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人们面对屈辱一般会采取两种方法，一 种是不要命地反抗，一种是忍耐， 曾国藩用的是后一种，但是他绝对不是消极地忍耐，他以此来 磨炼自己增长才干。 曾国藩经常把自己摆在一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 的心态平衡的。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 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 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是越能有所长进，就会越 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的治心不是单纯的对心理欲求的限制，既包括心 理活动，也包括行为规范，从范围上说，是治心、治身、治 口浑然一体，既有表面的现象，也有发自内心的本源，他用 阴阳来比喻。忿，就是愤激、愤怒、情绪化。曾国藩称它为 “阳恶”，也即表现在语言行为上出口不逊，情绪难以控制。 石成金说： 凡居官者，逞怒于刑，则酷而冤；发怒于事，则舛 而乱；迁怒于人，而怨而叛。须要涵养其气质，广大其 心胸。非理之触，心思明哲所容；所故之加，必虑祸机 怕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风恬浪静，非惟无 患，且可养生。 当然，懂得运用忍字，也并非一味忍耐，软得像泥，这 种忍耐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们在了解曾国藩的为人处事 时，常常可以发现曾国藩总是在忍与不忍之间徘徊、抉择。 曾国藩初任帮办团练大臣时，凡事雷厉风行，此时的他并不 想去忍耐什么，但是接下来面临的事实则让他不忍也得忍。 有一天，湘勇试枪，误伤绿营中一长夫，绿营借机吹角 执旗，列队进攻湘勇，在城墙上的守兵实弹在膛，几乎酿成 大变。曾国藩忍气吞声，把试枪的湘勇**了一顿，才算把 绿营兵的**平息下来。后来，绿营的永顺兵与塔齐布率领 的兵之间因赌博而发生械斗，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 纵容绿营兵于初六日夜带着兵器，鸣锣击鼓，包围将府，捣 毁塔齐布住房，并列队进攻；又冲入巡抚射圃中的曾国藩私 宅，杀伤他的随丁，直向曾国藩冲去，幸好有属员护驾，曾 国藩才幸免于难。与曾国藩私宅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历 来认为曾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 其的奏折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所以，他对绿营兵 冲击团练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闻不问，听之任之。 曾国藩连夜去叩骆秉章的门，诉说此事，骆秉章故作惊讶， 说一点不知道，事后他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肇事 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从之前。于是抚台衙门内外， 多说曾国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鲍起豹自六月初到长沙任职后，到处扬言曾国藩不应操 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鲍起豹“以清副将为梯附， 而屏斥塔齐布，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 军棍从事”。鲍起豹还说：“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过劳。” 他“切责塔将，而右护清将”。对于这种种非难与掣肘，曾 国藩愤慨已极。当时，连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 事”，曾国藩遂在给张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说：“岂可以使清浊 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调停耶！”他以“恶夫黑白之 易位”的“血诚”，与鲍起豹对着干。因此，文武不和，兵 勇不睦，集中体现为曾国藩与偏袒绿营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 盾。这个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发必骤。曾国藩是 清楚这场矛盾冲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终也只好一忍到 底，愤走衡阳。 当然，曾国藩的忍更多时则是出于一种策略或战略的考 虑，如他在湖南练勇的时候，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 自己练勇、别人统军的主张，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驰援的时 候，他又强调困难，按兵不动。咸丰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 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却始终找出各种借 口，没有派出一将一勇。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平军西 征尚未抵达时，曾国藩等就收到上谕：“长江上游，武昌最 为扼要，若稍有疏虞，则全楚震动。着骆秉章、曾国藩选派 兵勇，并酌派炮船，委派得力镇将，驰赴下游。”十月初二 日又接到上谕：“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 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 兵力之不足。”