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难，做大官更难”，而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却出神入化， 无往不利。一方面戒惧谨慎，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却勇于革新， 开创出前无古人的事业；一方面廉洁自律，勤勉公事，另一 方面善于处理各界关系，尤其表现在与“民”的关系上。他指出 ：为官，即为治国；治国，则为安民也。 一、为国为民，直言谏上 曾国藩虽然处世有“圆融通达”之称，但他对于 涉及社稷存亡的事，敢于进尽忠言，甚至不怕触怒皇上，可以说“忧国而忘其身”了。尤其表现为“为国为民，直言谏上”上。 曾国藩自翰苑升任侍郎以后，才有了上疏奏事的机会。 在此期间曾国藩多次陈言，而屡蒙嘉纳。譬如他有感于朝纲 不振，是非不明，“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 言地方之利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降 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均道光三十年庚戌三月初二日 应诏陈言疏中语）。乃效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 规大行皇帝的骨硬作风，上敬陈圣德三端一疏，也就是严肃 批评了皇上的三个错误，并且言辞直露而激烈。其要点有 三： 一为防琐碎，他写道： 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骨 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远达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 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必且默然深思，求所以宏济 艰难者，此臣所谓防琐之风也。 二为去虚文，他又写道： 去岁下诏求言，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是 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闻臣工奏请刊布御制 诗文集，亚蒙允许，今皇上春秋鼎盛，须稍迟数年，再 行刊布，昭示天下以敦崇实政，不尚虚文之意。 三为戒骄矜，他更写道： 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通人共 之。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供其药 厂，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 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得人才而用之哉。 左宗棠曾说他对曾国藩的“谋国之忠”是“百愧不如”。 曾以收复伊犁而闻名的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意气推崇尚且如 此，那么曾国藩对国家的忠心，可想而知。 当然，曾国藩的此次上疏，除了表明其“以公而忘私， 国而忘家”的一片忠心外，其处世哲学的寻觅时机，也显见 一斑。当时咸丰刚刚嗣位，其欲为一开明圣主的雄心方起， 纳一大臣稍嫌逆耳的忠言以抚众臣，于己并无多大妨碍。曾 国藩上疏前后，多已预料到最终结果如此，而这一疏，却成 就了为君者的宽容，也美誉了为臣者的忠贞，时机的难觅， 恐在于此。但话说回来，伴君又如伴虎，风险毕竟是存在 的，直言陈上虽不至于有杀头之虞，却也有招致嫌恶之可 能，假如咸丰帝心存芥蒂，以后给小鞋穿也足以能够断送曾 氏前程的。所幸的是一切还好，曾国藩得的不是嫌恶而是美 誉。 现当今学术界都有这样一句话：“晚清无昏君，晚清无奸臣。”晚清的皇帝从道光，咸丰再到同治、光绪都不是像前明嘉靖、天启那样 的昏愦之君，他们都想扭转国家的衰退局面，可是他们失败了！同样曾国藩、左宗棠以至李鸿章，虽然后人对他们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有一点有共识的，曾左以及李都为大清“穷尽心智而尽孤忠”。所以说，曾国藩对于国家可以说是“俯仰天地，无愧于心”。 成功语录：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必且默然深思。 二、以民为重，巡查民情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古还有“民为重，君为轻” 等良训。曾国藩对于民众力量的发现与了解，也有他的一套方法。 曾国藩出生在一普通的农户人家。他与湘乡农村有着广 泛深刻的联系，他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他的部队 实际上是一支农民部队，他正是依靠这支部队打败了太平天 **队的。 每个官员都来自民间，曾国藩也不例处。他并不是生下来就是侍郎或尚 书，在他做官之前，他也被淹没一段时间，甚至很长时间。 他当上侍郎，并不是他比别人更适合当侍郎，没有他地球照 样转，说不定会更好。曾国藩说“居官不过是偶然之事”， 一旦下野，他也仍然是普通的一员。