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了1
社會變革的過程是連續的、無限複雜的。把不同歷史“時期”的生活方式、道德和習俗進行比較，肯定過於簡單，幾乎肯定會有所誇張。然而，社會氣候總是改變，正如季節不斷變化一樣——即便是冷暖交替，春去秋來，也可能是高度痙攣的：底特律或許正享受著它的“早春”，而費城卻被漫天風雪橫掃。回首過去，你會注意到20世紀20年代和20世紀30年代社會氣候之間的各種反差；你還會注意到，其中大多數變化，要到1933年前後才變得清晰起來，當時，新政已經開始，第十八修正案已被廢除。這幾乎就像是美國人民向後走進了大蕭條，拚命地抓住已經遠去的那個時代的習俗、理想和擔當，甚至就在這些東西一個接一個地滑出了伸手可及的范圍之外的時候，依然如此；接下來，在1933年，他們放棄了徒然的努力；轉過身來，面朝前方，走進了30年代的新世界。
戰後10年給美國帶來了一場生活方式和道德的激烈革命——這場革命的突擊部隊是年輕一代，他們沉溺於高及膝蓋的裙子，揣在口袋裡的小酒瓶，地下酒吧裡的混合酒，在停著的汽車裡互相愛撫，放蕩不羈的語言，關於弗洛伊德情結理論的二手知識，以及反抗清教徒父母、嘲弄整個清教傳統的情緒傾向。到20世紀20年代末，這場革命已經大功告成，至少在清教主義最容易被破壞的人口中心是這樣。老一代人逐漸習慣了兒孫們的古怪方式，並稍稍放松了他們自己的行為準則；年輕一代馬齒漸長，慢慢懂得了適可而止的實際好處。到金融恐慌時期，男女合校校園裡的“激情瑪麗”——盡管她依然在贏得仰慕者——已經不大可能被認為是未來的征兆，而更多地被看作是過去的遺存。當30年代開始的時候，氣候的變化已經變得清晰可辨了。
在節製、克己和謙遜上，沒有任何明顯的增長；在有些地區——某些中西部城鎮，以及很多鄉村——早年的禮節規矩，只是緩慢地被瓦解了，破壞的聲音依然很大；“年輕的已婚族”在星期六夜裡嘯聚本地鄉村俱樂部的行為，比從前更加放縱，驚慌失措的父母互相交換對這種駭人聽聞的“新”現象的看法，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從中學生派對上回到家裡，往往能聞到杜松子酒的味道，衣服被弄得亂七八糟。林德夫婦這樣說到他們在“中鎮”的發現：“在1935年，你會得到這樣一種強烈的感受：兩性之間的開放行為（跟電影學的），年輕人當中更少偽裝。一個8年前的中學畢業生，如今在專業上與城裡的年輕人有密切的接觸，對於這種變化，他的態度很強烈：‘你們正變得越來越精明和大膽。你們這些家夥把摟著脖子親嘴看作是約會中的一個天經地義的組成部分。我們那時候偶爾會因為動手動腳而被甩耳光，如今的女孩子再也不會那樣了。’”
年輕人在一起更開放
然而，全國各地普遍出現了心態的變化，側重點的變化。革命成果正在得到鞏固。突擊部隊正在他們已經贏得的陣地上掘地三尺，構築戰壕。
霍內爾·哈特在《最近的社會趨勢》（Recent Social Trends）一書中提供了對這種變化的精確度量，此書出版於1933年初。哈特先生發表了他對美國不同時期的雜志中所反映出的信仰和觀點所做的一次仔細的統計學研究結果。這項研究表明，對傳統性道德的反抗——或者換句話說，讚同性自由的情緒熱潮——在1923～1927年間達到了最高峰；盡管在1930和1931年間，雜志上關於家庭和性問題的討論比前些年的任何時期都要多，但基調大抵是保守的。在1930年，雜志上所表達的對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讚成，對“友誼、理解、友愛、同情、簡易、方便、整合、合作”的讚成，比1920年更多。
如果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大蕭條的進一步加深，心態的變化變得更加顯著的話，那麽，你可以把這歸因於很多的原因：任何觀念在一段時間之後就會令人生厭，任何新的革命都會招致猜忌和質疑；X先生那散發著酒氣的、浪漫多情的活力，在1925年是如此意氣風發、膽大敢為，如今開始顯露出歲月消磨的痕跡，毫無魅力可言；Y夫人曾經如此堅定地相信，自己有權高興在哪兒睡就在哪兒睡，並確信自己不在乎Y先生跟誰一起睡，如今她發現，自己並不能忍受這樣，並毫不猶豫地向裡諾[6]出發；孩子Z常做噩夢，學校裡的精神醫生把這歸因於他來自破碎的家庭。但產生這種變化的最重要原因，多半還得算是大蕭條。
無數想結婚的年輕人卻結不起婚。歌曲《除了愛我沒法給你任何東西，寶貝》是從1928年流行起來的，但完全可以把它作為30年代的主題歌。結婚率從1929年的10.14‰下降到了1932年的7.87‰。（同樣，出生率也從1929年的18.9‰下降到了1932年的17.4‰，以及1933年的16.5‰——當然，1933年的數字主要反映了1932年的經濟狀況。）當結婚變得如此困難的時候，婚前性行為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林德夫婦報告：“對一群20多歲的商業階層的年輕人（人數超過兩打）所做的一次秘密體檢顯示，每10個人當中有7個人（性別剛好平衡）在結婚之前有過性行為。”避孕用品的大量銷售——根據不同的權威統計，每年的銷售總額從1.25億到2.5億美元不等，出售此類用品的不僅有藥店，而且還有加油站、煙店及其他五花八門的機構——肯定不光是賣給已婚人士。
然而，新的形勢幾乎無助於對婚姻和家庭的輕佻態度，或者憤世嫉俗的態度。它把一個相關的新問題推向了人們關注的最前沿：失業的年輕人和他的女朋友——他們彼此深愛著對方，真心實意地想結婚——將會有怎樣的未來呢？他們是否會推遲結婚，並毅然決然地分居？抑或，他們能否設法說服他們的家人養活他們，多半還要讓他們住在父母家裡的客房、閣樓或其他某個角落裡？
長輩常常也很難再喂養另一張嘴。很多父親多年來辛苦操勞，節衣縮食，做夢都想著退休，如今他們不知道自己的飯碗還能保住多久，聽說年輕的哈裡要帶回一位新娘，消耗家裡的積蓄，不由得勃然大怒。另有一些長輩倒是出得起這個錢，庇護小兩口子，但他們所受的教育使得他們相信：任何一個自尊的年輕人，在他能夠養活老婆之前是不應該結婚的，他們堅持這一觀念，談到被寵壞的一代，他們總是說，在他們每周掙40美元之前，他們從未想到過結婚，並拒絕支持任何諸如此類的廢話。結果，很多年輕伴侶都隻好接受立即結婚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偶爾找一家便宜酒店的房間，或汽車旅館的小屋，湊合著對付一夜。這些年輕的伴侶，憎恨這種偷偷摸摸的會面，憎恨迫使他們偷偷摸摸的規矩習俗，不過，他們依然覺得，他們的行為是對的——這是對基本需要的回應。
