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良心的反叛 1 當西奧多·羅斯福在1901年秋天搬進白宮的時候，天空上並沒有任何跡象和征兆預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羅斯福宣布，他會繼續推行已故的麥金萊總統的政策，而且，在他作為總統所發表的最早的言論中，他也沒有給當時的金融和工業強人以過度驚慌的理由。誠然，在他對國會發表的第一篇谘文當中，他清楚地表明，他並不認為商業的情況一切都很好，但他巧妙地把每一種對商業不利的陳述與另一種為商業辯護的意見相平衡。 直到幾個月過去之後，第一顆預示新時代的信號彈才升上了天空：1902年2月，羅斯福的司法部長根據《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提起訴訟，要求分拆北方證券公司。北方證券公司是一家由J.P.摩根和愛德華·H.哈裡曼組建的控股公司，為的是聯合控制某些鐵路資產，作為他們之間在北太平洋鐵路公司恐慌之後所達成的和平協議的一部分。如果它經受住了法律的考驗，它就可以令人信服地為全國大多數主要鐵路公司被華爾街少數人購買樹立榜樣；在粉碎這家公司的行動中，羅斯福不僅正式警告：在利用控股公司的機制構建經濟帝國的過程中，對於政府讓人們做什麽，是有限制的；而且，他還盯上了摩根本人最為看重的傑作之一。 當關於這宗訴訟案的消息通過電話傳來的時候，摩根正在家裡用餐。他感到沮喪而憤怒。他告訴他的客人們，他曾假定羅斯福是一個紳士，可是一個紳士是不會提起訴訟的；他更好的做法是要求摩根私下地重組或廢除北方證券公司，使之符合政府的願望。這位偉大的銀行家覺得，羅斯福是像對待一個普通騙子那樣對待他這樣一個值得尊敬的人。紐約《世界報》（World）的出版人、“托拉斯”的死對頭約瑟夫·普利策對羅斯福的行動大喜過望，在給報社編輯弗蘭克·I.科布的一封指示信中，他寫道，總統“征服了華爾街”。這話有相當程度的誇大，但至少，戰鬥已經打響。 羅斯福在發表演說 這場總統與正在形成的財閥集團之間的戰鬥，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注定是一場斷斷續續的、常常還不怎麽熱心的戰鬥。理由不難找到。羅斯福是一位共和黨總統。他不可能走得太遠，以至於跟本黨步調不一致。共和黨成員當中大多數是富人和特權階層，共和黨需要他們在大選期間慷慨解囊。在政治上，羅斯福必須表現得是他們的朋友，只不過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時不時地稍稍教訓他們一下。打那以後，有人一次又一次地指出，羅斯福是雷聲大、雨點小，在大選之年，就連雷聲也引人注目地變得更加溫和；實際上，他所通過的立法——例如進一步管控鐵路公司的《赫伯恩法案》——並沒有包含有力的重擊；在他7年半的白宮歲月裡，他再也沒有做過像進攻北方證券公司那樣大膽的任何事情；在他之後，保守的塔夫脫政府在根據《謝爾曼法》提起訴訟上比他更加積極；此外，羅斯福所擁有的經濟學知識也是有限的、不靠譜的，他衝動，孩子般地不成熟，缺乏一致性，過度熱衷於政治作秀。所有這一切都是真的——但忽視了羅斯福對美國歷史至關重要的貢獻。 因為，這位乾勁十足的總統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向全國大肆宣揚一種關於商業、政府和公共利益的新觀點，並使之戲劇化，這種觀點是全新的、令人興奮的和傳染性的。 直到這一時期，大多數反對財閥統治趨勢的呼聲，是那些被傷害者的痛苦呐喊。主要是窮人對富人的反對。此外，在很大程度上，那是一種激進的——即便不是革命的——反對。那些在19世紀90年代初成群結隊地湧入人民黨的農民，都是一些渴望徹底顛覆華爾街和大企業的憤怒之士。那些參加諸如西部礦工聯盟這樣一些好戰的工會組織的工人，都是一些熱衷於使用致命武器並希望革命的狂暴之士。那些組成社會黨骨乾的城市勞工，都抱著欣賞的態度聆聽那些利用歐洲革命意識形態的領袖們的布道。