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常態1
1918年11月11日的清晨，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坐在白宮的辦公室裡，在一張普通信紙上用鉛筆寫下了給全國人民的一份通告。他是這樣寫的：
我親愛的同胞們：我欣喜地告訴大家，今天早晨已經簽訂了停戰協定。美國贏得了戰爭的勝利。我們是非常幸運的，同時我們也肩負著責任，通過以身作則、善意而冷靜的忠告以及物質援助，去幫助建立全球范圍內的公正與民主的大環境。
這封通告體現了典型的威爾遜的個人風格。讀到這段文字的人，眼前首先出現的是一位清教徒教師的形象，在一個熱情洋溢的時代，這位清教徒教師仍然保持著一貫的理智，仿佛在用冷靜的語調為學生們布置一天的作業；其次，人們仿佛看到一位道義上的理想主義者，他的理想是全世界實現充滿和解的和平，而不是靠武力得到的和平；同時，人們仿佛也看到一位獨斷的民主主義倡導者，威爾遜總統發誓要把他畢生信奉的制度推行到全世界各個角落。只不過他顯然沒有意識到，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制度，未必適合所有國家。
不過，在美國歷史上還有一位總統的風格和威爾遜類似，他就是林肯——也是一位戰爭時期的總統。相信如果由林肯總統來撰寫這份通告，也一定會體現出類似的風格。
也許，威爾遜總統在撰寫通告時眼前真的浮現出亞伯拉罕·林肯，但林肯總統最終流芳千古，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就沒這麽幸運了。
2
下面讓我們來到1918年11月11日，看看這個激動人心的日子是什麽樣的吧。11日凌晨兩點多，各大媒體記者家中的電話鈴聲瘋狂地響起，將他們從睡夢中吵醒。原來是政府向他們披露一個重大消息：停戰協定已經簽署了！
其實早在4天之前，就有一則非官方的消息刊登在媒體上，聲稱戰爭雙方已經結束對峙狀態。消息一傳出，舉國上下一片歡騰。無論人們是在工作，還是在商場購物，都紛紛衝到大街上，用遊行歡呼的方式歡慶戰爭的勝利。他們用國旗裹在身上，拚命敲打著鈴鐺，司機也狂按汽車的汽笛，一些情緒激動的人們甚至抓過別人的帽子撕成碎片。如果此時有身穿軍裝的士兵走過街頭，人們會衝上去與他熱烈擁抱。那一天簡直比最盛大的節日還熱鬧。狂歡的民眾將紐約第五大道堵得水泄不通，城市的每一間窗戶都飛揚出撕碎的紙屑，慶祝這一激動時刻。事後，據環衛部門統計，這些紙屑就重達155噸。不過，第二天被證實，這是一條失實的報道，人們空歡喜了一場。
不過，11月11日這一次的消息是千真萬確的。美國人民的激情再一次被點燃了。這天凌晨四點半，在美國的數十個城市中，同時響起了震天的警報聲、汽笛聲和鍾聲。人們睜著朦朧的睡眼，拉開窗簾，只聽報童們在漆黑的大街小巷中高喊：“勝利了，戰爭結束了！”人們帶著半信半疑的心情走出房門，想看個究竟，因為前幾天的假消息已經讓他們白白興奮了一次，他們可不想再被愚弄。
在華盛頓，在政府官員聚居的街區附近，報童稚嫩而清脆的聲音回蕩在街道上：“戰爭終於結束啦！這是來自政府的千真萬確的消息！”他並沒有像往常一樣放低音量，因為他只有用這種特別的方式才能讓所有人相信，他的消息是可靠的。最後，人們漸漸地接受了這個好消息，也逐漸意識到：一個充滿和平與希望的新時代真的到來了，新的一頁揭開了！
慶祝停戰日（華爾街）
就這樣，僅僅一個上午，戰爭勝利的消息就傳遍全國。無論是城市還是鄉鎮，人們紛紛推開手中的工作，走上街頭歡慶。商店也都紛紛停業，一家店鋪的老板還別出心裁地掛出了“為慶祝德國皇帝的葬禮而歇業”的牌子。像4天前一樣，人們載歌載舞地在街道上遊行。年輕漂亮的女孩們大膽地親吻著街上素不相識的士兵；在擁擠的人群中，汽車像蝸牛一樣緩慢地行進。一些司機故意讓發動機發生回火，使汽車的排氣管噴出火焰並發出爆燃聲，這些聲音與周圍的汽車喇叭聲、引擎聲摻雜在一起，為喧鬧的環境更增添了一絲熱鬧的氣氛。來自紐約州巴納德學院的800名女大學生在紐約中央公園北邊的高地上跳起了優美的蛇舞。在時代廣場，人們為了戰時運動修建了一座“自由廳”，在11日的早上，甚至有一位女學生站到了“自由廳”的屋頂，面向廣場數以萬計的人群用悠揚的聲音唱起了《上帝讚美詩》。
然而，人們並沒有遵循威爾遜總統所倡導的“善意而冷靜的態度”，相反，在一切慶祝活動中，美國民眾表現出了身為勝利者的驕傲自大與洋洋得意——狂歡的人們衝上街頭，將德國皇帝的雕像當眾焚燒。在紐約的華爾街，人們用稻草和布條製成德國皇帝的假人，然後用消防用的水龍將其衝個七零八落；在第五大道上，人們用廢棄的肥皂盒製成棺材的樣子，一邊扛著它遊街，一邊高喊道：“德國皇帝已經成為躺在棺材裡的碎片了！”在第七十街的百老匯，一個少年坐在人行道邊的台階上，在紙上畫著德國皇帝的肖像，然後分發給路人，路人紛紛將肖像扔在地上狠狠地踐踏，用來發泄對戰爭的憤怒。
就這樣，一個和平的新時代在喧鬧、騷亂、發泄之中拉開了序幕。
但是，盡管戰爭隨著停戰協議的簽署宣告結束，但戰爭給人們帶來的影響卻遠未終止。當時，美國部隊的現役軍人仍然超過350萬，其中的200多萬人還在歐洲戰場服役。因此在美國街頭，身穿軍裝的士兵們隨處可見。盡管11月11日美國總統已宣布戰爭結束，但歐洲戰場的遠征軍仍然不敢有絲毫松懈，他們枕戈待旦提防著德國軍隊的反攻。美國的普通民眾們還和戰時一樣，以黑麵包作為口糧，並在地窖裡儲藏了大量的白糖和煤炭以備不時之需。為節約電能，美國燃料管理局在戰後仍然遵循戰時的法令，不允許城市夜間點燈。這一法令直到11月21日才被撤銷，百老匯等數十條著名街道也才開始重放光明。
鐵路的運營權依然由政府所有，民眾若想購買車票必須在鐵路管理局統一的售票廳購買；市民們上街買東西都帶上了口罩，因為在前不久爆發的一場流行性感冒奪走了無數人的生命，有統計表明：死於這次流感的美國人甚至遠多於死於戰爭中的美國人。不過目前這場流行性感冒已經過去，人們終於可以從死亡的恐慌中稍微解脫了。
隨手翻開一份報紙，關於歐洲軍隊的報道隨處可見——德國爆發了革命、威爾遜總統積極斡旋力求和平、聯合戰爭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除此之外，你幾乎看不到別的新聞；但人們仍然每天購買報紙，因為那上面刊登最新公布的戰爭傷亡名單。從緬因州到俄勒岡州，每個家庭都以萬分緊張的心情查閱這些名單，看看自己的丈夫、兄弟或兒子的名字是否在上面。
在平常的年份，11月正是美國橄欖球賽季好戲連台的季節。但由於戰爭剛剛結束，各大學的橄欖球隊的人手都不充足，只能由學生軍預備隊臨時拚湊起來，匆忙上陣。即便這樣，他們仍然以高漲的熱情舉辦各種義賽，以便籌募戰爭基金。他們還在報紙上打出廣告，有一幅廣告的畫面是這樣的：當時哈佛大學橄欖球隊最擅長踢反彈球的查理·布裡克利凌空一腳，將球踢過華爾街，直接飛到股票交易所的陽台上，在那裡，另一位橄欖球好手——耶魯大學的傑克·蓋茨穩穩將球接住。不僅在廣告專欄裡充斥著戰時情緒，在新聞專欄，戰時情緒同樣濃厚。比如：有一篇社論的題目就叫《10個憎恨德國丘八的理由》；還刊登過這樣一篇讀者來信，信中建議說：必須對德國皇帝進行處罰，每個國家都應把他列為“不受歡迎的外國人”並將其驅逐出境。這些文章篇篇都對德國的戰爭機器進行了暢快淋漓的批判，可是在文章旁邊，總能看到聯合戰爭基金所作的大篇幅廣告，不厭其煩地請讀者慷慨解囊，為基金捐款！
