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暴政
与仁政相对应的是暴政。有仁君就有暴君。那么，可以推翻暴君么？推翻暴君是不是以下犯上违反了忠君的道德了呢？
有一天，齐宣王问：“商汤流放了夏桀，武王讨伐了商纣王，有这事吗（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说：“文献上有记载（于传有之）。”这时齐宣王马上就追问：“这不都是臣杀了他们的君王吗？可以这样做吗（臣弑其君，可乎）？”这时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商汤，河南商丘人。姓子，名履，又名天乙，商朝开国帝王。夏桀，夏朝末代君主，相传是个暴君。传说商汤灭夏后，把桀流放到南巢（据传在今安徽省巢县一带）。武王，即周武王姬发，是西周王朝开国君主。商纣王，即帝辛，商朝最后一个君王。他昏乱残暴。周武王起兵讨伐，商朝灭亡后，纣自焚而死。孟子的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是：“戗害仁的人叫作贼子，戗害义的人叫作暴君。贼子暴君就叫独夫。我只听说杀了独夫纣，没有听说杀弑君呢。”由此孟子推出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政治依据——君王是否行仁政，不行仁政的君王人人得以推翻。（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八节》。）
二、巡游
帝王总是要巡游天下的。为什么要巡游？如何巡游才是对的？孟子在齐宣王的雪宫里给他讲了齐景公的故事。
某天齐景公问自己的宰相晏子说，我想到转附（即之罘山 。在今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岛上）、朝儛（地址不详）两座山去游览，然后沿着海岸南行，一直到琅邪一带走走。我该怎样备办才能和先王一样观壮呢？这时晏子回答说：“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问得好呀。天子去诸侯国，叫巡狩。所谓巡狩就是去巡视守土有责者尽职尽责的情况。诸侯朝见天子叫述职，所谓述职就是讲述自己尽职尽责的情况。巡狩与述职没有不和工作有关系的。春天巡视耕种情况，对粮食和种子不够者给予补助；秋天里巡视收获情况，对歉收的给予补助。夏朝有谚语说：‘我王不巡游，我怎得休息？我王不快乐，我怎得赏赐？一巡一快乐，诸侯要考量。’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国君游就兴师索粮，饥饿的人得不到粮食补助，劳苦的人得不到休息。人人侧目怒视，怨声载道，违法的事情也就做出来了。这种出游逆天虐民，吃喝如同流水。这叫‘流连荒亡’，让诸侯们忧虑。什么叫‘流连荒亡’呢？从上游向下游游玩并乐而忘返叫做流；从下游向上游游玩并乐而忘返叫做连；打猎不知厌倦叫做荒；嗜酒不加节制叫做亡。古代圣贤君王既无流连的享乐，也无荒亡的行为。至于大王您想如何做，您自己选择吧。”
孟子说，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后说，先在都城内戒严，然后驻扎郊外。再开仓赈济贫民。他再召集乐官说：‘给我创作一些君臣同乐的乐曲！’这就是《徴招》《角招》。其中的歌词说：‘畜君有什么不对呢？’‘畜君’就是热爱国君的意思。”（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四节》。）在这里，我们知道了“述职”一词的出处，知道了何为“流连荒亡”，还知道了孟子巡视的思想：要因事而发，为关注百姓的生活而游。
三、爱财与好色
古代的君王真是直率，有啥说啥。在孟子向齐宣王宣讲周文王的仁政时，齐宣王就称自己做不到，因为自己有两个毛病，一是爱财，一是好色。他问孟子，这如何是好？
对于爱财，孟子回答：“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从前公刘也喜爱钱财。《诗经》说：‘囤粮满仓，备好干粮，装袋装囊。团结争光，张弓带箭齐武装。盾戈斧铆拿手上，动身向前方。’因此住户仓有谷，行者有干粮，然后才能动身向前方。大王如果喜爱钱财，能与老百姓共富裕，这对施行王政有什么影响呢？”
对于好色，孟子回答：“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从前周太王也好色，爱他的妃子。《诗经》说：‘古公亶父周太王，一早快马来上朝。沿着西边河岸跑，一直走到岐山下。带着妻子姜氏女，勘察地址建新居。’那时，没有找不到丈夫的老处女，也没有找不到妻子的老光棍。大王好色，能想到老百姓也喜爱女色，这对施行王政有什么影响呢？”（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五节》。）
看来，贪财好色还不一定是毛病，只要与百姓共享共乐，与国家政治并没有大碍。
不过孟子最后还是告诫了一声，爱财最终不是好事。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诸侯的宝有三个：土地，人民和政事。以珍珠和玉器为宝，定会造出祸事殃及身家性命。”（见《孟子·尽心章句下·第二十八节》。）
四、经济
行仁政，要有经济为支撑。
