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和阿爾·卡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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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的美國被各種事件所困擾。首先是曾認定國聯要比自己的政治生涯更為重要的伍德羅·威爾遜總統還在為成立國際聯盟而奔走，但是《凡爾賽條約》在參議院拒絕認可的情況下，仍然懸而未決，國聯之事更是讓總統心力交瘁。其次是令人恐懼的紅色革命依然在攪動著人們脆弱的神經，少數激進分子製造的騷亂更是讓美國人戰戰兢兢。還有禁酒法令帶給這個社會的震蕩，預計將成為20世紀20年代一個最激烈且最具爆炸性的公共問題。
  這時美國的父親和母親們都在為年輕的一代擔憂著，不知道他們的孩子會怎樣經歷這些。如果你在這時候同一個普通美國人談起禁酒將帶來的後果，他可能根本不信，甚至還會嘲笑你說：“你瘋啦！”如果你再憑想像為他描繪出一幅之後確實出現的畫面時，這個剛才還嘲笑你的普通美國人可能臉色驟變，驚愕得連下巴都掉了。難道不是嗎？我想，誰看到這樣的畫面都會驚懼的——廣闊的海面上，有一隻裝滿酒的船在漂搖著，唯恐被巡邏隊發現，它只能躲在12英裡之外。天色漸漸地暗下來，待海面完全被夜色籠罩時，走私快艇迅速接近船隻，把一箱箱威士忌悄悄轉移到走私快艇艙中，然後開足馬力疾速離去。裝運酒的卡車此時正在岸邊等待著，以同樣的速度裝車後，繼續在夜色中駛去，但是運酒的卡車在快到下一個城市的道路上被十幾個人攔住，這是一些手持湯姆遜機關槍的匪徒，他們喝令司機把車開到指定的地方去；違法釀酒廠在隱蔽的地方繼續生產，從根本不符合生產條件的簡陋操作間釀出的酒裝滿了一輛輛貨車；有的女士和先生悄悄到用咖啡杯和茶杯盛酒的地下酒吧時，在入門前都要被躲在拉著窗簾的網格窗後的門衛仔細盤問；雞尾酒是禁運品，但在那些有身份的人們聚會的晚宴上，也總能看到。一些在其他方面遵紀守法的美國人不是在自家浴缸中製作杜松子酒，就是在地窖中發酵葡萄酒。私酒釀造者中有不少都發了大財，而芝加哥的阿爾·卡彭就是其中的一位風雲人物，他每天坐在一輛有裝甲鋼板和防彈窗的汽車上招搖過市，人們不知道是該羨慕他還是該厭惡他。憲法第十八修正案已獲國會通過，並將在1920年1月16日開始生效，也就是說，不管你是否讚成，禁酒法令的推行在所難免。
  時光的指針到了20世紀30年代，當我們再去回味那段令全社會振蕩的歷史時，不禁五味雜陳。在那一段美國歷史中，最特別的當屬民眾心理幾經或喜或怨的起伏。經過前後30年、幾代禁酒論者艱難的鬥爭，禁酒法令最終被寫進了《法令全書》，成為國家的法律，這是被美國“反酒吧同盟”視為可以醫治令人煩惱的一切事情——犯罪、貧窮、失業、婚姻不和、童工等的萬靈妙藥，所以整個國家欣然地接受了，現在看來這種接受是草率和盲目的。回顧當時禁酒法令審批通過速度之快，仍讓人記憶猶新。1917年當第十八修正案被送到參議院時，隻經過18個小時的討論便獲得了全票通過，修正案的部分內容所用的時間更短，大概不超過10分鍾，這也就是所謂的“10分鍾原則”；後來當眾議院接到該修正案時，歷來擅長圍著一個議題爭執不休的眾議員們也一反常態，對這個法案的爭論也隻持續了一天；之後國家立法部門也很快就批準了這一修正案；到了1919年1月，必需的36個州都已批準（康涅狄格和羅得島兩個州拒不接受禁酒法令），符合法定程序，修正案終於成為了憲法的一部分，一年後將正式生效。
  為了保證修正案的執行，國會於1919年10月通過了《沃爾斯台德法案》，此法條文規定：聯邦官員有權闖進非法酒店，打碎屬於非法的酒桶，搜查被疑為進行私酒交易的小販。雖然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對這個法案動用了否決權，但該法案還是很快再次獲得了通過。這些都充分表明當時上至參眾兩院，下到民眾對禁酒法令出台的普遍支持和擁護。雖然各地也有抗議聲，如發生在紐約的集會、巴爾的摩的遊行、華盛頓國會大廈前的示威、美國勞工聯合會通過的“關於不能剝奪工人飲用啤酒權利的決議”等，但在全民對禁酒法令如此深信不疑，對禁酒充滿熱情的情形下，這些反對聲都是軟弱無力的，不足以左右社會輿論。其實反對者對此心中也很清楚，自己無力阻擋歷史趨勢。
  當時，全國民眾都沉浸在禁酒法令通過並即將實施的興奮中，無論是媒體的高談闊論，還是家庭餐桌上的閑談，都很少有人涉及這個法案是否可以真正實施的問題，比如：真正禁酒後國家會是什麽樣子？這種強製性的全民清醒會對工業生產、社會秩序產生什麽樣的影響？這個壓倒性的、幾乎是在不經意中通過的法案究竟會給美國帶來什麽？
  女人始終是支持禁酒的生力軍
  查爾斯·梅爾茲在他的書中對禁酒法令實施前若乾年的情況曾作過記述，他說：其實憲法第十八條修正案背後是有著嚴密的組織和強大的力量支持的，而反對者根本就沒有這個能力。雖然禁酒的呼聲由來已久，少數州也采取了行動，但是直到美國參戰前，全民禁酒都一直未能實現。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動員毫不知情的民眾去反對一個並不確知的潛在威脅，簡直是癡人說夢。並且，那些由銷售私酒人員組成的反對禁酒的主力軍，早已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因為這些人為了一己之利，在社會愈來愈強烈的禁酒呼聲中依然頑固地拒絕關閉酒館，他們已經是聲名狼藉。在禁酒與反禁酒的鬥爭中，給禁酒倡導者帶來絕好機遇的是美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此時國家的存亡都危在旦夕，誰還有精力關注酒的未來地位呢？是戰爭轉移了原本反對禁酒的那部分人的注意力。況且戰爭的嚴酷性已經讓民眾習慣了嚴厲的戰時立法，以便賦予聯邦政府新的、更大范圍的權力，一切為了戰爭的需要。戰爭就像一台巨大的機器，開動時可以把所有零部件都調動運轉起來，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則是萬眾一心、同仇敵愾。節約糧食對戰爭顯得尤為重要，所以禁酒法令就作為一項節省糧食的具體措施，自然而然地被推薦給了廣大愛國民眾。戰爭還使民眾對敵對國家產生了極度厭惡情緒，他們排斥與德國有關的任何事物，不巧的是，很多著名的啤酒釀造商和蒸餾酒製造商都來自德國，民眾自然憎恨這些人，連同他們的產品——酒。戰爭還讓民眾產生了一種斯巴達式的理想主義情緒——為了效率、生產和健康，可以犧牲一切，而憲法第十八修正案則正好是這種情緒的自然體現。人們普遍認為：酒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一個清醒的戰士才是有戰鬥力的戰士，一個清醒的工人才是能乾的工人，如果人們都清醒了，還有誰去觸犯法律呢？這是對社會、對家庭、對個人都有益的事情，何樂而不為呢？因此，他們認可禁酒法令實施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美國民眾對戰爭前景充滿著樂觀情緒（或者說是烏托邦式的幻影），他們認為美國的參戰將結束所有戰爭，最終勝利將會給全世界帶來新秩序，也會使美國進入一個高效的、清醒的、具有蓬勃生機的新紀元。美國人認為要實現這一切並不難！因此，戰爭還使民眾急於要看到他們期待的效果。基於上述種種情況，在戰爭還在進行的1917年和1918年這兩年，民意凝聚成一股異乎尋常的力量，所有被認為值得做的事情都立即去做，無論是官方文件、反對的理由，還是舒適用品或便利設施。正是在民眾情緒膨脹、一邊倒的情形下，他們滿腔熱情卻又是輕率盲目地踏上了禁酒的烏托邦之路。
