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大经**3 五、欲兴经法，救国乏术 功成名就之机，急流勇退，可以避祸保身；避让三舍，可以化解危机；有进有退，不拘一格，则可以时时掌握主动。 镇压太平天国，名列“中兴名臣”之后，对江河日下 的清王朝，曾国藩十分忧虑，他恨自己回天无力。有一件 事再次触动了他的心思。一天，曾国藩同赵烈文谈到： “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 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无绔，民穷财 尽，恐有异变。” 令曾国藩不解的是，堂堂天子脚下竟有此等事情出 现，他不由得担忧起来，实在不敢继续设想下去。反倒是 赵烈文直言指出： “全国统一的局面已经很久，合久必分。但自清以来， 皇帝的权威一直很重，地方割据的形势尚无根基，除非中 央政府垮掉。依目前情形而看，国家无主，各自为政的情 况的出现，大概不会超过五十年。” 曾国藩虽然不能接受赵烈文此一推断，但他又没有更 为确切的理由去反驳，但曾国藩仍企望那拉氏有扭转乾坤 的能力。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曾奉上谕“着调补直隶总 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为了陛见那拉氏和同治帝， 曾国藩没有到达保定治所，而先抵北京。从同治七年（公 元1**8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同治八年（公元1**9年）一 月二十日，曾国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除 了访亲会友，拜见各方要员，还先后四次得到了那拉氏的 接见，破例赐其在紫禁城骑马，两次参加了国宴，并在宴 会上以武英殿大学士排汉大臣第一位，真可谓荣耀之至。 在此之前，曾国藩从来没有见过那拉氏、奕昕、文祥 等人，朝中很多大臣也没有见过曾国藩了。经过一个多月 的观察、了解，他对于朝中的重要人物都有比较深的认 识。他发现，从上到下一片混乱，朝中没有得力的干将， 所谓的“同治中兴”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骨子里清王朝 已经没有振兴的希望了。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日（公元1**9年3月2日），曾国 藩离开了北京。次日，他巡视了永定河河堤工程。二十七 日到达保定，接直隶总督任。 当曾国藩再一次同赵烈文谈起清王朝命运时，他的侥 幸心理已经不存在了。 “两宫（慈安、慈禧）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 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鎯），文 （文祥）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 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人自辅。朝中有特立之操者 尚推良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一向看人很准，清王朝统治阶层的无能与腐败 是难逃其慧眼的。历史也证明了曾国藩的判断，之后的清 主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挤压下，尽管有李鸿章、梁启超、 谭嗣同等干将拼力维护，仍然很快土崩瓦解，并给中华民 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乾隆盛世之 后，清王朝闭关锁国，中国丧失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 自然演变的机会，从而落后于历史的进程。 由于清朝坚持封建制度，从本质上与历史的发展方向 背道而驰，衰败是必然的结果。振兴清王朝毕竟不是修修 补补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但是，由于长期 的闭关锁国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清王朝的统治阶级，包 括曾国藩在内，都不可能认清这个基本的事实，并选择合 适的道路。 从曾自藩个人的角度，生于衰世的他，面临不可避免 的时代败局。 中国传统人士一直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曾国藩生于忧患，经世致用的理想十分强烈。在 《挺经》中强调，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 须躬身入局，勇于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曾国藩认为， 要想兼济天下，必须有一定的权势，并参与各种重要的相 关事件，才能实现经世致用的理想。 而曾国藩乃一介草夫，祖上没有一位达官贵人，要想 躬身入局，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要实现曾国藩 远大的理想，必须做官，而且要做大官。