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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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的哈佛大學校長A.勞倫斯·洛厄爾是一個如此出類拔萃的即興演說家，以至於他有本事讓一場大型宴會鴉雀無聲，聆聽最初三位演講人的演說，然後他自己站起來講話，對前面演說者的觀點發表一番得體的評論，並輕松自如地引出自己雄辯的結束語。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原因之一是，他早已把很多合適的結束語背得滾瓜爛熟，他可以在此基礎上稍加變化，使之適合不同的特殊場合。他最喜歡的一段結束語，涉及兩個豐富而繁榮的古代文明——希臘和迦太基。他說，其中一種文明一直活在人們的記憶裡，影響著我們今天所有人；而另一種文明則在其後的時代裡沒有留下任何印記。因為，跟希臘比起來，迦太基擁有一種純粹的商業文明，對知識、哲學和藝術只有很少的尊敬。“美國是否有成為迦太基的危險呢？”洛厄爾問道——接下來，他便開始闡述大學的至關重要而又持續恆久的意義。A.勞倫斯·洛厄爾
今天有很多人——在整個美國歷史上一直有很多人——實際上就把美國稱作迦太基。有人堅持認為，在過去半個世紀裡，盡管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過上了富裕的生活，但美國也沿著迦太基的方向越走越遠；它一直生產著大眾文化，在這種文化中，宗教和哲學被冷落，藝術被粗俗的大眾娛樂需求所窒息，自由被大眾輿論的重負所擠壓，按照他們的理解，這根本就不是什麽文化；在他們看來，典型的美國人，是一個“金錢之人”，一個粗魯庸俗、大聲嚷嚷的家夥，除了機器和商業的價值之外，不知道任何別的價值。有很多美國人（老少皆有）都說，心智和靈魂領域的成就，在最近幾年裡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是一個不祥之兆；而且，我們在技術和經濟上的勝利是貧瘠的，因為它們並沒給我們帶來內在的安寧。
對當代美國文化的有些指控，都預先給你留下了打折扣的余地。因此，你可以給有些人的哀歎打折扣，他們年收入20，000美元，卻總是抱怨，另外那些年收入從2，000美元增長到了4，000美元的人正在被物質上的成功所腐化；或者給有些人的滿腹鄉愁打折扣，當他們把過去與現在相比較的時候，他們明顯在把自己當年在受到庇護的舒適環境下所度過的青春歲月，跟今天一個包羅更加廣泛的群體的行為相比較。你還可以指出歐洲人在評價美國人時反覆出現的一個錯誤：很多歐洲人都習慣於把那些自由旅行、花錢大方的男男女女看作是精英階層的成員，他們往往會把某些不可否認地粗魯、庸俗而缺乏想象力的美國遊客，跟他們的那些社交訓練完全不同的同胞——按照歐洲人的標準，他們屬於完全不同的另一個階級——相比較。對於很多人（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來說，很難讓自己適應下面這個事實：美國場景的主要特征，是機會的不斷擴大，而且，機會擴大所帶來的最初成果，可能不是說話輕聲細語，不是對陌生習俗的適當尊重。
那麽，讓我們首先請出一個相信不會落入這些陷阱，但依然對這半個世紀美國所做的事情抱持嚴厲觀點的人，聽聽他的發言吧。
布魯斯·布利文在《沒有限制的20世紀》（Twentieth Century Unlimited）一書的序言中寫道：
1950年初，很多報紙和雜志……紛紛刊載對1900年以來這些年的回顧，並配以大量的插圖：麥金萊時代的奇裝異服，自行車遊行，有八字胡的理發店四重唱，以及沿路在深泥潭中掙扎的汽車。就我所知道的而言，無一討論在我看來是關於半個世紀變化的最重要的事實，這就是：道德風氣從壓倒性的樂觀主義，轉變成了非常接近於絕望的那種風氣。
半個世紀之前，人類——尤其是美國人——都堅信這一理論：在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這裡是最好的世界，而且，每時每刻都在變得更好……天上有仁慈的上帝，他主要關心的是人類的福祉、快樂和持續不斷的改進，盡管他的方式常常是難以理解的。
今天——布利文先生繼續寫道——我們已經失去了這一信念，被有些東西“嚇得要死”：戰爭，原子彈，以及隱約出現的人類普遍殘忍與墮落的前景。
那麽，我們是不是已經成了一個沒有信仰、沒有方向的民族呢？
教會的數據對我們回答這個問題沒有什麽幫助。數字顯示，大多數教會團體的成員數一直在穩步增長，跟人口的增長速度大致相當；但這些數字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很多在名單上的人除了婚禮和葬禮之外，幾乎從不上教堂。我們沒有辦法知道，在過去幾十年裡，教會統計數據的匯集者們究竟是越來越嚴謹，還是越來越馬虎。我自己的明確印象是，在這半個世紀的前三四十年裡，上教堂的人數穩步減少，對教會及其信條和機構的認同感穩步減少，至少在比較富裕的美國人當中是這樣（或許羅馬天主教徒除外，他們的紀律格外嚴格）。在這個國家數量越來越大的殷實公民當中，禮拜日睡懶覺已經成為習慣，起床之後，便拿起分量越來越厚的周日報紙，或者跟人約好了10：30去打高爾夫球，或者驅車去鄰居家參加正午雞尾酒會，或者把家人塞進汽車裡去海濱或山裡遠足。幾十年來，我自己每年都要做很多次周末拜訪，並注意到，隨著時間推移，似乎越來越少的主人會在禮拜六早晨詢問客人第二天早晨是否打算去教堂；到20世紀20或30年代，人們一般都假定，沒人會去上教堂了。盡管我所拜訪的家庭可能沒有代表性，但至少，他們好歹是整個這一時期的某種類型。現如今，我可以想象，從星期五郊外擁擠的交通來看，禮拜日早晨教堂裡應該不會太多人。
