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会议室的辰光，路骥决定夜里到黄扬屋里去。他一直很想寻黄扬谈谈，说不清为什么，没有什么具体、明确的目的，只是想同他谈谈，谈什么都可以。他晓得黄扬对他是有戒备的，每次碰见，说上两三句，那小子总是借故走开。不过，这也是自然的，合乎情理的。路骥和黄扬打交道，有一两年了，他总归弄不清这个人究竟怎么样。在路骥的工作、生活范围内，这是个被议论的中心人物。大家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毁誉兼有，常常使路骥觉得奇怪，难以理解。下午的会议上，个体股的小吴带来一个消息，锦帆桥贸易市场的个体户中，都在传说黄扬要出钞票修锦帆桥。大家都很惊讶，路骥也觉得意外。区工商局顾局长对他说：“小路，你有空找那个人问问，看到底怎么回事，倘是真的，这件事要抓起来，宣传一下，再给宣传部门透个风，他们也会来的。”路骥点点头，他明白局长的心思。前一两年，个体户里捐款、赞助的事是有一些的，最近却冷落下来。这种事体，虽然只是个别的，不一定带有什么普遍意义，但毕竟又是上级衡量工商部门和个体劳协会工作情况的一个重要依据。所以，对路骥和他的同事来讲，这种事情越多越好。其实，在路骥的内心深处，并不希望个体户都这样做，他也不大相信黄扬会做这样的事。何况，黄扬前几天刚刚交了一份申请报告，要求批准他扩大经营，把临时摊位改成正式商店，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钞票。但不管怎么样，借这个机会，他可以同黄扬谈谈。路骥推了自行车刚刚走出区政府的大门，顾局长在后面追上来，喊住了他：“小路，你走得这么快，做什么？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没有和你讲呢！”路骥是区工商局个体股股长，这位头发斑白，即将离休的老局长，是他的顶头上司，路骥总是觉得顾局长对他，不仅有着上级对下级的爱护，更有着父辈的关怀。当初，也许正因为遇上了这位老人，他才可能下决心放弃去市机关坐办公室的机会，到区里来，把自己和个体户们捆到一起的。尽管他仍很难说当初的选择是上策还是下策，但他决不后悔。他早就明白他现在要做的工作难度是很高的，也早就尝到了这番滋味，如果说是苦的，那也是他自找苦吃。他确实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决不敷衍，决不应付，他几乎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在工作。“小路”，顾局长和他并肩而行，很高兴地说，“时间定下来了，今天夜里见面，在——”路骥心里一沉。顾局长看看路骥的面孔，语气里有些责备：“你不要不当回事情，你想想，大家为你的事费了不少心，你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小路，提起精神来，拿出你工作时的热情么，听说这次介绍的那位女同志是很不错的，也插过队，你们会谈得拢的……”路骥笑笑：“夜里我想去寻黄扬的，我想同他谈……”“黄扬的事体你用不着急，明天去，后天去，都不迟，可是这件事要你急。夜里，记住了，在学校门口——好了，我从那边绕过去，到美食街转一圈，你早点回去，吃了夜饭早点出发，7点半，准时啊，等你的好消息！”路骥看着老局长骑上那辆破车远去了，他认认真真地叹了口气。路骥骑着自行车回家，远远地就看见6岁的外甥小聪朝他跑来，“舅舅”，“舅舅”，喊得煞是亲热。路骥连忙下车，抱着小聪，用胡子扎他，逗得小聪“咯咯咯咯”笑不停。妹妹从屋里迎出来，要把小聪接过去，小聪赖在路骥怀里不肯。妹妹和妹夫是双职工，中午在厂里吃，小聪一整天都在托儿所，所以，每天只有在吃夜饭的时候，一家人才能碰面。妹妹突然问他：“阿哥，上次你们顾局长的爱人在路上碰见我，说正在帮你物色，现在怎么样？”路骥不想让她事先晓得夜里的约会，他预感这一次将同前几次一样，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避开妹妹，对小聪说：“小聪的生日快到了，来，小聪，过来告诉舅舅，要舅舅买件什么礼物？”小聪朝妈妈看看，奔过去，和妈妈耳语了几句，回过头来大声说：“我要舅妈娘娘！”路骥哭笑不得。妹妹沉默了一会，又说：“阿哥，我们都为你急呀，你怎么——”路骥不由自主地点点头。他知道许多人在为他操心，替他发急，他自己又何尝不烦恼，不焦虑。