另外還有很多人，甚至更不幸，有失業父母的失業兒女，有大蕭條中漂泊四方的流民，他們搭便車走遍全國，扒貨車浪跡八方，對這些人來說，性成了某種能搞就搞的事；結婚太遙遠了，想都不敢想。然而，即便是在這些人當中，人們的心態也有點新的東西。有一點點這樣的感覺：道德準則中的變化是故意製造出來的；還有一點點這樣的感覺：偷來的愛情是一種“現代”冒險。困境是實實在在的。一個人竭盡所能，節製還是不節製，取決於個人的需要而不是個人準則，無論這樣的準則是道德、審美、謹慎，還是方便。即使規矩習俗已經不再被人遵守，那也只不過是因為它們和時代脫節，已經不再有什麽意義；但那並不意味著一個人不再渴望結婚所帶來的安全。
大學校園裡，在那些不戴帽子、不穿馬甲、穿著斜紋軟呢外套和法蘭絨休閑褲的年輕後生當中，在那些穿著毛線衫、斜紋軟呢裙和短襪的大學女生當中，很少有20年代典型的關於性和婚姻的反叛談話，很少有那種與討論弗洛伊德、哈維洛克·艾利斯和多拉·羅素相伴隨的興奮低語。是否存在少數實際上的亂交，是值得懷疑的：多蘿西·鄧巴·布羅姆利和弗洛倫斯·哈克斯頓·布裡滕對全國46所各類大學的1364名低年級和高年級的學生做過一項研究，結果顯示，一半小夥子和四分之一女孩子有過婚前性行為。令人吃驚的是，人們都很平靜地看待性。私事總歸是私事。正如《財富》雜志的編輯在他們關於1936年的大學年輕人的報道中所說的那樣：“說到性，當然，它就在我們身邊。但校園對待性的態度比10年前更漠不關心了。性不再是新聞。它不再是新聞這個事實才是新聞。”
大蕭條使一家人有更多時間在一起
大蕭條也明顯降低了離婚率：從1929年的1.66‰下降到了1932年的1.28‰。離婚也很費錢，除此之外，在面臨生活重壓的時期，胡思亂想可能就不那麽自由了。有很多虔誠的談話，說的是由於艱難困苦，很多患難夫妻在愛情中重新結合在一起；但很有可能，在大多數情況下，艱苦的生活使得每一件事情都服從於居家過日子的嚴酷需要，愛不愛反倒無所謂。在最糟糕的年頭過去之後，離婚率再一次上升；沒有實現大的改革；那些無法繼續相處的人，在他們必須分開而且能夠分開的時候，也就勞燕紛飛了。然而，這裡再一次出現了側重點的變化，人們有一種更普遍的感覺：失敗的婚姻，不可避免地既給孩子，也給離異夫妻本人造成傷害。有一個事實或許是重要的：《財富》雜志在1937年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多數人反對不費力氣的離婚。1936年所做的一項類似調查顯示，63%的人支持節育的教學和實踐，在1937年，多達22.3%的人讚成男女雙方的婚前性行為：沒有回歸古老的清教徒準則。然而，人們有一種強烈的情緒傾向，要保護即將破裂的婚姻。
簡言之，盡管有相當一部分公眾承認婚前性行為是不可避免的、非罪的，而且傾向於讚同一位觀察者所謂的“性道德的單一標準，也是低標準”，然而，作為一種制度，婚姻似乎已經變得比20年代更受重視。家庭作為一種制度似乎也變得更受重視。《財富》雜志的編輯在1936年的一項研究中報告：“在大學生當中，60%的女生和50%的男生願意在畢業後的一兩年之內結婚，兩性各有50%的人願意在結婚之後不久生孩子。”很多大學管理者們都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30年代的大學女生比20年代的前輩們更熱衷於早婚。同樣是這些大學生和他們的同時代人，跟10年前的年輕人比起來，總體上不再那麽嘲笑他們的父母和父輩的觀念，不再那麽覺得家庭生活是一個笑柄。
大蕭條不僅讓人們更尊重飯碗和安全，而且，他們也更關注除了親昵的個人關系之外的其他事情，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
2
時尚的變幻莫測有著很大的偶然性，並受到很多商業權宜策略的影響，以至於不能把它們完全歸因於社會氣候的變化。然而，就其主要輪廓而言，時尚至少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線索，值得把它們跟社會趨勢的其他跡象聯系起來。
例如，如果說20年代的女性時尚提倡短裙子，衣服重量和麻煩的極大減少，低腰，前平的輪廓，幾乎像男孩子那樣的短發，那麽，這些肯定暗示了女性已經開始厭倦約束和傳統的成年責任，渴望自由和快樂（她們把這些跟不成熟聯系在一起）：不是那種老派小姑娘的自由，那種受到保護的、天真無邪的小美人，而是一種帶有攻擊性的“摩登”自由——冷若冰霜、“老於世故”（套用那個時期人們最喜愛的一句恭維話）、隨時準備與男孩子打情罵俏。如果說，商店櫥窗裡的模特兒和百貨公司廣告上的圖畫賦予穿著入時的女性以冷漠、空虛而厭世的表情，那麽，這些再一次暗示了30年代的女性理想：她是一個經驗老到的姑娘（甚至在她的外形成熟之前就是這樣），再也不會表現出衝動的或持久的狂熱。如果說，在30年代初期，燕尾服在男人當中已經很少見到，無尾禮服成了標準穿著（即便在最正式的場合），那麽，這暗示了男人們（女人也一樣）厭倦了莊重尊貴和拘泥禮儀。在20年代，美國人希望男孩和女孩在一起，為一場瘋狂的派對穿著打扮，但拒絕認為：這樣的派對（哪怕是最瘋狂的派對）會在他們身上喚起比轉瞬即逝的刺激更多的東西。
現在請注意後來發生的事情。在20年代結束之前，燕尾服已經重新抬頭，連同它所傳達的所有尊貴。到1929年，女人的晚禮服試探性地拖到了地板上——為的是實現一種優雅的效果，而這種效果，是長及膝蓋的晚禮服所不可能實現的。到1930年，晚禮服的確很長——因此，在這10年裡余下的時間裡，它們實際上幾乎是掃過地板。女人白天穿的衣服逐漸加長，直至1933年，達到了距離地面1英尺，甚或是9英寸以內。1929年時興的那種刻板的頭盔式帽子（從後腦杓上拉下）讓位於各種不同的時尚，它們全都追求漂亮、別致，追求一種比20年代更優雅，甚至更古怪的效果。女人的頭髮也變得不那麽刻板，更活潑地卷曲在腦後。褶襇飾邊流行起來，還有蝴蝶結、裙褶，帶有一種懷舊的暗示，讓人聯想到遙遠往昔的美。小姑娘的低腰效果已成明日黃花，腰部回到了它曾經屬於的地方。
至於平直的輪廓線，也已經被拋棄了。1932年4月的《時尚》（Vogue）雜志說：“春季時尚是‘曲線’。”到1933年，當梅·韋斯特以一部《儂本多情》（She Done Him Wrong）讓電影院場場爆滿的時候，“法蘭西的百合”在給“新式的無骨長裙”做廣告，說“它優美地強調了高高隆起的胸部”，而福姆菲特公司在宣傳其新產品的時候，則讓人們注意到“它將帶給你青春的、突出的、隆起的線條”。20年代的平胸小姑娘如今已長大成人，並為自己的成熟而自豪。事實上，在1929～1933年之間，理想體形的變化是如此驚人，以至於你幾乎要認為，解剖學意義上的一個新物種已經產生。