翻開報紙的另一版，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條“為美國重建世界而準備”的大標語。再讀下面的文字，你胸中的熱血再一次被愛國主義情懷激蕩得沸騰起來——“自由獲得勝利，權利的力量將開始對人性道德進行重建，當今的世界，人類面臨著一個巨大的任務……”你很好奇，究竟是什麽任務呢，於是你只能繼續向下看那些華麗的、煽情的詞句，最後你看到“……要想完成這樣的任務，請使用布蘭克公司出品的優質鋼窗！”
戰後美國（華盛頓，1918）
軍人的退伍複員工作在緊張有序地進行，一批批士兵從前線返回，脫下軍裝回到各自的故鄉。隨著時間的推移，戰時的審查制度已經取消，城市之間人口流動更加頻繁；到了夜晚，城市裡的街道開始變得燈火通明；商場裡的貨架上也開始供應白糖等食品，人們再也不用每天啃難以下咽的黑麵包了。
雖然和平的光明已經照耀了這個國度，戰爭的陰霾已經散去，但人們還免不了用戰爭時期的思維來考慮問題。因為在此前長達19個月的戰爭期間，人們已經習慣了以武力對待敵對的勢力——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沒有絲毫猶豫，直接向敵人發動攻擊。現在，雖然德國已經被擊敗，但似乎另一種苗頭又在萌發，並大有席卷全球的趨勢，那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
在1918年，布爾什維克主義從俄國發源，開始向整個歐洲蔓延。美國民眾擔心布爾什維克主義有一天也會蔓延到美國的領土，因此他們決定先發製人。因此，停戰協定剛剛簽署一周後，紐約市長海蘭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城市裡的公共場合禁止出現紅色的旗幟。同時他向市警察局下令，“凡看到非法集會，不問緣由，一律驅散”。結果幾天之後，還真的有一群集會的社會主義者撞到槍口上了。當時這群社會主義者正聚集在麥迪遜廣場花園，附近的一群士兵和水手聽說了這個消息，就糾集了大約500多人前來挑釁，他們向這群社會主義者發起衝擊。好在22名荷槍實彈的警察及時趕到，將兩方人馬驅散，否則恐怕會釀成血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晚上，在距離市中心不遠的棕櫚花園門口，又發生了一起騷亂。這也是一次社會主義者的集會，他們向人們宣傳俄國革命的思想。一群退伍老兵和水手們聞訊後，手持家夥，將第58大街上的一個街區堵得水泄不通，然後叫罵著準備衝進棕櫚花園，攻擊那些集會者。隨後雙方爆發了一場混戰，在混戰中，共有6人受重傷。其中最倒霉的是一名保守派股票經紀人，他完全是無端地被卷進這場鬥毆中的。當時，他和一位同伴正好路過萊克星頓大街，看到這裡打得不可開交，就好奇地問：“你們在做什麽呢？”結果旁邊一個水手聽到，就大喊起來：“快來人啊，這裡還有一個漏網之魚！”頓時，一群人將他包圍起來，一頓拳打腳踢之後，他的衣服都快被撕爛了，這個可憐的家夥也昏死過去。我介紹的這些情況都表明，戰爭雖然結束，但暴亂行為還遠沒有消除。
戰後美國（紐約第五大道）
在戰爭期間，美國為了穩定勞工階級的軍心，穩定社會秩序，政府強迫公司和雇主為工人們加薪。現在，戰爭結束了，外部矛盾消除了，那些心懷怨恨的雇主們覺得德國已經被擊敗，下面就要收拾勞工階級了。因此，他們一方面給工人領袖扣上布爾什維克分子的帽子，另一方面也開始給工人們增加工作強度，逐步減少薪水。面對雇主們的壓迫，工人們也不會逆來順受，他們發現，罷工是一個很有力的武器，因此，他們也鉚足了勁兒要教訓一下那些高高在上、大肆牟利的雇主們。於是，美國各地的罷工和停工事件屢屢發生。
對於酒類的問題，美國人同樣也是令行禁止。禁酒運動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殖民地時期，以清教徒為主體的第一批殖民者將酒視為“墮落之源”，19世紀中期，隨著釀酒業的發展和城市酒館的日益增多，酗酒的人到處都在增長，酒的問題逐漸具有危害性，很多具有高尚情操的法學家、社會學家都把酒看成是犯罪和貧窮的根源，甚至稱之為“魔鬼的甜酒”。因此，很多州和地方的法律都已經明令禁止飲酒。到1914年末，已經有14個州實行禁酒，而到1918年末，則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民生活在禁酒州或縣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生產酒精不僅會消耗大量國家資源，而且酒精也會明顯降低戰鬥力，影響士氣。1919年1月，各州的立法會委員聚集在一起，商討全國推行禁酒法令的事宜，最後，新出台的禁酒法令被寫入《法令全書》，1919年7月1日開始生效。
由於民眾已經習慣了戰爭時期的團結一心，因此，新出台的禁酒法令根本沒有遇到什麽阻力，就很容易地被老百姓接受了。《紐約論壇報》對此評論說：“這好像一艘帆船在某種不知名的力量的推動下，劈波斬浪，勇往直前。”《紐約時報》的社論則宣稱：“人們似乎把禁酒法令作為一種時尚，就如同曾經把飲酒當作一種時尚一樣。”停戰協議簽署之後9個星期不到，全聯邦就有36個州的議會投出了讚成票。根據美國憲法規定，只要有36個州同意，法令即可生效。於是，禁酒令推行全國，這可苦了那些酒吧老板和酒類經銷商們。當然，也有人對禁酒令提出質疑，認為武斷地禁酒也許會損害飲酒者的利益。但是，整個國家上下都已經被“令行禁止，沒有妥協”的戰爭精神所左右，禁酒令最終被不折不扣地執行。
不過，雖然戰爭結束了，但由於慣性的作用，人們的思維和情緒還在延續。但畢竟和平來臨了，人們的某些方面還是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在戰爭進行過程中，人們的精神異常亢奮，而且思想高度一致。比如：陸軍統帥在戰爭期間曾發表言論說：“凡是活著的德國士兵，都是我們最凶惡的敵人，他們中的善良分子都死絕了！”這樣的極端言論居然得到國民的一致認同；還有的政客在演說中宣稱：“要將德國皇帝下油鍋！”他的話也引來聽眾瘋狂的喝彩聲。
而且，數百萬的美國人始終堅信：他們投身於一場正義的戰爭，他們為解放受奴役的國家，為了結束戰爭的殺戮，為了威爾遜總統倡導的精神而浴血奮戰。就如同，時代廣場上那個女孩演唱《上帝讚美詩》，就如同狂歡的人們燒毀德國皇帝雕像一樣，這都是美國人民真實的感情的流露，因為他們堅信：自己是站在道義的一邊。
然而，隨著停戰協定的簽訂，一種微妙的變化就已經開始了。
伍德羅·威爾遜
有些人很討厭威爾遜總統，他們覺得大學教授出身的威爾遜總統實在太迂腐了，還帶著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他們覺得威爾遜的血管裡流淌的是牛奶和水，而不是熱血，並不適合領導一個處於亂世的國家；有些人覺得威爾遜對待前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和官員伍德太過刻薄；還有些人認為威爾遜是一個危險的極端分子，比如，他要求召開民主黨大會進行選舉，以及他主動參加巴黎和會，這些都被民眾當作是自大的表現。現在，這些人都紛紛站出來反對威爾遜總統。