孤零零的鄉村教堂（堪薩斯，20世紀40年代）
我進一步的觀察結論是，至少在20世紀的前三四十年裡，對教會所代表的信仰的認同感同樣在穩步減少。在有些人當中，有這樣一種感覺：科學，特別是進化論，讓從前的上帝沒有了容身之地，而且，很難想象，任何種類的上帝能夠與科學所不斷證實的那些東西相協調，同時又能在本地的教堂中安之若素。而另一些人，他們在道德上對教會這樣的機構越來越不耐煩，它似乎過多地關注洗刷汙點的必要性（這些汙點是諸如喝酒、抽煙、玩牌和周日高爾夫球這樣一些所謂罪惡所留下的），而過少地關注人類的手足情誼。教會（或者說很多教會）做出了堅定的努力，以回應這一批評，它們正在成為一些複雜的機構，致力於以學校、班級、女性志願服務者、年輕人團體、運動和戲劇等形式，提供社會服務，傳播社會福音。但它們當中舉行全體集會的並不多——至少是在禮拜日早晨舉行集會的不多。還有一些人覺得，牧師對那些公德有虧卻很富有的教區居民過於恭敬，或者太過孤立於生活的主流。很多人有這樣一種模糊的感覺：教會代表了老派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有現代頭腦的人正超前於它們的影響力。當強迫感在那些常去教堂做禮拜的人和教會工作者當中變得越來越弱的時候，自然就有很多這樣的人：對他們來說，汽車、鄉村俱樂部、海灘，或11點鍾用早餐，這些簡直太愜意了，以至於很難拒絕。
不管這種離正式宗教漸行漸遠的趨勢是否依然是主流，在20世紀40年代，明顯也有一股相反的潮流。在很多男人和女人的身上，這股潮流所表現出來的形式，最明確的莫過於這樣一種焦慮不安的確信：有某種東西是他們的生活中所缺少的，他們希望有某種東西可以依靠，有某種信仰可以給他們帶來一定程度的內在的平靜與安全。像《聖袍》（The Robe）、《紅衣主教》（The Cardinal）、《內心的寧靜》（Peace of Mind）和《七重山》（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這樣一些書出現在暢銷書榜單上，顯示了普遍的饑渴與好奇。有些人回到了教堂——或者破天荒頭一遭走進教堂。在各個地方的家庭裡，你會注意到一種古怪的顛倒：那些抱著反叛過時的教會習俗的心態拋棄教堂的父母們如今發現，他們的孩子反過來反叛在他們看來也是過時的父母的異教習俗。特別是天主教教會，贏得了很多皈依者（其中許多人就是這種“反反叛者”），他們自始至終在不同的清規戒律之間搖擺。這股後浪是否比前浪更強大呢，這在20世紀中葉依然是誰也說不準的事；但至少，在宗教感情和宗教習慣的潮流當中，一直存在一種混亂。
教堂門前的抗議
與此同時，在很多家庭，放棄對教會的忠誠，也讓孩子失去了一個有時候很有效率地教他們正派行為的老師。有些父母自己能填補這一真空；另外一些父母則沒有這樣的能力，因此沮喪地發現，他們的子女不僅不懂得引用《聖經》，而且莫名其妙地沒有獲得清晰的道德準則。這些父母於是四處打量，想找到某個應該對此承擔責任的冤大頭，他們很可能會盯住公立學校，堅持認為，公立學校除了所有其他的職責之外，還應該加上道德教誨的任務。還有一些父母，他們認真負責地研究過心理學原理（包括弗洛伊德學說），半通不通地消化了一些進步主義教育家們的觀念，因此，對於道德教育應該講授什麽，他們滿腦子的糊塗觀念，也不管那種清規戒律是不是可能損害年輕人的精神，以至於這些年輕人都成了——至少是暫時成了——特別具有攻擊性的毛頭小子。即便世界上一直就有毛頭小子，但那些研究此類家庭的觀察者也不難得出結論：道德行為確實在惡化，而且，籃球醜聞、橄欖球醜聞、青少年犯罪團夥和華盛頓的官場腐敗，全都是普遍道德衰退的跡象。
我深信，這個結論的正確性是值得懷疑的。在任何一代人當中，大概總是有一些人懷疑：下一代人是不是正坐著手搖車駛往地獄。有人可能認為，在20世紀中葉，很多青少年的行為舉止遭受了父母的嚴重不信任，但他們的道德標準總的來說比他們的長輩更低，這一說法在我看來的確是值得懷疑的。說到今天的成年人，毋庸置疑，有很多人缺乏與組織化宗教的聯系；但每當我想到我相識已久的那些人的時候，我發現，並沒有普遍的良心墮落：我今天看到的那些人做過很多這樣的事情，這些事情，他們的祖父母會認為是不合適的，但其中只有很少事情，他們會認為是可鄙的，或卑劣的。在這些人當中，正在發生態度上的變化，我相信，這種變化很重要。在這半個世紀裡，對“誰是我的鄰舍呢？”[22]這個古老的問題，人們給出的答案越來越寬泛。
依然有一些紳士淑女覺得自己是精英，而他們的大眾同胞則是些無足輕重的人；但他們今天的勢利，跟“上流社會”還是一個富有魔力的詞的時代比起來，已經不那麽自鳴得意，卻更加目中無人。依然有些企業管理人員對自己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價值有一種誇大感，但是，再也看不到（除非在弗蘭克·科斯特洛這樣一些黑社會大佬們當中）那種“故意裝出來的傲慢”——1902年，馬克·沙利文曾注意到，煤礦經營者們在面對工會代表和美國總統時流露出了這樣的傲慢，那年頭的企業大亨們在證人席上也經常表現出這樣的傲慢。
我記得，我的一位大學同班同學在1912年說，他認識本階層500個成員當中的大約100個人，盡管他知道，這話聽上去有點勢利，但畢竟，那些人難道不都是重要人物麽？現如今，像他一樣的人可能也會說這樣的話，但可以肯定，他會承認，他這樣做的時候是在跟公認的看法作對。如今，你如果看到一幢古老豪宅，甚或是20世紀20年代的一幢漂亮公寓中的仆人們的住處，你肯定會吃驚於它們的狹小，你會問自己：那些正派的男人和女人，怎麽能這樣漠視身邊這些男男女女的人性需要呢？
