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名言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第十四节》）。”此句一出，惹多少君王心中不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小气地把《孟子》排斥在必学的儒学经典之外；又惹多少君王深思，真正想治好国的唐太宗就从中得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感悟。这段话的全文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人民最尊贵，国家（或译土神和谷神）次要，君主为轻。因此得到小民的承认者就可以为天子，得到天子承认者就可以为诸侯，得到诸侯承认者就可以为大夫。诸侯危害国家，天子就另外改立。已用牲畜做了祭祀，盛在祭器里的粮食十分洁净，祭祀也按时举行，但仍发生旱灾水灾，那么国家就应当换君王了。”此文说到了变置社稷，如果孟子的本意是变更君王，那谁来变？没有讲，看来是天来变。还有一种翻译是，变置土神和谷神。这当然就可以由天子来变。然而神是天帝的大臣，天帝在凡间的儿子能变得了吗？可见翻译成变置土神和谷神似说不通。自然界有了灾害，说明天子在人间有过错，如果天子不改正错误，天帝就会变更朝代。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倒成了孟子这段话最好的注释。
孟子还说过一个“出尔反尔”的例子，讲出了载舟覆舟的道理，为自己的民本思想做出了一个铺垫。那天，邹国与鲁国发生战争。邹穆公对孟子说出了自己的一个愤愤不平的事。他说：“我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个，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而牺牲的。杀这些百姓吧，杀不了那么多人；不杀他们吧，又实在恨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对此我该怎么办才好呢（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是啊，对不救长官的人该如何处置呢？这种人似乎是可恨，该杀。但问题似乎应当放宽大一些看。请看，孟子是这样回答的：“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是：
“灾荒年景，您的百姓，年老体弱的弃尸于溪谷，年轻力壮的四处逃荒，差不多有上千人吧；而国君您的粮仓堆满粮食，府库里装满财宝，官吏们却从来不向您报告百姓的情况，这是上漠视并残害老百姓的表现。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小心啊，小心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现在就是老百姓对官吏们当时行为的回报而已。您不要归罪于百姓吧！您只要施行仁政，百姓自然就会亲近您与他们的上司、肯为他们的长官牺牲了。”（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十二节》。）
民本思想的核心思想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话的意思是：“人们有句常说的话，都说：‘天下国家’。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国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个人。”（见《孟子·离娄章句上·第五节》。）
孟子还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这三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夏桀、商纣之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百姓；他们之所以失去百姓，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得天下之道是：得百姓者，就会得到天下；得到百姓之道是：得民心，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得民心之道是：人民想要的东西就要给他们并使这样东西有积聚，人民所厌恶的就不要强加给他们。
民之归向于仁德，就像水向低处流，野兽喜欢跑在旷野一样。在深渊把鱼驱赶出来的，是水獭；在森林把鸟雀驱赶出来的，是鹞一样的猛禽；为汤王和武王把百姓驱赶来的，是夏桀和商纣王。现今天下若有好仁德的国君，那么凶暴的诸侯们就会为他驱赶来百姓。即使他不想称王天下，都不可能的。
而当前一些希望统一天下的人，就好像生了七年的病企图用三年的陈艾来医治一样。假如不积蓄民心，一辈子也得不到民心。如果不立志于仁德，就会一辈子忧患受辱，以至陷入死亡的境地。《诗经》说：‘如何能好？一同入水洗澡。’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关于民本思想内容，孟子的第一个理念是，君要有与民同乐的观念。孟子来见梁惠王。梁惠王就是魏惠王魏罃（前400-前319）。公元前370年继其父亲魏武侯即位，即位后九年由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所以又叫梁惠王。
公元前320年，周慎靓（jìng）王元年，孟子已七十岁，他到了魏国的大梁（今开封）。一本《孟子》就是以《梁惠王章句》开篇的。孟子在魏国推行其仁政，住了一年多时间。这天，梁惠王站在池塘边上，欣赏着鸿雁麋鹿等飞禽，见孟子走来，便问：“贤者也以此为乐吗（贤者亦乐此乎）？”孟子说：“只有贤人才能够以此为乐的，不贤的人就算有这些东西，也不能够快乐的（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为什么会这样呢？孟子解释说：“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原来，孟子在此为梁惠王讲了周文王与民同乐的故事。他的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诗经》说：‘灵台始建，仔细规划。百姓参与，几天建成。本不着急，百姓起劲。王游灵园，母鹿伏地。母鹿肥润，白鸟洁净。王游灵沼，鱼儿欢跃。’周文王虽然用了老百姓的劳力来修建高台深池,可是老百姓很高兴来做此事,把那个台叫做‘灵台’，把那个池叫做‘灵沼’，以里面有麋鹿鱼鳖等珍禽异兽为快乐。古代的君王与民同乐，所以能真正快乐。相反，《汤誓》说：‘太阳啊你什麽时候毁灭呢？我宁肯与你一起毁灭！’老百姓恨不得与他（夏桀）同归于尽，即使有高台深池、珍禽异兽，夏桀能独自享受快乐吗？”在此，孟子提出了民本思想的基础——君王要与民同乐的观念。（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二节》。）