他能抵御外界的压力，却无法与自己亲人的关心抗衡，也难以承受自己内心的矛盾。正当他想把约会的事告诉妹妹，妹妹的话偏偏又把他的内心的隐痛撩拨出来。“我晓得，你还在想她，肯定的。可是，她已经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你不相信我的话，你以为她还会回来，还会来寻你，所以你还在等她，你真是，唉！……”妹妹是了解他的，却又不理解他。路骥想，潘红英，也许她真的永远不再回来了。路骥兄妹俩是烈士子女，他们的父母亲原是同一家工厂的技术人员，在一次事故中双双殉职，被追认为烈士。10岁的路骥和4岁的妹妹成了孤儿，他们却没有受到一点苦，没有挨过饿受过冻，人民政府抚养他们，还有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帮助他们，照顾他们，关心他们。路骥和妹妹尽管有失去亲生父母的创痛，温暖的社会却不断为他们抚平着这个创痛。每年的六·一儿童节，路骥和妹妹都要上台演讲，告诉全国的小朋友，告诉所有的大人，他们是非常幸福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有他们的幸福生活。他和妹妹说的全是真话，那时候，他们根本就不晓得什么叫假话，什么叫虚伪。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路骥已经是个初中生了。他和同学们一起贴出了决心书，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可是就因为是烈士的子女，一直被照顾，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学们打着背包、扛着红旗远行，心里又急又气，又一次次地向领导表决心，终于在一年多以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批准到农场去插队。那时，全国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已暂时平稳下来，虽然仍不断有中学生陆续往全国各地农村去，但毕竟不那么疯狂，不那么沸腾了，车站码头也减轻了压力。妹妹到车站去送他，当火车起动时，他看见妹妹哭了，他鼻头一酸，赶紧转过面孔。当他再次把头伸出窗外，妹妹已经离开很远很远了，看不清了。路骥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对面座位上的一个女同学问他：“那个小姑娘，是你妹妹吗？”路骥点点头，发现这个女同学长得很好看，简直说不出有哪个部位有一丝一点的不相称。“我叫潘红英。”女同学是个自来熟，自我介绍了。她又问路骥：“你们家大人呢，没有来送你吗？”“我们屋里没有大人。”路骥不耐烦地说。因为一直在想妹妹流着眼泪向他招手的情景，没有心思听这个叫潘红英的女同学啰嗦。“和我一样！”潘红英好像很高兴，声音脆脆的，很好听，“我们家也没有大人，我们家就只有我一个人。”路骥稍微有点兴趣了，他没有了爸爸妈妈，可至少还有个妹妹作伴。这个潘红英更了不起，一个人过日子。路骥于是问她：“你爸爸妈妈呢，他们也牺牲了？”潘红英的脸顿时涨红了，停了好一会，才说“没，没有，我，我也不晓得。其实我根本不晓得我的爸爸妈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你是育婴堂里抱出来的吗？”路骥想起书里写的那些阴森可怕的育婴堂。潘红英摇摇头：“也不是的。我的爸爸妈妈生下我就走了，我是叔叔领大的。”“那你叔叔呢，他怎么不来送你？”潘红英的脸更红了：“我叔叔，我叔叔，也不在了。”“他也死了？”潘红英激动起来：“不不，他没有死，他没有死！”路骥不明白潘红英为什么这样激动，他不再追问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潘红英又主动提起话头：“我叔叔，吃官司了，他是右派。”路骥马上警觉起来，斜眼看看她。潘红英很慌张很急迫地说：“我同他已经划清界限了，我已经不认他是我的叔叔了，不相信你去问——”路骥不再和她说话，也不看她，但他知道她很想再向他解释什么，说明什么，他都不想听。潘红英沉默了一会，终于耐不住寂寞，又找话讲，她问了路骥的名字，又问他到什么地方插队，然后又高兴地叫起来，说她和他在同一个农场。和这么一个多话的人对面坐着，不管她是什么人，路骥也不好再缄口不言了，他也问了她一句：“你是哪一届啊，怎么也弄到现在才下乡？”