  事實上，第十八修正案是很難實施的。顯然，無論是1917年國會通過該修正案時，還是1920年它成為國家法律並即將正式實施時，還沒有人想過真正實施這個法令的難度。約翰·克萊默是《沃爾斯台德法案》建立的全國禁酒機構的第一任禁酒專員，他對禁酒法令實施充滿信心，並以極具權威性和誇張色彩的口氣對民眾說：“這項法令將在全國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各處的村莊全面推行，不願實施的地方會被強製執行……根據立法，政府將確保不會生產、出售、分銷任何酒精飲品，更不會采取任何方式托運這些酒類。”仿佛他已經看到了1920年1月16日以後的情景。美國“反酒吧同盟”是禁酒令的強大推動者，他們也低估了該法令實施的難度，他們樂觀地估計國會每年只需撥款500萬美元，就可確保這項法令的順利實施。此時的國會議員先生們終於可以松口氣了，他們曾為處理禁酒這件事傷透了腦筋，現在總算可以有精力去考慮國家其他更加緊迫的事情了。他們以及廣大民眾恐怕都不會想到，當1920年1月16日那個早晨到來及以後的時日裡，他們會看到些什麽，會是國家承諾的那個清醒時代的開始嗎？他們在等待著期望的效果出現。但隨著歲月的流逝，禁酒後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這也才使國會、禁酒倡導者，以及曾熱情支持的公眾逐漸覺察到，他們犯了一個多麽愚蠢的錯誤，他們當初為什麽要以那樣漫不經心的方式處理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
  2
  讓我們來看看禁酒法令實施後具體都發生了什麽吧。要執行法案就必須先從源頭上切斷酒的供應，這是最根本的一條，但是能輕易做到這一點嗎？實際上有很多難題：一是美國有漫長的海岸線和陸上邊境線，天然地為走私者敞開了寬達18，700英裡的廣闊通道，猶如一張布滿網眼的大網，走私者可以輕松地找到隱蔽網眼溜進溜出，讓邊界巡查人員防不勝防。二是法案允許藥劑師可以根據醫生的處方賣酒。全國有成千上萬的醫師和藥劑師，難道這其中就沒有少數人和酒販子相互勾結嗎？本來這種和醫療治病沾邊的事情就很難處置，如果再缺乏嚴密的跟蹤檢查，禁酒法令將難以嚴格執行。三是法案允許人們飲用淡啤酒，這也給釀造商弄虛作假留下了可乘之機。我們知道，淡啤酒唯一的製造方法是先釀出純啤酒，然後再將其中的酒精去除。但實際上無法將酒精全部去除的情況也很容易發生。此外，還有很多漏洞無法堵塞：比如違法蒸餾問題。當時只要花六七美元就可以買到一個可以加工1加侖酒的便攜式蒸餾器，建一個日生產能力為50或100加侖酒的營業蒸餾室也不過500美元，面對高額的利潤回報，那些利欲熏心的人怎能不動心呢？況且，違法蒸餾操作簡便，無論是廢棄的房子還是住家的地窖裡都能進行；還有工業酒精的問題。當工業用的酒精出廠後，是很難追蹤掌握它的流向的，說不定有一些就落入酒販子手中，經過有經驗的藥劑師提取成食用酒精，再勾兌成飲用酒。
  海岸警衛隊查獲的私酒
  為了《沃爾斯特法案》的執行，政府可謂花費了大氣力，在人財物上都給予了充分保證。1920年政府委任的禁酒事務專員有1，520人，到1930年增加到2，836人。像海岸警衛隊、海關和移民局這些對禁酒並不熱心的部門，也被政府指令抽調人員充實力量。即便如此，禁酒效果還是微乎其微，我們從梅爾茲先生描繪的一幅畫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當時的現狀：在禁酒令開始實施的1920年，先不說對醫用酒精、啤酒廠和工業用酒的監督管理和對非法蒸餾酒的打擊整治，如果把所有禁酒事務專員都召集到海岸線和邊界線上，一字排開，每一個專員就得要巡查12英裡的海岸線、碼頭、海峽、森林及河岸，如此龐大的工作量是任何人都難以完成的。政府為了調動這些禁酒專員的積極性，還不斷增加他們的收入，由1920年的1，200～2，000美元，增加到1930年的2，300～2，800美元。我們相信，每周支付35～50美元雇傭到的這些人，肯定都是些擁有良好品格和專業技能的人，他們會遵從良心的調遣，奉公守法，堅決拒絕走私者的金錢賄賂；也會利用各自的專業知識去有效地監督工業用酒製造廠複雜的化工流程，或者識破狡猾的私自釀酒人和走私販的設備，應當說他們都是政府和民眾大可信賴的人。
  然而，面對著在全國實施禁酒這樣艱巨而又複雜的任務，區區幾千人的禁酒隊伍還是杯水車薪。另外，雖然他們的報酬增加了，但和每天都會遇到的巨大誘惑相比，又顯得那麽微不足道。尤其要命的是，民眾對禁酒的態度也慢慢地發生了變化，由最初的堅定到現在的動搖，使禁酒隊伍得不到公眾輿論的一致支持，這是他們雖然每天疲於奔命地禁酒仍難以奏效的最主要原因。戰後的1920年，人們生活歸於平靜，但無酒可酌的太平盛世讓他們的情緒也發生了變化，就像曾因產生抵觸情緒而導致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建立國際聯盟的構想失敗那樣，公眾對當初曾讚成過的禁酒理由也產生了類似的抵觸情緒。他們希望放松自己的生活，想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厭倦了為了崇高的事業而勒緊自己的腰帶，過著清教徒式的生活，很多人開始回憶起當年坐在街角小酒館裡端杯淺酌的情景。禁酒法令實施後給他們精神和生活帶來的變化是他們始料未及的，於是躁動之下，民眾的情緒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沃爾斯特法案》實施才短短幾個月，就遭到了民眾的強烈抨擊。原先那微弱的讚成恢復造酒的觀點又響亮了起來，受到越來越多的人支持，大有席卷整個美國之勢。禁酒法令既然被寫入《法令全書》，怎麽能輕易廢止呢？禁酒倡導者只能鼓足精神，忙著抵禦來勢洶湧的允許造酒的呼聲。
  3
