视作为民的主要标尺。曾国藩采取 培养、甄别、选举、考察等方法选拔官吏。对于官吏 的要求是平等待人，不贪污不受贿，用人唯公唯贤， 不唯私唯亲。对于谋私、受贿、害民之吏，惩治严厉， 立即斩首，“就地正法”。中国历史上，自《汉律》、 《唐律》及以后历代法律，对贪污受贿、谋私害民的官 吏均有惩治规定。如《唐律》将“枉法”、“不枉法”、 “受所监临财物”列为“六赃”之三。正如薛允升所 说：“《唐律》之受赃，俱指官吏而言，枉法为重，不 枉法次之，所受监又次之，故载在职制律。”“职制律” 即是专门考察、检察官吏行为的法律，受贿、坐赃为 其重要内容，要求官吏廉洁，严惩贪污腐化。曾国藩 关于选举、考察、培养官吏及以法处理谋私、受贿的 患想和主张，继承了汉、唐以来任人唯贤和严惩贪官 的优良传统，对于晚清政治特别是地**权产生了不 可低估的影响，对后世也具有积极意义。 曾国藩选用执法人才的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重视执法人员的品格才能。 有公允的执法者是实现“赏 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 而天下惩”的良好的执法局面的前提。曾国藩认为， 如果执法者“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 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 期便民”。曾国藩重视在执法中强调人的作用，认为法执 行得如何，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运 用法。他强调指出：“任法不如任人。”即只有“公 明”、“便民”的执法者，才能认真执法，公平断案， 使生不恨、死不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第二，不得任意赦免和赎罚。 曾国藩以历史和现实的事例，论证说明了有法必 行、不能任意赦免的道理。他举例说：“诸葛亮治蜀， 有人言其惜赦。亮就回答：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西汉匡衡、东汉吴汉都不愿为赦。先帝刘备也言，他 与陈元方、郑康成为友，每遇见，经常谈起如何治天 下，但从来没有说起赦免之事。而若刘景升、季玉父 子，每年下赦令，实无作用。所以当时的蜀人称亮 为贤相。曾国藩自己对赦免也很有感触。他曾经这样 说：“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 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 数，又故轻贯之。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 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 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观点鲜明，意见明 确，力主不能随意赦免，否则既治不好民，又治不好 军，也治不好家。 对与赦免相关的赎罚，曾国藩也主张严禁。他指 出：关于词讼罚捐，过去愚民犯禁，有司念其无知， 而思曲全。又地方刚好要用工，便定罚银若干，就赦 而不议。此与律意相背。因此，他明确要求各地方官 吏，“专札通饬各属，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 第三，反对冤狱累讼，严禁私自关押。 曾国藩十分痛恨冤狱累讼。他说，冤狱太多，民气 难申，在其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等案件，奏结 数十案，咨结数百案，但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和密山 防御阿详二案，是“原告得实，水落石出”。其他各 案，大抵是原告反得虚诬之罪，而被告脱然无事，逍 遥法外。冤狱的严重和普遍，必然导致反复拖拉，牵 连无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能避免。正如曾国 藩所说：“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 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 令人闻之发指者。”为了防止冤狱累讼的发生，曾国藩 严禁私自关押。他曾出榜晓示官吏和百姓，凡关押人 犯、证人，本州县必须及时立牌晓示，包括姓名、日 期、理由，使众人周知。如有私押者，“准该家属人等 喊禀，以凭严究”。这是杜绝执法者以权谋私和乘机违 法乱纪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第四，要州县长官躬亲狱讼，规定清讼期限。 对于符合条件的关押人犯，曾国藩认为必须依法从 速处理。