還有一些人也站在了威爾遜總統的對立面。他們既討厭法國盟友，又討厭英國盟友，他們覺得威爾遜口口聲聲“我們高貴的聯盟”實在很惡心。他們覺得，美國人民卷入到這場史無前例的戰爭中的唯一目的就是拯救自己，因此，威爾遜那套“締造世界安寧”“全球推行民主”的理論完全是屁話。因此，他們也站出來，屢屢發表反對威爾遜總統的言論。他們宣稱：“德國已經被我們踩在腳下，那些布爾什維克人也即將成為我們的手下敗將，現在，我們該把矛頭對準威爾遜和他那幫和平主義者了。”
就這樣，隨著戰爭的結束，理想主義的色彩也漸漸褪去，美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開始凸現了。
3
戰爭不但影響著美國民眾的思想，也影響著威爾遜總統的想法。
他的脾氣出了名的執拗。在美國，任何與威爾遜總統意見相左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壓製和排斥。尤其在戰爭發生後，此時如果誰提出不同政見，就會被威爾遜總統指斥為“不愛國”。在美國政界，威爾遜總統的辯才無人能出其右，即使是在全球政要中，他的雄辯口才也是數一數二，因此他每每發表演說，經常能說動其他國家的政治家們，心甘情願接受他的思想，同意按照他的意思起草停戰協定。甚至全世界很多國家的人拿他的講話和耶穌基督的傳經布道相提並論，認為是同樣有分量的言論。
威爾遜總統經歷過這次戰爭以後，對戰爭的殘酷性和危險性深有感觸，因此他的腦海裡萌生了一個想法——建立一個名為“國際聯盟”的國際組織，以防止下一次戰爭災難的發生。於是，這一夢想推動他前往巴黎參加巴黎和會，旨在遊說與會國家的領導人，實現他的偉大構想。
當時一些官員，比如參議員洛奇和國務卿蘭辛，都建議威爾遜總統不要親自前往巴黎，只需派代表前去即可。因為眼下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應率先和德國恢復和平的外交關系，只有這樣，才能迅速建立平衡的全球新秩序。但是，面對洛奇和蘭辛等人的勸諫，威爾遜總統半點也沒有聽進去。他心想：“既然在戰爭期間，我都能讓你們統統閉嘴，現在戰爭勝利了，你們怎麽還能反對我呢？”於是，一意孤行的威爾遜總統還是在12月4日，乘坐“喬治·華盛頓號”從紐約出發，前往巴黎。他站在艦橋上，看著碼頭上數以萬計的群眾前來為他歡呼，祝願他此行順利，港口的其他船隻也鳴起了汽笛，奏響禮炮為他送行。他微笑著看著這一幕，不禁心中志得意滿。
威爾遜總統在巴黎
在到達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等國之後，他受到的盛情接待更讓他覺得飄飄然。在英國，當地媒體報道說：美國的威爾遜總統是“英國歷史上最受歡迎的外國人，他在倫敦街道上受到歡迎的盛況，恐怕只有英國女王加冕禮才能與之相比”。在意大利，無論是老人還是婦女兒童，都蜂擁到街頭，隻為一睹威爾遜總統的風采；而在法國，威廉·伯禾蘭在評論中這樣描寫：“在我的印象中，我從來沒見過有人受到這樣的禮遇。潮水般的歡呼在巴黎的街道上回響，讓我永生難忘！在這條熟悉的街道上，我曾經看到過很多名人，比如福煦[10]，看到過克列孟梭[11]，我也看過勞埃德·喬治[12]，至於著名的將軍，浩大的部隊陣容，更如過江之鯽。但是，今天我看到威爾遜總統坐在馬車裡行駛過巴黎的街頭，我似乎從群眾的歡呼聲中，聽到了一些特別的東西，聽到人們對一位超人的景仰。”
同威廉·伯禾蘭一樣，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坐在馬車裡，聽著車外夾道歡迎的法國民眾熱情的歡呼呐喊聲，他得意洋洋地想：“是啊，我是不可被戰勝的！只要此行能夠順利地讓巴黎和會的代表們接受我的主張，那麽誰還能阻礙我實現建立‘國際聯盟’的偉大構想呢？”想到這裡，威爾遜總統閉上眼睛，他仿佛看見命運女神就站在他的面前，向他伸來橄欖枝，在不遠的將來，充滿了光明和希望。
可這回威爾遜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因為在當時，無論在歐洲還是美國，理想主義的風頭漸漸減弱。歐洲的民意開始站在英國首相勞埃德·喬治一邊。因為長久以來，勞埃德·喬治首相的觀點一直受到歐洲民眾的擁護，而他現在主張向德國復仇，力主“將德國皇帝送上絞架，然後對德國政府進行重新選舉”。這樣的觀點一經提出，就得到了公眾的支持。
而與會代表之間，也是同床異夢。他們都希望能借助巴黎和會，多讓本國瓜分一些戰利品。他們向本國的民眾極力鼓吹懲罰德國、勒令德國支付戰爭賠款的種種好處，這樣一來，許多原本充滿理想主義的民眾，就轉而變得現實起來，開始支持本國外交家的觀點——一心想從戰敗國身上撈取到什麽經濟利益——這就與威爾遜的想法漸行漸遠了。
威爾遜總統的此次巴黎之行，本想推行自己的構想，孰料歐洲民眾和各國首腦都不買他的帳。就在此時，美國國內也出了問題，真可謂是“後院失火”。原來，在華盛頓的參議院內，也出現了許多反對威爾遜的“國際聯盟”和十四點計劃的聲音。
威爾遜總統在國會發表谘文
其實，參議院一直在與威爾遜總統分庭抗禮。早在1918年12月21日，參議院的共和黨的精神領袖亨利·卡波特·洛奇就宣稱：“參議院在簽訂條約方面和總統享有同樣的權力，並且在談判之前，美國民眾對我方觀點有知情權。”他還對威爾遜總統的國際聯盟計劃大潑冷水，他說：“建立國際聯盟未必一定要放到巴黎和會的台面上來談，因為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同時，洛奇還針對建立國際和平新秩序，提出了與威爾遜總統相左的意見，即：首先解除德國的武裝，讓其支付巨額的戰爭賠款，最好能將德國領土分割成幾個部分，由歐洲的英、法、意等盟國掌控。至於美國，越少涉足歐洲事務越好。
基於這樣的“少介入歐洲事務”的立場，參議院仔細研究了威爾遜擬在巴黎和會上提出的關於國際聯盟的計劃，但凡某項條款涉及“糾纏不清的聯盟”，參議院立即反對。於是，威爾遜總統的完整的“國際聯盟”體系就被他們刪改了個七零八落。
就這樣，在歐洲，威爾遜遭到歐洲各國外交家的抵製；在本國，又受到參議院和公眾意見的反對。但更可悲的是，他對這些威脅似乎毫不察覺。
事實上，命運女神正在將威爾遜拋棄。就像歷史上每次戰爭結束後那樣，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戰時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在全球范圍內，人們的思想不再高度統一，而是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景象；人們也不再對理想主義孜孜以求，而是拜倒在現實主義的祭壇之下。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事態的發展對他越來越不利。
導致威爾遜最終失敗的原因，除了歐洲各國外交家的抵製和美國參議院的反對，還有威爾遜與生俱來的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局限性。威爾遜在出任總統之前，曾擔任威斯萊揚大學的歷史學和政治學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及法理學和政治學教授，人稱“書生總統”。他的目的太單一，他的思想也太缺乏彈性和變通，雖然這些特質幫助他成為偉大的理論倡導者，但是當他來到巴黎和會的談判桌上，他的這些特質又成為他的拖累，最後使他歸於失敗。
