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克己自励，持之以恒 曾国藩写道：“知己之过失，即自为 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 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 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 态。” 所谓“克己之学”，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曾国藩 认为“克己之学”非常重要，大而言之，古今多少圣贤豪杰 之所以能成为圣贤豪杰，就是重视“克己之学”；小而言之， “克己之学”可以减少自己许多遮掩和装饰的丑态，做一个 堂堂正正、光明伟岸的人。 曾国藩一生于“克己之学”从不稍懈，坚持终身，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改号“涤生”以克己。 如此克己自励，十数年如一日。也正是由于他能够从心 魄乃至外在名号、行止上的克己精神，才有一番作为。能够 日日自新，天天反省，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 望，使自己卑琐灵魂受到不歇的批判，使自己的**恶欲时 刻困囿于无情的拷问，由表及里地对存在的自我进行猛烈的 抨击，方使曾国藩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从他改号以克己这件些微小事上，我们已窥见曾国藩作 为“五百年间圣贤之一”者的修身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曾国藩的功业，不在他的道德、文章，而在于他对自己 肉体和心灵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其二是忍癣疾奇痒以克己。 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县荷叶塘，曾家的屋后，“旧有古 树一株，为藤所缠，树已槁而藤日益大且茂，矫若虬龙，枝 叶苍翠，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一巨藤，活像一条 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 摇曳，及曾国藩死后，这一巨藤叶落枝枯，不久也就死了。 藤是固然存在，死因却并非神秘，从曾国藩出世即有的老 藤，到曾国藩去世，经几十年沧桑，人会老，藤也会老，原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曾国藩的身上，长了一身的蛇皮癣，初 时尚无多大痒痛，到了三十五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 一天一天高升；曾国藩的癣疾，也随之一天一天扩大。奇痒 奇痛，曾国藩在日记中，时有记载，苦不堪言。这一怪癣， 一直与曾国藩同生共死，不得分离。 据说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星冈）在曾国藩出生的前一 天晚上做了一个“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左右，已 而入室庭，蹲踞良久”的梦。于是，梦、藤、癣联成一体， 化而为一，湘乡的老百姓，越说越玄，越说越像，越像越玄 越说，硬说曾国藩是巨蟒转生。当然，传说毕竟是传说，但 曾国藩身上的皮肤病——癣疾却是真的。曾国藩在他的家书 里也曾不止一次提及。例如他给诸弟的的信中说：“京寓自 四月以来，一切平安。癣疾经邹墨林开方做丸药，有附子、 黄芪等补阳之药，愈见大好。面上、头上，生人全看不出 矣。” 曾国藩还在家书中试述了几点疗法，但癣疾却从未医 好，以至于他有时整夜整夜奇痒，而难以成眠，但当得知其 弟曾国荃也患皮肤病后，其关怀慈意之状可表。信中说道： 十八日专人送家信一包，是夕接弟初十日信，哨官 易光南行至九日始到，可恶也。湿毒更炽，遍身发烧。 是秋天积燥之故。余于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医者皆 言是杨梅疮毒气发作，余不敢攻伐猛剂。吴竹如劝每日 服梅花一碗，亦无寸效。其时余又彻底不寝，则是别有 心肝之疾，与皮肤烧热了不相涉。总之，皮肤之病，世 间无甚于我者，尚非要命之症。弟疾较我轻松数倍，尽 可不必服药，切不可因肝郁之症牵连而杂治之，至嘱至 嘱。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四日，曾国藩在致澄侯的家信中， 说： 余身体平安，惟疮久不愈，癣疾如常，夜间彻晓不 寐，手不停爬，（引注：“爬”即“扒”，挠痒之意）。人 多劝买一妾代为爬搔，季弟代买一婢，现登船上居住， 余意尚未定。大约此是积年痼疾，非药饵所能愈，亦非 爬搔所能愈也。 因此，曾国藩买妾以代为挠癣疾之痒事便也搁置。 由上述可见，曾国藩“克癣以克己”的修身功夫，这种 肉体上的克己绝非一般世人所能及也，己疾尚甚而劝他人以 安，忍癣之奇痒而遣女婢以正名，曾国藩的“克己”功夫不 可谓之不厚。 其三是戒烟癖以克己。 曾国藩年轻时特别喜爱抽烟，他时常捧着一把水烟壶， 以至成瘾成癖。但他也深知抽烟无益而有害，力求戒除。他 前后戒烟三次，戒而复吸，吸而复戒，又复，再戒，终于成 戒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道： “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 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 他最终以挟破釜沉舟之势，在严肃的“克己”中戒掉了 吸烟的恶习。此虽小事，却见其“克己”的力量。 其四是宽下属拂逆以克己。 同治元年八月和闰八月间，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事而瘟疫 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所部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 部也死亡相继，士气低落。正在这时，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 救援天京，自闰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国荃部 达半月之久。落地开花的 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 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入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 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至长江，冲断湘军的江 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入鄂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 之势。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于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 战争使大江南北数省，特别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 亡地荒，满目疮痍。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 年（指同治元年）下半年。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 国一军，米价至七千余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 十余文。”“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亡枕藉。饷糈大 绌，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专卒来往宁、池、太三府境内， 常竟日不见烟户，不逢行人。茫茫浩劫，未知何所穷极。” 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共约七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 斤，粮饷从何而来？兵勇每月获饷不过四成，只得饥一餐、 饱一顿的过日子，士气何由提高？这是曾国藩当年于军事危 急之外的另一大苦恼。然而，正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是年九月 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桢为保在江西本省军队的粮饷，截留了 供应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五万两，并获朝廷准允。这不 啻使曾国藩雪上加霜。他在日记中多处反映了自己焦灼和忧 郁的心情。 例如九月十四日写道：“日内因金陵、宁国危险之状， 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十八日又写道： “五更醒，辗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 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 然而，他并没有向他的“直接下级”沈葆桢发泄这些愤 懑，更没有张牙舞爪，训斥“直接下级”，强迫下级如何如 何。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淡然说道：近来，“幸饷项来数 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 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一过不去之 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 沈葆桢小曾国藩九岁，因为有曾国藩的多次推荐，才得 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他从江西本位出发，恃才傲上，且 不加节制，于第二年（同治二年）再次截留朝廷批准解送曾 国藩粮台的九江关洋税三万两，同治三年第三次奏请截留江 西的全部厘金，导致两人的彻底决裂。曾国藩则截然相反， 在同治元年九月沈葆桢首次截留漕折时反省自己“忧灼过 度”，“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 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 隘也！作天性偏激，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 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同治元年九月十八 日）“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 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 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 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 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 乎！” 