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西方的中国通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和日本都是在十九世纪 五、六十年代遭遇西方列强侵略的，但由于日本大约只用了几 年时间就认识到了“三千年未有的变局”，而中国却用了二十 余年。因此到甲午****时，日本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实际上，从魏源、龚自珍开始，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世界大 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再不能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了。魏源 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也是较早的事。 近代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他们的居世，他们所面临的外部 环境完全变了，因此，不能一讲“和”就是“**”。所谓 “处世**”，当然包括如何与外国人相处。如何与外国人、比 中国强大得多的外国人打交道。 晚清江山确实摇摇欲坠了。连中国内部的问题也需要借助 外国人来解决。1**0年10月，恭亲王奕讠斤正式向咸丰帝提出 “借兵助剿”，即联合“洋兵”镇压太平天国。咸丰帝将奕诉的 奏折发交两江总督等密商。 在曾国藩看来，中华之难，应中华当之。第二次鸦片战争 的惨痛教训，依然历历在目，它促使曾国藩等人对肆无忌惮践 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者怀有极大的戒备心理。他们认为：“目前 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解决困境的办法在于徐图自 强，最好的办法应是借助先进技术来尽快镇压农民起义，抵御 外晦，“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可以剿 发捻，可以勤远略”。而不是“借兵助剿”，引狼入室。对于奕 诉等人所提出的助剿问题，曾国藩出于为宦不得罪巨室的处世 观，不好断然反对。同时，也因为安庆大战正酣，湘军主力全 部倾注于此，他无力抽兵挥师东向。但在奏折中他也委婉表示 了“借兵助剿”的不可取。他反复强调的是中国“足以自立”， 并指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曾 国藩的意见，刺痛了咸丰皇帝的隐忧。有鉴于此，奕诉也感 觉，“借夷剿贼，流弊滋多，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 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借兵助剿”之论遂被暂时搁置。 1**2年1月，李秀成率其精锐十万余人，分五路水陆齐 进，向上海发起进攻，手足无措的上海官绅一方面去安庆向曾 国藩乞师，另一方面则再次向朝廷提出“借兵助剿”。 此时，曾国藩正全力举兵去实现克复金陵的计划。对于上 海官绅的求援和朝廷一日四次严涂救援，他感到进退两难。攻 克安庆以后，曾国藩所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攻坚战，兵力不 足，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虽决定由李鸿章组建淮军东援， 但仍需要一段时问的准备，方能成军，这不能解上海的燃眉之 急。与此同时，以慈禧太后、奕讠斤为首的统治集团，已有明显 倾向，命令总理各**务衙门与住京的英、法使节进行磋商， 并告之江苏巡抚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 于剿贼有俾，朕必不为遥制。”上海官绅更是急不可待，在没 有得到朝廷批准之前，便已付诸行动，成立了中外会防局，并 草拟了《筹论借师助剿章程》八条，中心是会同英法联军助守 上海，并将助剿苏州等地。对于这种先声夺人的作法，凭曾国 藩之力是无法阻挡的，但他对于各西方国家的戒备心理，并没 有减弱。为此，他只好争取退而求其次方针，同意已确定的 “借兵助剿”的决定，但提出应只限于通商口岸不得深入内地， “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 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 笑，胜则后患不测。……臣之愚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 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 可。”对于西方列强同意“借兵”他主张应采取慎重态度，尽 可能地去笼络，以借用其坚船利炮，丽不能听之任之，留下遗 患。为表明心迹，以引起朝廷上下的高度重视，曾国藩一连三 奏，并写信给恭亲王奕讠斤，在《筹论借洋兵剿贼折》中，他再 次强调：臣当细思事中之曲折。既从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 兵“会剿”为大耻。 为了促使朝廷能重视并采纳他的意见，他最后坦露其志， 请朝廷放心，曾国藩不依靠助剿，也能收复江南。 中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 平中国之小丑。姑无论本年春夏连克二十余城，长江上下 肃清三千余里，发逆无能久之理，吴、越有可复之机。即 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 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 职，岂轻借兵而诒讥于后世。 曾国藩的这番苦心，朝廷也自然能理解，引起清政府对西 方列强的猜忌与提防，便打消了借师收复苏、常的念头。此后 的借兵助剿基本上限于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宁波二处。 曾国藩说，要制洋人，不该在取税的多少，礼节的恭谦或 傲慢上着眼。内地民众处处取媚洋人而鄙视华人，借洋人而压 华人，确实可恨、可恶！但远见之人还不宜在此着眼。我们的 着眼处，还应比这更远一些。洋人进京，不伤毁宗庙社稷，眼 下在上海、宁波等地，帮我们攻剿发匪，两处都对我们有恩 德，我们中国不该忘掉大处而怨其小过失。要追求自强之道， 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枪炮、学造轮船等为人手 之处。只要把他们的长处让我们都有，和顺时报他们的恩德， 有器具；相逆时要报怨，也有武器战具。如果我们没有可以凭 恃的武器战具，那么曲是罪，直也是罪，怨他们是罪过，以德 对他们也是罪过。 曾国藩的意思是讲“弱国无外交”，只有真正强大起来， 处国人才不致欺侮中国。“中国之难，中华当之”，颇有令外国 人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味。难怪他死后，左宗棠评价他“谋 国之忠”了。 由于曾国藩的地位，他的处世，不可能只限于常人之间及 日常生活的小事，更会涉及到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曾国藩提出了在对外交涉中须“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 主张。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 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 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 也。”总体说来，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问，应当在 “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他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 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 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这就说明，曾 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 中，就形成 了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 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极大妥协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 “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积极主张“攘外必先安 内”，即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必须考虑“御侮” 的问题。