  禁酒出師不利。接下來幾年在這個牽動全國的問題上，更是發生了很多前後自相矛盾的事件，令不少有識之士深感困惑。雖然當時民眾反禁酒呼聲高漲，但是美國大多數州仍然在推行著禁酒法令。面對“禁酒難”這一難題，一些有識之士猜測政府可能會采取兩種方法：要麽是增加執法人員數量，在現有基礎上翻一兩倍，甚至是三倍；要麽是重新修改法令。但是這些辦法一個也沒有被采納，為什麽呢？個中原因無外乎各方都站在有利於自己的角度看待問題，甚至也不乏為禁酒不力而推卸責任。
  首先是禁酒倡導者們，他們不願承認自己低估了在美國徹底肅清酒的艱巨性（否則將落個預見不明的責任），更沒有采取有效措施，呼籲國會加大撥款用於執法，他們認為最簡便的做法就是，給那些反對禁酒法令的人貼上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或是文明破壞者的標簽，將公眾的注意力引到這些人身上。
  作為審批通過法令的權威機構——國會當然也不會主動承擔責任。雖然當時兩院議員多數都是支持禁酒的，可是支持是一回事，而執行後的利弊得失則是他們要仔細思量的另一回事了。政府和官員們都把禁酒當作了一個燙手的山芋，謹小慎微，惟恐越雷池一步。除了將法令條文中“海岸警衛隊巡邏的范圍”由3英裡擴大到12英裡，以及呼籲“不必太多撥款，要努力提高執法效率”之外，再無其他作為。
  這一時期在任的哈定總統和柯立芝總統的態度又如何呢？說出來讓人失望，他們也不過發表了“遵守法律是一種美德”“法律還是要執行的”這樣一些無關痛癢的言論，然後又將目光轉向他們認為是更重要的地方。在這種大的局勢下，各州政府的禁酒力度就可想而知了。有些州政府對禁酒事務的財政撥款少得可憐，到了1927年財政撥款隻佔各州用於執行捕魚和娛樂類法令總額的八分之一；有些州的立法機構乾脆斷絕了對禁酒事務的支持，讓它們自生自滅；即便是最支持禁酒的那些州，也是把聯邦政府推在最前面衝鋒陷陣，自己則躲在旁邊作壁上觀。打擊地下酒吧本是各地方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但也往往流於形式，因為民眾不支持。至於本來就反對禁酒的那些州就更不會出手了。但是他們也清楚，目前指望著廢除或者修改修正案都是沒有可能的，只要能公開地表達他們的抗議聲也就心滿意足了。從全國來看，禁酒法令並沒有朝著預定的目標前進，雖然人們都心知肚明，但卻沒有人願意、也沒有人能夠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
  下面要說的還是禁酒令實施期間走私販子運酒的情況：那些精心偽裝好的運酒船隻，定期從比密尼、伯利茲或聖皮埃爾進入美國港口，等候在那裡的數隻摩托艇接應後，再快速運到那些受保護的小碼頭，一環扣一環，連接得非常緊密。在底特律周邊的湖岸線上，有很多裝滿優質加拿大威士忌的船隻，隨時準備靠岸。還有的貨船名義上是運來完全合法的、貼明標簽的商品，但其中卻藏匿了一箱箱走私的杜松子酒。不僅海上是這樣，陸路私酒運輸同樣非常猖獗，尤其加拿大通往美國的邊界上，經常有偷運酒的貨車開過來，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人們將酒箱捆在馴養的聰明的海豹身上，讓它們神不知鬼不覺地將威士忌私運到美國，這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形形色色的走私讓人瞠目，林肯·安德魯斯將軍是負責執行禁酒法令的財政部副部長，連他也無奈地說：絕大部分走私酒都成功流入社會，他們隻截獲了區區的5%。至於流入國內走私酒的價值就更高了，據商務部估計，僅是1924年就高達4，000萬美元！大量啤酒從釀酒廠被偷運出去，眾多小釀酒廠生意興隆火爆，這讓禁酒專員們大傷腦筋。據估算，這10年間被非法轉移的工業用酒精每年都在1，300萬～1，500萬加侖。雖然到1930年政府采取了嚴格的控制準許制度，並提高了檢測水平，但當年被轉移掉的酒精仍然高達900萬加侖。這也可能是保守的數據，還有的專家認為可能高達1，500萬加侖。我們這裡所說的每1加侖是什麽概念呢？來算一下：每1加侖工業酒精在兌水調味後，足以調製成3加侖的假酒，再裝進有蘇格蘭語標簽的酒瓶，就被走私販子們吹噓成是“剛下船”的新鮮貨，推銷給那些上等公民們。可見被轉移的上千萬加侖的工業用酒精可以勾兌出多少假酒來，就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了。
  海岸警衛隊在追擊走私船
  和用工業酒精勾兌假酒相比，違法蒸餾更勝一籌，成為所有酒的來源中最豐富、數量也最大的一種。禁酒專員多蘭博士估計說：“到1929年左右，由蒸餾提供的酒大約是由工業用酒精勾兌酒總量的七到八倍。”為什麽這樣說呢？只要看看當時蒸餾酒需要的玉米糖的生產數量便清楚了，將近10年裡，全美國玉米糖的產量增加了6倍。雖然在維克山姆的報告中講到玉米糖的合法用途時，是用“無法確定”“可能沒有”這樣一些含糊的語句表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數量巨大的玉米糖被當作原料，用來釀造威士忌了。
  形形色色的走私、膽大妄為的造假，使酒源源不斷地流入了美國社會，居然讓酒見證了那一幕幕與一個號稱是文明、民主的國家極不相稱，甚至是有傷風化的場景：在橄欖球賽場上，坐在看台上的男人和女人們在揮臂呐喊的同時，還不斷仰起頭來，將手中的扁平小酒瓶口對著嘴巴傾斜；在地下酒吧裡，人們圍坐在老式吧台前，手中握著的那一瓶瓶酒，也許就是一幫西西裡島的酒精偽造者提供的。這裡出售的酒價還不一樣，比如由杜松子酒調製成的雞尾酒，賣給普通顧客每一杯收取75美分，而給警察卻是免費的，因為警察對他們的暗中保護比酒錢要重要得多。不遠處的黃銅欄杆旁，只見一個出身良好教育家庭的年輕女子把腿搭在欄杆上，旁若無人的樣子，仰頭將手中的馬提尼一飲而盡；為了應對“服務站”人員的檢查，喜歡飲酒的年輕夫婦將桶裝葡萄酒汁藏在臥室的壁櫥內，讓其在裡面慢慢發酵。
  女人把酒瓶藏在靴子裡