十月初五日又接到上谕：“武昌省垣情形万分 危急，……着曾国藩遵前旨，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 会剿，以为武昌策应。”当时，曾国藩正在衡阳训练他的水 陆两师，他与骆秉章商量，拟叫张丞实招募湘勇三千人赴 鄂，表示一点意思。正在这时，清军江南大营猖狂反扑，天 京危急，西征军受命东援，武昌形势缓解。其后，太平军踞 有安庆，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庐州，皖北将再次成为太 平军的重要根据地。新授安徽巡抚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 了。工部侍郎吕贤基在籍办理团练，被太平军打死于舒城。 清军在皖北甚为空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晋奏称： “曾国藩乡望素孚，人皆乐为效用。请饬挑选练勇 ，雇觅船 只，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这正中咸丰帝的下怀， 当天就下令曾国藩带楚勇六千，“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 下，直赴安徽、江西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 庆及桐、舒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窜之路。”咸丰帝在手谕 末尾加了几句，以表示自己的厚望：“该侍郎忠诚素著，兼 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按理， 曾国藩受命于危难之秋，正是沙场效忠之时。岂料他在十一 月二十六日的复奏中说了一通“重以新命委任，天语褒嘉， 尤臣子竭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顶踵，急图报称于万一”的 陈词以后，又数了许多困难，“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 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待广东的炮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 行”。他并在奏折中大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 及以堵为剿之策。咸丰帝看了这份奏章，火了，严厉地斥责 道：“现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持己见，则太觉迟缓。朕 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 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以汝之才务，能乎？否乎？平 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 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 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可比。言 既出诸汝口，必须心如所言办与朕看！”这段长长的批语， 既有褒奖，也有谴责，既有期望，也有怀疑。曾国藩之所以 如此迟迟不出省援皖，固有兵力方面的实际困难，也与他的 座师被崇伦参劾，不得不出守黄州时给他的信有关。信中 说：“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 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 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以恃君 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相处，固不 同也。”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复信说：“吾两次谕言，不 可草率一出。皆极确当。”他不率兵东下，显然是遵循了座 师的教诲。此时，曾国藩虽已上千天怒，但他仍“以持重为 意”。对“赶紧赴援”的谕旨置之不顾，只在十二月二十一 日，再次陈述各种各样的困难，开脱自己迟缓不援的过失。 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庐州兵败自尽，曾国藩的亲 家、候补知府陈源兖及知县邹汉勋等同时死事。虽然曾国藩 出兵不一定可以挽救与太平军为敌的这些人的命运，但是， 于鄂皖危急之时，曾国藩不派出一兵一卒，在道义上实在难 辞其咎。 羽毛须在长满之时方能放其遨翔于广大天空。曾国藩确 “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可比”；他羽不丰，也确难远援鄂 皖。所以他宁担抗旨之罪，宁负见危不救之名，竭力积蓄力 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阳扯起了招军旗，又广徕所谓“智浑 沉勇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加意训练。同时，兴造战船， 筹集炮位，截留饷银，提用漕米，行动果敢迅速。但他几乎 是白手起家，楚勇固已赴鄂赴皖，即使罗、王的湘勇也不听 他的节制，使得他不得不另起炉灶，艰苦经营。 从曾国藩的经历中，我们发现，在同一件事情上，有这 么两种忍，一种是忍受别的压力，努力让事情成功；一种则 是宁可贬屈自抑，激流勇退，让别人去成功。这两种忍孰下 呢？从曾国藩晚年剿捻军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后一种忍往 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或者说，除非万不得已，后一种是不 可取的。 曾国藩是在僧格林沁剿捻身死后，接替剿捻大任的。但 当时曾国藩为避嫌疑，已大大削减了他的湘军，因此，剿捻 只好用李鸿章的淮军，造成指挥不灵。在剿捻过程中，他的 步步为营的策略本是行之有效的，却又因为受到小小的挫折 而心灰意冷，把剿捻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李鸿章，成为终 生遗憾。