由於威爾遜在思想和性格上這種與生俱來的弱點，使他在巴黎和談中備受牽製，因為他沒有辦法與自己的同伴們進行有效的溝通，他不能對自己的同伴進行必要的支持，也得不到來自同伴們的建議和意見。他只能一個人與那群歐洲的外交家們作戰。
同樣，當時在巴黎和會期間，美國也去了大量媒體記者隨行報道，可是威爾遜不善於與他們進行交流。這樣一來，威爾遜的一些想法也就很難通過美國媒體傳回到美國國內，美國的民眾對他更加缺乏理解，他自然也就無法獲得美國國內的支持。
總而言之，威爾遜雖然對國際政治局勢高瞻遠矚，但是他卻一再地在公眾面前犯下失語的毛病。瑞·斯坦納德·貝克一針見血地評價過威爾遜總統，說：“這位‘書生總統’看來經常從書籍、文件等材料中獲得信息，他不習慣傾聽民聲，也不習慣從公眾那裡獲得反饋。換句話說，他在人際溝通方面完全不及格……”
的確，在書面談判方面，威爾遜經驗老到，簡直是手到擒來。但是在口頭談判方面，哪怕僅僅是幾個人之間的小范圍交換意見，他也屢屢敗下陣來。最後，克列孟梭、勞埃德·喬治和奧蘭多等人提議，由他們4個人組成特別委員會，進入秘密會談階段。這3人聯起手來共同算計威爾遜，此時，威爾遜縱有天大本事也無回天之力了。這就好像打撲克牌一樣，三方聯手對付一方，那倒霉的一方很難有勝算。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在巴黎和會上獲勝，除非伍德羅·威爾遜是超人，可惜他不是。
可憐的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如此險惡的環境中，為了自己的偉大構想，拚命斡旋。其過程之漫長和痛苦，我們可想而知。他調動了他的全部聰明才智，迸發了頑強的精神，與他的反對者進行戰鬥，最終，居然成功地令其他各國的首腦們做出了種種讓步。
比如英、法、意等國的首腦們都希望優先解決領土和軍事問題，第二步再探討建立國際聯盟的問題，但在威爾遜的多方奔走下，他們不得不將國際聯盟議題放在優先討論的位置。
威爾遜作為國際聯盟的發起人，自任《國際聯盟盟約》起草委員會主席，他將自己關在房間裡奮筆疾書，最後拿出了一份盟約的草案。草案一經公布就遭到了美國國內一些政客的反對，比如塔夫脫、魯特和洛奇等人——這一點威爾遜早就料到了。但是他對來自國內的反對意見並不放在心上，他關心的是如何說服巴黎和會上的各國政要，讓他們同意這份草案。
當時，在巴黎和會上，各國與會代表都提出要求，認為必須剝奪戰敗國德國的全部殖民地，將這些殖民地瓜分殆盡，不僅如此，還紛紛把手伸向了德國的領土。他們之間互通聲氣，互相聲援和支持。顯然，這樣將有違“國際聯盟”的精神，因此威爾遜費盡全力遊說各方，最後終於成功地說服會議，對德國的領土和殖民地采取“委任統治”的方案，因為威爾遜認為唯有這樣，才能建立戰後的新秩序。為了讓各國首腦接受自己的意見，威爾遜與他們上下周旋、鬥智鬥勇。為了讓法國總統克列孟梭修改對德國領土主權的要求，威爾遜以退出巴黎和會相要挾；為了迫使意大利總統做出讓步，少瓜分一些領土，他向全世界人民大聲疾呼：“都看看自己的良心吧！”
若不是威爾遜一次次地阻止，恐怕德國領土早就被戰勝國瓜分殆盡了。細心的讀者如果每天關注報紙上的連續報道，就會發現：正是由於威爾遜的努力，巴黎和會最後才出台了一份對與會各方都盡量公平的條約——《凡爾賽條約》。平心而論，該條約確實降低了未來世界再次發生爭端的幾率。
然而，畢竟《凡爾賽條約》也是各方面角力和妥協的結果。因此，條約中也存在許多不公正之處。最初威爾遜很想把《國際聯盟盟約》也納入《凡爾賽條約》體系中去，但後來發現，這樣做恐怕會讓美國深深地卷入歐洲的軍事事務，思來想去，最後只能作罷。
就這樣，在巴黎逗留了6個多月後，1919年6月巴黎和會閉幕，威爾遜完成使命返回美國。隨著時間的推移，《凡爾賽條約》中的一些缺陷開始逐步顯露出來。因為當初坐在談判桌前信誓旦旦的各國政要們，回國以後由於相互間的嫉恨，對利益的貪婪，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他們都開始動搖了，行為自然也就漸漸偏離《凡爾賽條約》的約束了。另外，在美國國內，華盛頓參議院對《凡爾賽條約》的反對聲音也一浪高過一浪。這個時候，唯獨威爾遜仍堅持著夢想，可是，除此之外，他還能怎麽辦呢？難道他站出來解釋說：“這個條約的確很糟糕！中國山東的相關條款明顯是不公正的，意大利邊境條款也是不夠透明的，法國通過這個條約攫取了德國很多領土，而且高額的戰爭賠款幾乎把德國榨幹了。”——威爾遜能這樣對公眾解釋嗎？他不能，因為《凡爾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他也有份兒，如果他這樣說，無異於自抽耳光。因此，他不得不為該條約進行辯護，硬著頭皮宣稱這份條約是一個完美無瑕的條約。
同樣，他也不能說：“當時談判環境極其惡劣，所有的代表都和我對著乾，萬般無奈之下，才形成了今天這份條約。”因為這樣說的話，就等於承認自己的失敗和無能，辛辛苦苦樹立起來的威信也就毀於一旦了。
既然在出使法國之前，威爾遜就已經對美國民眾打了包票，說一定會將事情圓滿解決，而且在會議期間，也一直堅持說事態正在向有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那麽，在會議之後，威爾遜怎能承認說“條約中還有許多缺陷、不完善、不公正之處”呢？
威爾遜總統在發表演說
於是，盡管他也看到了條約中的種種缺陷，聽到國內許多抨擊的聲音，但他仍然違心地發誓說：“巴黎和會在一片友好的氣氛中進行，而且每項決議都建立在客觀公正的基礎上。克列孟梭、奧蘭多、勞埃德·喬治幾位巨頭，以及其他與會代表也都是為了拯救世界這一共同目標走到一起來的。因此，《凡爾賽條約》是完美的、無可挑剔的，是建立田園詩般的世界新秩序的憲章！”
威爾遜違心地說完了上面的話後，自己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因為在殘酷的現實中，他的理想永遠無法實現。在這種矛盾心情之下，他只能將這個謊言繼續編造下去，用扭曲的、虛幻的景象代替了事實真相，不僅欺騙了美國國民，也在麻醉著自己。在他口中講述的巴黎和會是一個無比和諧、無比融洽的盛會，各國首腦聚在一起為全世界的人類謀福利。他說：“假如美國不承認巴黎和會的功績，不認為它是一個為人類帶來安寧與和平的會議，那麽全世界的人們都會感到遺憾。”
可是，巴黎和會的真實情形，卻是他內心中深深的遺憾。
4
亨利·卡波特·洛奇是美國參議院中一位以風格優雅、精於遊說而聞名的人物。他身材修長，儀態優雅，灰白色的頭髮和胡須修剪得非常整齊，渾身上下透出一種貴族的氣質，同時，他身上還兼具紳士風度和學者風范。他是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的主席，同時，他也是美國共和黨的領袖。
亨利·卡波特·洛奇
他就像福爾摩斯扮演者威廉·吉爾特那樣，只要往舞台上一站，無需提高音量，更不用擴音器，全場觀眾的目光自然就會匯聚到他的身上，傾聽他的講話。而他的思維也超乎常人的敏銳，別人的講話只要他聽上一兩句，就能迅速抓住要點。可惜，就是這樣一個睿智的共和黨人——亨利·卡波特·洛奇，成為民主黨人威爾遜總統的主要反對者。
洛奇始終信奉美國精神，他是個好鬥分子，美國的對外戰爭的支持者中幾乎都有他的身影。他認為，美國外交政策應當立足於“永遠使美國遠離任何來自國土以外的爭端，除非美國的榮譽受到損害，假如那樣，美國必將戰鬥到底，決不允許美國的利益有一絲一毫的損害！”