  慢慢地人們的膽子又大了些，業務經理去參加貿易會談前，總要將兩瓶杜松子酒裝在包裡；有客戶來公司拜訪，銷售部經理就很快給他們端上酒杯，就像以前大大方方地拿出一包包香煙招待客人似的；賓館更是這樣，為了表示他們認真執行“不要和含酒精的酒混淆”的規定，服務員會快步跑到417房間，再遞給客人一份冰鎮的薑汁飲料；很多夜總會和地下酒吧被聯邦政府強製關閉後，它們就改名換姓，另找個地方重新開業；為了迷惑走私犯，伊茲·愛因斯坦和摩爾·史密斯這兩個禁酒專員還憑借著善於表演的才能，巧妙偽裝，出其不意地抓獲走私販；斯梅德利·巴特勒將軍當時在海軍部供職，他根據上級指令參加了打擊賓夕法尼亞州的酒販子運動，由於成果顯著獲得了提升。但他也對禁酒前景不樂觀，曾直言不諱地說：“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政治不可能使賓夕法尼亞這個地方徹底禁酒。”即使這樣一個有著豐富鬥爭經驗的人，最後也是在一片混亂中明智地選擇隱退了；政府眼見工業用酒精大量被轉移，假酒屢禁不止，非常焦急，就下令在工業酒精裡摻入了甲醇和其他有毒成分，結果卻被反對禁酒人士指控為謀殺；以文明的方式禁酒不奏效，令政府官員傷透了腦筋，最後他們決定以武力來打擊走私犯。但是這樣做有時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如一艘在加拿大注冊的合法船隻“獨自號”，被美國緝私船懷疑走私而盯上了，足足追了它兩天半，最後“獨自號”不幸在距離美國海岸215英裡的地方沉沒，這一事件引起了加拿大政府的不滿，也令民眾感到非常恐慌；這個時期與禁酒有關的訴訟案堆滿了聯邦法庭，審理起來很困難，因為有的陪審員是來自反對禁酒地區，他們堅決反對給私自釀酒者定罪。雖然禁酒令實施給政府造成了很大壓力，但是它關於飲酒過度的宣傳和反宣傳，確實在民眾中產生了很大影響。支持禁酒的人普遍認為：禁酒為美國戰後20世紀20年代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因為自從禁酒以後，民眾在銀行的存款不斷增加，人們的工資不再花費在飲酒上，可以去購買汽車、無線電設備和住房，提高生活水平；一些工廠的老板們反映，現在工人們星期一上班時精神振作、操作時動作穩當，不再像以前那樣因酗酒而萎靡不振；來自醫院和監獄的報告也說，如今因酗酒而死亡的人數減少了，因醉酒造成迷失心智而犯罪的人也少了。
  但是，幾乎所有反對禁酒的人又會說出與上面完全相反的情況：國家的繁榮與禁酒根本就沒有關系。禁酒的結果是犯罪率不斷增加，城鄉傷風敗俗的事情屢屢發生，離婚的人數居高不下。尤其是禁酒讓人們藐視法律，這是對一個民主自由政府根基的最大危害。反對禁酒的人指責那些支持禁酒的人，說他們不顧實際，對禁酒法令盲目地支持，實際上是在鼓動布爾什維克主義；而禁酒支持者則反唇相譏，說反對禁酒的人賊喊捉賊，由於他們不滿社會就故意違反法律，實際上也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鼓動者。當時如果你留心報紙和廣播，就會發現其中也充滿了嗆人的火藥味。即使是一些還不知是否屬實的猜測，報紙和廣播也都會說成完全相反的論調，比如，A報紙撰文說：現在大街上再也看不到醉漢了，而B報紙卻聲稱：街上的醉漢越來越多；A電台宣布：大學校園已經禁絕飲酒，B電台卻廣播說：大學校園的飲酒問題非常嚴重，幾乎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賓夕法尼亞州的礦區用於非法制酒的蒸餾器很多，平均每兩戶就有一個”“賓夕法尼亞州礦區的人們早已改變了飲酒習慣”；“因酗酒致貧的例子大大減少了”“貧民區飲酒的人數是禁酒法案實施前的3倍”；“某主教、某醫生和某官員對當前的形勢信心倍增”“某主教、某醫生和某官員憂心忡忡，對眼下的局勢深感無奈”……雙方唇槍舌劍、互不相讓，口水戰就這樣不斷升級，簡直讓人看得眼花繚亂。
  禁酒官員把查獲的威士忌倒入下水道
  很多支持或反對禁酒的專業人士，都統計分析了大量數據，並且鄭重其事地向公眾報告。但我們千萬不要被其所迷惑，因為許多數據都是不真實，也不可靠的，就像我們前面舉的那些例子，雙方各執一詞，爭論不休，怎麽能指望他們會為我們提供準確的數據呢？當然這些數據也並非全無用處，至少可以送給一位邏輯學教師，為他今後講解種種謬論時提供完美的范例。
  在這裡有一個問題我們還是要盡力弄清楚，那就是在美國戰後的整個20世紀20年代實施了第十八修正案和《沃爾斯特法案》後，飲酒的總人數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相比較，究竟是多了還是少了呢？這可是衡量禁酒效果的一條重要標準。據權威者估計，在富有群體中的飲酒者數量未見減少，而其他群體中的飲酒者數量雖有減少但也不明顯。這就足以證明美國苦心進行十余年的禁酒，實際上得到了一個令人遺憾的失敗結果，遠遠未達到民眾在1919年熱烈擁護禁酒令時預想的目標。因此，他們的失望情緒也就可想而知了。
  4
  其實，自禁酒令開始實施的那一天國內就一直爭議不斷，只不過當初反對禁酒者的聲音很微弱罷了。但是到了1928年情況發生了變化，有關禁酒的爭議愈來愈激烈，以至於連總統競選也繞不開這個問題了，當時的民主黨候選人史密斯和共和黨候選人赫伯特·胡佛在競選辯論中，也都對禁酒問題提出了各自主張。史密斯對禁酒雖然不是堅決反對，但他考慮到全國禁酒形勢，明確地提出了兩條意見：一是國會應對“酒類飲料中酒精含量多少才會致醉確定一個科學標準”，以補充《沃爾斯特法案》內容，並允許各州在遵循國會統一要求前提下可以自定標準；二是對第十八修正案進行修訂，經全體公民投票表決同意後，各州可以在本州內自行進口、加工及出售酒精飲料，但不得在任何全國性公開場合銷售。而赫伯特·胡佛則是堅決地站在了禁酒一邊，他發表了可謂氣魄宏大的禁酒宣言，稱這是“一項動機高尚、意義深遠的偉大社會實驗和經濟實驗”，呼籲選民們繼續支持利國利民的禁酒法令。但是他在演講或辯論中對禁酒的很多細節卻避而不談，也沒有宣稱禁酒的結果很高尚，這當然是從競選策略考慮了。選民們往往會把動機和成績混淆，他們對動機的認可也等同於對成績的認可，因此更不會注意到胡佛先生省略的那些內容和很多細節了。
  共和黨候選人赫伯特·胡佛在競選中獲勝了，這讓禁酒支持者們大受鼓舞，到處都有他們歡慶的場面。雖然從當時各州選民投票和輿論調查結果來看都還有些模糊，但他們卻聲稱自己讚同的禁酒主張已經贏得了全國民眾和國會兩院議員中的大多數，尤其是支持禁酒令的總統人選勝出，使他們更加確信了先前的估計。然而這一選舉結果究竟又說明了什麽呢？人們不僅對禁酒的疑惑依然大量存在，而且還在不停地琢磨那個來自紐約東部貧民區的勇士為什麽會競選失敗，難道就因為他是個反對禁酒者？是個天主教徒？或者是對“柯立芝繁榮”延續構成潛在威脅的民主黨人？
  新總統赫伯特·胡佛對禁酒者的支持，還不止是停留在對他們高尚動機的認可上，在他入主白宮僅兩個半月以後，就按照競選當初的承諾，任命了以喬治·維克山姆為主席的11人政府調查團，展開對禁酒法案實施情況的調查工作。
  喬治·維克山姆
  這是一項異常繁雜而艱巨的任務。調查團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工作，直到維克山姆主席被任命19個月後的1931年1月，他們才從面前那堆積如山的有關禁酒的事實、理論和論點中鑽出來，總算可以透透氣了。當維克山姆主席把11個調查員寫出的厚厚一摞調查報告放到總統辦公桌上時，禁酒早已經過去了10年。下面還是讓我們來看看這些被認為是擁有高智商的、公正的、負有責任感的調查員們，對禁酒這一給美國戰後20世紀20世紀20年代造成巨大政治衝擊的事件所提供的是一份什麽樣的調查報告吧。
