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上这个派,那个主义很多,有时也十分热闹,可惜我总是无缘沾任何一个派的边,削尖脑袋也钻不进去。近些年,好容易有评论家开始把我往新写实里框,我自然心中窃喜,颇有些得意,以为总算有了一席之地,可是紧接着另一些评论家就毫不留情地把我扫地出门,认为新写实不能太宽泛,如果把某某某、某某某以及范小青等都纳进来,那是太宽泛了,呜呼哀哉。于是我又成了一个四处飘游的野魂,有时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尽管这种状况使我汗颜,但我始终没有停笔,这一点也是我聊以自慰的,谁让我是一个苏州人呢。苏州人是比较温和的,不激烈。两个苏州人吵架,吵到最激愤时,并不动手打对方,而是互相让出身体,叫对方“你打呀,你打呀”。实在要动手了,还要先请问一句:要不要请你吃一记耳光?何等的温良恭俭让,这就扯远了。“创作和生活的关系”,这个命题,既是老生常谈,又是不争之实。什么是生活?是否可以说什么都是生活,生活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四个字:不可分割。这一点,我想不论什么派,新派老派,过去派现在派未来派,太空派类人猿派,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事实上这是无法摆脱的,如果一个人能够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么他也许可以割裂生活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区别只是在于感受生活的方式,对生活的认识、态度以及表达生活的方式。先说一说生活。第一,你就是生活。卡夫卡说:你就是问题,不必再到处去寻找什么知识了。你就是生活,不必再到处去寻找什么生活了。你的生活中自会有别人的生活,写你自己的生活,也就写出了许多人的生活。第二,别人的生活。通过看书和了解社会去了解别人的生活,写别人的生活,当然不仅仅只写别人的生活,常常是别人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的混合物。别人的生活中自会有你的生活。你永远无法摆脱生活,生活是上帝,又是魔鬼,生活是救世主,又是刽子手,生活永远笼罩着你和你的作品。关于创作,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和克劳德·西蒙有这样的想法:巴尔扎克认为创作应该面向生活,取自生活。西蒙说:面对一张白纸,面临两件事物,一是存于我内心的感情的回忆,印象杂乱的混合物,一是语言。我的理解,这两句话基本上是异曲同工,或者是同一个过程中的前后两个程序,第一个程序是面向生活,吸取生活,第二个程序是面向生活以后,获得的生活印象,产生的感情,带来的回忆等等。异曲同工也好,两个程序也好,他们都谈了生活。我想我的情况,大概属于通过了解别人的生活来写作,因为我确实常常在苏州的大街小巷转悠,也恰如一些文章介绍的在茶馆里道听途说,我到底在做什么,如果说我是在寻找生活,我想我会很难为情,三十大几的人,还要寻找生活,不是白痴,也是弱智,但我又确实是在寻找,也许是在感受生活,寻找落笔的契机。我不说我是在寻找生活,但我可以说我是在生活中学习生活,学习思考。我知道苏州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的祖父是清朝同治年间状元,他的家族是苏州很有名的大家族,他本人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士,他是孑然一身,生活潦倒,依靠政府按月救济,常在公园拉胡琴消遣度日,由于经济窘迫,不断变卖家中的藏书,他藏有状元祖父的全身照片,手迹残片,以及手抄诗词等,几经动员后来献交国家。对这样一位老人,我结识他,并不等于认识了他,认识了他,并不等于了解了他,了解了他,并不等于能写好他,但我若写他,我写他的生活,无疑就会写出我对生活的想法。至于对生活的想法,是有意地写进去,还是无意地流出来,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