洛奇和威爾遜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因為在洛奇看來，國家的榮譽和國家的權益密切相關，如果權益受到損失，就意味著國家和民族蒙受了奇恥大辱；而威爾遜卻不這麽看，他認為國家的榮譽屬於道德范疇，和權益是兩碼事，只有在做出令人不齒的行為後，國家的榮譽才會喪失。
洛奇身為外交關系委員會的主席，認為：保證美國的利益不受到任何國際條約的損害，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國與國之間的外交，往往是爾虞我詐的關系，根本不會像童子軍那樣重感情、重信義！”他說：“怎樣評價一份條約的好壞？兩個國家關系好的時候條約有效，那還遠遠不夠；如果兩個國家關系破裂，條約依然發揮作用，那才說明這個條約真的有效。在我看來，《凡爾賽條約》是一個只會帶來大量的麻煩的條約。”
同時，洛奇參議員也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他知道自己馬薩諸塞州的選民中有幾十萬愛爾蘭人，為了討好這些選民，他要求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們召開一個專門針對愛爾蘭選民的聽證會，希望聽取以弗蘭克·沃爾什、愛德華·頓和邁克爾·瑞恩等人為首的“美國爭取愛爾蘭獨立委員會”的意見。盡管人們都清楚，愛爾蘭的獨立和巴黎和會幾乎沒什麽關系。
另外，在美國也有很多意大利裔的居民，洛奇很希望得到這批選民的選票，因此，當巴黎和會討論到“意大利危機”這個議題的時候，洛奇不失時機地在波士頓發表演說，聲稱：“我支持意大利人民，意大利應該得到亞得裡亞海北岸的港口阜姆，並控制亞德裡亞海。”——他當然知道，這恰恰是威爾遜不願意看到的，但洛奇故意這樣做，就是要給威爾遜出個難題。
洛奇幾次三番與伍德羅·威爾遜作對。比如，威爾遜自認為參加巴黎和會是為美國人民謀取正當利益。但洛奇對此非常懷疑，他認為威爾遜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因此，在美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團臨行前，洛奇得知在代表團中的亨利·懷特是共和黨人士後，就秘密與他見面，並交給他一份文件。這份文件是與威爾遜截然相反的意見，他希望懷特到巴黎後，背著威爾遜將這份文件交給英國外交大臣、法國總理和意大利總理等人看，並且讓懷特轉告這些人說：“如果不接受威爾遜的主張，而是接受洛奇在文件中的主張，那麽你們的地位將大大加強！”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且不論洛奇的主張是否更高明，隻從他這種暗箱操作的手段，就說明他根本不想讓威爾遜總統的方案得到通過。
由洛奇領頭的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
除了洛奇外，當時還有很多社會影響非常大的人士也反對威爾遜簽署的《凡爾賽條約》，比如：頑固的保守黨人布蘭德吉、理想主義者波拉等人，他們不相信與歐洲國家和談會得到好處，就好像早期的舞台劇中的情節：從農村來的小夥子認為城市裡的人們個個奸詐狡猾，對城裡人充滿了不信任；還有長期以來一直反對威爾遜總統的政客，比如拉福萊特和吉姆·裡德等人；至於共和黨人就更不用說了，因為威爾遜總統是民主黨人，他們非常樂於看到民主黨總統陷入泥淖、寸步難行；還有那些參議員們，他們也給威爾遜總統設置重重障礙，他們要讓人們明白，如果誰膽敢甩開參議院獨自制定協定，那麽他的日子將會非常難過；當然，還有不少反對者，他們對威爾遜的計劃並不關心，他們只是很討厭威爾遜獨斷專行的說話方式。
在美國民眾中間，也有很多群體對威爾遜投了反對票。首當其衝的是愛爾蘭裔居民，因為《國際聯盟盟約》規定，國聯中有6個席位給了他們的死對頭——英格蘭；意大利裔的居民也不滿意，因為威爾遜曾經反對把港口城市阜姆劃撥給意大利；至於德國裔的居民，他們無法接受各戰勝國對德意志共和國的瓜分，以及國際聯盟將德國排斥在外，因此他們也對威爾遜一肚子抱怨。還有一些美國人通過《國際聯盟盟約》了解到，根據盟約規定，美國要擔負很多責任和義務，但美國從中獲利太少、太微薄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種種反對意見，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美國人開始厭惡戰爭，厭惡一切和戰爭有關的東西。他們看到歐洲各國為了利益明爭暗鬥，感到厭倦透頂。美國人恨不得完全從歐洲事務中抽出身來，保持中立，因為生活中除了外交、除了戰爭，還有很多更精彩的東西值得關注，比如威拉德與登普西之間的比賽，以及英國飛艇R-34號抵達長島。可是《國際聯盟盟約》仿佛又要將美國拉回歐洲大陸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複雜的國際關系中，難怪數百萬美國人要對威爾遜心存不滿了。
1919年7月10日，威爾遜總統結束了巴黎和會回到了華盛頓。雖然巴黎和會圓滿結束，但威爾遜總統還不能高枕無憂，因為他必須說服美國參議院支持《國際聯盟盟約》。因為只有參議院對該盟約批準之後，才意味著美國對這份盟約的認可。不料，由共和黨人佔多數的參議院不但沒有馬上批準，還對他進行了疾風驟雨般的質詢，認為他簽訂的盟約“根本毫無原則性，沒有體現‘門羅主義’，也沒有寫明國際聯盟的權利范圍，更沒有明確各國有退出的自由，可見，該盟約是迫於歐洲國家的強大壓力才不得不接受的”。
眾所周知，在巴黎和會上，若不是威爾遜對英、法、日作出了一定戰略性的讓步，國際聯盟根本就不會實現。但這些“戰略性讓步”，都成了參議院抨擊威爾遜的話柄。對此，威爾遜用激烈的言辭予以回擊，他說：“巴黎和會搭建了舞台，全世界的命運就在這裡揭曉，今天我們看到的結果並不是所有與會者決定的，而是上帝的旨意。現在弓弦已經拉開，箭已搭在弦上。因此我們不能退縮，只能向前看，朝著美好光明的前景進發！我們每個人生來都夢想著這一天的到來，現在，道路就在我們面前，讓我們勇敢大膽地走下去吧！”
難怪人們都說威爾遜總統是一位演講天才，聽聽剛才的話，是多麽優美動聽啊！但是，參議院和民眾卻絲毫沒有被打動。因為，這個國家的人們在戰時對威爾遜這種優美風格的講話已經聽得耳朵都起繭子了，現在人們都厭倦了，再也無法振奮起精神。
最後，參議院將《國際聯盟盟約》轉交給外交關系委員會審議，但不幸的是，外交關系委員會的主席正是威爾遜的死對頭洛奇。經過長達一個月的漫長的“研究”，洛奇在參議院的會議上發表了審議結果，他說：“《國際聯盟盟約》令其他強國也能對美國軍隊和艦隊發號施令，這將嚴重危及美國的獨立和安全。而且，美國過多地涉入他國的紛爭，只會加重我們國民的負擔，與其摻和別國的事務，還不如獨善其身，想想怎麽樣給自己的國民帶來更多的實惠！”他還直指威爾遜，說：“總統的做法就是在犧牲美國！”
兩周後，洛奇率領的外交關系委員會經過商討並投票，提出了一個對《國際聯盟盟約》的修改方案，主要針對以下條款進行修改，比如：將德國佔領的山東歸還給中國；美國退出國際委員會；在國際聯盟中，美英兩國的投票權均等；取消英國自治領對大英帝國重大問題的乾預權等等。