孟子仁政的经济思想之一是实行井田制。在滕文公派大臣毕战来问关于井田制的问题时，孟子力推滕文公实行井田制，并详细讲了井田制实行的办法：“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你的国君将要实行仁政了，特意选派你来，你一定要鼓励你的国君去做！所谓仁政，必须从分清田土的经纬之界着手。经纬之界不正，井田就不会平均，租税俸禄就不会公平。所以暴君和污吏必然是不重视田土的经纬之界。田土的经纬之界一旦划分正确，怎样分配田土和俸禄就可以坐下来议定了。而滕国，虽然土地狭小，但一样要有国君，一样有人民。没有君王就没有办法管理人民，没有人民也就没有办法养活君王。希望你们在田野上实行‘九一助法’（见本节孟子经济思想之三），在都城中实行十分抽一的税法。国卿以下的官员必须要有供祭祀用的田土，这供祭祀用的田土为五十亩；其余的人给田土二十五亩。死葬和搬迁都不离开本乡范围，乡里的田也实行井田制，人们出入劳作时相互伴随，抵御盗寇时互相帮助，有疾病时互相照顾，这样百姓就友爱和睦了。方圆一里为一个井田，一个井田为九百亩，中间一块田土为公田，八家各以一百亩为私田，但要共同料理好公田；把公田的事办完了，然后才能做私事，这就是区别散漫农民的办法。这是一个大概情况，至于怎样更健全和完善，就要靠国君和你了。”（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三节》。）
孟子的经济思想之二是“信行五措”：“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尊重贤者使用能人，俊杰在位，那么天下的有识之士都会喜悦，就会愿意在这样的朝廷里供职。对集市，货物储藏在栈房中不征税，滞销货物依法收购，那么天下的商人们都会喜悦，愿意来此市场存货。在关卡上，查问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们都会喜悦，从而愿意出入于这样的道路；对从事农业的人，助耕井田制中的公田而不课税，那么天下的农民们都会喜悦，从而愿意从事农业了；对居民不再收‘夫里之布’这种额外税，天下人都愿意成为这里的居民。如果能真诚地做到这五点，那么邻国的人民就敬仰你的国君若父母。率领儿女，攻打父母，自有人类以来是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就这样，就会无敌于天下。天下无敌的人，是代表上天管理人民的官员，若是还不能王天下，那是没有的事。”（见《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第五节》。）
孟子的经济思想之三税收观：“君子取一”。夏实行的是贡法，商实行的是助法，周实行的契法。夏朝每户百姓分五十亩田地，商朝是七十田亩，周朝是一百亩，税收都是十分之一。贡法，就是参照几年的收成，取一个固家数，不论年景如何，都按照这个数收税。这是定额税。这样做，遇到灾年百姓必然要靠借贷来凑足税收。助法，农民在井田制中，先耕公田，再耕私田，公田的收入交天子，是一种劳役课征形式。契法，即农民共同耕种公田，再按公田亩数与收成的比例收税，这是实物税。孟子借古代贤者龙子的口说：“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管理土地的税制以助法为最好，而贡法最不好）。”他还说：“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诗经》上说：‘雨水浇灌我们的公田，同时也滋润到我的私田。’只有有公田，才会有助法，从此诗来看，周朝也是实行助法的。”孟子由此把自己喜欢井田制，喜欢助法的观点表示得很清楚。（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三节》。）
孟子还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税赋有对布类征税的，有对粮类征税的，还有征劳役的。君王每年只能用三种中的一种，缓征另两种。如果征到两种，民间就会有饿死的人，三种都征，就会家破了。”（见《孟子·尽心章句下·第二十七节》。）
孟子还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改造田地，减少税收，就可以使人民富裕了。食按季节，用按礼节，财物就用不完了。人民没有水和火就不能生活，黄昏时去敲别人家的门求借水和火，没有不给的，会给到你足够用。圣人治理天下，使豆类、谷类像水和火一样充足。豆类、谷类植物如水和火一样充足，人民哪里会不仁爱呢？”（见《孟子·尽心章句上·第二十三节》。）
孟子的经济思想之四是减关卡。孟子说：“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古代设置关卡，是准备抵抗残暴的；如今设置关卡，却是用来推行暴政的。”（见《孟子·尽心章句下·第八节》。）
孟子的经济思想之五是君子爱财，更应爱道。孟子说：“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周密计划于利益的人，灾荒之年不会衰败；周密计划于道的人，邪恶的世道不会使他迷乱。”（见《孟子·尽心章句下·第十节》。）
孟子的经济思想之六是致富仁为上。孟子认为为富不仁。这个观点不一定对，但我们且写在这里待历史检验。孟子说：“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阳虎，阳货，鲁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并立。虎之言此，恐为仁之害于富也；孟子引之，恐为富之害于仁也。”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是：