獲得普遍認可的女性類型（正如百貨公司廣告和商店櫥窗模特兒所表現的那樣），也出現了一絲微妙的變化。30年代初期的新女性類型是警覺的樣子，而不是無聊的樣子。她有一個別致的、隆起的鼻子，一副聰明伶俐的表情；她對身邊發生的事情顯得興致勃勃，努力給同伴一段愉快的美好時光。她向人們傳達了一種很有能力的感覺。這就是那種有能力走出家門、找份工作的姑娘，當父親或丈夫失去收入來源的時候，她能夠幫助肩負起家庭的責任；在她輕松悠閑的時候，她會讓父親或丈夫想起美好的往昔，那令人傷懷的往昔，那時候，還沒有對一切起決定作用的繁榮和蕭條；她看上去不是冷酷、苛刻、難於被深深地打動，而是活潑、漂亮、優雅而順從，就這樣恢復著他們已經動搖的男性自尊。
梅·韋斯特
春華秋實，歲去年來，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總有新的變化在發生。如今，出外工作的中上層階級的女性遠遠多於大蕭條之前的那些年，以至於在她們白天的服裝當中，簡單和實用的銷路很好。年輕女性髮型的主流樣式（齊肩或幾乎齊肩的卷曲短發）同樣簡單——另外也非常可愛：在未來的歲月裡，或許，30年代最迷人的回憶之一將會是：那些不戴帽子的女孩像金發碧眼的年輕女神一樣闊步行進，她們的頭髮在腦後擺動。（你會記起一個年輕男人的抱怨：幾乎每一個姑娘從背後看上去都很漂亮：可當他跑到她們前面去的時候，驀然回首，幻想破滅。）1938年秋天，有人努力讓女人把她們的短發卷上去，但這一努力並不怎麽成功：頭髮太硬，不易處理。
然而，對老式裝飾、輕浮和不切實際的古怪的推動力自始至終在發揮著作用。有人試圖在晚禮服中重新引入諸如裙撐和環襯裙之類的古老累贅。有褶邊和褶皺的襯衫——帶有胸部裝飾花邊——重新出現了。涼鞋的觀念贏得了人們的認可，這種認可對晚禮服來說是合理的，然而卻被不合理地延續到了白天的著裝上，以至於在30年代晚期，全國有一半的女性穿著前端有一個小洞的鞋子，它露出了穿著襪子的腳趾，容易進入塵土、砂礫和雨雪。至於同一時期的帽子，標準化功能效用的現代原則完全讓位於超現實主義怪異的現代原則。
奇形怪狀的帽子
有碩大的帽子，極小的帽子，帶有闊大邊緣和微型王冠的帽子，還有的帽子，根本就不是帽子，而是圈住頭髮的花環；高高的土耳其帽高居於頭頂之上；扁平的帽子，有餐盤那麽大，看上去就像是從前面的某個地方被扔到戴帽者的頭上，被捆綁在那裡，就像腦袋後面套著一個籠頭一樣；麥稈編織的鳥巢上插滿了春天的鮮花，帽子上插一根長翎毛指向任何方向——可是，我們為什麽要繼續沒完沒了地開列這份冗長的品種目錄呢？那個時代最典型的一幕是：一個女人在1938年紐約的一家茶室裡用罷午餐，取下桌子上的那個麵包籃子，翻過來扣在自己的腦袋上，即便如此也吸引不了人們的任何關注。
成熟也開始讓人感到膩煩。逐漸地，裙子變得越來越短（除了在晚上）；到1939年，它們差不多撤退到了膝蓋那兒。“小姑娘”裝束、“少女條紋布”、“從溜冰裙改造過來”的“搖擺舞”套裝，全都是為了吸引人們的關注，婦女俱樂部的那位大塊頭會長正拿不定主意，自己到底該不該試著堅持穿波萊羅舞套裝，並在頭髮上戴一個蝴蝶結。很明顯，老式的小姑娘正在成為新時代的典型——直到1939年底，時尚製造者才成功地讓她成為一個成熟的老式女人（至少是在夜幕降臨之後），裙撐，蜂腰，束胸，跟她祖母曾經忍受過的那套行頭驚人地相像。要預言新的時尚是否會持續下去，以及它們有什麽樣的重要意義，眼下為時尚早。
3
1933年12月5日下午3點32分30秒，猶他州的批準大會結束，猶他州成為第36個批準憲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廢除禁酒令）的州。一封電報發給了華盛頓，副國務卿和總統宣布：禁酒令在生效將近14年之後，總算壽終正寢。
終於可以體面地喝上一杯了
成群結隊的男男女女聚集在酒店和飯館裡，等待開瓶蓋的口令傳出，當瓶蓋終於打開的時候，人們開懷暢飲，慶祝合法飲酒的新時代。他們還聚集在已經成功獲得執照的市內地下酒吧裡，談論著如何一按門鈴，前門便欣然洞開。但慶祝廢除禁酒令的活動並沒有出現騷亂，因為在大多數地方，酒的供應很快就告罄：啟動分銷過程要花時間。至於合法的生產過程，因為毫無準備，以至於出現了偏離常規的情形。可以得到的酒大多在私酒販子手裡，即使是合法的酒也大多是發酵不完全的。在廢除禁酒令最初的那段時間裡，那些慶幸自己終於能夠體面地喝上一杯“好酒”、而不是依賴於“私料”的人當中，有成千上萬的人喝的是那種用酒精勾兌的威士忌。對於多年來口味已經習慣於私酒的公眾來說，好酒不怕巷子深。當然，喝酒並沒有在所有地方都成為合法的。8個州依然禁酒——除了北達科他、堪薩斯和俄克拉荷馬之外，其余的全都是南方州。（這些州在保護它們的禁酒上從聯邦政府那裡得到的幫助非常小——至少在廢除禁酒令之後的那些年裡是這樣。）15個州使酒類銷售成為州裡的專營權——盡管其中7個州允許在不同的管制下私人銷售，但大多數州，為堅決防止“酒吧回潮”，禁止站著喝酒，堅持——至少是暫時——飲酒者必須在餐館的飯桌旁坐下來。
盡管有這些限制，但自1933年開始，美國習俗中的變化依然是巨大的。
酒店和餐館隨著雞尾酒會廳和酒吧一起興旺起來，塞滿了各種鍍鉻的器具、鏡子、色彩明亮的現代家具、軟百葉窗、從地下酒吧裡接管過來的男招待，以及那些多年來一直服務於生蠔吧或在餐桌旁當招待的調酒師，如今他們重新回到了他們青春年少時的職業，說服經理層，把他們快被遺忘的古老技藝（比如布朗克斯雞尾酒和傑克·羅斯雞尾酒）列入酒水清單。在大蕭條期間開工建造的建築物是如此之少，以至於許多年來，建築師和油漆工們幾乎沒有機會試驗新的功能設計的原則，以及明亮的色彩和簡化的家具；如今，他們至少有機會了，可以設計雞尾酒會廳——這帶來一個古怪的結果，就是：在整個30年代，大多數美國人都本能地把現代主義裝飾跟吃喝聯系在一起。
城市裡那些昔日對夜總會的觀念大皺眉頭的酒店，如今也稍顯猶豫地開起了夜總會，在一樓的大廳裡搞演出——並發現它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整潔的新酒店開張了——在有些州由政府當局經營，在另一些州則由私人擁有。消費者花了一定的時間才認識到，男人在帶一包朗姆酒回家的時候大可不必把它偽裝成一隻鞋盒；在有些城鎮，支持禁酒的情緒依然很強烈，有些人寧願光顧私酒販子，而不願忍受走進州裡開辦的酒店時所面臨的窘迫。