威爾遜不願意看到參議院對條約做出修改，但以他一己之力，又無法阻止洛奇等人，於是威爾遜決定拚個魚死網破，他不顧醫生的勸阻，毅然決定在美國西部各城市間進行巡回演講，以便贏得廣大民眾的支持。
當時威爾遜總統已經63歲高齡了，而且身體狀況一直不佳，因此他的專職醫生建議他放棄巡回演講的計劃。其實早在幾個月前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總統的身體就出了問題，由於背負著內外兩方面的壓力，他整日情緒低落，經常一夜夜地失眠，甚至出現了中風的先兆。當時同去參會的瑞·斯坦納和德·貝克回憶說：“總統每天早上開會時，總是強打起精神步入會場，與各國政客唇槍舌劍、談笑風生。但當冗長而繁忙的一整天的會議結束後，回到臥室裡，總統仿佛受到重重一擊。他面色蒼白，他精疲力竭，累得一句話也不想說，一側的臉頰還痛苦地抽搐著。”在巴黎期間，他的身體甚至馬上就到了崩潰的邊緣，當時他得了流行性感冒，曾一度高燒到43攝氏度，劇烈的咳嗽快讓他窒息了——即使這樣，第二天他仍強撐病體出現在巴黎和會的會場上。現在，他剛剛從巴黎回國兩個多月，身體還沒有完全複原，如果再度奔波，很可能舊病複發。
威爾遜也清楚此行必定異常艱險，但他頭腦中始終放不下他的國際聯盟。他不允許洛奇等人破壞他的構想，為此，巡回演講之行哪怕是一條不歸路，他也必須走下去。因此，他拒絕了醫生和助手的勸阻，9月3日，他離開首都華盛頓前往美國西部諸市，開始了他的巡回演講之行。
這次美國西部之旅注定是一條艱險的旅途。他的行程安排得如此之滿，每天都要進行一到兩次演講，每次都長達兩三個小時。由於沒有麥克風，因此他不得不完全靠自己的嗓音，在龐大而又悶熱的禮堂裡向聽眾宣傳他的觀點。比如在鹽湖城，總統在摩門大會堂面對15，000名聽眾進行演說。在空氣不流通的禮堂裡，拖著病體的總統不一會兒就汗流浹背，襯衣完全濕透了。一個晚上的演講，他不得不換好幾次衣服。
為了盡可能多地進行一些場次的演講，他經常上午還在某個城市，下午又乘坐敞篷汽車轉戰另外一個城市，在進入城市的時候，他還要在車內站起來，向道路兩旁的群眾揮帽致意。每到一座城市，他還與熱情的群眾握手，接受當地記者連珠炮似的采訪，同時他的眼睛也受到照相機閃光燈的輪番轟炸。他的很多個夜晚都是在顛簸的列車上度過的，可是火車不停的咣當聲無時無刻不在摧殘著他衰弱的神經，並讓他夜夜難眠。
這次西部之行，每到一地，伍德羅·威爾遜都不厭其煩地向聽眾們暢談《凡爾賽條約》以及國際聯盟在未來將給世界帶來的種種好處。他在演講中說：“巴黎和會是一次非常和諧的大會，各國首腦摒棄了私心，精誠合作。克列孟梭、勞埃德·喬治和奧蘭多等人與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因此，他們簽訂的條約也充滿了人性，條約不僅代表了美國的利益，甚至代表了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利益！”威爾遜甚至煽情地說：“世上的人們，每人的臉上都流著淚水，這淚水不僅是對苦難生活的辛酸之情，更是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希望之情！——而這希望，此刻就掌握在在座各位的手中！如果你們不投讚成票，如果條約不能通過，那麽整個世界將陷於動蕩之中！”
威爾遜總統在發表演說
威爾遜總統以他超人的毅力，連續進行了40多場演講，而且演講的內容絕不雷同。他的每一次演講，都經過縝密的構思，言辭優美華麗且飽含深情。每一場演講都堪稱經典中的經典！
可是，公眾的麻木的反應卻讓總統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也許人們都知道，華麗演講所描述的條約、國際聯盟，只不過是一個虛幻的夢罷了。如今，全國的人民都已從夢中醒來，只有總統還沉浸在自己編織的夢幻之中。終於，9月24日參議院的投票打破了總統的幻夢。43票對40票，總統的主張被參議院駁回，威爾遜失敗了。
此時，威爾遜總統還在巡回演講的途中。他一直受到消化不良和失眠的困撓，身體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參議院投票結果傳來，他終於完全垮了下來。9月25日，他拚著最後的力氣，在科羅拉多州的普韋布羅市進行了最後一次長篇演講後，他就感覺無力支撐，在眾人的攙扶下勉強回到火車上。因為他還要趕往下一站——堪薩斯州的威奇托。在夜裡11點多的時候，他突然覺得頭痛欲裂，他的妻子伊迪絲找來幾個枕頭讓他墊在頭下，但是也緩解不了頭痛，就這樣一直折騰了5個小時，最後在一些鎮靜劑的幫助下，他才昏昏睡去。然而在他第二天一早醒來時，他發現自己的身體不能動了，一張嘴說話，左嘴角就流出口水，口齒也變得不清晰了——他癱瘓了。
威爾遜總統的西部演講之行被迫中斷，總統隨行醫生立即給白宮發了電報：總統病重，即刻返回。然後，專列載著病重的總統掉頭向華盛頓駛去。回到華盛頓，在醫護人員的醫治下，總統的精神狀態穩定下來，但是由於腦血栓的影響，他的左半身徹底癱瘓了。威爾遜總統為了他的事業，落得如此地步，可謂是命運之神給他開的一個沉重的玩笑吧。然而，一切悲劇還沒有結束。
5
剛回到白宮後的幾個星期，威爾遜的病情曾一度嚴重到無法開口說話的程度。他只能半睜開右眼，在助手的幫助下閱讀文件。他每天只能看幾篇最緊急的文件，因為每看一篇文件，都會消耗掉他大量的元氣，他不得不閉上眼睛休息好一會兒，才能繼續看下一篇。他的手仍然無法握緊筆，因此一些重要的文件是通過他的夫人代簽的。這件事被洛奇等人抓住了把柄，他四處宣揚，說：“總統已經病入膏肓，白宮實際上已經被第一夫人掌控了。”
現在總統無法管理政務，國家的常規性的事務還在照常進行，比如司法部長帕爾默還像往常一樣，對所謂的“激進分子”進行打壓，對罷工工人予以鎮壓。但是畢竟，許多決策性事務還是離不開白宮的。因此，總統一病不起，日子久了，國家機器的運轉就不那麽靈了。社會物價飛漲，導致商人破產和失業率高企；勞資關系緊張，罷工事件層出不窮。短短幾星期間，就連續在鋼鐵和煤炭行業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民眾對政府部門的重組呼聲日益高漲，戰後的外交政策也留下一個爛攤子需要收拾……一切的問題都擺在了威爾遜總統——這位臥床不起的病人面前，然而他卻無能為力。他的民眾支持率也如水銀瀉地般急劇下降。
當時人們對總統的看法也由原來的崇拜逐漸轉變為討厭，乃至憎恨。大約兩年後，愛德華·勞瑞在他的《華盛頓小傳》（Washington Close-ups）一書中這樣描述道：“在那段時間，盡管可憐的總統臥床不起，但人們對他的怨氣仍然難以平息，漸漸地這種怨氣影響到了社會的氣氛，以至於整個華盛頓都仿佛進入了政治的冬天。在人們心目中，白宮仿佛變成了一座與世隔絕的監獄，那裡被鐵門和柵欄包圍起來，還有全副武裝的衛兵在那兒徹夜巡邏……人們看到白宮，想到躺在裡面病榻上的總統，心裡就會泛起一種淒涼、痛苦、不幸和備受挫折的感覺。”
由於總統很久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了，因此流言蜚語滿天飛，小道消息遍地走。報紙上有說“總統已經病危”的，有說“總統精神錯亂”的，還有的報紙認為“總統既然無法對政府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副總統就應該做好接班準備了”。盡管他的醫生不止一次出面澄清，但還是有很多類似的消息在華盛頓飛快流傳，甚至有人說總統已經去世。白宮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回應那些詢問總統是否患上了精神病或是死亡的電話，忙得焦頭爛額。