國民收入的觀念，衡量這一收入分配的觀念，作為整體的國民經濟被我們每個人的經濟行為所影響的觀念，越來越多的人有興趣對美國各地不同群體的狀況進行社會學研究、確信他們的命運唇齒相依，所有這些，全都是在這半個世紀裡發展起來的。教育機會平等的理想，此前從未這樣被普遍接受。在本書前面的章節中，我已經試圖顯示：在最近這些年裡，人們對我國最貧困的群體——黑人——的態度有一次顯著的轉變，這一轉變，在南方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引人注目；而且，對一般公眾負有責任的觀念，在一些關鍵企業的管理層當中變得越來越普遍。個人從事最寬泛意義上的善行義舉——包括教會工作、醫院志願工作、教師家長聯誼會、童子軍、紅十字會、婦女選民聯盟、地方交響樂團、世界聯邦主義者協會、退伍軍人協會、扶輪國際的服務活動，諸如此類，多不勝數——人們從事這些工作所花的時間，其總量是無法計算的。（據說，在有些社群，參與為教堂籌錢的人，比常去教堂做禮拜的人還要多。）總而言之，我們的公共責任感增強了。
志願者在指揮小學生過馬路（新澤西，1951年）
這一變化有它非常有趣的方面。你或許還記得安妮·克裡夫蘭的一幅漫畫。一位瓦薩大學的女孩正跟父母一起用餐，她叫道：“當你不斷地給我巧克力沙司的時候，我如何能對老爸解釋組織化勞工的地位呢？”你可能會想起，你所認識的一位銀行家的女兒，在她第一次參加工作的時候就對檔案管理員的困境表現出非常濃厚的興趣，並認為，跟她們幫助公司掙到的錢比起來，這些檔案管理員的報酬實在太低了。你或許還記得，拉爾夫·本奇博士[23]在1951年春天接二連三地接受了13個榮譽學位，這麽多機構在選擇他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奇怪一致，部分反映了它們很高興找到了一個無懈可擊的可以向黑人致敬的機會。
同樣自然的是，這一變化將會在各地遭遇到強烈抵製。民主的理想給人類的寬容和理解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於是，我們發現，一種有意識的、積極的反猶主義正侵襲很多郊區社群，這些社群曾經對自己的同質性深感滿意，如今卻發現，自己再也不能過那種遺世獨立的生活了；或者發現，在那些從前很少見到黑人的工業小鎮上，一種野蠻的反黑人情緒越來越強烈。在這裡，你或許應該補充一個關於我國武裝部隊在國外行為的注腳。由於各種難以定義的原因——無疑也包括美國說外語移民作為無產階級的傳統位置——很多美國人當中有這樣一種模糊的感覺：對人類尊嚴原則的接受，止於美國的疆域之內，一個強烈關注美軍同胞所遭受明顯不公的人，可能會非禮阿拉伯人、粗暴對待朝鮮人、欺騙德國人，而不會因此而有失身份——而且，多半正是在他這樣做的時候，他在國會裡的代表正撥款數十億美元，去幫助他如此藐視的那種人。
然而，盡管有這些不利的事實，但我相信，美國有越來越多的人全面接受弗蘭克·坦南鮑姆博士所謂的“對平等（精神上的平等）的承諾”。這種越來越強烈的與同胞休戚與共的感覺，是不是應該被貼上宗教的標簽——正如坦南鮑姆及1951年4月沃爾多夫圓桌會議上的其他演說者所認為的那樣——在我看來，似乎是一個玩弄辭藻的問題。我們是不是——正如小沃爾特·H.惠勒在那次會議上所暗示的那樣——“在耗盡我們繼承來的精神資本，並靠此為生”，這一點還很難說。然而，無論如何，至少可以說：作為一個民族，我們大多數人即使不像過去那樣都熱情地遵守第一戒律，但至少，我們一直在謹遵第二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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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開始面對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甚至更具兩面性，更沒有把握。我們在第15章中專門討論過的全美標準、全美文化，是不是危及質量？我們是不是在實現大量的二流教育、二流文化、二流思想，並因此把第一流的排擠出去？指控我們確實在這麽乾的聲音震耳欲聾。在諸多的賢哲當中，我們不妨引用T.S.艾略特的話：“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宣稱：我們的這個時期，是一個衰落的時期；文化程度比50年前更低；而且，這種衰退的證據在人類活動的每一個方面都顯而易見。”如果說，這似乎是個有點籠統的控告，並沒有特別提到美國，那麽，我們可以補充一句：艾略特先生給出了充足的證據，表明他不讚成美國的趨勢，他寧願要一個“底層階級依然存在”的“等級社會”。
對美國趨勢的批評，你可以搜集到一大堆引用語，據C.哈特利·格拉頓說，兩個觀念上的變化，解釋了今日美國作家的困惑：
（1）普遍存在這樣一種感覺：人們賴以生活這麽多年的價值觀，正處在分崩離析的晚期狀態，看不到任何可以替代的東西；（2）不管一個人的個人價值觀如何，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別指望按照這樣的價值觀行事，因為，在如今的世界上，個人總是受製於那些越來越苛刻、越來越專橫的機構。
換句話說，有獨創精神的人——作家、畫家、音樂家、建築師、哲學家，或任何特立獨行的知識先驅或精神先驅——不僅要面對尤金·奧尼爾所說的“今天的疾病”——按照勞埃德·莫裡斯的說法，這種病“源自於老上帝的死亡，以及科學和唯物主義沒能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新上帝”。——而且還要面對一個這樣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文學創造的最大獎賞，轉給了性感服飾浪漫傳奇的製造商們；在這個世界上，百老匯的戲劇，在20世紀20年代經歷了一個創新的光榮時期之後，如今幾乎被人們所拋棄，受製於額外雇工的高成本和電影業的競爭；在這個世界上，電影業在經歷了一代人（有的人能吸引數百萬觀眾、帶來豐厚回報，有的人其作品的票房價值很不可靠）之後，如今輪到它在電視面前步步退卻；在這個世界上，最高的電視喝彩獻給了米爾頓·伯利，而不是伯爾·蒂爾斯特羅姆[24]；在這個世界上，詩人發現，他的市場幾乎消失了。你可能會以另一種方式概括這一指控，說：大規模生產的動態邏輯，在給我們帶來優質汽車和優質尼龍的同時，也把平庸強加給了智力產品的市場。