而那些反對工業巨頭們的強權和貪婪的本地出生的普通市民，則往往是溫和的、心腸軟的善良之士——牧師、社會服務工作者、多愁善感的自由主義者，後來，人們輕蔑地把“粉紅色”這個專有名詞應用於此類人士的身上。但眼下，在美國總統的職位上，是財閥統治趨勢的死對頭，他不屬於上述任何類別。 羅斯福不可能被稱作窮人，他本人也從未受過華爾街的傷害；事實上他完全有資格被稱作富人。他是一個有著古老血統的美國人，還是一個戰鬥英雄。他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理論的編造者，也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夢想家，而是一個實乾家，一個森林人和獵手，一個莽騎兵，一個精力充沛、熱情似火的人，鼓吹“積極奮發的生活”，他喜歡對孩子們說：“別退縮，別糾纏，要敢打敢衝！”關於他的每件事情都吸引著民眾的關注：漫畫家很喜歡勾畫他的閃光眼鏡和咧嘴大笑，當他在演說中精辟地闡述自己的觀點時飽滿的聲音上升到高調重音的假聲，好鬥的手勢，對衝突的愛好，龐雜的興趣：打獵、歷史、鳥類學、簡化拚法、軍事，以及一大堆對比強烈的其他科目，他對形形色色的人特別有興趣。約翰·莫利把他描述為“聖維圖斯和聖保羅的有趣結合”，他是大自然的奇跡，跟尼亞加拉瀑布堪有一比。羅斯福關於“富豪罪犯”和“公平交易”的演說，所承載的主題不是經濟的，而是道德的。他尋求“工商界的道德重建”。他相信能建立一種“道德的標準”。他鼓吹，讓某些人通過詭計和欺騙獲得對商業和政治的控制，而把另一些人騙到機會之外去，這明顯是錯的。這種言論，數以百萬計的各行各業的美國人能夠聽懂並作出回應——他們對意識形態深惡痛絕，對經濟理論不耐煩，卻非常容易受道德鼓吹的影響，熱衷於人人機會平等的觀念。對整整一代美國人當中的大部分人來說，羅斯福所支持的立法的影響，比不上他的人格和他的布道的影響。他為時代定下了新的基調，回蕩在全美各地。 馬背上的羅斯福 這一新基調的時機已經成熟。不妨想想幾個日期。1902年2月，羅斯福著手對付北方證券公司。艾達·塔貝爾小姐為標準石油公司修史的工作已經進行了好些年，1902年11月，這部歷史開始在《麥克盧爾》雜志上登載。林肯·斯蒂芬斯[7]關於市政腐敗的第一篇文章《特威德在聖路易市的日子》（與克勞德·H.韋特莫爾合撰）一個月之前（即1902年10月）發表在同一份雜志上。正是這兩位記者，開創美國新聞業的新趨勢，這一趨勢就是：深思熟慮地、不帶感情地、仔細徹底地、忠於事實地報道美國商業和美國政治中實際上正在發生的事情。（當羅斯福後來抨擊“扒糞者”的時候，他所敲打的主要是那些更加嘩眾取寵地模仿他們的人。）托萊多市的改革派市長、“金箴”瓊斯[8]在1897年當選為市長；精力充沛的老羅伯特·拉福萊特1900年成了威斯康星州的改革派州長；湯姆·L.約翰遜1901年被選為克裡夫蘭市市長；這些人是州和地方政府當中整整一代改革派的領袖和先驅。正是在1902年，約翰·D.洛克菲勒在他的慈善事務顧問弗雷德裡克·T.蓋茨的建議下，利用羅伯特·C.奧登和他的朋友們對提高教育水準的熱情，組建了“普通教育委員會”，這是第一家目標廣泛的大基金，在增進公共利益方面開創了新的格局。這些只是少數幾個新趨勢的例子，羅斯福充當了這一新趨勢的主要激勵者和代言人；人們顯示出了這樣一種意向：用新的眼光打量它們，研究正在發生什麽，並且決定，要圍繞這一趨勢做點什麽事情，直接而實際的事情。 就這樣開始了美國良心的反叛，這將成為美國事務中的主流現象。直到大約1915年，當時它被淹沒在即將來臨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潮水中，最終在1920年前後逐漸消失——然而，它所留下的影響和思維模式，卻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2 正如歷史學家哈克和肯德裡克所指出的那樣，這次反叛不是一場有組織的運動，而是支離破碎的。它沒有全面的計劃。那些參與其中的人形形色色，既有富人，也有窮人，在很多情況下彼此之間嚴重不一致。