  當你仔細讀過報告內容後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一份自相矛盾、結論令人困惑不解的報告。首先是調查報告始終都明確地表示，鑒於無法在全國范圍內實現禁酒目標，禁酒執法人員們對此而深感內疚；其次是11個調查員遞交的表達個人觀點的報告中，只有5個人讚成繼續執行禁酒法令，另有4個人讚成對修正案進行修改或補充，還有2個人則主張徹底廢除禁酒法令，但是“全體”調查員的投票結果出來後又是讚成繼續執行禁酒法令。他們還建議聯邦政府，如果時間證明禁酒法令執行失敗也可以做出修改等等。總之，他們的主張和建議是如此矛盾和含混，真是讓人為他們19個月所付出的“辛勤勞動”感到吃驚！對此，弗拉庫斯先生專門在《紐約世界》雜志專欄中發表了辛辣嘲諷的文章：
  禁酒令徹底失敗，
  但是我們喜歡它；
  它根本做不到想要做到的，
  但是我們仍然喜歡它；
  它讓貪汙和諂媚不斷，
  使這片原本寧靜的國土布滿墮落和罪惡；
  它所禁止的分文不值，
  但我們就是讚成它！
  如果考慮到當時大的時代背景，你也許對維克山姆調查團的那份自相矛盾、令人困惑的報告就不會感到奇怪了，因為調查團根本無力抗衡當時他們所面臨的局面。事實上，美國自1917年開始禁酒立法時就選擇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及至1920年一直是在這條錯誤的道路上走著。假如我們再回過頭看看就會發現，不僅當初立法時人們完全缺乏初級的化學知識，不曉得酒其實是很容易進行加工製造的；而且也完全缺乏初級的心理學知識，不懂得常人對一種事物引起心理衝動後，是難以被法令所禁止的這樣一種心理學常識，所以政府帶領民眾如此草率和盲目地踏上了一條不可能有方向的歧途。現在沒有人清楚怎樣才能把國家從錯誤的道路上拉回來，因為禁酒困境中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比如怎樣才能通過對法令做部分修改，讓那些已經喝慣了杜松子酒的人能喝到淡味啤酒或低度葡萄酒？不少人鑽政府法令的空子，坐享違反法律獲取不義之財或飲私酒的快樂，政府如何在官方售酒、執法不嚴等方面堵塞漏洞，防止賄賂腐敗的滋生？那些釀私酒和非法走私酒的人中有不少已經大富大貴，現在的行當是他們早已習慣的謀生之道，如果徹底廢除禁酒法令，這些人又將何去何從，還有什麽罪惡的職業他們不敢去涉足呢？酒這種東西究竟是被視作一切罪惡的禍根呢，還是人們可以適量飲用的福音？飲酒是個人的私事呢，還是涉及國家和公眾利益的重要事件？……這些問題不僅是支持禁酒和反對禁酒者激烈爭論的焦點，就是那些希望修改法令的人也對此各執一詞，難以調和。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形勢下，即便政府對禁酒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或措施，也不一定會被有效地貫徹執行；抑或大多數民眾已經清醒，找到了走出歧途的良策，但那13個堅決禁酒的州如果不改初衷，阻止國會對修正案做出任何修改，這一良策豈不也要付之東流？左也不是，右也不能，總之，美國歷史上從未面臨過如此棘手的難題。
  5
  隨著20世紀20年初禁酒法令的實施，很快就在社會上催生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不乏一些黑社會老大。芝加哥的約翰·托裡奧就是這樣一個令人恐懼的黑社會人物，他頭腦活泛、工於心計，從政府剛剛頒布的禁酒法令中嗅出今後在違法酒的銷售業務中會大有賺頭，於是他私欲極度膨脹，產生了要掌控芝加哥全城私酒分配的念頭。雖然這時各種試與法律較量的人物紛紛登場，競爭激烈，但是約翰·托裡奧心中明白，只要自己手下有一幫手腳靈活、槍法精準、肯於效忠而又紀律嚴明的人，就能夠控制住局面。他們對那些與自己競爭的私酒釀造人采取脅迫手段予以打擊；對那些到地下酒吧的人，則“勸”他們必須買托裡奧的酒，否則就不會有好果子吃。
  紐約有個地區是五條大街的交匯處，因此被叫做“五街頂”。當地的黑幫臭名昭著，約翰尼·托裡奧曾是其中的佼佼者。後來約翰尼·托裡奧來到芝加哥發展自己的事業，他和“左撇子”路易和“血手”吉普臭味相投、往來密切，相約要把違法酒銷售的事業做大。約翰尼·托裡奧尋思必須要找一個幫手，他把目光自然轉向紐約的“五街頂”，希望從那裡找到合適人選。終於他物色到了一個剛剛23歲的那不勒斯惡棍，別看這個人年紀輕輕，但在黑幫組織裡也是小有名氣。約翰尼·托裡奧很中意，他向對方許諾說：“如果你願意到芝加哥來幫助我，我不但可以支付你一筆豐厚的年收入，還可以讓你分享私酒貿易所獲利潤的一半。”於是，那個年輕的惡棍來到了芝加哥並很快嶄露頭角，在托裡奧的投機冒險事業中逐步確立了自己的地位。這位年輕人起初的時候唯一財產僅僅是一本家庭用的《聖經》和一套業務名片，上面印著兩行字：
  阿爾·卡彭
  二手家具經銷商 南萬柏大街2220號
  這個年輕惡棍果然能力非凡！托裡奧慧眼識人，他猜得沒錯。實際上包括這件事在內，他已經有三件事都猜對了，另外兩件中有一件是對私釀酒利潤的估計，現有數據已證明他在芝加哥私釀酒的利潤十分巨大，並且讓他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緩和法律的製裁；另一件是他預想的激烈競爭也被後來的事實所證明，因為他不時地發現競爭對手已經與某個地下酒吧搭上了關系，要求那裡的客人都買他們的啤酒而不是托裡奧和卡彭的酒，如果誰敢拒絕就會遭受毒打，甚至不得不關門走人。托裡奧認為阿爾·卡彭作為自己的接班人確實是最適合的人選，因為經過這段時間的“學習”和“磨煉”，卡彭已經具有了很強的組織能力和應對各種突發事件的技巧。
  芝加哥黑社會頭子——阿爾·卡彭
  據知情者透露，才短短3年時間，阿爾·卡彭這個來自“五街頂”的惡棍手下就聚集了700多人。他們裝備良好，有不少人手持短把獵槍和湯姆遜衝鋒槍，隨時聽候他的差遣。隨著私釀酒的利潤如滾雪球般的成倍增長，阿爾·卡彭不但掌握了斂錢之道，還學會了很多政治手腕，他對政客們施加影響，使他們在制定政策時往往受到這個年輕惡棍的製約。到了1925年左右，西塞羅市的郊區已經完全在他的勢力掌控之內了，在這裡他可以為所欲為，不僅在荷桑賓館設有私人總部，在160多家酒吧和完全開放的賭博場所安置了代理人，甚至還可以讓自己的親信擔任市長，這時他掌控的資金足有幾百萬美元。卡彭的崛起讓托裡奧逐漸退隱幕後，卡彭成了托裡奧幫派財大氣粗的霸主。隨著他對權力的強烈欲望，接下來上演的就是他與競爭對手歐班寧幫、吉納斯幫以及艾洛斯幫的血腥爭鬥。這些人試圖阻止卡彭日益擴大的統治范圍，結果是一輪又一輪的火拚流血事件發生，讓芝加哥飽受了從未經歷過的大規模殘殺。在幫派相互殘殺中，各方都把花樣頻出的新技巧發揮得淋漓盡致，下面我們就來介紹幾種：
