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材料來源與致謝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大量引用了一些文獻和作品中的內容，在此我要向這些作者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首先，我要感謝羅伯特·林德和海倫·梅瑞爾·林德夫婦，感謝你們編著了《中心鎮》。這是一部偉大的關於美國城市的社會學論著，其資料內容豐富、描述精準，是對戰後10年研究的經典著作。我在第五章和其他各章中多次引用了《中心鎮》的內容。還要感謝查爾斯·比爾德和瑪麗·比爾德夫婦，他們合著的《美國文明的興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中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對我撰寫華盛頓會議召開的前因後果很有幫助。我在描述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哈定和卡爾文·柯立芝的時候，從威廉·艾倫·懷特的《伍德羅·威爾遜傳記》以及《虛偽的面具》（Masks in a Pageant）這兩部書中獲益匪淺。另外，我也借鑒了查爾斯·梅爾茲的《禁酒十年》（The Dry Decade）一書中對禁酒令推行歷程的介紹；另外，我還參照了梅爾茲的其他著作，比如《福特來了》（And Then Came Ford）和《美國大流行》（The Great American Bandwagon）等。最後必須提到的是：本書從《世界年鑒》（World Almanac）、《紐約時報索引》和紐約公共圖書館的《紐約時報》檔案引用了大量的歷史數據。我認為這些當時的報刊資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通過這些老報紙，我從中了解了那個時代發生的重大事件。甚至報紙上的廣告版面、圖像資料都為我提供了當時的流行趨勢、思想觀念以及整個社會氛圍等線索。
在本書的第一章和第四章中，我描述了收音機廣播在當時流行的情況，這段描述內容一部分來源於西屋電器公司的副總裁戴維斯於1928年4月21日在哈佛商學院的一次演講。
在撰寫第二章“回歸常態”的過程中，我參考了瑞·斯坦納德·貝克的《伍德羅·威爾遜和世界局勢》（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一書。這本書詳細地描述了威爾遜出席巴黎和會的過程，以及他在和會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時，我也借鑒了豪斯上校、蘭辛國務卿以及其他人的材料。另外，在艾倫·內文為亨利·懷特所寫的傳記中，披露了洛奇寫給亨利·懷特的一封密信，這段內容我也在本書中加以引用。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11月我曾拜訪過伍德羅·威爾遜，那是這位前總統生命中最後一段日子，我也將所見所聞記錄在本書中。
在創作第三章“紅色大恐懼”過程中，我參照了扎克麗亞·恰費創作的《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該書囊括了許多帕爾默夫婦搜集到的事實，可信度非常高。我在書中引用的哈斯廷議員所宣布的內容來自1919年煤礦大罷工時《新共和》的封面文章。至於許多超級愛國者的內容則取材於1924年西德尼·霍華德在《新共和》上發表的幾篇文章。對芝加哥大暴動的描述則是來自查爾斯·約翰遜的《芝加哥的黑人們》一書。我對“華爾街大爆炸”的記載則來自1930年4月26日《自由》上刊登的西德尼·薩瑟蘭的一篇文章。
在第四章“美國逐漸康復”中，我介紹“薩科-萬澤蒂”審判案的內容時，參照了當年的《紐約世界》對此案做的一系列新聞報道。
在第五章“習俗與道德的革命”中，除了引用了許多《中心鎮》的內容外，我還參照了保羅·耐斯特姆教授的《時尚經濟學》、沃爾特·李普曼的《道德序論》和約瑟夫·伍德·克魯奇的《現代趨勢》。
在第六章“哈定與醜聞”中，我除了引用了懷特的《虛偽的面具》和比爾德的《美國文明的興起》外，還從拉維奇的《蒂波特山記事》獲得了許多第一手的資料，這本書詳細介紹了“油田舞弊案件”的始末，從該案件的發生直到1924年此案塵埃落定，都做了翔實的記錄；另外，在撰寫該案件的時候，我還從費城的蒙哥馬利-麥克拉肯律師事務所的喬治·錢德勒律師那裡得到了很多素材。我在書中描述關於“俄亥俄幫”的史實時，我參考了布魯斯·布利文發表在《新共和》上的系列文章。另外，本章開頭引用了哈裡·多爾蒂的一段話，這段話就出自布利文發表在《新共和》上的一篇文章。