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结果，除了个人的品性，年龄因 素似也不可忽视，因为与曾国藩相反，李鸿章当时还是个四 十岁刚出头的人，年壮气盛。何况他本是个不甘寂寞，拼命 做官的瘾君子，早有“壮志不肖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的抱负，他对在江苏 战场一显身手，获得个一等伯爵、江苏巡抚远不满足，还待 更展“鸿图”；他这时官不高，位不显，还不存在像清廷与 曾国藩之间那样的隐蔽而又尖锐的矛盾，不需要“避权势， 保令名”；加上满清朝廷还有意抬举他，以压抑曾国藩。 所以，他可以“拼命做官”而无多顾虑，以致朝廷命他署两 江总督时，他竟不顾“沾谦抑虚名，拘辞让之末节”，迫不 及待地向曾国藩索取印绶。这个时候，他虽然还未走上攻捻 战场，将淮军派到了曾国藩麾下，却常常在具体调度上，与 老师为难，事事干涉，越俎代庖。正如后人评论的，“朝廷 虽未有北征之命”，而他的“平捻之态，已预及之矣”。他代 替曾国藩主帅地位的企图，已呼之欲出了。 淮军与湘军一样，勇为将有，将在勇在，将死勇死。故 在攻捻战场上的淮军将领，名义上隶曾国藩指挥，眼睛却盯 着自己的主 帅李鸿章，按李鸿章的旨意办事，对于官高爵大 的曾国藩，“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这也是曾国藩办 事棘手、李鸿章能趁机攫取帅位的客观因素之一。曾国藩因 此感慨系之，对李鸿章说：“淮军非君家不能督率。”后人 说，曾国藩曾有“撤湘军一事，合九州铁不能铸错”的悔 恨，这虽属笔记小说家言，但推之曾国藩当时的处境，有这 种情绪也是有可能的。 李鸿章代曾国藩，还有一个因素，是曾国藩在攻捻战场 上屡次挫败，在朝廷呵斥、御史弹劾的情况下，不能再“打 掉牙齿和血吞”，坚持到底，而是神情抑郁，急求退出战场， 以致前功尽弃。同治五年三月，他出师才一年，就写信给李 鸿章说：“若六七个月毫无起色，国藩当奏请阁下北征剿 捻。”以实现他“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的初衷。而这 正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所以他在攻捻战场上勉强支撑了一 年半之后，即把帅权拱手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走上攻捻战 场以后，除了对淮军指挥得心应手之外，并无多少新招数， 依然是采用曾国藩的静以制动、设防长围的策略，然而却最 后得到了成功，重要原因是他暂时不顾朝廷上下的种种责难 与非议，坚韧不拔。 十分有趣的是，与曾国藩同时的，作为曾国藩同僚、好 友或学生的胡林翼、李鸿章等人也都是灵活运用“忍”字的 高手。 李鸿章的忍则既表现在他的用兵中，也表现在他的官场 手腕中。 咸丰十一年（1**1）天王洪秀全答允太平军一年之内不 进攻上海、吴淞附近百里以内之地。次年初，李秀成奏命从 杭州移得胜之师进击上海，英、法侵略者悍然宣布“保卫” 上海周围百里以内之地。曾国藩指示李鸿章说：“会防上海 则可，会剿它处则不可，近而嘉定、金（金山）、南（南 汇），远而苏、常、金陵，皆它处也。”曾国藩认为：英、法 军队进入内地作战，并未得到总理衙门的指示；再则，他对 英法军队亦无法驾驭控制。 正是有曾国藩“会防不会剿”的临别赠言，李鸿章才得 以在上海立住脚，才有以后的发达。 李鸿章到达上海，组建淮军伊始，要李速战的压力大到 他难以承受的程度。洋人迫不及待，天天来邀请“会剿”； 朝廷也急如星火，皇太后慈禧、议政王军机大臣文祥，以各 种方式催其取得“速效”。慈禧下达给李的第一道上谕就是 令其出战，慈禧摸清李一时不敢抗曾国藩之令，还屡屡下诏 要曾速命李西进，与洋人“会剿”。慈禧抛给李的诱饵是江 苏巡抚一职，原巡抚薛焕虽因保上海有功，但因不能西进而 丢了乌纱帽，李只有比薛焕更卖力，即挥师克苏州、常州， 才能得到这颗大印。但最使李应付不迭的是上海本地官绅们 的明求暗逼；苏南地区的逃亡地主也恨不得一觉醒来就恢复 其失去的天堂。几乎是整日都在他耳边聒噪不止。冯桂芬、 潘曾纬等头面人物更是出面要李服从众望，火速让他们返回 故乡。这些人煞有介事地传播英王要派兵五万来“会剿”的 消息，言外之意是淮军怎能让西兵先入内地呢！弄得李鸿章 有时叹气：“洋人说我坏话、庙堂的责备与官绅的讥评，哪 挡得住啊！” 但他咬牙挺过了这一关。当曾国藩从支持他按兵不动转 而要他“勉力应允”时，他仍能挺住。他要的是保本，是自 强，而不是给人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曾国藩曾教他 五个字：“会防不会剿”，但他考虑得更加精明，他只肯以全 军“分守”一路。为此，他对朝廷耍了个“反求救兵”的一 手，大讲自己孤立无助，坚请江北多隆阿南下“会剿”。 他通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并无深入会剿之意”， 而是急于找替死鬼，这就更促使他不肯轻易出兵。因此，当 湖州危在旦夕，该地守将写血书求援时，李不予理睬；宁波 告急，道台求李拨兵时，李反劝他“有西兵主持城守”，别 怕。他就像一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因 为他深知集中兵力的重要性。他自有他的如意算盘：上海北 线有租界，洋人自会力保，东线有浦江、有投降过来的刘玉 林部，他专力经营西南线，等待时机。 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上海大雨如注，天赐良机终 于等到了。在上海西南郊虹桥（今虹桥机场旁），撤退中无 心恋战的忠王大军一部约三千人，与在该处筑垒据守的淮军 程学启部展开了激战。于是，李鸿章集中起全军六分之五以 上的兵力，亲自带队火速前去支援。而劳师远征的太平军很 快便撤退了，因这一仗系忠王大军全线后撤时的掩护战，是 以主动进攻来阻止敌人的追击，故施以打击后匆匆转移。而 李鸿章则因此赢得诸多名誉。 所以说：“成大事者无不善用忍”， 动不动就想一搏，只能算是“匹夫之勇”，是成不了大事的，当然 这也并非让人“逆来顺受”，在忍耐中积蓄自己的力量， 当机会来临时，来个倾力一击，大事成矣！ 成功语录：从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导己者，权宦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