  在幫派之間的爭鬥中，想方設法除掉對手是唯一目的，為此他們手段殘忍，不惜一切。要麽是事先準備好一輛偷來的贓車，滿載著配有短把獵槍和衝鋒槍的打手，如果發現另一結怨幫派的車後就緊追不放，待追上後就把車上的人逼到路邊，朝著他們瘋狂掃射，短短一兩分鍾後就迅速離開現場，再開著贓車混入公路上來來往往的車流中，直至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後再把那輛偷來的車拋掉，然後揚長而去；要麽是找到受害人，謊稱帶他“出去轉悠轉悠”，以熟人的名義誘騙他上一輛汽車，然後把他打死，再開車到離城市很遠的荒郊野外，把屍體扔到水裡；要麽是在受害人住宅對面的高樓上，找一套公寓或是一間屋子租住下來，由幾個雇來的槍手整日在窗口靜靜地守候，當某一天下午他們看到受害人從自家前門走出時，“突突突……”幾十梭機關槍子彈會立即從緊拉著的窗簾後面射出，受害人必定喋血當場。除此之外，還有更多具有獨創性甚至是更為簡捷的殺人方式也被使用。我們這裡再舉一個例子，是對一個幫派頭目的刺殺過程。芝加哥地區是卡彭王國的勢力范圍，但曾經有一段時間歐班寧幫插足這裡，對卡彭王國構成很大威脅，於是卡彭和下屬精心策劃了對該幫頭目迪翁·歐班寧的謀殺，其設計周密、手法嫻熟程度絲毫不亞於當初耶穌的門徒謀劃殺死猶大那樣。歐班寧這個人性格古怪、狡猾多變、行蹤詭秘，他的習慣是夜裡販賣私酒，為所欲為，而到了白天則深居簡出，精心種花養草，他既是一個鑒賞蘭花的行家，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卡彭除掉他的行動開始了：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歐班寧的花店門口停下一輛私家車，只見3個衣著講究的人從車裡走出來，還有一個人留在車裡，雙手緊握著方向盤。這3個人緩緩朝前走著，他們顯然是設法贏得了對方的信任，只見歐班寧從花叢中走出來迎接他們，這時可以看出他是神情自然、放松警惕的，雖然他身上總共帶著3把槍。3個人裡走在中間的那位客人看到歐班寧就像見到多年的老朋友似的，上前一步和他熱切地握手，就在他緊握住歐班寧一隻手的時候，砰砰砰！身邊的兩個同夥幾乎同時開槍，6發子彈瞬間射進這個橫行一時、雙手沾滿別人鮮血的黑幫頭目的胸膛，隨後這3個人走出花店，上了等候在門口的汽車疾馳而去。這次謀殺震動了整個芝加哥，歐班寧幫受到沉重打擊，而全城民眾卻暗自慶幸。事後那3個殺人者從未受到審判，也沒有哪一個人因自責而自殺。被殺的歐班寧身後得到了黑幫匪徒中頭等級別的哀榮——滿滿26卡車鮮花簇擁著一個價值1萬美元的棺材緩緩駛向墓地，其中一個花籃上題著的話語尤其讓人感動，就像失去一個多年摯友那樣悲痛，落款是“阿爾·卡彭敬獻”，這就是年輕的惡棍卡彭！其實歐班寧幫心知肚明。
  盡管歐班寧幫已是群龍無首，但他們還是劣性不改，心存怨恨，繼續興風作浪，又給幫派爭鬥帶來了新的血腥。1926年的一天，在熙熙攘攘的西塞羅市大街上，一夥歐班寧幫的人開動8輛巡邏車，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機關槍掃蕩了阿爾·卡彭設在荷桑賓館的總部。當時，這些巡邏車沿著荷桑賓館外的街道緩緩地行進，到了賓館門口時，第一輛車先朝天打了幾梭子彈，為的是驅散無辜的路人，並將總部裡的人吸引到臨街的門窗前。緊接著，依次排開的8輛車裡同時噴射出如雨點般的子彈，荷桑賓館和相鄰的建築物很快就彈痕累累，子彈打在周圍的地面上，噗噗地揚起陣陣煙塵，附近的行人們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紛紛四處逃散。歐班寧幫的人幾乎打紅了眼，有一個槍手甚至下了車，單腿跪在荷桑賓館門外的人行道上，以賓館門口和臨街的窗戶為目標，端著衝鋒槍一通瘋狂掃射，一口氣打出了100多發子彈，那子彈出膛聲就像炒豆似的爆響。我們猜想，這次激烈的槍擊一定會讓毫無提防的卡彭幫傷亡不少，然而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卻傷亡極小，阿爾·卡彭也因為一直趴在荷桑賓館的地面上而安然無恙。在行人如織的城市街道公開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槍擊，引起了公眾的極大憤慨，即便這是一個可以把金條放在配有裝甲設備的車輛來運輸的年代，也不允許把一條城市街道當作射擊場肆意妄為。
  在接下來的打打殺殺中，諸多幫派一個接一個地覆滅，但是爭鬥始終沒有停息，而且愈加慘烈瘋狂。發生在1929年情人節的那一次現在讓人想起來都膽戰心驚，可以說是上演了大規模屠殺的高潮，無論是獨創性還是殘忍程度都是史無前例的。1929年2月14日上午10點半，歐班寧幫的7個人正坐在位於北克拉克大街的SMC貨運公司車庫裡，等待著接應一批搶劫來的酒。他們或許沒有注意到，這時正有一輛凱迪拉克警車悄悄停在路邊，從車裡走出3個警察模樣的人，身後還緊隨著兩個穿便衣的人。這5個人不動聲色地來到歐班寧幫候車的地方，兩個便衣人暫時停在車庫門外的走廊裡，那3個警察模樣的人徑直進入車庫，趁歐班寧幫不備，迅速靠前解除了這7個人的武器並要求他們面朝牆壁站成一排。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襲擊，歐班寧幫並沒有感到特別驚慌，因為以前他們也曾多次遇到過警察突然搜查的情況，而且後來都會輕易脫身。所以他們很順從地背過身並乖乖地舉起了雙手，此刻他們心裡在想，這一次也不會有什麽大事，應該會像往常一樣很快脫身的。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是他們始料未及的，就在這7個人舉起雙手，面向牆壁站定的時候，門外走廊裡那兩個穿便衣的人突然闖了進來，舉起機關槍就朝他們掃射，歐班寧幫這7個人還沒有弄清是怎麽回事，就倒在了血泊裡。這一幕戲劇的結尾很可笑，那3個警察模樣的人面孔冷峻地押著兩個穿便衣的凶手從車庫裡走出來，從容不迫地穿過人行道，走近等候在那裡的巡邏車，然後5個人一起坐進車裡。車輛啟動後揚起的微微白雪，讓情人節走在冬日街道上的行人們，看到了一幅以法律的力量逮捕罪犯的精彩畫面。
  傑克·林格
  下面我們再簡要地說一下傑克·林格被槍殺事件。1930年的一天，在一輛開往伊利諾伊州郊區火車總站擁擠的地鐵列車中，傑克·林格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不明身份的殺手槍殺了。凶手是誰一直沒有搞清楚，後來人們只知道傑克·林格是一個具有“《芝加哥論壇報》記者”和“黑幫同夥”雙重身份的人物，這一事件和前面講的許多殺戮，都成為禁酒法令實施10年期間最轟動的事件。雖然10年期間幫派混戰不斷，但在總共發生的500多起幫派謀殺案中，很少有殺人犯被繩之以法，大多數謀殺案最後都是不了了之。這是為什麽呢？除了因為那個年代很多人無視法律的存在外，還有每次謀殺的精心策劃、事前事後的金錢誘惑、黑幫老大施加的影響力、犯罪集團對證人的恐嚇以及所有牽涉到的匪徒都不願當庭作證等，都是不能執法的原因。所以，無論發生的謀殺是多麽殘忍、多麽令人發指，都有可能在上面說到的種種情形下，無法得到公正的裁判。芝加哥這座城市正在以它頻頻發生的暴力和謀殺，在為全體美國人，甚至是全世界的人進行著一次在暴力和懲治犯罪面前無可奈何的生動教學。這種事情的發生和實施禁酒到底有沒有關系？不少有識之士還在深入思索。