在禁酒令廢除之前做夢也沒想過賣酒的餐館，如今也安裝了吧台，酒水的銷量十分可觀；茶室的經營者在經過一番良心的掙扎之後，也申請了賣酒許可；就連兒童餐館，也忘掉了它們對乳製品、薄烤餅和卡路裡的傳統專一，開設了光潔鮮亮的圓形酒吧，賣曼哈頓雞尾酒和古典雞尾酒。而且，就算城裡大多數地下酒吧已經衰敗、消亡，就算浪蕩公子們錢包裡的地下酒吧入場券已經卷角，最後被扔掉，就算揣在口袋裡的小酒瓶已經成了稀罕物，就算製造私製金酒成了都市公寓樓裡一門失傳的技藝，就算公司主管們不再在他們的高爾夫球袋裡揣上兩瓶蘇格蘭威士忌去參加商業會議，但是，城市街道兩旁出現了如此之多光鮮漂亮的新酒吧，以至於開懷暢飲如今似乎已經變得不僅體面，而且無處不在。
酒吧的生意很是紅火
一度，在那些品味優雅的人士當中出現了一種滿懷希望的想法：當上好的葡萄酒變得更容易買到的時候，很多美國人將會培養出十分挑剔的口味。G.塞爾曼·福格納、朱利安·斯特裡特、弗蘭克·舒馬克以及其他檢測和品嘗陳年佳釀的專家，都在宣揚他們敬重陳年佳釀的福音；一度，紳士淑女們甚至覺得，如果自己不能打心眼裡對某人如何找到一家可以買到拉圖爾莊園正宗佳釀的法國小酒館的故事興致勃勃的話，那麽，他們就不比粗野的農夫好多少。但是，美國人粗糙的天性終歸佔了上風；不久之後，有一點變得很清楚了：即便是在品味最優雅的圈子裡，威士忌也正在成為銷路最好的酒。
廢除禁酒令之後，喝酒是否比之前更多呢？這個問題無法從統計學上確定，其原因是下面這個明顯的事實：酒的非法銷售是沒有辦法衡量的。多數意見似乎認為：飲酒在頭一兩年的時間裡確實有相當大的增長，打那以後多半大有增長，但總體上增幅有所下降。
《財富》雜志在1936年對大學年輕人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不那麽誇張地喝酒是眼下的慣例，沒有禁酒的法律要違抗，因此你完全可以心平氣和地喝酒。”到處都有跡象表明：在大學年齡的男孩女孩當中對飲酒有一種反作用力；有觀察者報告：他們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對酒的興趣不像他們的長輩那麽大，並對他們消費可口可樂和牛奶的數量感到吃驚（長期以來，可口可樂一直是南方的標準軟性飲料，緊接著它入侵中西部的大學校園之後，它的流行也擴大到了東北部的年輕人當中）。美國民意研究中心在1936年搞過一次民意調查，調查的問題是：自禁酒令廢除以來，情況是“更好”還是“更糟”，抑或是沒有大的變化，這次調查得出了一個異乎尋常地不得要領的結果：36%的投票者認為事情變得更好了，33%的人認為更糟，31%的人認為沒什麽重大變化。不僅分歧的意見幾乎平分秋色，而且沒有辦法知道，在每個投票者的心底裡，“情況”變得“更好”到底是什麽意思。
女性煙民的數量大為增加
有一個變化是明顯的：如今不同性別混合飲酒的情形比從前更多了，正如男女兩性都有更多的人吸煙一樣。（在1930～1936這6年的時間裡，香煙的生產從1，230億支增長到了1，580億支，與此同時，雪茄的產量略有減少，煙鬥用煙葉的產量略有增長。）事實上，一個在20年代便十分明顯的現象（當時，女性吸煙者充斥於列車的餐車裡，女性飲酒者充斥於地下酒吧裡）似乎依然在繼續，這就是：僅僅隻保留給男人的酒吧、餐館、吸煙車廂及其他男人們神出鬼沒的地方越來越少。總的來說，男人和女人彼此相伴的時間更多，彼此分離的時間更少。大概，它跟下面這個事實並非完全不相乾：在整個30年代，男性俱樂部依然在稍嫌急切地設法發展會員，很多寄宿公寓處於極其糟糕的困境中。是否可以由此推斷：男性（比方說吧）十分享受男女相伴的樂趣，因此不是很急切地想要擺脫這種狀況？很有可能，女權主義的事業正在贏得某種程度上的勝利，而這種勝利，是一代人之前那些最狂熱的婦女參政論者從來都不曾奢望過的——而且還有可能被這樣的勝利搞得驚慌失措。
私酒販子們如今流落何方呢？他們當中有的人做起了合法的酒生意，或者是從事其他的合法職業，有的人從事了商業和賭博業，還有一些人則加入了失業者的行列——但其中很多人在繼續做私酒生意。說到後禁酒時期的情形，一個最為古怪的事實是：製造、走私和批發違法酒類的生意依然大量存在。聯邦政府和各州都熱衷於從酒類銷售中獲得收入，對它征收了如此高額的稅賦，以至於逃稅的誘惑力非常大。年複一年，國稅局官員們以每年大約15，000家的速度查封和搗毀著地下釀酒廠，而新的釀酒廠馬上又冒了出來。國稅局局長在他的本財政年度（結束於1938年6月30日）報告中指出，本年隻查封了11，407家地下釀酒廠，並被記錄在案。“這是自第二十一修正案頒布以來，第一年出現了非法釀酒廠查封數的下降。”酒類走私也是一樣，繼續讓海關官員和海岸警衛隊頭痛不已。1935年2月，在禁酒令廢除一年多之後，海岸警衛隊發現，有22艘外國輪船同時停泊在美國的關稅水域之外，等待機會偷運私酒進入港口。
很容易開辦非法的釀酒廠，在不同的地方儲藏酒、仿冒標簽、仿冒印花稅票和酒罐，灌裝違法的私酒，用偽裝過的貨車或小汽車運輸私酒，按合同把私酒交付給酒店或酒館老板，這一切都非常容易，以至於在廢除禁酒令一兩年之後，最內行的觀點是：無論什麽地方，美國消費掉的酒有15%到60%是私酒。
美國人是不是很高興他們終結了禁酒令呢？很顯然，他們的確如此。《財富》雜志在1937年底搞的一次“季度調查”顯示，全國只有15.1%的男人和29.7%的女人希望徹底恢復禁酒令。即使把支持徹底禁酒的群體與那些支持禁止烈性酒、但允許銷售葡萄酒和啤酒的人加起來，依然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多數支持廢除禁酒令。美國人可能認為“情況更好”，也可能認為“情況更糟”，但他們——或者說他們當中大多數人——不想就這個問題重啟爭端。
到處都有新一波的支持禁酒的情緒浪潮似乎正在形成。例如，在弗吉尼亞州，一本討論酒的影響的學術書（原本打算把它作為一份公共文獻分發給各中小學），在1937年底引起了基督教女子禁酒聯合會（WCTU）的強烈關注。因為這本書包含了諸如“事實證明，我們既不能通過立法來禁止飲酒，也不能通過恐嚇讓一個人清醒”，還有“少量的酒可能對消化功能有利”之類的段落，WCTU給立法機關施加壓力，這批書全部被嚴肅地投入了州議會大廈的火爐，灰飛煙滅。然而，在大多數社群，到1933年的時候，這個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幾乎完全淡出了公眾注意力的焦點，就好像已經徹底解決了似的。