格林威治村的詩人
這是一項非常嚴厲的指控。但是，在對此加以判斷之前，你還有很多的問題要考慮和權衡。
首先是這樣一個事實：那些最能言善辯地哀歎有創造才能者的艱難困境的人，主要是一些作家，尤其是先鋒派作家以及欣賞他們的批評家，而且，這些人的位置有點特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那些年裡，美國文學的創新者們都沒有這樣一種沮喪的心境。正相反，他們享受了一段好時光。在芝加哥，像維切爾·林賽、埃德加·李·馬斯特斯、舍伍德·安德森、林·拉德納和卡爾·桑德伯格這樣一些人都在做有趣和大膽的實驗。在紐約，格林威治村那些年輕的波希米亞分子，都熱烈而粗野地醉心於五花八門的離經叛道，從自由詩、意象派、後印象主義、立體派和“垃圾桶畫派”的現實主義，到婦女選舉權運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跟後來莫斯科發展出來的那種共產主義比起來，格林威治村的共產主義可算是純潔的理想主義變種）。當阿爾弗雷德·斯蒂格裡茨在“291畫廊”鼓吹現代派藝術的時候，當“軍械庫展覽會”在1913年舉行的時候，當馬克斯·伊斯曼和約翰·裡德為勞工而戰鬥的時候，當弗洛伊德·戴爾談論文學解放的時候，他們看到面前是一個明亮的新世界，在這個新世界裡，進步將及時地給像他們這樣一些新啟蒙先驅們的瘋狂觀念帶來勝利。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一場巨大的幻滅。太平盛世似乎不再近在眼前。主流心態發生了轉變。
“迷惘一代”的小說家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當代生活的卑劣和殘忍上，他們的基調常常是絕望。門肯擔任了嘲笑者合唱隊的領唱，他們嘲笑美國人的粗俗和多愁善感，不很憤怒，但玩世不恭。當有人問他為什麽繼續生活在一個他發現如此不值得尊敬的國家時，他反問道：“人為什麽上動物園？”辛克萊·劉易斯嘲笑布衣街和喬治·F.巴比特；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強調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家夥如何卑鄙，他們去參加傑伊·蓋茨比的豪華派對，而在他需要的時候卻棄他而去。很多先鋒派以及他們的傾慕者和模仿者都去了巴黎，在那裡，格特魯德·斯坦因說“未來不再重要”，而海明威《太陽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中的人物，其行為作派就好像太陽不再升起似的。但是，在一個沒有希望的世界上，你依然可以珍愛藝術，那是一件值得留下來的東西，遠離政治與商業；你尤其可以珍愛那種政界和商界的庸俗之輩很難理解的藝術。對那些從20世紀的美國逃出來的難民們來說，“難懂本身成了一個主要優點”，正如范懷克·布魯克斯所言：他們特別尊敬亨利·詹姆斯那種貴族式的苦心經營，隱士馬塞爾·普魯斯特的細膩微妙，艾略特那富有學術品位的隱喻，以及喬伊斯的語言迷宮。模式被建立起來了，完全不同於1910年的模式。所謂有文學良心，就是對美國的生活、一般意義上的人類生活以及世界的發展道路抱持陰鬱的觀點；也對讀者（極少數除外）理解和欣賞真正優秀文學作品的能力抱持陰鬱的觀點。
這一信條將被證明驚人地持久。在20世紀30年代，它不得不應對另一股情感力量。經濟已經崩潰，革命即將發生（或者說在當時很多人看來是這樣），很多作家感覺到了一股強大的驅動力，敦促他們去譴責資本主義對待“三分之一國民”的殘忍，支持身陷困境的勞工們的事業。於是他們拋棄了對戰鬥的絕望。出現了一大批無產階級小說，它們的作者對產業工人的直接了解非常有限。然而，即使是在那些最勇敢地支持普通百姓的作家和批評家當中，也依然有這樣一種確信：敏感而誠實的人不可避免地要用只有非凡之人才能理解的語言寫作；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有趣的奇觀：那些從事高級寫作的作家和學者，從為谷租佃農和流動農工的利益而舉行的群眾集會上回來，潛心鑽研亨利·詹姆斯（他對谷租佃農一無所知）和艾略特（他肯定與流動農工不同調合拍）的神秘文字。
詩人艾略特和夫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保衛勞工的衝動，轉變成了保衛美國大兵的衝動。把世界描述為一個陰鬱之地的古老衝動，轉變成了表現戰爭中的人（常常也包括美國大兵）如何殘忍的衝動；過去的信念——除了少數人之外，文學的品質注定不被所有人欣賞——轉變成了對文化失敗的普遍悲觀。