為了確認傳聞的真偽，共和黨參議員福爾和民主黨參議員希區柯克代表參議院到白宮探望病榻上的總統。威爾遜總統雖然不能行動，頭腦卻很清醒，他當然明白兩位參議員探病的真實目的。因此，在妻子以及醫護人員的幫助下，總統在參議員到來之前做了一些準備，比如練習了幾則預先準備好的笑話，還專門閱讀了一些當前世界政治形勢的文章。當一切準備停當後，這才與二位參議員見面。準備工作果然沒有白做，參議員們驚奇地發現，在交談過程中，總統不時表現出敏捷的思維和幽默感，還就世界上的一些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通過這次探視，總統病危的謠言不攻自破。
但是，總統身邊的人們心裡都清楚：這位國家元首和曾經的演講大師如今已經病得只剩一具毫無生氣的軀殼了，雖然他的思維還算敏捷，但目光中的神采已經不見了。總統的頭腦裡還是縈繞著陳舊的想法，他的想法缺乏生機和活力，他依然把自己封閉在自己親手建立起的夢幻世界中，他不甘心讓自己建立國際聯盟的夢就此破滅。
威爾遜總統是一個孤獨的人，他的朋友寥寥無幾。自從他生了重病以後，他的脾氣變得更加焦躁、易怒，結果僅有的幾位忠於他的好朋友也一個個地被他得罪，紛紛離他而去。
威爾遜總統和夫人
比如，總統多年以來的首席顧問和摯交好友——豪斯。在巴黎和會期間，兩個人的關系逐漸產生了裂痕。原因是，威爾遜總統覺得豪斯在談判中不夠強硬，結果屢屢讓老狐狸克列孟梭佔到便宜。和會結束以後，威爾遜總統就將和談中的種種不順遷怒於豪斯，任憑豪斯怎樣解釋都不予接受。最後，這對交往多年並始終保持著珍貴友誼的老朋友就這樣分道揚鑣了。
國務卿羅伯特·蘭辛也是一個例子。他與威爾遜總統的關系也非常好，由於總統生病不能執掌國事，蘭辛覺得自己身為國務卿，必須替總統分憂。於是，他就在白宮召集了內閣會議，商討一些國家要務。可是總統知道此事後，二話沒說就將蘭辛解職了。
最冤枉的，恐怕要屬總統的機要秘書約瑟夫·塔默提了。威爾遜總統無論身處順境還是逆境，約瑟夫·塔默提都忠心耿耿地伴隨在他左右。早在1910年，威爾遜在新澤西州擔任州長的時候，他就是威爾遜的秘書了。後來威爾遜入主白宮後，他擔任總統秘書也長達8年，可以說是總統最倚重的心腹之一。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忠心的助手，總統也不惜與其決裂，而且決裂並不是因為政見不合，而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小事，這就不能不讓人覺得總統也許有點老糊塗了。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1922年4月，當時威爾遜已經離任。那天，民主黨在紐約舉行一次晚宴。約瑟夫·塔默提在參加晚宴之前，首先去拜訪了老上司威爾遜，在交談過程中，威爾遜向他說：“我願意和任何拯救美國的人站在一起，因為，這些人會平等地對待國內的每個階級。”後來，塔默提就辭別了威爾遜，前去參加晚宴。在晚宴上，他引用了威爾遜的上述言論，因為塔默提跟隨威爾遜多年，知道這句話無傷大雅，在這種場合引用應該毫無問題。但是，碰巧，在這次晚宴上考克斯州長也發了言。晚宴後，人們就錯誤地將兩人的發言聯系在一起，認為考克斯州長對前總統威爾遜的言論表示讚同。
此事傳到威爾遜的耳朵裡，他非常生氣，立即給《紐約時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他從來沒有授權，也不允許別人到處散布他的觀點。很明顯，他這是在發泄對塔默提的強烈不滿。塔默提得知此事後，立即寫信向威爾遜誠摯道歉，並解釋說他絲毫沒有冒犯老上司的意思，他之所以引用威爾遜的話，完全是出於對他的一片忠誠之心。盡管威爾遜的夫人很客氣地給他回了一封信，但威爾遜卻永遠和塔默提斷交了。塔默提又提筆寫了一封信，非常誠懇地在信中說：“如果您需要，我願意永遠伴隨您身邊。”但此信仍然如石沉大海，威爾遜沒有理睬他。
我們再回到1919年，威爾遜為首的民主黨和洛奇為首的共和黨仍然在為條約和國際聯盟的問題爭得不可開交。最後，洛奇將條約做了一些無傷大雅的改動，提交參議院審議。伍德羅·威爾遜當時由於病重，便沒能仔細閱讀改動的內容，就密令民主黨參議員：“但凡條約有改動，就投反對票，總之不能讓共和黨人的改動得逞。”
如果他當時仔細看一下條約就好了，因為只不過是細微的改動，不會影響大局。
可惜，威爾遜這步棋走錯了，結果民主黨參議員忠實地執行了總統的密令，投出了反對票。最後在統計票數時發現，其實反對票比讚成票隻多了一點，若是沒有“自己人”投出的反對票，說不定條約就通過了。就這樣，1919年11月19日，條約終於被徹底擊敗。
威爾遜內閣
幾個月後，不甘心失敗的總統再次將條約的議題提出，結果又一次一敗塗地。這次，參議院和眾議院決定，與德國簽訂“獨自和解”的條約。但是威爾遜對這一提議斷然否決，他說：“如果美國這樣做，美國的勇敢和榮譽將會永遠蒙羞！”於是這個提議就沒有通過，直到後來的哈定總統繼任，才與德國簽訂了類似的和平決議，當然這已經是後話了。
不過，總統的霉運還沒有最後結束。1920年，又開始了新的總統大選。威爾遜總統把這次大選看作政治生命中最後的一次希望，他要謀求第三次連任。對此，他信心滿滿，他說：“這次總統大選將成為有史以來一次最偉大的公民投票，富有正義感的、嚴肅的公民將站出來支持我，支持這個國家！”——隨後，進行了總統競選資格的投票。投票結果出來了，公民們的確站了出來，只不過這些票都是反對票。整整700萬張選票，讓威爾遜吞下了失敗的苦果。
當威爾遜總統的政治事業一次次遭受打擊，當他為了自己的理想付出深重的代價卻屢屢受到世人的冷眼，他的心情必定是無比痛苦的。我們不知道，他究竟是什麽時候才徹底絕望的。因為當他在白宮的深宅大院裡臥床不起的時候，他所聽到的外界的消息，也許都是正面的。為了讓他安心養病，他的夫人、助手和醫護人員從來都是報喜不報憂，因此他始終對外界的事情進展滿懷信心和希望。
然而，這樣的善意謊言終於難以長期維系，當真相大白的一天，也就是威爾遜總統內心世界徹底破碎的一天。現在，我們終於能夠理解為什麽威爾遜在卸任之後，只因為一句話就與忠誠的約瑟夫·塔默提斷交了，因為，經歷了這麽多的風波之後，他對身邊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
6
現在，讓我們再度回到1919年的早春，看看總統大選的全過程吧。
當時，總統威爾遜還在巴黎參加和會。當時一位具有豐富經驗的政治問題評論家就在《紐約晚郵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記述了民主黨內部分成員的抱怨：“讓保守派接受新觀念比登天還難……他們會暫時退縮，但是不會消亡。因此，一些年邁而且思想守舊的民主黨人自以為掌控了民主黨的命運，他們在管理黨派的時候，還用1896年的那些陳舊的套路。看來，戰爭沒有讓他們變得清醒……他們不會向前看。”
顯然，民主黨內的這些抱怨是衝著威爾遜總統去的。此時，民主黨的內部已經開始出現了反對威爾遜參加1920年大選的聲音，他們打算拋棄這位“因循守舊”的理想主義者，選出一位新的總統候選人，代表民主黨參加大選。