其基本设想是：“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非持以 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 人，则永无一自强之日。”为了争得十年或二十年时间的和平 环境，在总结前段经验教训之后，他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 约的重要性，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 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 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围绕着以 遵守不平等条约为基本准绳而进行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 这个中心，我们可以就曾国藩在处理对外交涉中一些具体事例 作些分析考察。 关于“华洋会剿”的问题，曾国藩先是表示反对，继则认 为条约所未规定开放的口岸不需外人相助收复，再则既已借 助，就得以礼相待，不能再生枝节。 在用中国之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组织舰队的问题 上，曾国藩也表示了“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立场。 1**1年8月，曾国藩曾向清廷上了一个关于购置外国船 炮的奏疏，主张用实力武装水师，以清军将领主办其事。他在 给友人信函中指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每船只 “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习枪习火”。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 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 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所控制的 侵华工具。曾国藩认为，这是喧宾夺主，“前则大掠资财，割 剥遗黎，口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他明确指出：“洋人本 有欺陵之心，而更授以可陵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 处可怯之地。”这种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引狼人室的作 法万万使不得。曾国藩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经过深 恩熟虑，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下策是于所购七船 中“酌拨数船，与阿思本统带，配用洋兵。拨数船与蔡国祥 （按：蔡氏时为湘军将领）统带，配用华兵”；上策是给洋兵 “赶即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 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务”。至于所费一百 多万两银子，要尽数索回。“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属无关紧 要。”应以维护主权为重。在曾国藩等人的“苦争”和坚决反 对之下，“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阿思 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的水师提督。” 在关于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掠夺中国资财，扩大经济侵 略特权的问题上，曾国藩表现了既在总体上“坚守条约”的一 面，又体现了他即使条约已定，在有关问题上也应“苦争”和 抗拒的一面。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俄等国逼签的 有关条约中的通商条款公布以后，曾国藩对外国商品倾销中国 市场的危害性予以特别关注。他主张改变以大臣“统辖江、 楚、苏、渐、闽、粤六省数千里之远”，以至形成“鞭长莫及” 的状况，强化地**权以应付“自轮船入鄂以来，洋人踪迹， 几遍沿江郡县，或传教于僻壤，采茶于深山”的局面。对于洋 人以条约为凭恣意扩大条约以外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 贩卖剥夺“小民生计”，传教城镇乡村“以邪教诱惑”残害中 国人民之事，曾国藩分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抗争。他反复指 出：“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 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蹩，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 洋人行盐，则场商贩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机，则行店囤积之 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 矣。”当他发觉洋商违例私运盐米，违反条约规定的情况后， 愤怒指责英国人“白齐文所犯情罪重大，至今未将该犯交出， 即系洋官袒庇之明证。”坚决主张中国“凡立一法，出一令， 期在必行。”强调此后于船只经过之处：“令洋船停泊候查，查 出之后，令洋汉一律严惩。”对于洋商无理提出减轻落地税， 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曾国藩立即照会对方“批驳不行”。 随后，洋商又怂恿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种种压力，企图逼迫撤 去落地税，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乃 是为了能“垄断独登”。因为，洋人“惟逐利居奇，是其本 性”。建议总理衙门洞察其好，善筹对策。1**7年，当外国侵 略者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 藩多次在奏折和给友朋的书札中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说： “小轮舟、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夺内地之利； 自华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 行。”又说：“至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 计，则当竭力相争。”因为，在“今日中国多事，洋人方张， 我不能因曲徇和议而不顾内地生民之困”。他在这个问题上总 的“力争”方针是，作为一个中国官吏，应在对外交涉过程中 极力为“小民生计”着想，这是天经地义之职责所在。他说： “总就小民生计与之切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如果洋人 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也要力争。“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而中 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 中国之王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辞置办，甚至因此而 致决裂”也不要怕，因为“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议而 开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所以在这方 面之利一定要争，“中无所惧．后无所悔” 官场外面的人只知羡慕当官者前呼后拥，号令一方的荣 耀，却看不到一人仕途，人生失去很多滋味、全无自由的苦 恼。尤其是做大官的人，要免于失败，可以说无时不处于高度 紧张状态。尤其是进退都不自由的时候，当官的兴致也就减去 许多。康熙皇帝说：大臣们头发白了，还不让你们退休回家， 我有所不忍啊！可是朕哪有退休的时候？想到这里，你们就该 多体谅啊。曾国藩于同治初年写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想干脆躺在棺材里算了， 也许比活在世上更快乐。