“所以贤明的君主必须谦恭俭朴，礼贤下士，向百姓征收有制度。阳虎说过：‘能富贵的人都无仁爱之心，有仁爱之心的人都不会富贵。’阳虎，鲁国实权派季氏的家臣。天理的仁，与人欲的贪富，是不相容难并立。阳虎讲这话，是怕人们太有仁爱之心而不能敛财。我今天引用一下，是怕贪富而有害于实行仁爱呀。”（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三节》。）
五、外交
齐宣王有一天向孟子请交与邻国交往的问题。孟子提出，外交关系无非是两种，或是虽为大国，却要侍奉小国，或是本身是小国，要侍奉大国。那如何搞好外交关系呢？孟子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有有仁义的国君才能以大国身份侍奉小国）。”“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小国侍奉大国则是畏天命呢）。”这话齐宣王当然听不明白。大国还要侍奉小国？小国就一定要侍奉大国？
孟子为此举了几个例子。一是大国侍奉小国有两例：一是汤事葛，一是周文王事昆夷。
汤，指商汤，又叫成汤，是商朝的建立者，商部族首领。葛，为葛伯，葛国的国君。葛国是商紧邻的小国，故城在今河南宁陵北十五里处。葛伯忠实于夏桀，将成汤活动时时报告给夏桀。这时商汤发现葛伯好吃懒做，连祭祀天地鬼神的活动都不愿意按期举行。商汤就派使者去问葛伯为什么长久不祭祀天地鬼神。葛伯深知商汤很富裕，就说我们国小又穷，没有牛羊用于祭祀呢。这时商汤并没有以葛伯不尊重天地鬼神而讨伐他，而是挑了一群牛羊给葛伯送去。得了牛羊，葛伯仍不祭祀，而把商汤送来的牛羊都杀吃了。商汤知道后，再派使者问，给了贵国牛羊你为什么仍不祭祀？葛伯说，我们田里没有粮食，做不出酒饭来作贡品，所以无法做祭祀。商汤听了葛伯的话，仍没有生气，派了自己国民去帮助葛伯国里的人种地。商汤的百姓去种地，连饭也由商汤国里的老人妇女去送，闻讯葛伯竟派人把送来的酒饭抢走，有一次还杀死了一个送酒饭的孩子。到了这个程度上，商汤就出兵了。葛伯国里的人民早就恨死葛伯了，商汤兵来，得到葛伯国里人民的拥护，葛国顺利归入了商汤的版图。
周文王，姬姓，名昌，是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周朝奠基者。其父死后，继承西伯侯之位。昆夷，也写作“混夷”，周朝初年的西戎国名，位于周的西边。周文王任用姜子牙后，以仁德治国，《诗经·大雅·绵》篇注说:虞芮两国来周国请求调解土地纠纷，在周国看到的是“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是一派君子之风。由此他们内心羞愧，回国之后主动将所争之地做了闲田处理，纠纷从此解决。由此可见，周文王也是以礼待昆夷的。但如何对待现在可以看到的史书上并没有详细记载，只记载昆夷没有受到感化，最后被周灭掉。
为此，孟子总结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大国身分侍奉小国的，是乐遵天命的人）。”
以小国侍奉大国的，孟子再举两例，一是周太王侍奉獯鬻，一是越王勾践侍奉吴王夫差。
周太王，即古公亶父，本名姬亶，是周文王的祖父。当时周部族还很弱小；獯(xun）鬻(yu)，又称猃狁，当时是周北方的少数民族。没有史料记载周太王如何服侍獯鬻，只记载了北方少数民族薰育和戎狄进攻周族的事。史有“西戎、北狄”之称，獯鬻当在北狄之中。史载，薰育和戎狄一再来攻周族，民众非常愤怒，想要抵抗，但周太王说：“民众拥立君王，是让君王为民众谋利。如今戎狄来攻，是为了我的土地和臣民。臣民归我还是归他，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们要为我而战，要杀死很多人的父子。通过这种办法让我当国君，我不忍心做。”于是亶父带着家人和亲随离开了豳，渡过漆水和沮水，经过梁山，到岐山之下安顿了下来。豳地的人全都扶老携弱，复归古公到岐下。其他国家的人听说古公仁德，也多归附。
勾践是越国国王，战败后既献西施给吴王夫差，自己夫妻则为吴王养马。但他卧薪尝胆，最后复国。
为此，孟子又总结说：“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小国身份侍奉大国，是敬畏天命的安排）。”他还说：“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乐遵天命者得天下，敬畏天命者保其国。《诗经》说：‘畏天之威严，保安宁永远。’）（注：笔者认为第一个‘保’字应为‘得’才是准确的）。”
孟子在这里讲了外交的一个大道理是：以仁德之举来顺应天命，才能处理好国与国的关系，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
那么武力在外交上起什么作用呢？齐宣王直言不诲地说：“先生的话太高深了，不过我有个毛病，就是好勇（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看来齐宣王认为，外交是要靠实力说话的。