更準確地說，它是一場五花八門的人為了不同的目的而參與的全面運動，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動身上路”。有人建議采取措施，允許更直接的平民政府——比如參議員直選，立法提案權和公民投票權，對司法裁決的撤銷，等等。有市政清理的鼓吹者，有以委員會製市政府做試驗的實驗者，有預算專家。有爭取《工人撫恤金法》的鬥士，有試圖獲得關於工廠工作條件的恰當立法的人。有資源保護主義者，他們想製止對國家自然資源——尤其是森林——的魯莽破壞。有主張擴大參政權的人，為婦女投票權而戰鬥；有支持純淨食物和藥物法律的十字軍戰士；有“瘋狂融資”的調查人和懲罰者；還有在1907年金融恐慌之後為設計一套恰當的中央銀行系統而勞作的人。 人們有一種基本感覺：國家及其公民必須關照所有人的利益，而不僅僅是少數特權者的利益，正是這樣的感覺，鼓舞了平時很少關注立法的不同人群。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有越來越多的男人和女人，追尋“赫爾之家”的簡·亞當斯和“亨利街社區中心”的莉蓮·D.沃爾德的足跡，使社會服務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職業，牧師們把越來越多的制度化社會服務工作帶入他們的教區。與此同時，蓋茨正在把洛克菲勒偉大的慈善行為發展成典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相繼成立，有大筆的捐款由研究公共福利的學者們主持。劃時代的消滅鉤蟲的戰鬥開始了；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準備好了一份報告，它將導致那些新的大醫療中心的建立，幫助治療方法的革命化。伍德羅·威爾遜已經從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搖身一變，成了新澤西州州長——再從這一職位上成了美國總統——在州長任上，他以那個時代的精神，發動了一場反對大學生飲食俱樂部的戰爭，在他看來，這些俱樂部是不民主的。也正是在那些年，愛德華·博克作為《婦女家庭雜志》（Ladies'Home Journal）的編輯，試圖教會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婦女如何以不多的收入優雅地生活；他的雜志，以及其他發行量迅速攀升的雜志——尤其是《星期六晚郵報》——都為廣告業提供了機會，讓他們可以把大規模生產的商品呈現在數量龐大的受眾面前，而這些商品迄今為止主要是賣給有錢人；與此同時，亨利·福特開始生產這樣的汽車：它不再是有錢人的玩具，而是提供給普通百姓的便宜而有用的交通工具。此外，也正是在這些年，威爾福德·I.金第一次把國民收入的概念擺在了經濟學家的面前。 走村串戶的社區服務工作者 這些人盡管共同之處甚少，但他們同樣不把國家看作是一個“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地方，而是把它看作是這樣一個地方：在這裡，人們休戚與共，他們的命運互相關聯；在這裡，明智的計劃、明智的政治才能，可以設計出讓所有人滿意的新工具。 改革的風氣甚至傳染到了最富有、最強大的階層：瞧瞧摩根財團的哈裡·戴維森、保羅·M.華伯格及其他有影響力的銀行家，在試著編制建立中央銀行體系的計劃；O.H.P.貝爾蒙特夫人在舉行投票權會議，參加者都是紐波特的那些雍容華貴的夫人；當然，還有約翰·D.洛克菲勒——迄今為止他通常被視為萬惡資本主義的惡霸——正把他的數百萬美元傾注到各種各樣的善行義舉中。 3 你千萬不要誇大了這場反叛的影響。首先，你一定要記住，盡管組織化勞工的狀況逐步有所改善——以1913年勞工部的建立和1914年《克萊頓法案》（它至少在理論上賦予了集體談判以合法的身份）的通過為標志——但依然存在大量的工業領域，其中的勞工完全沒有組織起來；而在另外一些領域，資方與勞方之間的鬥爭是這樣一場戰鬥：一方是有雇傭打手的暴君，另一方是革命者或殺人凶手，或兼而有之。