1948年，W.H.奧登寫道：“對於健在的美國小說家來說，聽人說他們只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創作過重要的文學作品，一定是件讓人十分尷尬的事（至少我希望是這樣）……從歐洲來到這裡，我的第一印象，也是最強烈、最持久的印象是：沒有哪個文學團體（無論在何時、不管在何地寫作）像美國這樣普遍一律地消沉壓抑。讓我不斷感到驚訝的是，這個舉世聞名的世界上最樂觀、最愛交際、最自由的民族，卻通過它最敏感成員的眼睛，把自己看成了這樣一個社會：它是由無助的受害者、陰鬱消沉者和背井離鄉者所組成的……在一部接一部長篇小說中，你所遇到的主人公都是這樣一些人：他們沒有榮譽，沒有歷史；他們如此單調地屈從於某種誘惑，而我們其實很難說他們真正受到了這種誘惑的引誘；即使他們在世俗的意義上取得了成功，但他們依然是好運氣的被動接受者；他們唯一的道德優點，是忍受痛苦和災難的堅忍耐性。”
有沒有可能，這樣的小說家是在遵循更久之前確立的時尚呢？有沒有可能，最近這些年小說的銷售之所以令人失望，其中一個原因是——正如格拉頓先生所暗示的那樣——“當代作家似乎在當代讀者準備放棄之前就已經放棄了”，今天的讀者已經走在了作者的前面？有沒有可能，在很多優秀作家當中一直存在的“只有難懂的作品才是好作品”的觀念，導致他們極少關注與多數讀者溝通的技藝，而這些讀者並不像他們想象的那樣愚蠢？有沒有可能，今日文學人士當中的一種失敗主義傳染病，導致人們有所保留地接受了他們關於美國文化現狀的不幸結論？讓我們記下他們的哀歎，並稍稍看得更遠一些。
3
一個像我這樣的人，許多年來為一家雜志工作，而它付給作者的報酬不比10年前更多（因為它要付更多的錢給印刷商和運輸商），恐怕不太可能對今日文人的命運感到沾沾自喜。一個覺得自己在為新聞業發動一場艱苦戰鬥的人——戰鬥之所以艱苦，是因為不斷有瞄準數百萬讀者的新雜志出現，因為廣告客戶往往很想影響這數百萬人——應該會對文學機構的境況感到滿意。在我看來，不可否認的是，大規模發行的雜志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團隊撰稿雜志的崛起，使得那些缺乏流行感覺，不願為混飯而粗製濫造，又沒有其他穩定收入來源的自由撰稿人要想過上舒適的生活更加困難了。接下來，他在經濟上就幾乎沒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因此可以說，那些有著嚴格高標準的雜志為什麽經營困難，其原因之一是，他們沒有壟斷高品質的稿源，因為在過去幾十年裡，越來越多這樣的稿件在大眾期刊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隨便舉兩個例子：溫斯頓·丘吉爾的回憶錄發表在《生活》雜志上，福克納的短篇小說發表在《星期六晚郵報》上。）此外，通過為大眾雜志撰稿掙得很高收入而又不犧牲其絲毫正直的天才作家，其數量比你根據先鋒派作家們的談話所設想的要大得多。這幅圖景是一副好壞雜陳的圖景。
至於圖書，也是如此。那些“原創的”出版商——指的是那些以標準價格、主要通過書店銷售新作的人——其產品的市場比戰前略大一些，但很明顯，價格的增長——反映了更高的勞動成本——嚇跑了很多買主。在作家總收入中，少數非常成功的作者所佔的份額有所增長；而對那些其著作可能賣不了幾千冊的人來說（詩人差不多全都屬於這樣的人），讓他們的作品被出版商接受變得比以前更加困難。然而，在這裡，情形再一次不像人們所描繪的那麽黑暗。我同意伯納德·德沃托的看法：在一個經營多樣化的行業，任何真正有出版價值的書，總會有某個單位出版；並且，我還會補充一句：盡管暢銷書榜單上有垃圾，但大多數躋身其中的書都是當時最好的書，對其作者的錢包來說，也有非常令人愉快的結果。
《生活》雜志的封面
這遠非事情的全部。因為還有很多圖書俱樂部，其中至少有兩家俱樂部每個月要賣掉成千上萬的書。有一家每季出一期會刊的“精華圖書”俱樂部被《讀者文摘》給買下來了——每期濃縮四五本小說或非小說——這家俱樂部創辦於1950年，到1952年初，其銷售速度超過每期100萬份。還有一些平裝重印本出版社，它們的書價格為25或35美分，供報攤和藥店銷售，銷量大得驚人：1950年的總銷量高達2.14億冊；1951年，這個數字躍升到了2.31億冊。
確實，這些平裝書當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長篇小說或神話故事——因此落入了范圍太廣泛的分類，沒法讓人對公眾的品味感到放心——有些書，即便是按照任何勉強湊和的標準，都可以說是垃圾（正如一位憤世嫉俗者所說的那樣，此類商品的出版人已經懂得，只要封面上裝飾著一幅暗示性或暴力的圖片——最好是兩者兼而有之，比如圖片上一名持槍歹徒正在撕掉一個性感女孩的衣服——你就能賣掉幾乎任何東西）。但是，不妨想想幾本平裝書的銷售數字（到1952年1月為止）：田納西·威廉斯的《欲望號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超過50萬冊；魯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銷售40萬冊，以及——引用一個無疑是古典作品的例子——帶有抽象封面設計的《奧德賽》（The Odyssey）的譯本賣了35萬冊。而且請記住，這些銷售數字——大於圖書俱樂部的銷售和正規書店的銷售——是在一個人們如饑似渴地閱讀雜志的國家實現的。有一點倒是真的，作者從這種低價書中所得到的經濟回報少得可憐：這樣的書銷售100萬冊，比以標準價格銷售2萬冊的書給作者帶來的收入還要少。然而，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如果書容易買到，價格也在承受范圍之內的話，優秀作品在美國有很大的市場。
圖書超市