孟子这时就阐述了勇与外交的关系：不要好小勇，要好就好大勇。他说：“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这些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请大王不要好小勇。有人抚着剑瞪着眼说：‘他怎么敢抵挡我呢？’这是匹夫之勇，只能敌一个人的小勇。王一定要有大勇。《诗经》说：‘文王赫然大怒，于是整顿军旅，阻遏莒兵，巩固周国福祉，以应对天下各国。’这就是文王的勇呀。文王一怒而安天之下民。《尚书》说：‘天生万民，再做出了君王，做出了老师，就是让他们来帮助上帝，宠爱四方人民。有罪无罪，惟我来定，天下何人敢超越上帝的意志？’一人横行天下，周武王是耻于这种行为的。这是周武王的勇。而周武王也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今天大王也可以是一怒而安天下民的，民众惟恐大王不好安天下民之勇呀！”看来，孟子认为，外交是要靠实力，但要的是“大勇”这样的实力的。（见《孟子·梁惠王章句·第三节》。）
六、小国如何生存
国有大小，小国如何生存？在今山东滕县西南，在春秋战国时有一个小国叫滕国，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绣。滕文公有一次问孟子：“腾国是一个小国，处在齐国和楚国两个大国之司。是归服齐国好呢，还是归服楚国好呢（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知道小国生存之难，给出的治国之方似乎也很勉强：“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到底归服哪个国家好我也说不清。如果您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把护城河挖深，把城墙筑坚固，与老百姓一起坚守它，让百姓做到了宁死而不弃城．倒也可以有所作为了。”（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十三节》。）
滕国东南方有一个薛国，一天被齐国所灭，齐兵还开始加固薛国的城墙。为此滕文公对孟子说：“齐国要修筑薛城，我很害怕，对此怎么办才好呢（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这段话里的大王，指周太王，狄，指獯鬻，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从前，周太王居住在邠地，北方狄人来侵犯，他便离开，迁到岐山下居住。不是愿意选择那里居住，迫不得已罢了。只要能施行善政，后代子孙中必定会有称王天下的。君子创业传世，是为了可以不断继承。但能否成功，那就由天决定了。君王对此怎样做呢？只有努力推行善政一着而已。”（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十四节》。）
又一天，滕文公问：“滕国是个小国，竭力去侍奉大国，却不能免除威胁，怎么办才好呢（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再举周太王的例子回答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从前，周太王居住在邠地，狄人会侵犯那里。他拿皮裘丝绸送给狄人，不能免遭侵犯；拿良犬好马送给狄人，不能免遭侵犯；拿珍珠玉器送给狄人，还是不能免遭侵犯。于是他召集邠地的有德望的老人说：‘狄人想要的是我的土地。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君子不拿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害人。诸位何必担心没有君王？我要离开这里了。’于是周太王离开邠地，越过梁山，在岐山下建城邑定居下来。邠地的人说：‘周太王是仁人啊，不能失去他啊。’追随他迁居的人，多得像赶集市一般。也有人说：‘土地是必须世世代代守护的，不是能自己找来的，拼了命也不能舍弃它。’请您在这两种办法中选择吧。”一是战，一是迁，孟子提出的这两种办法似乎并都不太理想。看来，国小是不太好生存，除行仁政，善待百姓，自强不息外，就只有适时迁徒或依附有德大国的办法了。（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十五节》。）
还有一天，孟子的学生万章问，宋国是小国，要行仁政，但齐国与楚国就不高兴了，要讨伐它，这该怎么办呢？这时，孟子就说了坚持仁政，国就可以由小变大的故事。这个故事孟子是反复讲的，讲过好几遍了：“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商朝开国君王成汤居住在毫地，与葛国相邻，葛伯放纵且不祭祀先祖。汤派人询问他：‘为什么不祭祀祖先？”葛伯说：‘没有做祭祀用的牲畜。’汤派人送给他们牛羊，葛伯把牛羊吃了，还是不祭祀。汤又派人询问他：‘为什么还不祭祀？’葛伯说：‘没有谷物来做祭品。’汤派亳地的民众去为他们耕田，让老年人和孩童送饭。葛伯带领着他的民众，让他们抢夺那些带着酒食米饭的亳人，不肯给的就杀死。有个小孩带着米饭和肉，遭到杀害而被抢走了食物。《尚书》上说：‘葛伯与送饭者为仇。’就是指这件事。成汤因为葛伯杀死了这个小孩子而去征讨葛国，天下的老百姓都说：‘这不是贪图天下的财富，这是为平民百姓复仇。’成汤的征讨，从葛国开始，先后征伐十一次而无敌于天下。他向东征讨，西边的夷族人便埋怨；向南征讨，北方的狄族人也埋怨，都说：‘为什么我们排在后面呢？’