1939年的美國人這樣自問：據說，在1929年，禁酒令一直是美國公共生活中爭論最熱烈的話題，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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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我們開始觸及20世紀30年代美國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變化，乍一看，這些變化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它們卻組合成了一種模式——一種放松的模式。
1.每周五天工作日
在1931年和1932年，當工廠和寫字樓裡都沒有足夠多的工作可乾的時候，就出現了工時的普遍縮減——部分是為了“擴大工作機會”，部分是為了安撫那些薪水必須減少的工人。當NRA的法規在1933年和1934年開始出台的時候，工時的縮減便得以繼續和延伸。在NRA被撤銷之後，它們當中的大多數——盡管不是全部——持續了下去。結果是，數以百萬人（既有窮人也有富人）發現，在一年的部分時間裡（即便不是所有時間裡），他們的星期六可以自由支配。全國工業會議委員會在1937年所做的一項調查讓我們看到了實施每周五天工作日的范圍：提交了報告的2，452家公司當中（主要是製造業公司），有57.3%的公司把每周五天工作日的制度應用於它們的雇傭勞動者，45.3%的公司把這一制度應用於它們的辦公室職員，7.5%的公司實施了這一制度，但沒有特別指定所包含的雇員類型。這份報告總結道：“盡管在5年之前，每周五天工作日的制度還是例外，但如今，它已經變得相當普遍。”大城市（尤其是紐約）的寫字樓也遵循了類似的模式；盡管在星期六關門的商店寥寥無幾，但它們當中也有一種越來越明顯的趨勢：錯開雇員的上班時間，減少工時。
這10年中所發生的變化，最顯著的大概莫過於千百萬男男女女每周的例行事務。它也改變了汽車和鐵路交通的格局，星期五出城的洪流不斷增長，而星期六的洪流則不斷減少。我記得，有一趟列車，在大蕭條之前，每個星期六中午通常都掛著兩節擠得滿滿的車廂，離開紐約駛往西切斯特縣；到1933年，它隻掛接一節車廂，而且不那麽擁擠，星期六的交通是如此稀疏，以至於不久之後，第二節車廂被加掛到星期五的夜班列車上去了。兩天的周末正在取代一天半的周末。星期六上午（尤其是在夏天），大城市的商業區開始顯示出星期天的樣子。很多人獲得了新的閑暇——完全不同於強加給數百萬失業者的那種不受歡迎的無所事事。工作周期越來越短、休閑周期越來越長這一長期而緩慢的趨勢——這一趨勢在美國早就開始了，像任何一個健在者的記憶一樣漫長——明顯加快了。
2.運動的民主化
為幫助那些閑暇較多、鈔票較少的男男女女，救濟和公共工程機構出現了，它們讓數以百萬失業的男人去從事修建公園大道、公共海濱浴場、運動場以及為那些渴望運動的人而準備的其他便利設施。據1935年的《國民娛樂休閑年鑒》（Year Book of National Recreation）說，在2，204個社區中，公共海濱浴場、公共高爾夫球場、溜冰場及游泳池的數量自1925年以來已經翻了一倍。這些便利設施中，有些是中等規模的，有些則是大規模的：例如，長島的瓊斯海灘能夠舒舒服服地容納10萬多人在仲夏時節享受一個陽光燦爛的星期日。
再想想高爾夫球場所發生的事情吧。大蕭條重創了私營高爾夫俱樂部。1930年，屬於美國高爾夫協會的俱樂部多達1，155家，到1936年，這個數字減少到了763家——盡管為吸引新成員而采取了一些瘋狂的舉措（特別是夏日成員計劃），及其他援救措施。據說，全國的高爾夫俱樂部自1929年以來損失了大約100萬會員。但是，市立高爾夫球場的數量卻從1925年的184家增長到了1935年的576家，有超過1，000家公共高爾夫球場——其中大多數大概是破了產的私營俱樂部的球場——如今在日費製的基礎上運轉著。簡言之，花費昂貴的高爾夫節節敗退，廉價高爾夫則攻城略地。
大體上，那些更簡單、更低調的運動取得了最大的進展。盡管中學和大學的籃球、職業棒球和大學的橄欖球依然是觀者甚眾的運動項目，然而，在那些更古老的大學和中學裡，對這些運動的虔誠興趣往往比不上更年輕的學校。1936年，《財富》雜志的編輯們概括了這種變化中的一個因素：“橄欖球明星，球隊隊長，來自大學基督教青年會的‘強健基督徒’，來自大預科學校並成為田徑隊負責人的舉止優雅之輩，社交舞會上風度翩翩的領舞者——這些人依然能贏得榮譽和尊敬。但是，那些對知識有好奇心的人——他們通常被認為是怪人，除非他們有智力超群的特征讓他們深受人們的歡迎——正在超越傳統上的大人物。英國人曾評論過美國大學校園領袖的這種變化，並傾向於把1932年定為這一變化開始變得明顯的日期。”與此同時，在很多大學和中學，學生越來越有興趣玩諸如英式足球、長曲棍球、英式橄欖球、壁球和網球之類的運動，這些項目無需大型的體育場。
人們的休閑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變
就整個國家而言，在流行程度上進展最大的運動項目是壘球——它是一種小規模的棒球，曾經被主要稱作“室內棒球”。大約在30年代開始的時候，壘球開始盛行起來，它發展得如此迅速，以至於到1939年，據說有50萬支壘球隊，各個年齡層的玩家超過500萬；有數不清的半職業球隊，有世界職業壘球比賽，在半職業球隊當中有女子隊。大蕭條還給諸如騎自行車和溜旱冰這樣的運動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繁榮。騎自行車是在1932～1933年間作為好萊塢地區的一種時尚而開始繁榮起來的（當時，這項運動讓加利福尼亞的姑娘們有了一個很好的借口，可以穿上“像瑪琳·黛德麗那樣的褲子”），並在接下來的兩三年裡廣為傳播，這多半是因為這項運動相對比較便宜。
同時出現的滑雪狂熱是一個更複雜的現象。對那些生活在地形和冬天氣溫都非常適合滑雪地區的鄉村居民來說，這項運動確實廉價；但對於那些不得不攜帶器材長途跋涉的城市居民來說，它一點也不便宜。其崛起的秘密之一，大概是冬日度假越來越時尚，而這一時尚的緣起本身也很複雜（對冬日在溫暖的佛羅裡達或加利福尼亞度假之樂的發現，冬天出遊及驅車鄉村地區以逃離禁酒令的日益流行，每周工作時間的不斷縮短，禮拜日的世俗化及度周末習慣的出現，等等）。無論怎麽說吧，滑雪熱在大蕭條期間迅速興起，並且，1932年在紐約州普萊西德湖舉辦的冬季奧運會也刺激了這項運動的流行。波士頓和緬因鐵路公司進行了一項實驗：在禮拜日運行一趟“雪地專列”，開往波士頓以北相對開闊的地方，這項實驗是如此成功，以至於到1937年，有數不清的雪地專列和雪地巴士在紐約、匹茲堡、芝加哥、波特蘭、舊金山和洛杉磯城外來回穿梭；百貨商店請來挪威的專家，修建了滑雪道；紐約的中央火車站在它的中央大廳醒目地張貼了新英格蘭和紐約10多家滑雪中心的每日氣溫和下雪日期，冰雪地區的鄉村旅館經營者為他們無與倫比的滑雪器材大做廣告，祈求老天爺在整個冬天夜夜下雪，能否發財就靠這個了。