曾国藩要想在有 限的时间内实现躬身入局的理想，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事实上，所有的躬身入局，无论是兼济天下的大局， 还是发家致富的小局，通常都有一定的进入代价，经济学 中有一个专业概念——进入屏障。 清政府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满汉内外有 别。汉人做高官往往是摆设，大清王朝的皇帝最忌讳的就 是汉人掌大权、拥重兵。 曾国藩在朝做官，尽管位及二品，却发现自己很难获 得皇帝的信任，向皇帝推销自己经世致用的方案，仅仅成 为皇帝沽名钓誉的装饰；稍微重一点，差点落个革职查 办。曾国藩终于明白，尽管做了高官，实现自己的理想还 是不可能。欲成就自己的理想，非成为清王朝的“救火队 员”不可，也就是掌大权、拥重兵。 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后，拥有了重兵。但皇帝也很高 明，一直不给予曾国藩带兵的名义和地方的实权，使曾国 藩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曾国藩为了维护自己“救火 队员”的资格，就必须让大清皇帝对自己放心。 事实上，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使 皇帝对自己放心，因为“救火队员”资格的决定权一直在 皇帝手中。做事都有资本，做大事必须有大资本。曾国藩 作为大清王朝的“救火队员”做的都是关系太清王朝存 亡的大事，例如镇压太平天国、“剿”捻、洋务运动等， 因此必然会支付大量的成本。如何让皇帝相信所有的支出 都是必须的，如何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也是曾国藩面 对的巨大难题。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算是功成名就，“剿”捻则是无 功而返；天津教案更是为清王朝鞠躬尽瘁，置自己多年声 誉不顾，确实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竭尽所能维护清王 朝。曾国藩尽管成为清朝权势最大的汉人，但从来都没有 获得“一人 之下，众人之上”的明确地位。朝中与他地位 相似的重臣比比皆是，除了自己的嫡系湘军，曾国藩事实 上不能直接控制任何人。 曾国藩为了获得“救火队员”的资格，就必须抑制自 己的实力，让大清皇帝放心；但同时自己的嫡系兄弟劳苦 功高，也不能白忙活一场。平衡这两方面因素，的确是很 困难的事情。 所以说，清王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纵然曾国藩有 “经法”要术也不能挽救，当然曾国藩的思想也并非是一无是处，只是清王朝 这棵“大树”已经千疮百孔，叶死枝枯了。 成功语录：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皆为平常。 六、洞察时势，图变自强 曾国藩绝非一般俗人之处在于，能够凭他在官场上的眼 力，看出大清王朝死气沉沉的病症，他希望国家变碍强盛起 来。因此，洞察时势，图变自强。 开启洋务运动之序幕，世变也，以变求不变。 曾国藩非常明白世变求变的道理，这一点体现在他开启 洋务运动序幕之中。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来，有识之士 已经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 然而深闭固守的社会、虚妄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 府，共同形成了进步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使任何改革 行动，都似乎是寸步难行。 道光末年，魏源在他所编《海国图志》的前言里，首先 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当时并未得到重大的反 响。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进一步对于仿行西法， 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提出了具体而系统的方 案。书印成之后，冯桂芬曾特地送了一部给当时的两江总督 曾国藩。曾国藩推许这部书是“名儒之论”，但认为书中的 主张，多数难以实行。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基于对当时现实环 境的了解，认为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不可能做如 此重大的改革。然而，在基本态度上，他已觉察到中国的积 弊，的确有振作变计的必要，不过由于他接受的是传统科举 教育，所经历的环境，只限于国境之内。能影响他的师友， 见识都远在其之下，因而使他在改革的步骤及方向上，不能 形成一套清晰正确而坚定不移的方案，甚而时时还显露出他 对大局的认识未免有所偏蔽。