於是，民主黨內部開始尋找合適的候選人。首先進入人們視野的是倫納德·伍德將軍。他性格耿直，不畏挑戰，而且與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類似，對上帝充滿敬畏；他與威爾遜形成強烈的反差，但似乎個性太強，難以駕馭；其次走進人們視線的是伊利諾伊州州長洛頓，不過他也並非最佳人選；接下來，人們又想到了在戰爭時期擔任食品管理局局長的赫伯特·胡佛，他因成功化解比利時危機而聲名鵲起。可是在競選方面，他實在是個菜鳥，因為他直到馬上要參加競選了，還沒弄清楚自己究竟屬於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這樣的人自然也就被淘汰了。民主黨也曾經考慮過讓哈裡姆·約翰遜參選，因為他已經是參議員了，這對於競選很有幫助。可是此人頑固得像一頭驢子，最後他也被排除在外。
而共和黨那邊，推選出來的總統候選人是來自俄亥俄州的參議員——沃倫·甘梅利爾·哈定。1865年11月出生的哈定從小在農村長大，他最初是一個小報記者，後來與一位富商的女兒結婚，在其支持下，才投身政界。哈定的確是共和黨參加競選的最佳代表。因為他為人低調、謙遜、毫不張揚，不僅在共和黨內有著極好的人緣，在黨外，甚至在民主黨中，也有著不錯的口碑。
沃倫·甘梅利爾·哈定
威爾遜與哈定相比，有很大的差別。威爾遜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喜歡空想，自認為非常有遠見；而哈定非常務實。勞瑞曾這樣評價過他，說他如同“雪茄店門口站立的印第安人一樣，淳樸而守舊，好像在安全剃刀[13]之前那個時代的一朵花”。哈定不是一個愛玩弄權術的人，他認為在麥金利總統和參議員福拉克的那個時代，政治權謀就已經達到了巔峰，現在應該回歸自然了。
另外，威爾遜是學者出身，骨子裡透著清高和冷漠，常常拒人於千裡之外；而哈定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就像一位普通小鎮的居家男人。哈定非常隨和，和朋友們能玩到一起去，即使當了參議員，還經常在周末晚上與朋友們玩牌。
對於社會階級的看法，二人也有截然不同的觀點。威爾遜厭惡商人，支持勞工階層，他推崇“工業民主”的觀點；而哈定則對商人階層充滿好感，他非常懷念戰前那段美好時光，在那時候政府不對商人們設置重重障礙，而是一路綠燈，幫助商人賺取更多利潤。
前面提到，威爾遜清高而冷漠，因此他經常與國會，尤其是參議院發生矛盾，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處處樹敵；而哈定則被各派交口稱讚，認為他是一個“非常有良心的參議員”。正如查爾斯·威利斯·湯普森形容的那樣：“哈定對人表裡如一，他待人和藹，絕對不會與人交惡。”
兩個人思考問題的立足點也不盡相同。威爾遜著眼於全球，他希望美國能在世界上發揮一個大國的作用；而哈定則務實得多，他首先要考慮美國的利益，他想讓疲憊的美國休養生息，不要再卷入是非之中。哈定在波士頓的一次發言中這樣表示：“美國現在不能打腫臉充胖子，而是需要靜靜地修養、療傷；美國要想恢復元氣，不需要秘方，而是正常的秩序；美國也無需革命，而是休養生息……總之，美國不需要特別的治理，只要讓她安靜地休息，自然就會慢慢恢復。”哈定的這番講話說出了美國人民的心裡話。他講話中的“常態”這個字眼，恰如其分地點明了民眾的心中所想——美國人已經厭倦了扮演世界救世主的角色去承擔道德義務，美國人隻想過著“常態”的生活。
在共和黨這邊派出哈定角逐總統寶座的同時，民主黨方面還沒有選出合適的總統候選人，而此時威爾遜的病情惡化了，徹底喪失了成為總統候選人的資格。最後，民主黨人趕緊提名選出俄亥俄州州長——詹姆斯·考克斯，讓他與哈定競爭。
可惜考克斯此人政治能力一般，只能算是個平庸的人。但既然被推到台前，就不得不大張旗鼓地高調表示強烈支持國際聯盟，並且也學著威爾遜的樣子到全國各地進行競選演說，拉選票。可惜他的水平遠不及威爾遜本人，雖然從語氣到手勢模仿得像模像樣，可就是得不到民眾的支持。
而哈定則以靜製動，像前總統麥金利·威廉的“前廊競選”[14]一樣，他哪兒都不去，隻呆在自己的家鄉的小鎮。早上起來，他和助手給馬匹釘馬掌，他在衣襟上別著一支麥金利康乃馨[15]，在田間閑庭信步，如同度假一般悠閑。
哈定謙遜、低調的個性博得了各個派系的好感。由於他說話很有分寸，因此在民主黨陣營中，也有很多資深民主黨人擁護他；同時，哈定反對威爾遜的國際聯盟，自然也就得到無數憎恨國際聯盟的民眾的支持。哈定曾經在演說中向國民保證，如果他上台以後，他絕對不會發動人們去涉足歐洲事務，比如去幫助多災多難的捷克斯洛伐克。
經過幾輪投票，到了11月3日清晨，哈定與考克斯對決的結果終於出來：哈定以1，600萬張選票的壓倒性優勢擊敗了僅獲得900萬張選票的考克斯，順利登上總統的寶座。而作為失敗者的考克斯，則成為政壇的失意者，很快被人們遺忘了。
7
在受到這次沉重而徹底的打擊之後，伍德羅·威爾遜回到他在華盛頓S大街上的那棟寬敞而舒適的宅邸裡，他整日閉門不出，就這樣又度過了3年多的時光，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
威爾遜一家
在這期間，有很多人來探望他。人們驚訝地看到，以前那個精力健旺、充滿激情的總統不見了，他們看到的是一個仿佛蒼老了10歲的男人，坐在向陽房間裡的一把大椅子上。他裹著厚厚的衣服，身體蜷縮成一團，湊近壁爐取暖。他坐在椅子上，雙手無力地搭在大腿上，頭部歪向一旁，仿佛脖子無法承載頭部的重量一樣。他幾乎完全禿頂了，只有額頭前面還有一些花白的頭髮，向後整齊地梳著。當他和人們說話的時候，頭部幾乎無法移動，只能靠眼睛的目光跟隨對方。不過，當談到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及他的政敵的話題時，他好像一下子煥發了活力。他情緒變得很激動，還打著手勢幫助自己表達觀點，甚至有時候胳膊敲打在椅子的扶手上，他都渾然不覺。他用充滿仇恨的語調恨恨地說：“現在還沒到高枕無憂的時候，把裝滿玫瑰香水的瓶子丟掉，拿起武器，繼續戰鬥！黨派之爭無可避免！我們絕不能妥協！”他仿佛用盡全身力氣說完了這些話，然後一下子變得神情委頓。喘息了好半天，他仿佛又恢復了一些體力，繼續用嚴厲的語氣說道：“等我身體複原，到那時，我要他們好看！”看來，威爾遜到了這個時候，仍不肯放棄自己的希望，他希望民主黨能把握最後的機會，給政敵迎頭痛擊。此刻，他雖然非常無助，而且內心委屈、痛苦，但他仍夢想有朝一日能夠重回權力之巔。
威爾遜最後一次在公眾面前露面，是在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5周年的紀念日。他在助手的攙扶下，顫顫巍巍地來到門口，站在房子門口的台階上，向群眾發表了講話。他說：“有些人雖然對自己的信念非常堅定，但是對這一信念是否會最終獲勝卻漠不關心。可我卻不然，我一定要堅持推動我的信念，讓它走向最終的勝利！我這一輩子，看到過傻瓜向上帝宣戰，最後怎麽樣？我看到了那些傻瓜的毀滅！而如今，我們的敵人將再一次落得個毀滅的下場，我們必然會勝利！這就像上帝統治世界一樣，是毋庸置疑的！”
  3個月後，威爾遜帶著滿腹的遺憾和痛楚，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