百姓盼望这样的君王，就像大旱时候盼望雨水一样，赶集的不停止买卖，种田的不停止耕耘，诛杀暴君，抚慰他们的百姓，像及时雨从天而降，老百姓非常喜欢。《尚书》上说：‘等到君王来到我们这里后，我们就不会受罚了。’‘有攸国助纣为虐不臣服，周王向东征讨，安抚那里的士民妇女，他们用筐装着黑色和黄色的丝帛，以事奉我们周王为荣，最后臣服于周邑。’那儿的君子用筐装着的丝绸来迎接周的君子，那儿的百姓用筐装着饭食，用壶盛着饮水来迎接周的士兵。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就是要去掉残暴的君主。《泰誓》上说：‘我们的武力要发扬，攻入他们的国土，除掉那残暴的君主，用杀伐来彰明正义，比成汤的功业更辉煌。’只怕宋君不推行王政，如果真能推行王政（仁政），普天之下民众都会抬头盼望，要拥护这样的人来做君主；齐国、楚国虽然强大，又有什么可怕的呢？”（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第五节》。）孟子讲述的成汤与周王两个故事的意思归纳到一点就是：行仁政，百姓就向往，你师出有名，讨伐暴君，百姓就会箪食壶浆来迎接王师。行仁政，百姓就会心服，国就会由小而变大，变强。
七、攻伐
国与国难免有战争。那么一个国家是不是可以攻伐他国呢？是不是可以占领别国领土呢？是不是一讲攻伐与占领它国就是侵略呢？孟子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孟子认为，正义之国是可以攻伐不仁之国的，要点就是看民心所向。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一味地相信书，还不如没有读过书。我对于《武成》这篇文章，只不过取其中两三个道理罢了。仁者无敌于天下，以最仁爱去征伐最不仁爱的，怎么会血流成河把舂米的木棒都漂起来呢？”（见《孟子·尽心章句下·第三节》。）
齐宣王五年，也就是公元前315年，燕王哙感觉自己太老了，力不从心，想学远古贤王尧、舜实行禅让。燕国的宰相子之在燕国改革政治，行事果断，受到哙的信任。他不顾自己有太子，将王位禅让给了子之，自己则称臣，并告老不再理政事。具体做法则是让三百石以上俸禄的地方官将印信缴回，由新王子之重行颁发。但哙崇古的做法并得不到臣民们理解。第二年，燕国将军市被和太子平结党聚众，谋划攻击子之。市被领兵包围子之的公宫，但百姓起而反攻太子平，杀死将军市被。由此燕国大乱，长达数月之久，百姓陷入困苦之中。这时，齐国乘燕内乱之际攻燕。据《战国策·燕策》记载，当齐国的军队攻打燕国时，燕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因此齐国军队五十天就攻进了燕国的首都，杀死了燕王哙和子之。
一个国家是否可兼并另一个国家呢？孟子认为这要也要看民心所向。在取得了这次大捷后，齐宣王问孟子了一个问题：“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这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有人劝我不要占领燕国，有人则劝我占领它。我觉得，以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一个同样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只用五十天就打下来了，光凭人力是做不到的呀。如果我们不吞并它，一定会遭到天谴吧。吞并它，那又要怎样做？”对此，孟子做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回答：“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此段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吞并它燕国的百姓高兴，那就吞并它。古人有这样做的，周武王便是。占领它燕国的百姓不高兴，那就不要吞并它。古人也有这样做的，周文王便是。齐国这样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燕国这样一个同样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燕国的老百姓却用饭筐装着饭、用酒壶盛着酒水来欢迎大王您的军队，难道有别的什么原因吗？就是想摆脱他们水深火热的日子罢了。如果您的到来他们水更深，火更热，那他们也就会转而离去的。”（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十节》。）
有攻伐，就有被攻伐。那如何应对呢？孟子说仍要看民心所向。齐宣王在占领了燕国后，各诸侯国共同谋划来救燕国。这时齐宣王又问孟子怎么办（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的回答依然是堂堂正正的：“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孟子在这里又老生常谈了。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我听说过，有人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国土就统一了天下，这就是商汤。却没有听说过拥有方圆千里的国土而害怕别国的。《尚书》说：‘商汤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人都信任他．所以，当他向东方进军时，西边部落的人民便抱怨；当他向南方进军时，北边部落的人民也抱怨。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到被征讨的后面呢？’人民盼望他，就像久旱盼乌云和虹霓一样，赶集的不停止买卖，种田的不停止耕耘，诛杀暴君而抚慰百姓。这就像天上下了及时雨，老百姓喜悦无比。《尚书》说：‘等待我们的王，王来复苏！’