他在《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中明确规定，全 省大小衙门传达司法公文从速处理不准拖拉，保定发 审局应加以整顿；州县长官要亲自处理狱讼六事；禁 止文书差役敲诈勒索；四种四注册按月呈报、悬榜， 讼案久悬不结者，核明注销；严办诬告讼棍；奖励公 明便民的执法者；改变陈旧保守的风俗习惯等。由此 可见，曾国藩关于清讼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机构的整顿 改革、管理的手续和制度、执法人员的奖励、以及影 响决狱断案的风俗习惯的改变等。 在清讼事宜中，曾国藩把“州县须躬亲六事”置于 最重要的地位。如州县长官必须亲自收状、拟定和审 定有关文告，承审期限亲自计算，能断案件，立于断 结，对命盗案件“以初供为重”，“常往看视”关押之 犯等。这无论对案件的慎重处理，或是对犯人的关心爱 护，还是在总结执法的经验教训方面，可说是曾国藩 的创见。 对于“怠惰偷安”、不躬亲狱讼的州县长官，曾国 藩指示“记过示惩”或“严惩不贷”。他要求地方长官 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出现“政明刑清”，不可贪图享 受，而要真心实意，且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曾国藩治 国才谋水平之高，在法制思想方面也颇有震主之象。 清讼，还必须从速结案，以减轻民众负担和对地方 的骚乱。曾国藩在《直隶清讼期限功过章程》中对各 类案件的处理规定了适当的期限：寻常命案，定例自 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三个月，审拟招解；斩绞立决命 案，州县审两个月，审拟招解；大小盗案，定例自获 犯之日起，州县限两个月，审拟招解；军流以下、徒 罪以上杂案，定例限两个月，审拟详解；州县自理词 讼，定例限二十日完结。这一清讼期限，对重大命案， 州县在处理中所费时间比寻常案短些，以体现对危害 严重的重大命案的重视和快速，反映地**府和司法 机关的效能和威力。 由于规定州县长官躬亲狱讼，对于执法人员的严选 慎用，也就是对各级官吏的严选慎用，这其中也包含 了曾国藩的以法治吏的思想。选吏是一方面，如何用 吏、用好吏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 曾国藩以“转移”、“培养”、“考察”等法治吏。 他指出：“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 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转移之道”，并非是指人才的转移和调动，而是 指对于无才之吏，应勉励其好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 习”；对于有才之吏，须鼓励其进一步勤学好问，“以 化其刚愎刻薄之偏”。 “培养之方”，曾国藩采用了“教诲”、“甄别”、“保 举”、“超摇”四种方法。“教诲”就是教育诱导；“甄 别”，即根据贤能程度加以鉴别分级；“保举”，即对于 德才兼备又有经验者，加以推荐；“超摇”，即对德才 特别优异者，可越级提拔任用。 关于“考察之法”，曾国藩认为一定要全面和确 凿。除了考九卿贤否凭召见应对，考科道贤否凭三年 京察，考司道贤否凭督抚考语外，还可以“借奏折为 考核人才之具”，如“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则“更 为核实”。 无论是转移之道，还是培养之方，或者是考察之 法，都反映了曾国藩整顿、选拔官吏的法制思想。如 转移之道中，对无才者要“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有 才者要“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不良 习惯和缺陷要加以限制、约束和惩罚。培养之方中的 “教诲”，既含批评惩罚，又含教育引导。“甄别”，实 际上就是分别贤不肖、功过，并据此予以奖惩、保举 或超摇，可说是一种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 考察之法，反映了曾国藩广开言路，从多种渠道去培 育、考察官吏的主张。但也注意核实，以防借机攻击 或吹捧。因此，不能由皇帝和主管官任意决断，还要 有关大臣、官吏的评议。应该说这是当时较为全面公 允的官吏选举、考察制度。 考察、评定官吏的标准是能否为民，而为民则主要 表现在能否办好词讼和钱粮。曾国藩指出，钱粮不可能 不多收，但不能过于勒索；词讼不可能完全听断公允、 曲直悉当，但不可过分拖拉牵连。他断言：“居官而不 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而“勤”与“廉” 是办好钱粮词讼和爱民的必要条件。曾国藩认为，“欲讲 廉字，须从俭字上下功夫”，“欲讲勤字，须从清理词 讼上下功夫”。他任职两江、直隶总督期间，严格要求 办事人员，并制定条规，规定巡捕、门印、签押不许 凌辱州县；不许收受银礼；不许荐引私人。本部堂若 犯其一，准备随员指摘谏争，立即更改。由此可见， 曾国藩廉洁奉公，不受贿谋私、不任人唯亲、不结党营 私作为做官的准则。对于谋私、害民之吏，曾国藩予以 坚决检举，严惩不贷。