讓我們來看看藝術品市場吧。今天的畫家面臨兩個大的困難。第一個困難是，他的作品總是以很高的價格（如果能賣得出去的話）出售給公眾、收藏家或機構，因為他只能賣他的原作，而不能一次賣掉成千上萬份；而現金充足的收藏家並不多。第二個困難是，如今更有才能的年輕畫家大多數都偏向抽象，這對大多數潛在買家來說，其易於理解的程度大致就像當代詩人差不多。然而，公眾所表現出的興趣是令人吃驚的。福布斯·沃特森有足夠的權威陳述下面這個事實：20世紀40年代的油畫銷售，超過了美國此前歷史上的總和；僅1948年，美國的各大博物館共舉辦了100場美國藝術展覽；那一年參觀藝術展覽的總人次超過5，000萬。你應該還注意到了，地方博物館的數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長，很多大學都積極鼓勵學生的藝術興趣，複製品（以圖書或其他形式）的銷售不斷增長，還有就是，周日業余繪畫愛好者的數量最近急劇增長。萊曼·布裡森報告，如今美國畫畫的人數，他所得出的最低估計是30萬。商務部說，藝術品的銷售額從1939年的400萬美元，增長到了1949年的4，000萬美元——這是一次巨大的躍升。有人不免要懷疑：這裡是否也有著某種振奮人心的東西，而且當代藝術家的困境，就像當代作家的困境一樣，部分可能要歸因於下面這個事實：其產品的市場尚不能契合潛在的需求。
我們不妨轉向音樂——並面對一個令人驚訝的奇觀。
一些對美元如饑似渴的歐洲國家，不停地舉辦各種音樂節，不僅是為了帶給美國遊客他們在國內聽不到的音樂，而且也是為了確保他們因為國內缺少歐洲的音樂而走出國門。愛丁堡、斯特拉斯堡、阿姆斯特丹、佛羅倫薩和艾克司普羅旺司的節目，被故意設計得要跟坦格勒伍德、伯利恆、拉維尼亞、辛辛那提動物園和好萊塢露天劇場競爭觀眾。
史密斯先生引用了進一步的事實：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交響樂團最近為了舉辦戶外夏季音樂會而接管了一家汽車電影院；當路易斯維爾管弦樂隊在伯裡亞舉行音樂會的時候，打著赤腳的肯塔基山區居民都來了；一場斯特拉文斯基的專場音樂會（由作曲家本人指揮），以它完美的魅力轟動了伊利諾伊州的厄本那市。
廣播電台讓交響樂走進了千家萬戶
這一非凡的局面，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廣播電台。第一次通過廣播網播送的交響音樂會舉行於1926年，第一個廣播交響樂團成立於1929年，大都會歌劇院在1931年播出了其演出的歌劇，托斯卡尼尼在1937年受雇出任NBC交響樂團的指揮；到1938年，據估算，大約7萬所中小學的700萬孩子每周收聽沃爾特·達姆羅施指揮的“音樂欣賞時間”，由底特律交響樂團擔綱的“福特周日夜晚時間”，在所有流行的廣播節目中佔到了五分之一。年複一年，數以百萬計的人獲得了各種不同的音樂——流行樂、爵士樂和古典音樂——數量如此之大，以至於那些在幾年之前還從未聽過交響樂或弦樂四重奏的商人、家庭主婦和中小學生，都有足夠多的機會聽到自己喜歡的音樂，不管是《滾木桶》，是《一點鍾舞會》，還是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樂，他們都耳熟能詳。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當電視大舉入侵電台生意的時候，廣播電台的古典音樂生產逐漸衰微；但不久之後，另一種傳播音樂的方式登上了突出的位置。
唱片再度流行起來
在20世紀20年代，留聲機唱片業由於廣播電台的出現而面臨實際上消亡的威脅。但眼下它卻開始擴張：那些對音樂產生了強烈興趣的人開始想讓它符合自己的要求。爵士樂的風行加速了這次擴張，爵士樂的一些更嚴肅的愛好者很快就認識到，如果你想要成為本尼·古德曼和艾靈頓公爵的作品的一個真正嚴肅的研究者，你就必須收集老唱片，並成為一個漢迪、貝德貝克和阿姆斯特朗的鑒賞家。到40年代，早些年總是通宵達旦跳舞的年輕人發現，坐在地板上聽留聲機，再來幾瓶啤酒，是一件非常愜意的事。很多人在圖書和繪畫上的品味都非常有限，但他們不僅有本事憑借最初幾個音符就能辨識出最有名的交響樂，而且熟悉那些名不見經傳的、跟巴赫同時代的人的作品，有能力比較不同管弦樂隊的唱片，並為此感到自豪。關於1951年的唱片銷量，《公告牌》（Billboard）雜志做過一個非常粗略的估算，得出了總數大約是1.9億張——美國的男女老少每人一張都不止——“古典”音樂唱片的銷售總量大概佔到1.9億的10%到15%：或者說，大約有2，000到3，000萬張古典音樂唱片。這裡我們不妨給出一個例子：萬達·蘭多芙斯卡的大鍵琴唱片《哥爾德堡變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在發行之後的頭三個月就賣掉了20，000張。一位精明的美國文化研究者曾對我說，在他周遊美國各地的時候，不斷有人告訴他：“咱們鎮可有點不同尋常。我想，咱們這裡正在發生的最令人興奮的事情（對我們來說）不是商業上的任何事情，而是我們的交響樂團（或弦樂四重奏樂團，或社區合唱團）。”
實際上，當你觀察藝術領域的時候，呈現在你面前的這幅圖景是混亂的：公眾對藝術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興趣，就連芭蕾舞（無論是老式的還是新式的）的觀眾也在不斷增長。百老匯戲劇幾乎是要死不斷氣——地方市民劇院和大學劇院看上去正處在前途無量的青春期。電影幾十年來被數百萬人所熱愛（並被滿腹經綸的批評家所痛罵），如今它的觀眾一點一點地流失到電視（尚未發展成荒謬的粗製濫造）那裡去了。建築已經走出了早期對古老歐洲風格的模仿，正在生產宏偉氣派的工業建築，連同高度實驗性的，有時候甚至是荒謬可笑的現代住宅——與此同時，在一些大城市（無論是紐約、芝加哥、聖路易，還是洛杉磯）的外圍，乘坐巴士從機場到市區的旅行者幾乎看不到任何建築師手藝的痕跡。這裡有秀麗迷人（即使有點單調）的汽車公園大道——沿著其他乾線公路，是一連串公路城鎮上刺眼的東西（修車廠、汽車旅館、加油站、廣告牌、二手車市場、廢品收購站以及更多的廣告牌），相比之下，它們使得汽車公園大道看上去就像是逃避現實者們的世外桃源。