滑雪曾經風靡一時
滑雪狂熱超出了城市貧民的消費能力，並在地理上受到限制；然而，它在一個方面證實了一種普遍的趨勢。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走出家門，走進明媚的陽光和清新的空氣裡；學著自己玩，而不僅僅是看著別人玩。
女人們在購買稀奇古怪的新式休閑服裝，范圍從短褲到海灘睡衣、罩衫、休閑褲和“運動套裝”。越來越多的男人在夏天不戴帽子出門，讓帽子製造商們叫苦不迭。同樣，越來越多的男人不穿馬甲、硬領襯衫、吊帶褲和汗衫；據說，克拉克·蓋博在《一夜風流》（It Happened One Night，1935）中的一個脫衣場景裡暴露出了他沒有穿汗衫，針織品製造商們被他們的銷量震驚得頭暈目眩。游泳衣的上部普遍被拋棄了。運動中的男人甚至開始穿上色彩豔麗的運動衫、休閑褲和短褲。到1939年，你會看到，那些品味保守的人也泰然自若地穿著新奇的服裝，漫步穿梭於避暑勝地的村莊，要是擱在1929年，這些服裝姹紫嫣紅的繽紛色彩肯定會吸引人們異樣的目光。
簡言之，在當時的壓力所允許的范圍之內，美國人明顯學會了放松。
3.橋牌遊戲的興盛
如果你在一張反映這10年商業形勢的曲線圖上添加一條顯示撲克牌稅收曲線的話，你就會注意到一個古怪的變化。盡管商業指數在1929～1932年間深度下跌，撲克牌生產的指數——在1929～1930年間下降之後——居然在1930～1931年間上升了，只不過從此之後便一路下跌，再也沒有回到1931年的最高點。你大概還記得，正是在1931年，在紐約查塔姆酒店一間布滿綠樹紅花的客廳裡，伊利·卡伯特森先生和夫人對陣西德尼·S.倫茲和奧斯瓦爾德·雅各比，玩定約橋牌，幸運的觀眾透過一道屏風偷看著他們，新聞記者在隔壁的房間裡研究比賽實況公報，並通過電話線把最新的消息傳給熱心的公眾。在接下來的整個一年，卡伯特森關於橋牌的書躋身於暢銷書的榜首。
橋牌是一項更便宜的休閑運動
長期以來，橋牌一直是成年富人晚餐後的標準運動項目；但如今，玩橋牌的時尚在蔓延。據林德夫婦報告，在“中鎮”，1935年玩橋牌的人比1925年多得多；有更多的人用橋牌賭錢；這項遊戲一路向下蔓延，通過中學，一直傳給了6年級的孩子；它正在進入工人階級當中，“先是傳到了婦女群體，然後，更緩慢地傳給了更有抵抗力的男性群體，他們原本更喜歡玩皮納克爾牌和撲克牌”。
4.賭博的興盛
與玩橋牌的增長相關聯的，大概是美國人容易接近的賭博裝置在數量上的顯著增長。其中大多數都是賭小錢、贏大錢的裝置，它們的興起，或許主要應歸因於大蕭條所帶來的絕望——那是一種瘋狂的希望，想在賭博中贏得平常的經濟過程不願意給他們的東西。但它們也見證了清教徒傳統的衰微，這一傳統曾幫助帶來了禁酒令的廢除，飆車或運動的周末，以及橋牌的時尚。
據塞繆爾·盧貝爾講，製造和經營老虎機、抽彩盤、彈球戲、罐子戲及其他類似發明的生意（為的是把公眾口袋裡在大蕭條期間積攢起來的鎳幣掏空）佔到了非常大的比例，在1939年，“賭博生意每年要吞掉大約5億～7.5億美元——在100億～150億個鎳幣之間”——跟每年花在鞋店裡的錢一樣多。老虎機的原理毫無新意，其改進機型看上去就像一台收銀機，被稱作“獨臂大盜”：那家主要從事製造這種老虎機的公司，其創始人在1889年開始這樁生意，他1929年就去世了，是個百萬富翁。老虎機的名聲很糟糕，普遍被流氓團夥所控制，依靠政治“賄賂”來經營，有時候跟警察捉迷藏，有時候警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1932年，引入了一種新的遊戲——彈球戲，它可以僅僅是為了好玩而玩，一個鎳幣一局，也可以用來賭博，它橫掃了整個美國：你可以發現，彈球桌被擺在藥店、煙店、賓館走廊及其他五花八門的地方，不受干涉地經營。它基於古老的彈子球遊戲，玩家把一顆彈球射到一條滑道上，注視著它滾下一段斜坡，進入部分被大頭針保護起來的小洞。抽彩盤和罐子戲——後者是在1933年發明出來的——也興盛了起來；在1933～1939年之間賣掉了大約200萬套罐子戲賭具。
無處不在的老虎機
有大量美國人參與的愛爾蘭抽彩，代表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賭博形式，它最初是在1930年為了給一批愛爾蘭醫院籌款而舉行的，它的運作是如此誠實而高效，以至於在不到5年的時間裡，它便成了全世界最成功的抽彩。盡管一項聯邦法令使得抽彩信息不能在美國郵寄，並禁止報紙在它們的郵寄版上刊登關於抽彩的報道，但不許發布消息的禁令後來被放松了，每一次抽彩都會成為頭版故事，美國人越來越習慣於讀到這樣的故事：15萬美元落入驚訝不已的看門人和失業廚師之手。在美國所賣掉的很多門票從未到達過愛爾蘭，但是，如果我告訴你，在為1933年的德比賽馬會舉行的抽獎中，抽獎筒裡共有超過650萬張門票（據估計），而2，404位贏家當中，有214人（或者說超過十五分之一）是美國人，那麽，你大概會合理地推測：應該有超過40萬美國人的門票實際上參與了那次特殊的抽獎。
在進行任何流行趨勢調查的時候，我們都不要忘了，很多州都放松了禁止賽馬賭博的法律。在電影院裡抽獎的“堤岸之夜”，是查爾斯·厄本·耶格爾在1932～1933年間的冬天分別引入了科羅拉多州德爾塔市的埃及劇院和蒙特羅斯市的東方劇院，後來，他獲得了這一發明的版權，而這個辦法也傳播到了成千上萬的電影院，到1937年，這些電影院每周要付給耶格爾的公司總額在30，000～65，000美元之間的版權費。賓戈（或稱賓諾、基諾）遊戲作為教堂用來籌款的一項娛樂活動變得廣為流行，並以五花八門的形式被廣泛地傳播到電影院及其他地方，直到1938年，有人把它稱為美國最流行的賭錢遊戲；連鎖信的流行或許是令人同情的，它在1934～1935年間從丹佛傳播到了美國各地（“請劃去頂端的姓名，並寄去1角錢”）。這份簡短的綜述，並沒有包括各種堅持下來的更古老的賭博招術，它們有時候采取了新的偽裝，有時候在新的主辦者的操縱之下——比如數字賭盤，當時，販賣私酒的不法之徒達基·舒爾茲接管了紐約哈萊姆區的這宗生意，並在禁酒時期最後的那段日子裡把它系統化了。