潘红英很热烈很真切地说：“我是第一批写决心书的，真的，不相信你去问。可是，一直没有批下来，我去追问他们，他们说我下乡的事情要暂缓……”路骥嘿嘿嘿一笑：“人家判死刑才有暂缓，上山下乡干革命怎么也有暂缓？”潘红英也笑了：“是要审查我的历史情况，我是经得起审查的，你说是不是，要不然也不会批准我下乡了。”路骥终于被潘红英的情绪感染了，忘记了这个人的复杂的背景，只觉得她是个很勇敢很坚定的人。结果路骥和潘红英并没有分在一个连队，甚至不在一个团。路骥心里很有点遗憾，但后来也就淡忘了。过了不多久，路骥就发现，农场里传播着那个潘红英的各种事情，不知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还是因为她复杂的身世，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潘红英成了农场的新闻人物。路骥后来知道，潘红英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中统特务，解放后潜伏下来，可是到了镇反后期，他预感情况不妙，扔下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带着老婆逃到台湾去了。当时，插队在农场的知青，每逢休假日，除了到附近小镇上去，就是寻同乡拉家常。路骥也结识了好几个苏州知青，大家凑在一起，要讲的很多，可每次总漏不掉潘红英这个话题。大家都听说潘红英在三团干得很不错，表现很好，路骥心里好像踏实了一点。过了几年，路骥因患胃病住进了农场医院。一天，护士进病房发药，告诉几个病人，说三团的那个“茉莉花”服毒自杀，半夜里送到医院里来的，已经救活了。“哪个‘茉莉花’？”路骥立即有了一种预感。“叫潘红英的，苏州的，大家叫她‘茉莉花’。”护士说，“听说又是为了谈恋爱的事情，唉，这种人……”路骥觉得应该去看看她，既有火车上的一面之交，又是同乡。他等了两天，打听到潘红英情况稳定了，抽了个空，就到她病房里去了。潘红英躺在床上，面色很苍白，看见路骥进来，吃了一惊。路骥连忙告诉她，他也在住医院，听说她在这里，来看看她。路骥刚刚在病床边的凳子上坐下来，什么话也没来得及说，潘红英突然哭起来。开始还只是“嘤嘤”地哭，后来索性号啕大哭起来，引得好些护士、病人都来看，有的看潘红英，有的则是研究路骥，弄得路骥很难堪。但他没有走，他觉得潘红英此刻是需要他的。原来，潘红英和他们那个连的指导员相爱了，指导员也是插青，长得英俊潇洒，从外表看，和潘红英是很般配的。就在他们的关系火热得不可控制、商量着要结婚的时候，组织上出面干涉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指导员终于听从了党的要求，拒绝了潘红英，也拒绝了自己的爱和自己的良心。路骥没有料到潘红英会把她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信任他。他更想不到那个充满活力的潘红英会被一次失意所打垮。这么多年来，潘红英一定曾经遇到过无数的冷眼、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也一定有过许多冤屈，她都顶下来了，始终活得那么有生气，对生活始终是那么信任、热情、真挚，而这一次……他看着躺在床上的她，心想，火车上见到的那个潘红英，恐怕从此要消失了。自那次在医院里见了一面，路骥再也没有碰到过潘红英，但是也再不能忘掉她了。一直到1978年他返回苏州，在火车上，同座的是三团的一个知青，谈起来，还和潘红英是一个连的；从他口中，路骥又知道了潘红英后来几年中的一些情况。从死亡边缘回到生活中，从医院回到三团，潘红英出人意料地又振奋起来，她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认为只有入了党，才能抵消掉她的父亲和她的叔叔烙在她身上的印记。为了这个目标，她比过去更积极更真诚更努力更刻苦，她曾经在自己身体很弱的情况下给别人输血500毫升，她中暑晕倒在农田里，醒过来继续做活，她做了许多一个女人很难做到的艰苦的事体。这些年中，也有不少热心人要给她介绍对象，有农场的知青，也有城里的工人，潘红英一一回绝了，她发誓不入党不寻对象。可是潘红英的入党要求，却有一个无限制的“考验”期，潘红英始终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据说在党支部的讨论会上，有不少人认为她所做的一切，全是虚假的，伪装的，为了骗取信任。