所幸曾国藩尚能随着经验的累 积而逐渐自我修正，是以在促进晚清中国近代化方面，他仍 是具有相当贡献的。 例如咸丰十一年（1**1），清恭亲王奕訢等奏请以洋药 税购买外国轮船枪炮，用以攻剿太平军，以期早日戡定内 乱。有旨令曾国藩、官文、胡林翼（官为湖广总督，胡是湖 北巡抚）等先行妥为筹议，次第实施。 曾国藩于是年七月的奏复，却认为火轮船对于攻打太平 军，没有多大用处。他说：“轮船枪炮之所以被人重视，不 过因为国人震于其少见，遂使洋人得以炫耀罢了。”可是这 事既创议于执政中枢的奕訢，又经皇帝批准期于必行，曾国 藩自不敢加以否定，只好赞成购买。在同一奏折中，他认为 只要买得若干西洋船炮之后，招募一批聪明智巧的本国工 匠，加以仿造，一、二年之内，我们就可以与洋人共享船炮 之利而并驾齐驱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军的平定，得力 于西洋船炮的助力甚大（至少李鸿章的淮军便是如此），而 仿造西洋船炮的工作，并不像他在衡州仿造广东战船那样容 易，耗银千百万，费时数十年，终清之世，犹未达到能与列 强相抗衡的水准。曾国藩料事，显然不尽透彻。 不过，曾国藩逐渐在改变。头一年，他还不以为购买船 炮是当务之急，第二年，他却在安庆着手试造中国第一艘轮 船了。有一次，他告诉幕僚们说：“中国要讲求自强，基本 要务，第一是革新政治，第二是访求人才。而目下最为急迫 的下手工作，就是学会西洋制造船炮的技术。一旦我们学会 了船炮的制造，那么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 和平相处或相互对敌，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我们与洋 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无论是仇视他们或感谢他们，终将落 得一无是处。”曾国藩这一席话，大体上是有见地的，只是 他把洋人的长处，看作惟有“船坚炮利”而已，则未免仍是 当时一般世俗的看法了。 同治元年（1**2）七月，在曾国藩大力支持之下，幕客 华蘅芳、徐寿等居然造成一部轮船发动机。试验的结果，曾 国藩大表满意。他的满怀兴奋，在日记里充分地流露出来： “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从此以后， 洋人再没有可向中国夸耀的东西了。”然而，事实并不像他 意料中那么简单。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 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一大段距离。后来，华蘅芳等虽 然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却迟迟无法拼凑成一艘完整可用的 轮船。这时，曾国藩才知道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正当造船工作屡试屡败、万般焦急的时候，华蘅芳等忽 然想起了一个人——几年前在上海认识的广东人容闳。容闳 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不但精通 英语，具有丰富的西洋学识，更难得的是他具有一颗炽热的爱 国心，亟思以其所学，为祖国效力。 于是华蘅芳等共向曾国藩进言，请求罗致容闳前来，认 为由他主持设立机器厂，于造船制器工作的推行，必然大有 帮助。曾国藩听了极为高兴，马上让最早与容闳相识的张世 贵与李善兰，写信速邀容闳到安庆来。容闳来到安庆，和曾 国藩见过两次面，曾国藩认为这位青年干练可靠，立即委派 他赴美采购“制造机器的机器”，计划将来设立一座机器总 厂，由此而衍生各种军火器械的制造分厂。曾国藩奏准赏给 容闳五品军功头衔，并交付采购机器的价银六万八千两，足 见曾国藩对容闳的信赖和期许之深。 容闳赴美之后，安庆的造船试验工作仍照常进行。到了 同治二年十二月，终于装配完成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 船。距离上年发动机的制成，已经整整地过了一年又五个 月。这艘船的体积很小，船身仅长约二丈八九尺（九米多）， 时速只有二十五六华里。 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车之后，再度燃起了希望的火花，认 为从此中国可以拥有真正的自造火轮船了。他为这艘“模型 式”的小轮船命名为“黄鹄”号，意思是中国此后将“一飞 冲天”，不必再雌伏在列强的脚底下了。 他计划照这艘船的式样，加以放大，并大规模制造。可 是后来发现：要造成与洋船并驾齐驱的真正现代轮船，技术 上仍有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中国当时实在没有足够的财 力，供作反复试验的经费；在时间上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因此后来安庆造船所并没有实施扩大制造的计划，连那艘已 经造就的“黄鹄”号也不知所终。无疑的，这次造船最后证 明仍是失败了。 这一连串的失败，并没有沮丧曾国藩力图振作的意志。 相反地，从失败的经验中，他更看清了中国自造轮船军火的 重要性。惟有中国自身具有这种能力，才能摆脱外国的挟 制，达到自立自强的境地。因此，他一方面让容闳采购机 器，早日回国，一方面也在寻找其他的机会，获取生产轮船 军火的能力。 