如江西巡抚陈启迈“荐引私 人”，曾国藩立即予以“奏参”，并要求皇帝加以惩罚； 又如江西补用副将胡开泰，平时横行不法，又无故殴 妻毙命，曾国藩要求立即严惩，“按照军令，就地正法”。 以上反映了他以法治吏的严肃态度。 曾国藩对于官吏有培养、教育，有监督、考察，有 甄别、推荐，有奏参、惩办，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完善 的官吏选举制度。 治军是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谈到治国，不可以不 谈治军。这里从曾国藩以法治军的角度再作述评。曾 国藩重视孔孟“仁、礼”对治军的重要作用。他认为， 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的“仁”，就是“欲 立立人，欲达达人”；他的“礼”，是无众寡、无大小、 无敢慢，“泰而不骄”。他得出结论：如能坚持 “仁”、“礼”二字治军，“虽蛮籍之邦行矣，何兵勇之 不可治哉”。在这里，“仁”表现为爱兵，但并非一味 溺爱，其目的是为了“立人”、“达人”；而“礼”是一 种限制、约束和规矩、准则，是对兵的一种严格要求。 在用“仁”、“礼”教育约束兵士的同时，曾国藩 又强调，治军之要，尤在论功罪，赏罚严明，以法严 格约束。他说：“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 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 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 手段，此其时矣。”这里说的“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 段”，实际上就是以仁礼加以教育诱导的同时，也当施 以既猛又严的法制。 以法进行赏罚，根据律令行军打仗，是曾国藩以法治 军的重要内容。为了加强国家的军纪，他对所辖的部 队，规定了种种禁令。如：“禁止洋烟”，规定营中有 吸食洋烟（注：指鸦片）者，尽行革责；营外有烟馆 卖烟者，尽行驱除。“禁止赌博”，凡有打牌押宝等事， 一概禁革。“禁止**”规定和奸者，责革；**者， 斩决。“禁止谣言”，规定造谣谤上、离散军心者，严 究；混乱是非、讲长说短，使同伴不睦者，严究；妖 言邪说、摇撼人心者，斩。“禁止结盟拜会”规定凡 是“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 传***者，斩。” 以上禁令，是曾国藩为严肃军纪，加强军纪所采取的 重要措施，展示了他以法治军的思想。 对于冒功认赏、战场上临阵脱逃者，曾国藩明确规 定，必须严厉惩罚。如战争中诈功冒赏者，责四十棍， 革职除名；临阵退缩者，斩首；并杀假冒功者枭首示 众。而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则有赏，可奖银、记功、 补官。奖惩分明是曾国藩以法治军的重要内容。 与以法治吏一样，曾国藩把爱民作为以法治国的第 一要义。 他为军队所作的《爱民歌》，以通俗的语言，叙说 了“行军先要爱百姓”的具体规定，并强调“行军以 不扰民为本”。曾国藩把爱民作为军队的头条纪律、治军 的法规，从而使军队具有铁的纪律，严肃法制，以保 证实现“忠信”而“为民”。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 “家兴”、“民安”和“国强。 曾国藩主张严肃军纪，奖惩分明，要求军官士兵要 忠于国家，爱护人民。他说，行军当以严为主，临阵 纪律不严，则无以作勇敢之气；平日营规不严，则 “无以儆骚扰之风”。而骚扰必然是害民，所以爱民更 为重要。为此，他指出，“治军宜勤，操守宜廉，行军 宜爱民，说话直诚信。四者缺一不可，无以官大而忘 之也”，并反复强调，吾辈带兵，“若不从爱民二字上 用功，则造孽大矣！” 以法治军，“恩威并用”，严字当头，以爱民为根 本，是对诸葛亮、曹操、岳飞、戚继光等中国古代军 事家以法治国治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严肃军纪、 提高军队素质，曾国藩对部队的一系列整顿改革措施 和规定，以及为使军士都能遵守纪律而编制的《爱民 歌》等，都是军纪军规的具体体现，是以法治军的一 个重要方面。 曾国藩以法治军的目的十分明确，是“上劝忠勤以 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使军队忠于国家，承担起保 卫国家政权、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这既是 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正确治军的必然途径。 曾国藩治军治吏不但有法可依，而且 还要求有法必依，这与我们现 实社会的法制观念有共通的一面， 也有其长久的存在意义，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成功语录：若不从爱民二字上用功，则造孽大矣！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