  如果說是由於禁酒法令的實施或者“公眾拒絕遵守禁酒法令”才導致了違法犯罪勢力如此猖獗，暴力和謀殺屢屢發生的話，這個解釋似乎有些道理，可還是顯得過於簡單，也缺乏說服力。難道還有其他的什麽原因嗎，比如是汽車這種便捷的交通工具讓搶劫銀行的歹徒能輕而易舉地逃離現場？是戰後被改造過的新兵工廠生產出的輕便、致命武器，又成了黑幫手中製造暴力和謀殺的工具？是來自西西裡島的匪徒承襲了黑手黨殺人不眨眼的傳統？是反對禁酒的團體縱容為這些人提供啤酒和杜松子酒，由此這種貿易的“副產品”——槍支和殺人也自然應運而生？是那些派頭十足、根本不關心民生的大都市社團，讓民眾無法將注意力放到和自己眼前利益密切相關的任何方式的掠奪上？還是那個時代很多人表現出的對政治的淡然和冷漠呢？難道這些都是致使幫派激增、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嗎？
  不容置疑的是，禁酒法令絕對是幫派激增的直接誘因，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啤酒的走私與偷運助長了幫派的囂張氣勢。他們要想在啤酒貿易中獲利，就必須設法解決運輸和通行問題，因為啤酒瓶的體積比威士忌酒瓶大，要用卡車才能運輸，而卡車這種大家夥又很難掩飾，所以偷運時必須要以賄賂打通禁酒工作人員和警察的關節，為他們提供通行方便和允許攜帶武器。由於啤酒從生產、運輸到銷售每個環節都有巨大利潤空間，所以幫派團體就是鋌而走險也要乾。弗雷德·帕斯利是阿爾·卡彭傳記的作者，據他說聯邦官員在1927年曾估計過，卡彭幫每年可從酒類收入中獲取6，000萬美元利潤，其中絕大部分都來自於啤酒私運和銷售。這就像讓一個人口袋裡塞滿錢，使他卷入非法生意中，那麽即使他遭到攻擊時也不會產生尋求法律的念頭，況且他還有自如地行賄甚至殺人的機會，更不必擔心受到法律懲處，在巨額金錢的驅使下，他還懼怕什麽呢？幫派和匪徒在美國人的生活中從來就沒有消失過，這種狀況會繼續存在；官員階層中的貪汙腐敗也不會杜絕，這種狀況也會繼續存在，兩者之間相輔相成、相互依存，這真是一種很有意思的社會現象。極具諷刺的是，芝加哥將屢屢出現的腐敗及犯罪統統歸咎於酒的誘惑，為此還展開了將酒驅逐出美國的各種嘗試。
  阿爾·卡彭在佛羅裡達的莊園
  阿爾·卡彭這個來自紐約“五街頂”的年輕惡棍，自1920年佔據幫派霸主地位以來便一發而不可收，到了1929年以後他居然成為和查爾斯·埃文斯·休斯、基因·滕尼一樣大名鼎鼎的人物了。短短10年工夫，他就從一個一無所有的惡棍，變為在芝加哥可以呼風喚雨的人物，不僅芝加哥地區1萬個地下酒吧的大部分酒類供應都由他控制，而且據說還控制了加拿大和佛羅裡達海岸的供貨來源。他的財富究竟有多少無人知曉，據聯邦事務官估計應該有2，000萬美元，他的發跡簡直就是當年美國的一個奇跡！阿爾·卡彭平時給人一種遵紀守法的印象，只有一次因為在費城持槍而被逮捕關進監獄，此外再沒有這方面的記錄了。他每次外出時，乘坐的是一輛配備裝甲的專用汽車，每當行使在芝加哥街頭時，總會有一輛汽車在前面巡邏開路，緊跟其後的是一輛滿載荷槍實彈保鏢的汽車，形成了一條流動的防線，安全防范極為嚴密。當他到戲院看戲時，會有身著正裝的18個保鏢環繞其左右，槍是必帶的，只不過是掛在左腋下，絲毫不影響應對突發事件。卡彭的姐姐結婚時，他送給新郎和新娘的禮物是一個9英尺的婚禮蛋糕和一輛造價不菲的特製蜜月轎車。在舉行婚禮的教堂外，有幾千人在雪地裡轉來轉去，擔負著安全保衛任務。卡彭在邁阿密有一處房產，內部裝修極為豪華奢侈，他經常在那裡設宴款待賓客，據說一次可以宴請75位客人。他還和不少高官，甚至是法官都結下了深厚的關系，據說他經常從芝加哥一家商業中心的賓館裡發出指令，這些人都會乖乖地從電話裡接聽。要知道，阿爾·卡彭這時才只有32歲，我們不由地想到拿破侖在32歲時又做著什麽呢？根據拿破侖年譜，我們知道這位法國奇才在32歲時已經擔任了法國終身執政，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稍後兩年他又加冕為法國皇帝。而卡彭走的則是一條歧途。
  芝加哥是最早飽受幫派暴力與犯罪侵害的城市，後來這種暴力和犯罪又快速向美國的其他許多城市蔓延滲透，不僅托萊多感受到了，底特律也感受到了，還有紐約……
  6
  到了戰後20世紀20年代中期，幫派經營的業務范圍不斷擴大，不僅是酒類，還有賭博、賣淫等等。帕斯利先生有一份根據聯邦事務官評估的記錄，表明卡彭幫在1927年的總收益中，來自於非法銷售啤酒、各種酒精飲料和蒸餾酒的有6，000萬美元；來自於經營賭博場所和賽狗場的有2，500萬美元；來自於組織賣淫嫖娼、經營酒店和其他途徑的有1，000萬美元；還有1，000萬美元是勒索詐騙所得。這說明卡彭幫正逐漸涉入酒類以外的其他新興領域，從發展勢頭上看，他們要雄心勃勃地打造出一片新天地。
  前面我們幾次說到“勒索”（racket）一詞，其實這個詞從廣義上講是指一種很容易搞到錢的職業，在50多年前曾被紐約的坦慕尼派廣泛使用過，它目前這種帶有貶義色彩的使用只是戰後20世紀20年代中期才開始，至於以後又衍生出“敲詐勒索”（racketeering）這個人人厭惡的術語則是1927年才有的，當薩科和萬澤蒂被處死、林德伯格飛越大西洋、卡爾文·柯立芝決定不再隱退這些重大事件震動美國的那一年，才被收進美國詞典。這是一個戰後20世紀20年代的產物，它所包括的含義和所表現的行為，自然也是這個年代的縮影了。
  從美國這一階段的歷史中我們不難看出，敲詐勒索的出現與盛行與釀私酒幫派的暴力和謀殺活動一樣，也是有著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的，其中極端的勞工聯邦主義便是一個重要因素。自從莫利·馬格瑞斯事件發生後，有組織的勞工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就開始把銅製的鉤子和炸彈作為武器經常使用了。當紅色恐懼大潮逐漸消退後，勞工聯盟也在公眾中失去了影響力，這讓數千聯盟成員感到無所依托，尤其是“柯立芝繁榮”使他們意識到，僅憑一張聯盟成員證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不要說得不到財富，就是他們的處境也愈發艱難。1919年那種洋溢著激進主義的情緒早已不複存在，原先期待著繼續壯大勞工力量，建立新的工業秩序的希望也破滅了，這讓他們心中感到憤懣。而那些聯盟領袖同樣心理失衡，他們發現別人都在拚命地撈一把，而自己不過是隻得到了屬於自己的那一份，為了不被視為工賊，他們甚至去掀翻反聯盟工廠的屋頂；為了表明自己是敢作敢為、言出必行，有很多時候他們也會雇傭暴徒、殺手去實施，並不止一次地在組織勞工鬥爭中使用了炸彈；為了使自己免受法律追究，他們還會行賄或在政治上施加影響，甚至與那些黑社會之流暗中勾結，因為這些人憑借私釀酒非法貿易，已經變得非常富有，他們可以撒出大把金錢，為所欲為，甚至動輒開槍殺人，所以這些邪惡聯盟更容易達成。這種社會風氣給許多政客和違法生意人提供了大規模行賄受賄和同流合汙的土壤，也讓幫派匪徒和一些詭計多端的家夥看透了勞工領袖們的醜陋嘴臉，因此他們趁機大肆敲詐並使之逐步盛行起來。到了1927年，芝加哥這座滋養了黑幫老大阿爾·卡彭的城市，又催生了眾多稀奇古怪的行當和形形色色的人。