如今，燕国的国君虐待百姓，大王去征伐他，燕国的百姓以为您会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所以用饭筐装着饭、用壶盛着酒水来欢迎您的军队。可您却杀死他们的父兄，捆走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祭器，这样做怎么可以呢？天下各国本来就害怕齐国强大，现在齐国的土地又扩大了一倍，而且还不施行仁政，因此天下各国就会兴兵了。大王应赶快发布命令，释放燕国老老小小的俘虏，停止搬运燕国的祭器，再和燕国的各界人士商议，为他们选立国君，然后从燕国撤军。这样做还可以来得及制止各国兴兵。”（（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十一节》。）
此外，孟子还认为，攻伐是要有依据或说授权的，他是反对以暴制暴的。有一天，齐国的大臣沈同说，我以私人的身份问您一个问题：“燕国可伐吗？”（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当时燕国正处于本节所说的燕王子哙禅让王位给了宰相子之而引起内乱，孟子说：“，可以。子哙（无周天子的王命）是不可以把燕国给他人的。子之也不可以从子哙手上取得燕国的。有一个士在这里，你很喜欢他，（你）不向君王禀报就将你自己的官位俸禄给这个士；而士呢，也没有得到君王任命就从你手中私下接受了官位与俸禄。作为一个士，没有王命而私受官于你，这样行吗？子哙私授燕国给子之与此种做法有什么不同（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孟子认为燕王子哙将燕国禅让给宰相国子之是没有经过周天子同意的，这就是私下授受，是没有授权与依据在办事，所以可伐。
如上所述，齐国出兵了燕国。事后有人问孟子，听说是你劝说齐国攻伐燕国的，有这事吗（劝齐伐燕，有诸）？孟子这下却认真回答说：“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没有！沈同私下问我：‘燕国可以攻伐吗？’我回答说：‘可以。’他们之后就去攻伐它了。如果他这样问：‘谁可以攻伐燕国？’我就会回答说：‘只有代表上天管理人民的官员，才可以攻伐燕国。’比如现在有个杀人者，有人问：‘此人可以杀吗？’我将回答说：‘可以。’如果他问：‘谁可以杀他呢？’我将回答说：‘只有法官才有权杀他。’今伐燕国是以残暴攻伐残暴，我怎么会劝说齐国伐燕呢？”（见《孟子·公孙丑章句下·第八节》。）
对于停止战争应当如何做，孟子也有说法。宋国有一个名人叫宋牼，与尹文同为宋尹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主张宽恕和均平。这天，孟子在石径这个地方遇到宋牼。他问宋牼去干什么。宋牼说：“我听说秦、楚两国要交兵，我准备去见楚王劝说他罢兵休战；如果楚王不高兴听我的话，我就准备再去见秦王劝说他罢兵休战。这两个君王中总会遇见与我意见相合的（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孟子说：“我不想问你详细的情况，我只想请问你的宗旨，看看你用这种宗旨劝说后会怎么样（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
宋牼说：“我将以战争的不利来说服他们（我将言其不利也）。”
这时孟子肯定了他的志向后说：“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先生志向很大呀，但先生这样去号召（停战）则不可以。先生以利害关系劝说秦楚两王，秦楚两王听说有利就高兴，从而停止三军行动，这是让三军官兵因有利可图而愿意罢兵。为臣者心怀得到利益以侍奉国君，为人儿女心怀得到利益以侍奉父母，作为弟弟心怀得到利益以侍奉兄长，是让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最终会舍弃仁义，心怀利益目的交往，这样的交往最后不失败，是没有的事。先生如果以仁义劝说秦楚两王，秦楚两王因喜仁义而罢兵，是三军官兵因追求仁义而乐于停战。为臣者心怀仁义以侍奉国君，为儿女者心怀仁义以侍奉父母，为弟弟者心怀仁义侍奉兄长，就会使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抛弃利害关系，心怀仁义相交往。如此还不王天下，是没有的事。何必讲利害呢？”（见《孟子·告子章句下·第四节》。）