所以他从民间来，还归 民间去，民间才是官员的根本。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了民，设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 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 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 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 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 为这缘故。在与官员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 人，也不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 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仁与礼是治国治民的大经**，曾国藩用这套理论来治 兵，确有成效。当时他对士兵的要求，不仅是在营要做良 兵，还要外出能做良民。他曾说：“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 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 坏品行，因*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 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也感恩了。”以仁礼来治兵，是儒家 的倡导，他们认为如此这样军队自是王者之师了。王者之师 可以无敌于天下，所以曾国藩以书生来带兵，就是走的这条 路。 “如父兄带子一般”，这就是曾国藩带兵的秘诀。他说： “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齐， 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矣纵，其家必败。”蔡锷评论道： “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 由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淮南子》云： “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人心的向 背，民众的支持与离异，关系到部队的生死存亡，这个道理 曾国藩显然明白，所以他再三嘱咐所属各部，以爱民为本。 他说：“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生命 根本之事，毋视为装璜粉饰之文。” 正是为了获取民心，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 在江西建昌军营中写了通俗晓畅的《爱民歌》。曾国藩写作 《爱民歌》不完全是一种策略，他也是有感而发。他说：“我 近年从事军务，每驻扎一处，我就走遍城镇与乡村。看到的 是没有不毁坏的房屋，没有不砍伐的树木，没有不遭破败的 富户，没有不受欺压的穷民。大概被贼寇损害的占十分之七 八，被官兵毁坏的占十分之二三，令人触目伤心。我在私下 喟然长叹：行军危害百姓竟到了如此地步啊！所以每次委任 将校，我总是告诫他们，一定要把禁止骚扰百姓放在第一 位。”这大概是促使他写作《爱民歌》的心理原因。 《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去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破墙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走帐房。 莫进城中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嚎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与各部。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女。 邀些地痞做伙伴，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性老实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赎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买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走，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这首《爱民歌》是借用白话诗的体裁，亦即当时最流行 的莲花落歌词，深入浅出，富于情趣，又朗朗上口。这同时 又是湘军士兵的识字课本，曾国藩每日里在训教的过程中， 只教一二句，先识字，后理会其内涵，循环往复，身体力 行，使湘军成为一支有思想指导的军队。曾国藩这种精神训 练方法，抛开其目的，仅从其治兵之道来看，是值得称道 的。 