越这样想，焦虑越多，公事越繁，而 长眠快乐之期更是杳无音信。”可是在这种时候，曾国藩又被 升为大学士，责任越重，事务越多，被人指责也就越多。 曾国藩说：世人都以官至极品为荣，而我现在真是把它当 作苦恼的 处境。然而时势如此，决不能置身事外，也只有当一 天和尚撞一天钟了。宦海真是令人无奈！ 当曾国荃打下天京却回家暂时休息时，曾国藩像算卦先生 一样，为其卜算是出去做官还是继续在家好。他还说：在家应 占六分，出去应占四分。但曾国荃耐不住了，总想早点出去。 不久，清廷果真任命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曾国藩立即去信一 封，千叮咛万嘱咐，核心是让老九“宦海之途当知畏”。曾国 藩说： 我的情况如此，沅弟你的处境也不妙。你在山西，虽然清 静，但麻烦也不少。山西号称天下富国，然而京城的银饷，大 部分来自山四。厘金还没有改动，收入款项与道光年问相差无 几，而开支款项则比以前大为增加。山西离京城又近，银钱帐 目的一丝一毫户部都清清楚楚。沅弟有开销太大的名声，现在 既然担任没有战乱的平静省份的巡抚，那么在正务、杂务的各 项款项就不能不谨慎节俭，帐目上丝丝入扣。 外界正在拟议让老弟再次出山，赴任之处一定是军务棘手 的地方。现在山西虽然还没有贼寇活动，但是圣上担心捻军进 入山西，逼近京城一带。老弟此番上任，似乎应多带得力的将 军，勇丁则就近在山西招募。南方人吃不惯面食，山西尤其买 不到稻米，不像直隶、山东两省，还可以由大海或河运设法转 运。弟弟来京，可以从安庆登陆，到徐州与为兄相会，畅谈一 番。听说钦差大臣到达山西，实际上是到陕西查办霞仙（刘 蓉）一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宦海真是可畏啊！ 曾国藩比曾国荃年长十四岁，当他四十多岁时曾国荃也才 三十，当他五十多岁曾国荃方逾四十，所以曾国荃总是比哥哥 血气更旺，斗志更强。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血气一旺， 遇事就欠冷静，就往最高处想，就不计后果，总以为自己是对 的，别人是错的。于是麻烦也就接连不断。 当弟弟率兵收复了两个省之后，曾国藩便给弟弟写了一封 信警醒他： “你收复了两省，功绩绝对不能磨灭，根基也极为深固。 你只担心不能飞黄腾达，不担心不能安命立身；只担心日子不 稳适，不担心岁月不峥嵘。从此以后，你只从波平浪静处安 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但这是不是说，曾国藩是一个自 甘平庸的人呢？他将心比心地说： “我也是一个不甘心于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近来阅 世千变万化。所以我一味在平实处用功夫，不是萎靡不振，而 是因为地位太高，名声太重，如果不这样，那么处处是危途。” 又说：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 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 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逊，也许这样可以处高位而无 危险。 过去祖父星冈公常常教导人说：“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 岸。”所以我们应在大功告成后，位高权重时，常常想到退引 藏拙，我准备先行引退。我希望你平平和和干一二年，等我上 岸以后，你再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 人的职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颐指气使、得意忘形。 而此时的失败也越多。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的许多伟 人、名人之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善收 晚场有很大关系。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也是 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 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 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 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 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 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 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 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惮思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 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曾目 藩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 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 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 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 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 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 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口悠悠，沸 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 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 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 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 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我*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 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 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 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 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词苦语来劝戒你们，这样或许能 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 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 们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 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 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 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欲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 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 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 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 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 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 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成功语录：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逊，也许这样可以处高位而无危险。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