这两段文字，实可作为如何对待下级“拂逆”的千古法 则，也是曾国藩作为三军统率之才的又一有力佐证，当然， 更是曾国藩宽以恕人，严以律己的“克己”精神的又一成功 表现。 其五是顺上级之意以克己。 曾国藩的克己之学不仅表现在对下级的宽容和仁爱上， 也表现在他对上级的“秉承旨意，唯命能从”上面。曾国藩 大权在握、生杀自便，有着相对独立的裁事自由，但在同治 嗣位后的第三年，沈葆桢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时，曾国藩 于三月十二日上《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 经收充饷折》，对比当时的情况说：“臣统军太多，月需饷额 五十余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可发饷十六七 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即以民困而论，皖南 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 烟；江西亦尚不至此。”又陈述军事局势说：“今苏、浙等省 今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者日可成，大恶指 日可毙。”故绝不可因粮饷奇绌而“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 篑之变”。曾国藩又进一步从情和理上缕析道：“臣又闻同僚 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日分，日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 诸会典，载请坐名《敕书》。……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 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 恤，有无相济，情也。” 沈葆桢既违分又违情，曾国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的。但朝廷没有准奏，而是将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军与曾国 藩大营各一半，曾国藩于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后，在日记 中写道：“辞旨似右抚而左督，仍合督抚各分江西厘金之半。 又念金陵大功将蒇，恐军心涣散，经总理衙门于上海奏拨银 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九万虽不甚可靠，其二 十一万则立刻可起解，足济燃眉之急。因念枢廷苦心调停， 令人感激；而劳逸轻重之间，又未尝不叹公道不明也。”这 是曾国藩运用“克己之学”的典型一例。 所以说一个人要有所作为，要善于克制自己 的欲望，只有摒弃心中的私欲才能使自己 变得强大，才能 披荆斩棘，无往不胜。 曾国藩在这方面又是集大成者， 所以他成功了。 成功语录：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 吝惜之心，此最难事。 八、垂范圣哲，胸怀浩然 人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不能蔑视它，也不可能蔑视得了，但要有一定距离，如果听之任之，也会误大事，应如孟子养气说那样，“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方为智者。 曾国藩说，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 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 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 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 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写字时心稍 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 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万事付之空寂， 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 立志哉。 读曾国藩的这一段话，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位饱经沧桑、 聪明睿智的老人面前，有一种大彻大悟之感。人活着，如果 一直浑浑噩噩而不知所谓“豁达光明之胸”、“冲融气象”为 何物，而只是“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那是很难做成 什么大事的；不但事业做不好，人也活不到应有的程度。 东方古典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佛家也好，都强调一 个静字，即万象放下，心无杂念、豁达光明、冲融虚廓的心 境。在儒家，叫作“正心”、“诚”或“无妄”；在道家，叫 作“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在佛家，叫作“明心见性”、 “无行住而生其心”。 怎样来达到圣贤的境界呢？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 极赞孟子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见他在这两个方面 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养气说是孟子人生修养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学说，即所谓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一种锻炼人格意志和身体素质 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使某种意志信念高度集中凝 聚，然后让其充沛完满，贯注全身。此时，人的身心成为意 志和信念的凝聚体，而意志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质载体。 孟子的“养气”与中国古代的气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 都揭示：如果人们祛除各种心理杂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高度 凝聚，将使周围磁场发生物理变化，由心理变化导引出生理 变化，而****又反馈和强化人的心理变化。这大概是孟 子“养气”的真正内涵。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这种 刚性之力并非来源于人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强力壮 和位高权重固然有某种威慑力量，但若没有仁义礼智的信念 做精神支柱，则不过是“匹夫之勇”和“妾妇之道”而已， 因为它们只能让人口服达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刚 性之力来源于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 信念和践履。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他的“充 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 可知之之谓神”，是中国古代关于充实之美的理论基础。这 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种 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充实郁勃的人格之美 吗？它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 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圆满的体现。 孟子的“浩然之气”有一种无坚不摧、大无畏的品格。 有了这种浩然之正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宁肯 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而赴 汤蹈火、视死如归，也决不苟且偷生，玷污自己。孟子的 “浩然之气”与其“舍生取义”一道，给后人以巨大的精神 力量和激励作用。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抗元失败后 被俘，他严词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威逼利诱，在狱中写下了 慷慨激昂、流传千古的《正气歌》，其序云：“孟子日：‘我 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 一首。”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文天祥认为的正气贯注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气势磅 礴，光耀日月，万古长存。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填塞于胸，就 达到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可以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不动 心，面对敌人的屠刀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 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 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到德 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 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 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 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 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当然，我们以上所说并非是宣扬曾 国藩已是“圣人”，他还是一个常人， 虽然我们不能成为圣人，可是我们可以 像圣人一样做事，来净化自己的灵魂。 成功语录：宁肯技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