  在實行勒索詐騙活動的人中，有的是跌進了犯罪深淵無法自拔的原勞工聯盟成員，有的是冒充勞工聯盟成員來進行敲詐的，還有的則是這兩類人的結合體，他們對敲詐有個幾乎完全一致的定義：敲詐這種做法無可非議，這只是向那些生意人提供保護，使他們免受損失而收取的費用。他們還樂觀地預測這個行當將會興旺發達，因為那些拒絕接受保護的人很快就會看到或是自己的店鋪被炸，或是卡車被毀，或是貨物遭搶，甚至連他這個人都有可能性命不保，原因就是他們不交納保護費。而這些受害者還得打掉了牙齒往肚子裡咽，別指望當局能給予他們任何幫助，因為那些當局人士不是遭到恐嚇不敢出手，就是已被腐蝕拉攏，不願出手。洗衣業是深受其害的一個行業。敲詐勒索者不僅從熟練洗衣工和零散洗衣店主那裡詐騙到大量錢款，還曾一度控制了整個芝加哥市洗衣業的行市，在他們的乾預下，洗衣費上漲了很多，原來人們洗一套衣服需要1.25美元，現在則要1.75美元，如果哪個洗衣工或店主不甘心這種明目張膽的敲詐，那他的厄運就來了，不是店鋪被炸就是送貨車被潑上汽油後點燃，再不就是被人狠狠地收拾一頓。敲詐者還想出了更為歹毒的方法，他們事先把易燃易爆的化學品塞進褲子的縫合線中，然後再送到那些不願順從的店裡去清洗，後果可想而知。化名“斜眼”莫裡根的大衛·艾布林精心琢磨的對修車廠的敲詐也很典型，他先成立了一個中西部修車協會，如果哪個修車廠的廠主不按規定入會的話，敲詐者就會找上門來，按照大衛·艾布林事先已設計好的這個行業先前所授予的權力，或是炸毀他的修車廠，用棍棒襲擊員工；或是組織一夥暴徒深夜闖進他的店裡，抄起大錘擊碎停放在一旁的私家車擋風玻璃，再叮叮當當對車身進行一番“雕刻”，最後再用一種特製的碎冰錐扎破汽車輪胎，按照授權完成任務後他們揚長而去。敲詐者甚至對櫥窗清潔工也不放過，可憐的馬克斯·威爾納就遭到了滅頂之災。他先前在克裡夫蘭乾活，後來搬到芝加哥並打算在這裡做生意，這時有人跑來告訴他說：“你做生意可以，但必須要拿出一筆錢來，這樣我們就能讓別的承包商放棄已招攬到的生意由你來做，否則你在這裡是做不成任何生意的，懂嗎？”他不想任人擺布而拒絕了，結果很慘，他不是遭受拳打腳踢這樣的皮肉之苦，而是直接被人開槍打死了。這一時期發生在芝加哥的各種敲詐勒索案和暴力謀殺案難以細數，據國家律師事務所統計，僅1929年這一年就發生了91起敲詐勒索案，其中有75起正在審理中。如此多的犯罪讓全體公民損失巨大，據雇主協會估計每年高達1.36億美元，實在是讓這座城市蒙羞！
  芝加哥是20世紀20年代組織化犯罪泛濫的重災區
  如果說速射機關槍是釀私酒幫派最喜歡使用的武器，那麽炸彈就是敲詐者們慣用的工具了。當時只需要花費100美元就可以雇一個投彈手，讓他攜帶一枚黑火藥炸彈去完成一般性的任務，還是很劃算的。如果是一項複雜而危險的任務，不但炸彈要威力巨大，而且雇傭殺手的價碼也要高許多，至少要1，000美元才行。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的15個多月裡，在芝加哥地區放置或是引爆的炸彈就有157枚，聲聲爆炸和一個個無辜者的受害讓民眾膽戰心驚，人們巴不得把那些歹徒都送上法庭。但遺憾的是，無論哪一次敲詐案都沒有一個凶手受到懲罰，戈登·賀斯泰德和托馬斯·安恩·比斯利搜集了各種翔實的資料，在《這是敲詐》（It's a Racket）一書中對此作了詳盡描述。
  對於那些敲詐者來說，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獲取財富，而且還不用擔心法律追究，這簡直就是一個既安全又實惠的行當，何樂而不為呢？因此到了戰後20世紀20年代末期，芝加哥的敲詐業得以迅速發展，幾乎所有的生意人都擺脫不了敲詐者的威逼，以至於他們不得不轉向阿爾·卡彭尋求保護，當然找卡彭幫助也是要付費的。卡彭派出的人會經常秘密潛入敲詐幫的各種聚會打探情況、進行恐嚇。在當時隸屬工會的工人組織中雖然也不乏一些強勢、霸道人物，但還沒有哪一個人能強悍於這個釀私酒行業的霸主，卡彭在芝加哥可以呼風喚雨，說一不二。很快，美國其他許多城市也陸續出現了敲詐勒索行當，紐約先前還曾嘲笑芝加哥當局整治違法無序不力，現在也輪到它自己了，如今這裡也有大量的敲詐案發生，像洗衣業、自動販賣機業、販魚業、麵粉銷售業等都是受害者，現在的紐約和芝加哥相比也是毫不遜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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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美國戰後1920年代腳步的漸漸遠去，困擾社會多年的禁酒法令所帶來的矛盾衝突和幫派、敲詐等問題，也慢慢地淡出人們的視線，但實際上這所有的問題都還依然存在，並對即將開始的1930年代當政者的政治才能帶來考驗。形勢依然很嚴峻：走私朗姆酒的汽艇仍在夜晚的水面上偷偷行駛著；隱藏在各處甚至是各家住戶的蒸餾酒設備還在不停地蒸騰，源源不斷的酒仍在流淌；私釀酒大佬們對著面前的競爭對手名單仔細地瞧著，不時會在一些名字上劃個叉，不定哪一天隨著芝加哥街頭機關槍響聲過後，你就會看到遠處有一輛撒滿玫瑰花的汽車在緩緩行駛，連同它的匪徒主人一道進入了墓地；小零售商販無奈地站在那些身材粗壯如牛、目光卻小心躲閃的紳士面前，因為紳士告訴他們如果不與其合作，很可能會發生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一些小店主看著眼前的一片廢墟，強忍著不讓淚水流出來，他們苦心經營多年的小店在炸彈爆炸聲中已經沒了蹤影；沒有加入聯盟的工人蜷縮在牆壁的一角，他們面前正有一夥職業打手舞拳弄棒。只有街頭小報的讀者們略顯輕松些，他們正將目光盯在有關幫派匪徒相互殘殺的報道上，面部表情也會隨著報道中的冒險刺激、壯觀場面和傳奇故事而變化著：或平靜，或緊張，或微微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