你只需回想一下，1906年，組建了工會的建築工人與沒有組建工會的樓梯製作工之間圍繞紐約的一項建築工程所展開的一場爭執，在這場爭執期間，螺栓、橫木和工具總是習慣性地從高處落下，砸在下面的樓梯製作工們的頭上，以至於這夥人不得不雇傭了專門的人來盯守，其中有一個人被痛打致死，然後從第8樓落到了第5樓。或者，你不妨回想一下1905年，愛達荷州前州長、西部礦工聯盟的死對頭斯圖恩伯格被一個名叫威廉·D.海伍德的人及工會的其他高級官員所殺。（對海伍德及其他人的裁決是“無罪”，但在很多出席了這場審判的人看來，這一裁決只不過表示“證據不足”，而不是“無辜”。）或者想想1910年《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大樓的被炸——20個人被炸死，大樓被炸毀——指使者是麥克納馬拉兄弟，他們當中，一個是好戰的“鋼鐵工人國際聯盟”的財務主管，另一個“善於舞刀弄棒”。 或者，你還可以援引1905年IWW——國際工人組織，戲稱“Wobblies”——的組建，其章程的導言聲稱“工人階級和雇員階級毫無共同之處”。IWW的實際方法並不總是非法的，但它的領導人所操縱的大罷工——比如1912年的勞倫斯大罷工和1913年的帕特森大罷工——其激烈和野蠻的程度為近年來所罕見，不可否認，其主要領導人骨子裡都是革命者。 負責調查“金錢托拉斯”的普若委員會 此外，也正是在這些年，社會黨——致力於美國工業管理最終的徹底改變——在繼續發展，直至1912年的大選，它的候選人尤金·德布斯獲得了不少於897，000張選票。 簡言之，並非所有尋求美國變革的人都提倡循序漸進有序改善，或者提倡對現有商業模式作小打小鬧的結構改變。 不要忘了，在這些年裡，J.P.摩根依然以強有力的步伐在華爾街行動；隨著老之將至，他長期以來通過自己極其強大的人格力量所行使的經濟權力已經被制度化了，成了一種運行平穩的（盡管是定義模糊的）影響模式，這種影響力，從他在寬街與華爾街拐角上的合夥人那裡，延伸到了數十家大銀行和大公司的總部。當阿森納·普若領頭的國會調查委員會在1912～1913年間研究所謂的“金錢托拉斯”的時候，該委員會拿出了一些反映華爾街“控制”美國商業大部門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圖表。這些圖表所勾畫出的管理模式，比摩根財團、第一國家銀行的貝克、花旗銀行的斯蒂爾曼及其他金融大亨們所發揮的實際影響更厲害；但權力確實存在，不管對它的勾畫有多麽粗略，甚至在摩根於1913年去世之後，它依然是巨大的，影響深遠的。 而且，進入20世紀之後的許多年裡，標準石油投機團夥的成員們依然通過他們在股票交易所的平穩運作撈取了數百萬美元。也沒有任何明顯的跡象，表明那些更具掠奪性的經營股票和債券的商人的活動有所放緩；他們繼續在到處欺騙從事交易的公眾。大體上，華爾街的人是帶著沮喪的態度看待改革的進展；他們公開指責西奧多·羅斯福，後來是伍德羅·威爾遜；他們為羅斯福的競選捐款，主要是因為擔心得到更糟的東西；而且在繼續構建——比前些年更謹慎，但效率未必更低——改革家們堅決要打碎的權力和財富的結構。 4 然而，改革的浪潮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在1912年的大選中達到了令人吃驚的高度。 塔夫脫總統 4年前，決定不再競選連任的西奧多·羅斯福放棄了共和黨的提名，轉而祝福他的那位身材魁偉、和藹可親的陸軍部長威廉·H.塔夫脫，指望他繼續執行自己的進步主義政策。可是，登上總統寶座的塔夫脫卻被證明是一個容易受影響的保守派；參議員多利弗曾評論道，他確實在執行羅斯福的政策，但卻“過猶不及”。當羅斯福從非洲回來的時候（這之前他一直在非洲打獵），很快就陷入了五味雜陳的情緒感受中。這些情感包括對塔夫脫背叛自己（他是這麽認為的）的憎惡，一種置身於一場激動人心的戰鬥之外所帶來的無力感，一種真誠的改革熱情，以及一種很有人情味的確信：羅斯福的追隨者和正義的力量必然是一回事。他毫不留情地攻擊塔夫脫，跟他競爭1912年的共和黨提名，並且，在未能獲得提名之後，便在一夜之間組建了自己的進步黨，參與競選。 