1938年，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在上一年，據估計有29%的美國人——你也許會想，這裡指的是成年人——參與過教堂的抽彩活動（推測起來，應該包括賓戈會），26%的人玩過抽彩盤，23%的人玩過老虎機，21%的人玩過賭錢的撲克牌，19%的人賭過選舉，13%的人參與過門票抽獎，10%的人賭過賽馬，9%的人曾沉湎於數字賭博。上一個10年沒有蓋洛普民意調查，但你大概很想知道：20年代的情況是否與此接近呢——當然不是，除非你把玩股票和購買佛羅裡達的房地產也算在賭博之內。
5
然而，盡管有所有這些快樂、放松和運動的表現形式，但依然有新的緊張和焦慮。因為，大蕭條摧毀了美國人所依賴的那麽多假設，以至於數百萬美國人從內心深處被震動了。
讓我們稍稍停留片刻，打量一下災難過後的那一堆斷壁殘垣吧。在這堆殘骸中，我們找到了這樣一些假設：那些剛走出校門的俊男靚女，不久之後自然能得到一份工作；雄心壯志，努力工作，對公司忠誠，推銷有技巧，這些能帶來個人的成功；貧窮（在農業地區和少數悲慘社群之外）幾乎可以肯定是無能、無知或特定災難的結果，應該主要由地方慈善機構予以關照；一個人可以把他的積蓄投資於“優質債券”，因此確保有穩定的收入，或者投資於“我們美國主要公司”的“藍籌”股票上，有很大的增值機會；華爾街的大佬們都是經濟先知，是能預測未來的商業預報員，而且，商業周期遵循毫厘不爽的節奏；美國的經濟體制能夠確保巨大的、令人振奮的增長。
當然，並非人人都相信所有這些東西。然而，有那麽多人把他們關於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個人設想建立在其中一個或多個假設的基礎之上，以至於當他們眼睜睜地看著這些假設一個個被徹底粉碎的時候，其內心的震撼是令人恐懼的。不妨想想人們的自尊心發生了什麽：那位企業管理人員，他總是本能地根據自己的薪水和職位來評價自己——不曾想卻眼睜睜地看著薪水和職位都付之東流；那個銀行家，他發現，自己許多年來一直給出的建議由於形勢的變化而成了笑柄，他賴以為生的行為準則如今被攻擊為欺詐；那個職員或勞工，他把自己最深厚的忠誠獻給了“公司”——不曾想自己卻被扔在了大街上；那個年複一年省下幾個銅板以備“雨天”的家庭——沒想到卻眼睜睜地看著瓢潑大雨把他們的每一個銅板都席卷而去；那個家庭主婦，她在心裡給自己描繪的理想畫像，是一個“擁有好東西”並給孩子以“優勢”的人，並相信：只要你擁有美德並且勤奮，你自然會得到豐厚的回報——她如今被逼到了牆角。他們如今能依靠什麽呢？他們如今能相信什麽呢？
你可能會想，在這樣一場危機中，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將會轉向宗教尋求安慰和啟示。然而，這種情形並沒有出現——至少，在牧師們所預言（在數不清的布道中）的那種意義上是這樣。長期以來，教會在美國人的生活中——甚至在其大多數成員的生活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小，這種長期而緩慢的撤退依然在繼續，幾乎沒有減緩。
大蕭條中的人們（芝加哥）
誠然，大多數大教派的成員名單顯示了增長。例如，1929～1938年之間，羅馬天主教徒從20，203，702人增加到了21，322，608人——這是一次適度的增長。衛理公會、浸信會和信義會在成員數量上也有所增長。然而，對於衡量宗教活力來說，成員數是一個出了名靠不住的指標。說到美國的新教徒——或者是名義上的新教徒——人數，林德夫婦在1935年重回“中鎮”，並把當時這座城市的宗教生活跟1925年做了一個比較，他們的觀察材料或許提供了一個更公平的度量。
門庭冷落的教堂
林德夫婦在“中鎮”發現了一些宏偉壯觀的新教堂——它們是大牛市那些滿懷希望的日子的產物——但在教堂的內部，他們看到，明顯的變化並不多。他們報告：“這兒——散落在教堂的長椅上——是一群同樣嚴肅，但在人數上卻稀稀落落的吉迪恩小組——其中有兩三個女人，30歲以下的寥寥無幾——前面有一圈同樣荒涼的空長椅。”在林德夫婦看來，教堂裡的會眾似乎比1925年更老了，布道的主題是可以互換的。在跟牧師們商討一番之後，他們搜集到了下面這樣一些評論：“大蕭條在弱小的工人階級教派當中帶來了一次最真誠的宗教原教旨主義的複興……但遠離商業區的教堂很少看到類似的興趣複興。”
“在大蕭條期間一直存在某種轉向宗教的趨勢，但它非常微弱，而且不持久。”從本地的一位編輯那裡，他們搜集到了這樣一條可能有啟發作用的評論：“鎮上的所有教會，除了像基督複臨安息日會這樣的教派之外，今天比1925年更自由。其中任何一個都會接納你，不管你相信什麽樣的教義。”他們引用了一位大學生對基督教的評論，作為“中鎮”年輕人對正規宗教的典型態度。這位大學生說：“我相信這些東西，但在我的生活中，它們並不佔多大的地方。”他們的分析以這樣的判斷作結：在“中鎮”，宗教似乎是“一種情緒穩定劑，而把其他的作用讓給了價值定義領域的領袖”。
來自美國其他地區的證據優勢，似乎支持這一判斷。我們不妨把某些現象——比如全國各地對弗蘭克·布克曼博士所領導的“牛津團契”的淨化福音主義以及他們在1938～1939年間搞的“道德重整運動”的強烈興趣——放在天平的一端；而把某些激進分子——他們把教會看作是為了慰藉富人、平息窮人而運轉的公共機構——不斷增強的敵意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再回憶一下，禮拜日享樂的汽車洪流如何短暫地被中午徘徊在主街教堂外的男男女女所中斷；然後再比較一下，有多少人在禮拜日傍晚祈禱，又有多少人在這個時候收聽查理·麥卡錫的廣播劇——那麽，你恐怕不得不承認，總的來說，大蕭條的衝擊並沒有讓人們發現：教會有能力把他們想要的東西帶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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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宗教”這個詞的更寬泛的意義而言——意指：人們賴以為生的價值，深深打動他們的那種忠誠，在他們看來似乎是自己生命中心的那種渴望——任何這樣的衝擊都可以有一種宗教的效果。你不妨想想一個年輕人在1932年那些黑暗日子裡的評論：“倘若有人走上了一條我真正相信的本質之路，我會追隨他到天涯海角。”碰巧，這句話是在一家地下酒吧裡說的，這個年輕人思考問題時並不是依據清教徒的道德，甚或也不是依據基督徒的虔誠，而是依據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政策。時代已經為他這樣的人產生了新的信條，新的虔誠。