第七章“柯立芝繁榮”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於斯圖亞特·蔡斯的《繁榮，事實還是神話》中的大量素材。另外，我還從他的另一本著作《當前經濟形勢》中引用了許多數據。商業奇才傑西·雷恩斯福德·斯普拉格發表在《哈珀斯》雜志上的許多文章對我撰寫當時的超級銷售員，以及宗教和商業的背景有很大的幫助。另外，查爾斯·弗格森剛剛撰寫的一本尚未發表的著作《參與者》（The Joiners），為我提供了有關服務俱樂部的一部分資料；我還從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的《大學：美國、英國與德國》（Universities：American， English， German）了解到當時大學的商學院課程情況。
在撰寫第八章“喧囂的歲月”的時候，我借鑒了賽拉斯·本特的《大肆喧囂：報界的聲音》（Ballyhoo）的基本思想，我想凡是讀過這本書的讀者一定都不會陌生。在我撰寫戰後10年期間宗教的現狀時，其統計資料則取材於盧瑟·佛萊爾的《為總統了解社會趨勢而對有組織的宗教機構所作調查的初步報告》，在此也對羅伯特·林德表示感謝，是他為我提供了如此重要的素材。關於戴頓小鎮審判案的描繪，我在一定程度上參照了阿瑟·加菲爾德·海斯的《讓自由飛翔》（Let Freedom Ring）。關於填字遊戲，我從西蒙-舒斯特公司的理查德·西蒙那裡獲得了不少素材。而《路易斯維爾信使報》（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的前編輯米勒，也非常熱心地向我提供了有關弗洛伊德·柯林斯事件的有關材料。
在這裡我還要對沃爾特·李普曼和約瑟夫·伍德·克魯奇致以特別的感謝，他們的《道德序論》和《現代趨勢》是研究20世紀20年代人們夢想幻滅的經典之作。尤其是克魯奇先生的《現代趨勢》，其中翔實細致、觀點獨特的資料對我撰寫第九章“知識分子的反抗”大有幫助。
在第十章“酒和阿爾·卡彭”中，我參照了以下4部作品：查爾斯·梅爾茲的《禁酒十年》和《維克山姆報告》，弗雷德·帕斯利經典的《阿爾·卡彭》（Al Capone），還有戈登·賀斯泰德和托馬斯·安恩·比斯利的《這是敲詐》。我從上述作品中引用了許多內容。
在第十一章“佛羅裡達——溫馨的家”中，沃爾特·希爾提到的各種數據、記敘和引用文字都是來自霍默·范德布魯在《土地和公共設施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第三卷）上發表的兩篇文章。我還借鑒了1926年1月《哈珀斯》雜志上刊登的格特魯德·馬休斯·謝爾的文章——《佛羅裡達狂潮》（Florida Frenzy）。另外，我從紐約的一家金融機構的房地產辦公室獲得了當時紐約室內寫字樓出租情況的第一手數據。
在撰寫第十三章“大崩盤”的過程中，我參照了理查德·惠特尼所作的一場演講的主要內容。這次演講是在1930年6月10日在波士頓股票交易公司協會上所做的，題目叫《紐約證券交易所在1929年恐慌中所做的工作匯報》。
在最後一章“1930～1931年：劇震余波”中，我參照了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發表在1930年的《哈珀斯》雜志上的《總統的繁榮》一文，從中引用了胡佛政府對經濟形勢的樂觀的看法。
上面這些文獻資料只是我在寫作過程中參照的諸多資料的一部分。由於這些引用尚未在書中單獨提到，因此在這裡專門辟出一塊空間提及，以表達我對這些資料的作者的衷心感謝。
在此，我還要向我的朋友們表示感謝。謝謝你們不辭辛勞地幫我搜集各種資料，以及拿出寶貴時間來閱讀我的書稿並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見。在這裡，我要感謝紐約公共圖書館的羅林·阿爾奇·索亞、阿瑟·貝塞、約翰·麥肯提、厄裡·貝利葉、艾莉森·斯庫利。邁拉·理查森、戈登·阿依瑪、艾格尼絲·羅傑斯·海德、斯圖亞特·蔡斯、羅伯特·哈斯、阿瑟·候頓和艾米麗·林那德·柯布。
同時我還要向查爾斯·梅爾茲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撰寫這本書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自從我接下這個任務開始，他就一直給予我莫大的關心和鼓勵。最後，我要提到我親愛的妻子桃樂茜·彭羅斯·艾倫，她給了我無私的幫助，直到她走到生命的盡頭。
弗雷德裡克·劉易斯·艾倫
1931年6月
  於紐約斯卡斯代爾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