——假作真时真亦假啊——那位同车回城的知青深深地叹了口气。“后来呢，她到底有没有入党？”路骥迫不及待地问。潘红英用了将近10年时间才战胜了各种偏见，她终于如愿以偿了。路骥的一颗心落了下来，但随之又觉得心里有些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出现了。路骥回城后，没有费很大周折，就有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在市工商管理局宣传科翻翻文件，发发通知。生活又一次展示了它的丰富的戏剧性。有一天，路骥在一份通报中转发的一个上诉材料上看到了潘红英这个名字。路骥很激动。申诉材料说，一年前潘红英承包了一家集体性质的饭店，由于经营有方，饭店办得很有起色。可是不久却发生了一件事，潘红英为饭店订购了一大批绣花台布，供货者是个个体经营者，是潘红英的顶头上司、公司一位领导的私人关系介绍给潘红英谈生意的。谈判的时候潘红英就觉得这个人不可靠，但那位公司领导亲自坐镇，签订合同时又亲自指点。款子付出去，那边的货却一拖再拖，折腾了几个月，后来货总算发到了，可是拆包一看，根本不是谈判时看到的样品。样品是毛麻织品，机绣的花样图案很别致，而这批货却是最次等的本色的确凉布，只是搞了一些花边，布身根本没有绣花。这一出一进，潘红英白白丢掉了上千块钱。她不能忍下这口气，去找那位领导，可那位领导反咬一口，怪她签合同时没有写详细，让人家钻了空子，还劝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后学精一点。潘红英不服，写了报告到有关部门，上告这位领导。这下子可摸了老虎屁股，不仅官司没有人受理，外面反倒传出一条声，说潘红英作风怎么怎么，饭店办得这么好，还不是卖面孔？……路骥终于在城北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潘红英的住处。这是一间小而破旧的平房。敲门之前，路骥下意识地在门口停了一会，想听听房间里有什么声音。究竟想听到什么，或者怕听到什么，他自己也难说清。他终于又见到了潘红英。真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叹。其实，这只是他们第三次见面，可是双方都觉得很亲近。潘红英仍然和前两次见到路骥时一样，竟毫无保留地向他讲了她承包饭店后的遭遇。路骥听完潘红英的诉说，沉默了一会，突然问：“你——没有——找个人——组成一个家庭——”潘红英自嘲地咧一咧嘴。“为什么，你……为什么——”“我是党员，嘿嘿，女党员。你知道，现在有好多人一听女方是党员，就吓退了，党员都是青面獠牙的么，我大概是个青面獠牙的女鬼——”潘红英好像在笑。路骥也想笑一笑，却没有笑出来。“当年皇帝要老成，当今皇上要年轻——”潘红英终于笑了出来，那是一种蕴含着多少辛酸的笑啊！路骥不忍心看这样的笑，他避开了她的眼睛。“你呢？”潘红英突然问他，“成家了吧？”“没有。”路骥说，心里突然涌起一股热浪。“为什么？你为什么？”潘红英连问了几句，“你为什么？”“不为什么。”路骥说。他心里在想，也许就是因为你，因为你的超群的外貌，因为你的奇特的性格，因为你的沸腾的血液，因为你的不宁的灵魂……潘红英第一次低下了她那双从来不曾低垂过的眼睛。阴差阳错，他们走到一起了。在路骥的帮助下，潘红英胜诉了。但自然得罪了公司的头头，在那个单位她很难再呆下去，千方百计调了一个地方。可是“花瓶经理”的名声，却紧紧地缠住了她，她再也得不到信任，得不到重视。而这一切，路骥又是帮不了她的。潘红英一度很失望很灰心，或者说她终于开始失望了。“你奋斗了十多年，也许可以休息一下了。”路骥劝她，他真心希望她得到安宁。“不！”潘红英很快又振奋起来，“也许因为我身上流的血和别人不一样，我永远不得安宁！”过了不久，潘红英就提出辞职要求，可是领导说，你是党员，怎么办？潘红英经过好几天痛苦的挣扎，终于下了狠心，为了达到目的她又提出了退党的要求。路骥劝不了她，但他可以想象出她在决定退党时的心情。潘红英的退党手续倒是很快就办了，退职的事却拖延了很长时间。等到潘红英正式领到个体执照，路骥发现，她已经精疲力尽了。从此，潘红英往返于厦门、珠海、广州、深圳、苏州，做电器、服装等各种贩运生意。她的能力，她的才干，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她得心应手，很快就赚了一笔钞票。