当然，战争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不符合仁义的战争，孟子是反对的。有一次，鲁国国君要用善于用兵的大臣慎滑釐带兵去拓展疆土，这时孟子说：“不教育人民就使用他们，这叫殃民。殃民的人，在尧舜时代是不允许存在的。慎子一仗下来必能打败齐国，占领齐国的南阳，然而这种胜利却不可以要（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听了他的话，慎子大怒说：“这话我慎滑厘就听不懂了（此则滑厘所不识也。）！”这时孟子义正词严地说：“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我明明白白告诉你吧。天子的土地要有千里；不够一千里，就不够接待诸侯。诸侯的土地要有百里，不够一百里，就不足以奉守祖先的礼制。当年周公被封在鲁地，方圆百里；当时土地不是不够，而是封地只能是百里。太公被封在齐地，也是方圆百里。不是天下的土地不够，而是封地只能是百里。如今鲁国已经有五个方圆百里了，你以为（鲁国）有王者要兴起，鲁国就会在意封地有所减损？还是在意封土多增加一些？没理由地把彼国的土地拿给此国，仁者都不愿如此，何况通过杀人的战争去取得到呢？君子之侍奉君主，就是要努力把君主引向正道，立志于仁才是。”（见《孟子·告子章句下·第八节》。）
在讲了这段话后，在《孟子·告子章句·第九节》孟子再说：“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如今侍奉君主的人都会说：‘我能替君主开拓疆土，充实府库。’如今所谓的良臣，在古时候就叫民贼。君子不向往道，不立志于仁政，而是求富贵，就等于是让夏的暴君桀富有。又说：‘我能替君主约盟其他国家，打仗必定取胜。’如今所谓的这些良臣，在古时候就叫民贼。君子不向往道，不立志于仁政，而是求取国强能战，就是辅助君主去当夏桀王。按照现今的路径，而不改变当今（上述）恶风劣俗，就是把整个天下给他，他连一朝天子都当不完。”
在《尽心章句下·第四节》中孟子也说过：“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有人说：‘我善于布阵，我善于作战。’这都是大犯罪。一个国家的国君好仁爱，天下就无敌了。向南征而北边的狄族埋怨他，向东征而西边的夷族埋怨他，人民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排在后面呢？’周武王征伐殷商，只出动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周武王说：‘不用害怕，我是来安定你们的，不是与老百姓为敌的。’百姓像山倒塌一样叩头行礼。‘征’字的本意就是正，各国君都想着匡正自己的国家，何必用战争呢？”
八、收礼与受贿
什么礼可以收，收什么礼就是受贿，孟子在一件事上的表现可给我们一点启示。
有一天，孟子的学生陈臻说，以前在齐国时，齐王送给您好金一百镒，您不接受；到宋国时，宋王送给您七十镒您却接受了；在薛地，薛君送给您五十镒，您也接受了。如果以前的不接受是正确的，那后来的接受便是错误的；如果后来的接受是正确的，那以前的不接受便是错误的。老师您总有一次做错了吧（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听了这个是非分明的学生的话，说了一段话：“皆是也。皆适于义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兼金，即价值双倍于一般金子的好金；镒，古代计量单位，一镒为二十两。孟子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我做的都对，因为都符合义的规范。在宋，我将远行，行者（于礼）应当送给他些盘缠。当宋王（奉金时）说：‘送上一些盘缠。’我为何不收呢？在薛地的时候，我对路途上的危险需早作戒备。薛君说：‘听说您需要加强防备，所以送上一点买兵器的钱。’我为何不收呢？至于在齐国，则没有任何理由。没有理由却送给我钱，这是用钱来收买我。哪里有君子可以用钱收买的呢？”（见《孟子·公孙丑章句下·第三节》。）可见孟子收别人钱的标准是符合道义，符合礼仪的规定，决不收收买人心的钱，不收无来由的钱。
收礼往往与交际有关。交际中最重要的是君与贤士的交往，而君又有好坏之分。这时君给的礼收不收呢？有一天，曾子的学生万章就向孟子提出了这么一个挺刁钻的问题。万章开始有些迂回地问：“冒昧地请问：与人交际要用哪种态度（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回答很干脆：“恭敬之心（恭也）。”万章再设“陷阱”地问：“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就是不恭敬，这是为什么（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孟子说：“尊者赐你东西，你心里却在想：他得到的这东西的办法是符合义还是不符合义，然后再接受，这是不恭敬的，不能不恭敬，所以不能推辞（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
这时万章转入“应当拒绝不义之赠”主题：“从请求上没理由推辞，心却知道应当辞去，知道他这东西是从民众那里不义地取来的，找个借口推辞不要，不行吗（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孟子说：“他跟你交往是以道的，你受赠也是按礼的，这样馈赠当年孔子是接受的（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