同治四年（1**5），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李鸿章（时任 江苏巡抚）在上海购得英人铁厂一座，其中设备，以造船机 器为主，附带也有制造各种军火枪炮的机器。 对于学习西洋造船制器，李鸿章的热心，犹在老师曾国 藩之上。得了这座铁厂之后，李鸿章立即命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 局”，将原先已经设立的两所军火局归并入内，扩大制造的 范围和规模。曾国藩得到报告，很是高兴，表示全力支持。 不久，容闳自美国采购回国的机器一百多种，悉数运抵上 海，曾国藩全数批交“江南制造总局”使用。虽然厂中有的 是造船机器，但由于经费及技术的限制，起初只能从事枪炮 军火的制造，结果成绩很好，产品与西洋不相上下，受到这 一鼓舞，曾国藩、李鸿章于是决心更进一步，兼造轮船。 同治六年（1**7年）四月，曾国藩准年拨江海关洋税一成 约20万两，专供造船之用。一面加聘洋人工程师及工匠， 指导华工制造技能，一面责成局内委员，朝夕讨论研究，编 译图书，谋求制造技术的改进。同治七年（1**8年）七月，第 一艘轮船完工，费银八万两，载重300余吨，逆水时速70 华里（19浬弱）、顺水时速120华里（31涅强）。这是中国 人自己制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近代火轮船。 曾国藩亲自登轮，在长江中试航一遭，感到非常满意， 命名为“恬吉”号。于是向清廷奏报造船及试航经过。清廷 甚为兴奋，降谕对曾国藩嘉奖备至。这一艘船是将轮机露出 水面的明轮，从第二号开始，便改造暗轮。轮机、汽炉、船 身及船上一切配备，完全由中国员工按图制作，外国工匠仅 处于咨询顾问的地位而已。这所造船厂直到民国时代，仍在 中国海军的修造及维护舰艇工作上，担任着重要的任务。 曾国藩又采纳容闳的建议：在制造局之下，附设一兵工 学堂，招收中国青年入学，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培 养各种工程师人才。局中另设“翻译学馆”，专译有关制造 机械船炮的西书。译书的方式，多数是由局中所聘西洋人口 述，然后由精通绘图和算学的华蘅芳、徐寿等加以笔录。译 成的书，即交局中印刷所大量刊印，应各方需索，广为散 布。 同治末年，已译成书籍数十种，至光绪末年，则多达一 百七十余种。翻译的范围，也由制器船炮扩及各种自然科学 与社会科学，及至军事、医药等书。国内各地对西学开始有 所了解，大多数都是通过江南制造局所译西书而获得的。而 这一点知识的种子，不能不说是曾国藩等人所播下的。 同治九年，曾国藩因天津教案而遭受极大的打击。但即 使在众**诋、心力俱瘁的情形之下，他仍念念不忘为清廷 培植一批人才，奠立一点他日得以自强的根基。 是年容闳向他提出一套选择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初次 试办，以四年为期，每年选派12至14岁的聪颖幼童30名， 共120名，前往美国读书。预定每人留学十五年，学成之 后，依次回国服务。如果成绩良好，以后即着为定例，每年 照数派遣。 如此则中国今后富国强兵的人才，可以不假外求。曾国 藩表示同意，随即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会衔入奏。及曾国藩回 任两江，清廷已批准留学计划。 曾国藩、李鸿章（湖广总督）与容闳等乃酌定留学章程 十二条，详列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事项。虽 然同治十一年春间，曾国藩不幸去世，但第一批留美学生 30人，仍于是年夏天由容闳、陈兰彬等率领，起程留洋。 这一留学计划，后来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贯彻。 不过就在这120名留学生当中，已颇造就了一些人才。例如 唐绍仪、詹天佑、容揆、梁如浩、梁敦彦等，都是其中的佼 佼者。 而最重要的，是留学风气的开创，它为古旧闭塞的中国 社会，开了一条道路，由这里可以通往世界的新领域。日后 中国士子出洋留学的为数日众，中国人的眼光见识也为之日 广。追本溯源，曾国藩等奠基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总之，曾国藩在同治年间，是中国“自强运动”的主要推 动者。凡制造轮船枪炮、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生赴美，每一件 工作，都凭着他的大力支持或指导擘画，才得以顺利推动。 这些工作，就当时而言，成效实在不很显著，甚至由于 甲申（1844年）、甲午（1**4年）的两次对外作战失败，有人还 认为“自强运动”是彻底失败的。不过，谁也不能否认： “自强运动”所展开的每一件工作，影响都是非常深远。这 些措施虽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功效，但至少已使停滞了 数百年之久的老大帝国，开始艰难地举步迈向近代化的道路 了。所以有人说：曾国藩可谓中国近代洋务之父。 成功语录：中国要讲求自强，基本要务，第一是革新政治， 第二是访求人才。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