潘红英回苏州的时候，就来寻路骥，好像只有在路骥这里，她才能静一静心，休息一下。路骥有时觉得，潘红英离他越来越远了。有时觉得潘红英从来就没有靠近过他，但有时又觉得潘红英其实离他很近。当然，不管她离他近或远，他都不可能像初恋的小青年一样去追她。他和她，都曾经经历过许多许多人生的甘苦，都已不是十多年前火车上的初中生了，各自都有了自己明确的生活目标和生活准则，他不可以强加于她，她也决不会服从于他的意志。何况，想做生意赚钞票，也无可非议，谁也没有权力指责她。路骥记得很清楚，那天夜里，他在她的小屋里，他们谈得很晚。谈到过去，中学、插队、农场，谈到现实，也谈了未来，生活、工作、事业、追求都谈到了，只是没有谈爱情，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心中却始终想着这个问题。告别的辰光，潘红英紧紧抓住路骥的手，这使路骥预感到潘红英要走了。潘红英果真没有再回来。过了两个月，路骥收到她的一封信。路骥：我完了。我把所有的钱押上去，进了一批相机，却被查收，说是走私货，可我确实不晓得。这种事情你是清楚的，有理说不清，有理无处说。我又一次身无分文，就是个乞丐。我想哭，却没有一滴眼泪，我想死，却不甘心。不，我没有完，我决不会完。现在我和一个老同学联系上了，她介绍我到深圳一家香港人开的公司做事，以后，再想办法出去。忘掉我吧！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消失了，唯有金钱在，因为只有金钱才能使一个人站起来。也许命中早就注定我们不可能走到一起，在那列火车上我们就分手了。忘掉我吧！这是我最后求你的一件事，忘掉我，越快越好。潘红英 ×年×月×日路骥忘不掉她。后来，路骥被局里推荐上了商校企业管理专业的干修班，两年学期，大专文凭。他们这批学生，属于定向培养，毕业后的出路早在进校前就明确了。这是很令人羡慕的。毕业前两个月，他们下基层实习，路骥来到长洲区工商局。实习第一天碰到的事情，就是有人来告个体户的状，说有几个服装个体户转手倒卖，就地加价，损害消费者利益。路骥看了揭发材料，想起潘红英上个体户当的事，不由气愤地说：“真是无奸不商。”区工商局的顾局长正巧在旁边听见了路骥的这句话，走过来，拍拍路骥的肩说：“小同志，年纪轻轻，传统观念倒蛮重么，不要忘记，什么都在变化，商人的形象也在变化的。”路骥不服气地反问：“为什么我遇上的个体户，看不出什么新形象呢？”顾局长心平气和却很有份量地说：“你了解过几个个体户，三个，五个，七个八个？这就算了解个体户了，了解这刚刚冒出头来的新的群体了？”路骥不作声。顾局长继续说；“好好研究研究现代商人，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课题呢。在我们流通领域，这些活跃因子，究竟起些什么作用，你了解吗？这些作用，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正面的和反面的，你了解吗？”路骥有点服帖了。他过去接触过的老同志很少有顾局长这样的谈吐，他一下子被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吸引住了，也对老人所热爱的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两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已经被这项工作吸引住了。顾局长也对这个年轻人充满了希望。路骥后来来到长洲区工商局，顾局长已经把个体股长位置给他安排好了。纷乱的工作可以使路骥暂时地忘却了潘红英，却不能把潘红英从他心中挤走。他一次次地错过了其他机会，明知希望渺茫，却仍充满希望地在等待着，可究竟等得到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妹妹和妹夫见他不作声，以为伤了他的心，正想劝说，他却笑起来，对他们说：“已经约好了，就在今天夜里，是大学里一位老师介绍的。”妹妹和妹夫交换了一下眼光，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路骥看着妹妹妹夫的神情和小外甥天真无邪的面孔，终于下了决心，晚上去约会，也许，彻底忘掉潘红英，需要借助一点外界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