與此同時，民主黨提名了那位嚴肅刻板、口若懸河、才華橫溢、精力充沛的前教授伍德羅·威爾遜。盡管羅斯福和威爾遜在立場上稍有差別，但本質上，他們倆都是改革者，都屬於圍欄的同一邊。在投票中，他們倆都不可思議地超過了堅定的共和黨人塔夫脫。更何況，社會黨還得到了將近100萬張選票（相比之下，塔夫脫得票350萬張，羅斯福400多萬張，威爾遜600多萬張）。改革正處在它的高潮時期。 但威爾遜在白宮隻呆了一年半——一步一步地讓國會通過了他的“新自由”計劃——戰爭就令人難以置信地在歐洲爆發了。但這場我們如今稱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衝突，在激烈程度和波及范圍上不斷發展的時候，它所引發的問題便開始強有力地支配著美國的局面，以至於改革的推動力被徹底淹沒了。或者更準確地說，到1917年美國對德宣戰的時候，改革的精神被轉變成了這樣一股勁頭：要讓這場戰爭成為一場捍衛自由的聖戰——或者，像伍德羅·威爾遜所寫的那樣，成為一場“為了民主而保衛世界安全”的聖戰。有一些人，他們的記憶可能追溯不到那些日子，但他們卻生動地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種不帶感情色彩的、讓這場肮髒之事盡快結束的、不要有任何炫耀或理想主義言論的精神，這些人可能很難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在1917～1918年間，美國人對戰爭的接受，遠不如他們1941～1945年間以真誠的熱情從事他們的戰爭任務那麽團結一致。絕大多數美國人打心眼裡相信，這場戰爭可能是最後一場戰爭，勝利能夠帶來一個普遍自由的新時代，他們幾乎是以一種傳播福音般的奉獻精神投入了這場戰爭。 然而，聖戰精神就像一家資金被透支的銀行。到戰爭結束時，它維持的時間足夠完成對婦女投票權修正案的批準，以及——甚至更引人注目——對改革者們特別熱心的禁酒修正案的批準，後者自1920年1月起生效，幾乎每個人都指望它一勞永逸地終結美國的酗酒。但接下來，突然之間，人們發現，革新國家和世界的推動力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一個曾有過足夠高遠的理想並有長期堅持這些理想的高尚奉獻精神的民族，如今決定放松一下，盡情享受生活；盡管依然有很多理想主義者不會放棄他們的追求，但他們發現，他們也已筋疲力盡，而且在數量上也處於劣勢。美國良心的反叛已經結束。 5 然而，它還是留下了一點東西，這就是深深根植於不斷變化的美國傳統中的看待公共問題，尤其是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方式，對美國的未來有著巨大的意義。它是這樣一種觀念（這是一種古老的觀念，但如今，由於經受了考驗並完好無損地幸存下來而得到了增強）：當國家這艘大船沒有按照它應有的方式運轉的時候，你大可不必廢棄它並另造一艘，而是可以通過一系列的調整和改進，在保持它繼續行駛的同時修補它——倘若這艘大船的全體船員始終保持警惕、始終仔細檢查它並修補它的話。而且，經濟這台機器，即使它看上去似乎在生產不合格的產品，也大可不必毀掉它，而是可以這兒換個新的汽化器，那兒換個新的傳送帶、新的火花塞，並通過觀察和測試，使之生產出更好的產品而無需停下來。革命的壓力和毀滅是不必要的——相反有可能毀掉那些賦予這台機器以加速動力的技能和激勵。大可不必打發設計師回到他們的製圖板旁，謀劃全新的設計和未經過試驗的機器。幾個檢查員，幾個精通不同部件設計的專家，再加上相關各方讓機器正常運轉的意願，就足夠了。 當你回首過去的時候，你就會認識到，那個時期一項接一項采取的改革措施，大多數都是試驗性的和臨時性的，其影響雖然不大，但卻是長期的。當年要求剝奪眾議院議長喬·坎農對眾議院的絕對權威的動議和公民投票（或者說是鬥爭）所激起的狂熱和憤怒，如今已經無聲無息。