这时万章再将孟子一军：“假如现在国境外有个以武力抢劫抵抗我国的人，他与我交往有道，馈赠遵守仪，这样的馈赠可以接受吗（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这当然不行，孟子说：“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这句话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
“不可以接受。尚书中《康诰》篇上说：‘杀人而掠夺财物，强悍不怕死，对此人民没有不憎恶的。’这种人不用教育就可以诛杀。殷从夏接受这条法规，周又从殷接受这条规，都没有更改。杀人越货现在愈演愈烈，如何能接受这种人馈赠呢？”
看到孟子终于进入自己的思路里来了，万章说：“如今的诸侯们取之于民，就如同抢劫。只是他们善于按礼仪来交际。他们的馈赠君子也接受，请问这有什么说法呢（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孟子这下入了万章的套，他想急急地脱身出来。他辩解说：“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你认为如有一圣王兴起，就会对现在的诸侯们加以诛杀吗？还是经教育后仍不悔改再去诛杀？所谓强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叫强盗，这是讲到最极端时才对的说法。孔子在鲁国当官的时候，鲁国人玩争夺猎物的游戏，孔子也参加玩这种游戏。争夺猎物尚且可以，何况于接受他们的赏赐？”看看，孟子通过对强盗定义的界定，把诸侯的剥夺百姓排斥在了一般强盗的定义之外，由此说明受他们的馈赠并不错。
万章当然不甘心：“那么孔子之所以去当官，不是为了推行他的‘道’吗（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孟子说，那当然是为了推行他的道（事道也）。万章再说：“推行‘道’他还去争夺猎物呀（事道奚猎较也）？”孟子说：“当时孔子在做用文书籍册规正祭祀器物的工作，不让四方献来的贡品改变文书籍册的规定（言下之意是孔子当官正处衰世，不可以一下纠正，要从查考典籍这些小事来推广‘道’，原话是：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万章说：“他为什么不辞职（奚不去也）？”孟子说：“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也。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是：
“他要做个好的开端，开端到足以可行，但国君又不作为，这时他才会离去，所以他没有在一个地方淹留过三年。孔子有时见到道可行就出来当官，有时遇到机遇时出来当官，有时因国君养贤而当官。对季桓子，是见到道可行才当官；对卫灵公，是认为有了机遇才当的官；对卫孝公，是因为国君养贤才当官。”转了一大圈，孟子最后的意见是明确的，一般的礼还是要收的，而且态度要恭敬，但直接抢来的东西才是不可以收的。（见《孟子·万章章句下·第四节》。）
九、地方官的职责
地方官的最高职责是什么？
一是安抚好百姓。这是评价地方官尽没尽职的标准。
孟子有一天到了齐国的平陆县，与县官孔距心有过一段谈话。孟子对孔距心说：“你执着戟的卫士，一天中有三次失误，你会不会开除他（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孔距心说：“不用三次我就开除他了（不待三）。”孟子马上转入正题：“你的失误则更多呢。灾年荒岁，你的百姓，老者病者辗转于死于沟壑，年轻力壮的散走四方，有好几千人啊（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对此孔距心不以为然：“这不是我孔距心所能处理好的事呀（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孟子再开导他：“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这段话很文学，但讲得很严肃，翻译成现代汉语是：“现在有个人接受了替别人放牧牛羊的事，那一定要设法找到牧场和草料。找不到牧场和草料，那么是把牛羊还给主人呢？还是站在一旁眼看着牛羊饿死呢？”听了孟子这话，孔距心知道了地方官的职责，马上说：“这正是我孔距心的罪过呀（此则距心之罪也）。”
之后，孟子见到齐王时说，你手下的地方官，我见过五个了。知其罪过的，惟有孔距心。听了孟子与孔距心的对话，齐王马上也说：“实质上是我的罪过呀（此则寡人之罪也）。”（见《孟子·公孙丑章句下·第四节》。）
二是团结好世族。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治理政事并不难，只要不得罪世族就可以了。世族所仰慕的，一个国家的人都仰慕；一个国家的人所仰慕的，普天之下的人都仰慕；德化教育就是如此像大雨一样播散四海。”（见《孟子·离娄章句上·第六节》。）
三是不要枉法。孟子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无辜而杀士，大夫就会走掉的；无罪而屠杀百姓，士就会到他国去。”（见《孟子·离娄章句下·第四节》。）
四是做事不要过分。孟子说：“仲尼不为已甚者。”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孔子不做过分的事。”（见《孟子·《孟子·离娄章句下·第十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