但是，這些都是世俗的。
它們的共同點是關注社會；我的意思是：它們是朝著經濟拯救或社會拯救的方向走——無論這種拯救是從繁榮、正義還是從慈善的角度來構想——它更多的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群體或整個民族，而且，他們也是通過組織化的行動，來尋求這種拯救。
就政治趨向而言，這些世俗的宗教狂熱分子幾乎涵蓋了各色人等，光譜的一端是共產主義者，另一端是“自由聯盟”的那些狂熱成員。他們包括：專家治國論的狂熱追隨者，厄普頓·辛克萊的EPIC（“終止加利福尼亞的貪困”），休伊·朗的“分享財富”運動，庫格林神父的經濟計劃，湯森計劃，CIO（產業工會聯合會），當然還有新政。關於他們之間爆發戰鬥的方式——而且可以說，整個戰場逐漸向左轉移——我們在後面的章節中將看到更多。眼下，我們只需說：這些尋求社會拯救的新宗教當中，大多數都沒有聚集起它們最強大的勢頭，直到“新政蜜月”結束之後；或者說——大概更準確一些——在蜜月期間，新政幾乎把它們全都囊括進來了，或者讓它們全都黯然失色。正是在接下來的兩三年裡，熱情之火燒得最旺：正是在這幾年，紐約文人騷客們的聚會上，每3個人當中就有1個人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他們充滿熱情地隨時準備以無產階級的同志之誼與產業工人或谷租佃農攜手合作，而在幾年之前，他們還把這些人嘲弄為門肯所謂的“愚民大眾”；正是在這幾年，出身名門望族的大家閨秀以挑戰的姿態邁步向前，去幫助罷工的製衣工人，或者，為了給曠日持久的“斯科茨伯勒案”中的海伍德·帕特森辯護而到處籌錢；正是在這幾年，大學的知識分子開始做出樂意接受馬克思的姿態，抗議赫斯特的新聞影片，並——帶著些許幽默——組建了“未來戰爭退伍軍人會”。
公眾注意力的焦點是如何完全集中到了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上，造反者的造反是如何徹底轉入了這些渠道，下面這個事實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暗示：H.L.門肯——他的《美國信使》（American Mercury）雜志是20世紀20年代年輕知識分子的寵兒——已經風光不再，因為有一點已經變得很明顯：門肯先生盡管在文學和道德方面是個自由主義者，但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卻是個保守主義者——直到1933年，當他辭去主編之職的時候，新一代的飽學之士便輕率地把他看作是一個過時的老古董。當天主教良風團在1934～1935年間把審查制度強加給電影業的時候，知識分子並沒有拍案而起，憤然捍衛表達的自由。他們厭倦了這一切，他們的抗議虛弱無力。他們已經轉向了新鮮的樹林，以及新的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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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喧嘩騷動和大呼小叫的爭論的下面，在為這樣那樣的事業而狂熱興奮的下面，依然有令人痛苦的懷疑。難題是如此令人困惑，如此巨大無邊。觀念的混亂是如此令人震驚。事物的變化是如此駭人聽聞地迅速。這項計劃，這一社會信條，今天看上去還相當不錯——但明天會怎樣呢？對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問題是如此複雜，找到穩妥的解決辦法是如此沒有希望，以至於任何社會熱情都不能真正打動他們。盡管社會救世軍的成員們正排成認真熱誠的隊列，向著五花八門的革命或改革的目標大踏步行進，但其他人卻默不作聲地站在路邊，茫然不知所措。這個國家有事情出了差錯，但他們卻一無所知，更不能解決它，他們想知道，是否有人能解決它。
人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
到這10年快要結束的時候，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出版了他的《自由的國度》（Land of the Free），通過這首詩，他引入了一句反覆出現的話：“我們不知道，我們說不出，我們想知道。”一些與很多旱災難民交談過的觀察者說，就是這幾句話，經常掛在難民們的嘴邊。還有難以計數的人也是如此，要麽，他們的生活被大蕭條給徹底顛覆；要麽，他們自己並沒有承受太嚴酷的損害，但他們認識到了，有某種稀奇古怪的、不可理解的事情正發生在整個社會共同體的身上。他們什麽都不知道；他們很可能會退回到冷漠或宿命論當中，退回到對一個遮風擋雨的安全庇護所的渴望當中。
我們不妨再一次引用《財富》雜志編輯們的話（說的是大學生中的多數，而不是知識分子少數派）：“眼下這代大學生是宿命論的一代……調查者吃驚於這代人主流而普遍的色彩：他們不會伸長自己的脖子當出頭鳥。他們保持讓自己的褲子扣緊，下巴揚起，嘴巴緊閉。如果我們相信這種一般狀況是事實的話，那麽可以說，他們是謹慎的、馴服的、沒有危險的一代。他們不願意面對暴風驟雨的天空，害怕上當受騙，沒有能力把他們的困境戲劇化。安全是眼下這代大學生的至善。”這一警告並不局限於大學校園。你可以在商人當中看到它：“對於即將發生的事情，以前我們總覺得自己成竹在胸。如今，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你可以在人們對“信心”這個詞的不斷重複中感覺到它——只有當信心缺乏時，“信心”這個詞才會進入到人們的常用詞匯表中。在爭取養老金的運動中，在對社會保障的推動中，你覺察到了它。拓荒者的子孫後代可能會把他們叮當作響的幾個小錢押在賓戈遊戲或獨臂大盜上賭一把，但他們並不想讓生活成為一場賭博。
  除了新政蜜月那段充滿希望的時間之外（當時，希望突然而短暫地高漲起來），美國人民不斷變化的心境始終奔湧著一股恐懼的潛流。他們希望自己能感覺到確定性和安全感就像他們腳下的岩石一樣牢靠——但他們感覺不到，他們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