有了《爱民歌》并不一定万事大吉了，老百姓看惯了官 样文章，装璜粉饰，自然也就不以为然，他们更看重实际行 动。曾国藩也想，区区一纸文告，怎么能马上得到百姓的欢 心呢？他建议部下深入到百姓中去，亲自训导，将自己的真 情实意完全表达出来，这样百姓才会心悦诚服。尤其是在审 判诉讼后，当堂告诫，这样才会足以感人。见效最快的就是 勤听诉讼，为百姓伸冤鸣屈，打抱不平。尽管有了《爱民 歌》，但骚扰百姓的事还是屡屡发生。在泾县就出现了抢人 掳物的事件， 虽然为首的被砍头示众，但老湘营的统管却 一味开脱自己的责任。曾国藩写信给予严厉的斥责，大意如 下： “你们说这件事与你们营无关，未免太自信了。一般说 来省辖既多，一定有耳目难以周详的时候，也一定有号令不 执行的地方。我治军多年，时刻警告士兵严禁骚扰百姓，每 次遇到有人告我的部下骚扰百姓的案件，都不敢护短拒绝别 人的控告，不敢相信我的士兵都是善良的，也不敢怀疑控告 的人都是诬陷。而你们对于这类案件，事前既没有防范，事 后又袒护部下，坚决拒绝别人的控告，那么你的士兵从此就 会更加肆无忌惮，官民从此就更不敢对军队说实话，想使他 们不仇恨军队怎么可能呢？想当初你们驻扎在泾县时施行了 发粥搭棚的惠政，泾县百姓没有不歌颂的，每当我想到这里 就欣慰不已。在这营规初坏，声名锐减之际，如果能严于自 治，切实整顿营规，保全往日声名，那百姓自有公道，他们 也会化怨恨为赞美的。不然的话，以爱民始，以扰民终，先 后判若两人，这不是我委任你们的拳拳之心。望你们对这番 话严肃对待，认真体会。” 尽管曾国藩与官员和绅士之间常常发生矛盾，这给他的 仕途增加了不少麻烦，但由于他能真心实意爱护军民，所以 还是能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曾国藩的这种爱民思想应该说 得益于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尚书》、《礼记》、《论语》和《国语》中，民本思想 已经很重。到了孟子，民本思想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孟子 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贵的思想可 以说是历朝历代明君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还说：“乐民之 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想民之所 想，急民之所急，这是获得民心的法宝。得天下就要得民 心，得民心就要“所欲与之聚之，所恶施尔也。” 曾国藩正是从孟子的“爱民”思想里吸取了精华，并且很好地运用 到以后的从官为政中，取得了惊人的效益。 曾国藩不但关注民情，而且还常常巡查地方，忙得不亦乐乎，他在直隶 总督任上就是这样不辞劳苦以体察民情。 直隶属于另外一种情况，既属于天子脚下，又属于地方 官。这种地方，达官显贵，多如牛毛，很多人都有通天的本 事。因此，稍有疏忽，就出大问题。曾国藩非常精通为官之 道。认为首要之地，为官更当勤苦耐劳。他赴京途中，在为 高官“三不主义”基础上，又体悟出“六项原则”，这六项 原则就是针对直隶而发。 直隶总督当时署衙设在保定。曾国藩于同治八年 （1**9年）正月二十七日抵达保定。这时本省司道一级官员早 已迎候在城外。第二天开始，曾国藩接见直隶地方官，直隶 各州县，每十人为一班，共计十一班于二十八日接见完毕。 二十九日，又接见提镇等武职官员，前日未能接见的州县以 及教职官员也都安排在这一天。稍晚时分，他又接见佐杂十 四起。每起十人，前四起坐见，佐杂立见，“至午正方毕， 殊以为苦”。 有了感性认识，曾国藩随后开始清查各官履历。对于要 提拔的以及要参劾掉的官员，曾国藩不但将其历年政绩查阅 一番，而且还亲自微服私访。曾国藩有知人之名，他不能让 自己的名声在直隶丢失。因此，对要参劾的劣员，他研讨再 三，审之又慎，他说自己“连日为此事疲弊精力，恐有差失 也”。 本着吏治为先的原则，曾国藩在审慎地参劾提拔一批以 儆官者的同时，着重从劝导、训化上下功夫。他朝思暮想， 三更不眠，在枕上做劝诫州县官厅联：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作毕后，又想沉吟更改，以致久不成寐。三更二点乃入 睡。 第二天，他对昨天所做联不甚满意，于是改做一联： 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支力谋休息； 愿群僚共学龚黄召杜，即长官藉免愆尤。 沉吟良久，至夜方定。曾国藩向来做联做诗，每每苦吟 不辍，他虽然说“由才思迟钝之故，亦过于爱好也”，实际 是求尽善尽美，起到警示的作用。睡后仍反复思之，缠绕不 休，以致不得酣眠。次早初起，又做一联，云： 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 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第三次改定。 曾国藩对整饬吏治确实下了番苦心。二月初二日，他将 官厅二幅对联写好后不胜疲倦，说自己“用心太过也”。他还马不停蹄，巡访各州县。州县地方的条件自然比不 上总督衙门，时常有臭虫、蚊子咬得他不能睡觉。我们由此可见曾国藩实行的可不是 “形式主义”，这在当今仍有其警示作用，曾国藩也完全有资格称为“父母官”只有“想民之所想， 急民之所急”的人，才能“留名于后世而不朽。” 成功语录：养民是为了民，设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