毫不奇怪，面對那些認真處理這些戰鬥故事、回顧起來卻又如此枯燥乏味的歷史教科書，學生們難免要呵欠連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改革時代載入法令全書的所有措施當中，有一項注定要對美國經濟產生最消極、最持久影響的措施，恰恰是大多數歷史教科書往往會一筆帶過的一項措施，因為它所產生的分歧非常之小，因為它所帶來的衝擊起初微不足道。這就是累進所得稅。 人心思變 所得稅由於一項憲法修正案而成為可能，這項修正案是塔夫脫（一位被普遍視為保守派的總統）向國會提議的，並以很少的反對被國會所通過、被各州所批準；人們認識到，推行這項措施的時候到了。當所得稅最早被征收——根據威爾遜總統1913年的關稅法案中的一項規定——的時候，稅率非常之低：淨收入在20，000美元以下的僅僅征收1%，更高的淨收入外加適度的附加稅。單身人士的起征點是淨收入3，000美元，已婚人士是4，000美元。信不信由你，一個已婚人士對10，000美元的淨收入只要繳納大約60美元的所得稅，對20，000美元的淨收入只需繳納大約160美元。（我聽到的那些聲音，莫非是讀者在抱怨我們這個昂貴而死板的時代？）直到1917年，所得稅帶給聯邦政府的錢才跟關稅不相上下。但是，到1920年，它所貢獻的錢卻10倍於關稅；而且，這還僅僅是開始，此後，累進所得稅穩步上升，直至在一個已經大為膨脹的政府的財政收入中佔有了一個突出的位置，並且在美國財富再分配的手段中佔有了一個重要的位置。 然而，你不應該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於改革時代的任何一項單獨的立法，甚至也不要集中於那些以五花八門的方式為了“給喪家犬一個更好的狗窩”（威廉·艾倫·懷特語）而辛苦勞作的男男女女所完成的善行義舉，或者所乾下的愚行蠢事。你最好是看看如今已成為主流的基本觀念。 當時有很多人認為——而且一直有人這麽認為——美國應該有一個保守黨和一個自由黨（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稱之為激進黨），各有其簡明扼要的、合乎邏輯的計劃，而不是兩個非常相似的黨，各自搜尋討人歡心的理念作為自己的政綱，並通過實驗、說服和妥協來摸索自己的方式。當時有很多人認為——如今依然有人這麽認為——修修補補的經濟改革是不合邏輯的和膽小怯懦的，而且，需要的是一次心懷不滿者的起義，以實現商業和工業機構的徹底變革。這兩種觀念都曾盛行一時，然後就逐漸弱化了。羅斯福的第三黨——進步黨——在1912年叫了一把狠牌，然後就土崩瓦解了。因為這兩種觀念都支持把美國人分成階級，都與他們的實用主義脾氣背道而馳。 贏得最後勝利的觀念是：界定清晰的經濟等級和社會等級的存在，應該被視為對美國民主理想的違背，而予以抵製。當各種各樣、各個階層的人為了看上去對所有人都有利的事情而一起工作的時候，你就會得到更好的發展。對付無產階級的辦法，既不是鎮壓和虐待他們，也不是幫助他們推翻他們的主人，而是讓他們有機會獲得教育、機遇、汽車和吸塵器，在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上給他們大量的指導，並給他們大量的刺激，使他們渴望得到越來越多的這些好東西；到最後，無產階級就不再是無產階級了，而是一個挺直腰板、自尊自強的公民團體，能夠指望他們幫助國家保持良好的運行秩序。而且，當你發現事情的運行方式出了差錯的時候，你就會檢查一下正在發生什麽，並抱著實用主義的態度做出必要的改變，使問題不再發生。那些認為在修理機器的時候應該讓它停下來的人是錯誤的，那些認為可以立即發明出一台不會出錯的新機器的人也是錯誤的。美國公民認識到了連續的、合作的、實驗的、非理論的變革所帶來的好處。 對每一項提議中的改革，都會有激烈的爭論。自始至終都會有無休無止的摩擦。也會有新實驗的時期，有整合與重審的時期。但是，一個在很多人看來正一頭奔向財閥統治的美國，似乎很可能有能力緩慢而逐步地把自己改造為某種更接近民主夢想的東西，並通過某種接近於“自由人的普遍同意”的機制來做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