真實的情形或許並不是這樣：這裡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正在進行一場空前的實驗。它讓數量驚人的人民變得富足（用從前人們所知道的任何標準衡量，都算得上富足），他們以前完全不熟悉藝術，跟藝術格格不入，甚至鄙視藝術。這些數量龐大的民眾，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市場，讓你可以把他們能夠理解和享受的技藝和娛樂賣給他們。把他們跟其他國家文學藝術的熱愛者和研究者相比較，是非常不公平的。他們不是精英，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人。我們可以說：這是新事物，此前從未有過跟它相像的任何東西。
那些願意看到美國成為希臘而不是迦太基的人，擺在他們面前的工作，就是要發展出這樣的娛樂媒介和裝備：它們不僅要滿足這些人眼下的需求，而且還要滿足他們更高的品味，並在他們準備好了接受更有價值的精神食糧的時候，使這些東西就近在手邊。這個問題，既是個經濟問題，也是個美學問題。它是否能得以解決，誰也說不準。但現如今，盡管很多文人灰心喪氣，可世界上很多最優秀的作品依然是在美國完成的；外國學術機構的貧困使得美國的大學不僅僅是學術道路上的追隨者，而且還是領頭人（不管它們自己願意不願意），吸引了來自各個大陸的學生；而且，不管願不願意，對世界文化環境負責的重擔沉重地落在了美國的肩上，在一個這樣的時代，著眼於我們所產生的音樂愛好者的大軍，對我們是有利的。因為，如果這就是有利的經濟條件給一門偉大的藝術所帶來的東西的話，那麽，奇跡也有可能在別的方面實現，而且事實將證明，全美文化不是優秀藝術的敵人，而是它的溫床。
4
然而，還有一個問題要問。
前些日子，在翻閱我的一些舊稿的時候，我偶然翻到了我曾經發表的一篇畢業典禮演說。它的標題是“在一個理解的時代”，在這篇演說中，我說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很多人正在體會“一種末世感，一種大難臨頭的感覺”。當我重讀這篇演說稿的時候，我當時說過的很多話，在我看來，很契合20世紀中葉的氛圍。但手稿上的日期是1938年6月——不僅在原子彈和冷戰之前，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比這還早很多，打從很久之前起，很多美國人的頭腦裡時不時地有一種焦慮不安的緊張感，常常還結合了一種挫折感，一種這樣的感覺：一些強大的、難以駕馭的力量可能正在把你帶向“即將來臨的災難”，對此，你無計可施。一般而言，你可能把這種精神狀態歸咎於一個人在情感上很難調整自己，以適應格雷厄姆·沃拉斯所謂的“大社會”中的生活——這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堪薩斯州的一位農民或雪域的一位藥材商的命運，可能被紐約股市的一次崩盤、華盛頓政府的一個決定或朝鮮的一次入侵所決定。不過，在更特殊的意義上，是1914～1918年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它證實了薩拉熱窩——薩拉熱窩在什麽地方，是個啥玩意兒？——所發生的某件事情能夠把美國人的生活徹底攪個底朝天；接下來是大蕭條，它擊中那些認為個人的勤奮和努力不會沒有回報的男男女女的心窩；然後是希特勒主義的進軍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讓年輕人在很多他們此前從未聽說過的地方卷入了致命的戰鬥；再是另一個遙遠卻難以平息的威脅——蘇聯——的出現，以及對新的世界大戰隨時可能爆發的憂懼，加上原子彈所帶來的恐怖。在後來所有那些年裡，政府的緊急管制措施中始終牽涉到一些不確定的因素，比如征兵，在20世紀中葉的很多美國年輕人看來，義務征兵簡直就是對自由意志觀念的無情嘲諷。
或許，每個人都曾在某個時候有過這種無助感，就像一架轟鳴著穿過雲霧的班機上一個被安全帶綁縛在座位上的乘客，對大事完全不能掌控。商人在為來年編制預算，或者在簽訂一份長期合同；年輕戀人在計劃結婚；大學生在琢磨是不是繼續上法學院——他們很可能全都覺得：自己所做出的任何決定，都帶有一個含蓄的附加條款：“除非所有可怕的爆炸物都被拆除了。”任何一個人，只要他提出下面這個論點（就像我在本書中所做的那樣）——在過去半個世紀裡，我們已經在整體上使得美國成為一個更適合生活的地方，他幾乎都能聽到一句憤怒的回應：“你怎麽能說這樣的話？在這段時期裡，我們所成功地做到的一切，只不過是從一個確信的時代，走向了一個永遠緊急的時代。”對世事難料的恐懼，影響了我們所有人的生活——這一情形最嚴重的，莫過於最近幾年。
在1938年那篇畢業典禮演說中，我曾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恐慌以及在恐慌中產生的非理性觀點的時代，在這段時期，人們總是在尋找替罪羊，以便有目標發泄他們對那些無形力量的怒火，正是這些無形的力量，使他們身陷於危險之中。自從蘇聯政府的意圖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變得越來越清楚之後——即大約1946或1947年——這樣的事情也在發生。我們在尋找美國的替罪羊，好把我們目前的困境歸咎到他們的頭上，找出他們，懲罰他們，可能會讓我們再次覺得安全。這種尋找是如此恐慌，如此非理性，如此持久，猜疑和恐懼又是如此普遍，以至於激起了人們這樣的想法：美國人在20世紀中葉這些年面對著一個讓人不安的問題，即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們是否能繼續維護自由——那曾是他們最有價值的遺產。這不僅僅是此時此刻的問題。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與有組織的共產主義之間的競爭將有可能持續10年、20年，甚或30年，不管這場競爭的烈焰是否會點燃一場全面戰爭。有些人說，大多數眼下健在的美國人，可能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這場競爭持續他們的余生。那將意味著持續不斷的緊張、焦慮、不確定，以及持續不斷的對這種緊張作出非理性反應的危險。