还有一天，孟子见齐宣王问，听说你前几天与庄暴（齐宣王的近臣）谈论了音乐。齐宣王不好意思地说，谈不上呀，你们讲的音乐是先王之乐，我好的不是先王之乐，我只好世俗之乐呀（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乘机启发他说：“大王如果非常喜好音乐，那齐国恐怕就治理得很不错了！现在的俗乐与古代雅乐是一脉相承的（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孟子这样说齐宣王当然高兴，马上请他再说下去（可得闻与？）孟子进一步启发说：“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一个人娱乐与他人同乐，哪一个更快乐）？”齐宣王说与他人一起娱乐更快乐（不若与人）。孟子再进一步启发：“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与少数人娱乐和与大众同乐，哪个更快乐）？”齐宣王回答：“当然是与大众同乐更快乐（不若与众）。”由此，孟子开始推出了他的“与民同乐”的道理来：“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那就让我来为大王讲讲音乐与娱乐吧：假如今天大王在此鼓乐，百姓听到大王敲钟击鼓、吹管吹籥的音声，都头疼皱眉相互说：‘我们大王喜好音乐，为何还使我们穷困之极呢？父亲和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离散。’假如大王在围猎，百姓听到大王车马的喧嚣，见到旗帜的华丽，都头疼皱眉相互说：‘我们大王喜好围猎，为何还使我们穷困之极呢，父亲和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分离流散。’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是不与民同乐的缘故。”
“假如大王在奏乐，百姓听到大王敲钟击鼓、吹管吹籥的音声，都高兴地面有喜色地相互说：‘我们大王一定没有疾病吧，要不怎么能奏乐呢？’假如大王在围猎，百姓们听到大王车马的喧嚣，见到旗帜的华丽，都高兴地面有喜色地相互说：‘我们大王大概没有疾病吧，要不怎么能围猎呢？’这里也没有别的原因，是能与民同乐的缘故。今天大王能和百姓们同乐，那就可以以王道统一天下。”（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一节》。）
还有一次，孟子在再用园林的大小作一比喻，讲了与民同乐的重要。某天，齐宣王问：“周文王的园林有七十里，有这事吗（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说：“书上是这么记载的（于传有之）。”齐宣王惊叹：“竟有这么大呀（若是其大乎）？”孟子说：“庶民百姓还认为小了呢（民犹以为小也）。”齐宣王不解了：“我的园林才方圆四十里，百姓就认为很大了，为什么呢（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孟子直抒其襟：“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周文王的园林七十里见方，割草砍柴的可以去，捕鸟猎兽的可以去，与百姓共享，百姓便认为太小，这不是很自然的吗？我初到齐国边境时，问明了齐国重要的禁令，这才敢入境。我听说齐国郊区与城关之间有个园林四十里见方，杀了其中的麋鹿，就如同犯了杀人罪。则这个四十里方圆，就如国中设下的一个大陷阱。百姓认为太大了，不也是很自然的吗？”（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二节》。）
那么与民同乐的目的是什么呢？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百姓的快乐为乐的国君，百姓也会以国君的乐为乐；以百姓的忧愁为忧愁的国君，百姓也以国君的忧愁为忧愁。以天下人的快乐为乐，以天下人的忧愁为忧愁，这样的国君不王天下是没有的）。（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四节》）。”孟子还说：“以安逸舒适之道使用人民，人民虽劳累而不埋怨。以能生存之道来杀死人民，人民虽死不会埋怨杀他的人（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见《孟子·尽心章句上·第十二节》。）
民本思想的第二个理念，当有国王与民同富的观念。孟子是一个讲话很艺术的人，喜欢以比喻开头。有一天，梁惠王说愿意听孟子讲讲民本思想时，孟子开头就提了两个问题：“用木棒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吗（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梁惠王回答说：“没有不同（无以异也）。”这时孟子顺水推出自己的观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厩里有肥壮的马，可是百姓面带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是上位的人在率领野兽吃人啊！野兽自相残杀，人尚且厌恶它；作为百姓的父母官，行政却像率领野兽在吃人，那又怎么能够称百姓父母呢？孔子说：‘最初采用土偶木偶陪葬的人，该是会断子绝孙吧！’就是因为土偶木偶仍太像真人、埋俑就如埋真人了。那使活活的老百姓饿死者不是更应当无后吗？”不能国库肥而百姓饥，如若这样，就是食人恶政，孟子观点是清晰明确的。（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四节》。）
民本思想的第三个理念，以能否得民心为标准。有一天孟子的学生公孙丑说：“商代的名相伊尹说：‘我不去做叛逆的事。我流放商汤嫡长孙太甲到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南），百姓是很高兴的；（三年他改正缺点）我迎他回来再登王位，百姓也很高兴。贤者去为官时，他的君王不贤，就可以把君王流放吗（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公孙丑讲的是一段历史典故。当时伊尹已是四朝元老了。太甲登基后，前两年还算明君，第三年时，他开始追求享乐，暴虐百姓，弄得朝政混乱。这样伊尹就流放了他，自己当摄政王，史称“伊尹放太甲”。在桐宫三年，太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悔过，伊尹又将他迎回亳都，还政于他。重新当政的太甲能重德爱民，在位23年，天下安宁。公孙丑讲的就是这件事。孟子回答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真有伊尹志向的人可以这么做；无伊尹之志的人去做，就是叛逆篡位。”（见《孟子·尽心章句上·第三十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