我們對替罪羊的搜尋，在近些年裡所表現出來的特殊形式，首先要歸因於美國共產黨獨特的歷史和特性。在大蕭條那些年裡，有一些很優秀的、有公益精神的男人和女人接受了美國共產黨，在他們看來，它只不過是一個致力於激進行動以解決當時困擾國家的一些問題的組織。就算它跟蘇聯有什麽聯系，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也不會對此感到太大的不安，因為在他們看來，那個時候的蘇聯幾乎是一個可以找到治療蕭條的靈丹妙藥的地方；除此之外，在20世紀30年代晚期——直至1939年8月——蘇聯政府一直在跟民主國家攜手合作，反對希特勒。就算美國共產黨是一個秘密組織，就算它的成員總是卷入持續不斷的欺騙，他們也只不過是把這些當作一個從事無情戰鬥的團體所必不可少的東西，而天真地接受了。它的信徒並不算多，但他們當中很多人處在戰略性的位置上：他們大多是知識分子，能夠躋身政府部門或一些“前線”組織中的有影響力的位置，還有一些能夠控制工會的勞工領袖。
正如我1940年在《大撕裂時代》一書中所寫的那樣：“事實上，很多年輕的反叛者之所以信奉共產主義——或者至少是跟它打情罵俏——是因為他們把它看作是幻滅之路上的終點站。首先，你看到了現行秩序運轉得並不好；接下來，你進而想到了改革……並認定，折中的辦法不足以挽救美國；然後，你便抱有了這樣的觀念：除了革命別無他法；而且，在這段旅程的終點，端坐著卡爾·馬克思，要求你付出絕對的忠誠，有共產黨在發誓要徹底掃除美國生活中一切可恨的東西。找到路的終點是多麽受歡迎的事，把你所討厭的每件事情都歸咎於資本主義是多麽容易的事情！”
由於美國的外交政策並沒有阻止蘇聯勢力的坐大，也沒有阻止中國共產黨人打敗蔣介石政府，因此，很多生性多疑的人的頭腦裡不由得產生了疑問：他們所懷疑的那些共產黨人，是否應該對美國不安全的困境負責，對他們所有人都生活於其中的這種不確定狀態負責？由於大多數共產主義信徒都是激進分子，而且，他們成功地滲透進了激進的或自由主義的組織，因此，在一些缺乏鑒別力的頭腦裡，猜疑采取了另外的形式：任何一個人，只要他抱有任何在他的左鄰右舍看來特別古怪的觀點，他都可能是一個共產黨人，或者有點像共產黨人。由於這些猜疑十分普遍，因此讓那些狂熱分子以及一些野心勃勃的政客有了放手大乾的機會，給很多正派而有良心的公民打上叛國者的烙印，並因此給他們留下此生可能再也洗刷不掉的汙名。
美國共產黨領導人（紐約，1948年）
它事實上比這走得還要遠。因為，各個不同的國會委員會的調查，政府的“忠誠調查”，阿爾傑·希斯的奇怪戲劇，麥卡錫參議員的爆發，由《紅色頻道》（Red Channels）的發表所帶來的對娛樂界的恐怖壓製，以及對很多學校教師的指控，這一系列行動所帶來的結果是：很多富有創造力的有用之士都被嚇得神經緊張，俯首帖耳。如果是一位講授經濟理論的大學老師，在授課過程中觸及到了他應該就某些方面做出解釋的觀點，而在這些方面，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判斷恰好是對的，他都會不由自主地慌亂起來，擔心是不是有某個神經過敏的學生會向當局報告：他在講授馬克思主義？如果是個小學教師，她甚至都不會提到蘇聯，在教師家長聯誼會上該以什麽樣的話開頭也讓她頗為躊躇。如果一個商人從郵件裡得到了要求給歐洲難民籌款的請求，他會忐忑不安地看著信箋的抬頭，琢磨著它是否代表了某個他不願意卷入其中的團體。如果一位政治家為競選市議員而發動了要求改善住房條件的活動，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對手們大概會把他的提議稱作“共產主義的”，或者至少是“左翼的”——這是一個內涵廣泛的術語，幾乎可以用之於任何東西，卻有著含糊的罵人的意思，可能讓他丟掉成千上萬的選票。在美國生活的很多方面，富有冒險精神的、建設性的思考被憂懼所窒息。
麥卡錫參議院在接受采訪
  在這種焦慮不安地搜尋替罪羊的背後，是生活在一個不安定時代的緊張狀態下所產生的挫折感，這一點，在1951年春天麥克阿瑟將軍的撤職所引發的騷動期間表現得十分明顯。因為，關於這場大爭論，最驚人的事情多半不是演說和反演說，也不是國會聯合委員會那些沒完沒了的會議，而是那些原本就不喜歡麥克阿瑟將軍的報紙編輯和電台評論員們所收到的雪片般飛來的惡毒信件。幾乎就像是接通了某個毒藥的源泉。要知道，當時，一般意義上的國際事務和特殊意義上的朝鮮戰爭，讓多少人緊張得忍無可忍：在一場憤怒的爆發中，他們不得不扔點什麽東西在某個人的身上。這種深仇大恨的直率表達是短暫的，當博比·湯姆遜擊出他的本壘打的時候，當整個社會再一次成為“巨人”隊和“道奇”隊的球迷的時候，你會再一次認出你所熟悉的美國民眾良好的幽默感。然而，基本問題依然是：在一個必須無限期地在國外擔負起沉重而不確定的責任，同時其武裝力量毫不松懈的國家，我們如何能夠維持互相之間的信任，並維護生氣蓬勃的思想自由和表達自由？
  我們天生就是一個樂觀自信的民族，但是，此前我們從未承受過我們今天所感覺到的那種沒完沒了的緊張，我們的耐性、幽默感和勇氣，正在經受嚴格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