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改變1 看來，拯救美國的工作，好像要落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欣然伸出的雙手上。 1932年6月初，共和黨人在保守派的全面控制之下召開了一次沉悶的全國大會，起草了一份枯燥而冗長的政綱，提名赫伯特·胡佛競選連任，因為他們只能這麽做。 詹姆斯·法利 當民主黨人跑到芝加哥去開他們的全國大會的時候——此時，由於當地的一次金融恐慌，芝加哥依然在搖晃，在這場恐慌中，將近40家銀行倒閉，道斯的銀行遭受了重創——羅斯福在競爭民主黨提名的道路上已經遙遙領先。因為他的助手們做了大量艱苦而有效的工作。詹姆斯·法利——牛高馬大，和藹可親，精力充沛，對友誼和關照的政治十分精通——正奔走於全國各地，伸出熱情的雙手，把他令人難以置信的大規模生產私人通信的能力發揮到了極致。有時候，他同時召來6位速記員，連續8個小時用綠色墨水簽署信件；夜裡，在沒人打擾的時候，他能夠以每小時將近2，000封的速度簽署信件。法利指揮著羅斯福的野戰部隊，而他的總參謀長則是路易斯·麥克亨利·豪，一個略顯憔悴的病人，兩眼突出，衣冠不整，他崇拜羅斯福，活著就是要促進他的事業。他呆在紐約麥迪遜大道上一間破陋不堪的辦公室裡，坐在一張亂糟糟地堆滿報紙和小冊子的辦公桌前，或者，當他的慢性哮喘把他折磨得筋疲力盡的時候，便躺在一張老式躺椅上，豪就這樣研究政治地圖，給法利提供明智的建議。法利寫道：“路易斯會以他最喜歡的姿勢坐在我的前面，他的雙肘擱在膝蓋上，雙手托著臉，這樣一來，實際上他的面部除了眼睛之外什麽也看不到。”豪是一位大師級的政治戰略家，是他琢磨出了整個競選計劃。 當這些人在為羅斯福聚集人氣的同時，另一些人則在為他搜集主意。1932年3月——林德伯格的兒子遭綁架和克魯格自殺的那個月——羅斯福的朋友和顧問塞繆爾·I.羅森曼向他建議，找一幫大學教授幫他規劃競選活動沒準是個好主意；而且，當羅斯福微笑著表示同意的時候，他便邀請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雷蒙德·莫利教授共進晚餐，觥籌交錯之間，便把事情給敲定了。幾個月來，莫利一直在圍繞紐約州的不同問題與羅斯福一起工作，並因此成了新招募的高級官員和一群顧問的非正式主席，這群顧問，除莫利和羅森曼之外，還包括：雷克斯福德·蓋伊·特格韋爾和阿道夫·A.伯利（兩人都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巴茲爾·奧康納（羅斯福的律師合夥人）。起初，羅斯福把這個群體稱作他的“私人委員會”；6月，《紐約時報》的詹姆斯·基蘭把它命名為“智囊團”（brains trust）；普通公眾很快接受了這個名字，但不可避免地把笨拙的複數改成了單數，隻說“brain trust”。智囊團的成員會去奧爾巴尼，與羅斯福州長一起吃個飯，興奮地交談幾個小時，然後回到紐約，為候選人研究並報告國家問題，撰寫備忘錄，起草演說稿。 不過，起初，羅斯福在使用這些材料、或對任何事情采取明確立場的時候，他都非常謹慎。他英俊，友好，而富有魅力；他的微笑很有吸引力，他的聲音令人愉快，而在這方面，胡佛卻非常缺乏。羅斯福不僅有作為紐約州州長的政治經驗和行政管理經驗，而且，作為海軍部的前助理部長，他熟悉華盛頓。有法利和豪的鼎力相助，有一幫因為他在政治上的“可利用性”而聚集在他身邊的黨大會代表，從表面上看，為了贏得提名——選舉也是一樣——他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發揮他的魅力，只需看著保守派，就足以把那些已經厭惡胡佛的共和黨人的選票收入囊中；只需看著激進派，就足以防止這些桀驁不馴的反叛者轉變成跟自己作對的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於是他說：“國家需要大膽而持續的實驗。”但是，就他的演說而言，他所從事的主要是那種變色龍搞的實驗。他對待塞繆爾·西伯利所揭露出來的坦慕尼派的貪汙腐敗是如此溫和，他在表達經濟觀念的時候是如此沒有把握，以至於沃爾特·李普曼不得不警告那些把羅斯福視為一個勇敢的進步主義者和“邪惡勢力之敵”的西部民主黨人：他們並不了解這個人。 作為紐約州州長的羅斯福在為選舉造勢 李普曼寫道：“富蘭克林·D.羅斯福是個和藹可親的人，內心裡有很多慈善的衝動，但他不是任何東西的危險敵人。他太熱衷於討好別人……富蘭克林·D.羅斯福不是十字軍戰士。他不是人民的護民官。他不是既定特權的敵人。他是一個令人愉快的人，他非常想當總統，卻沒有勝任這一職位所需要的任何重要資質。”在候選人提名的第一次投票中——地點在芝加哥體育館，那是在冗長的提名演說之後所舉行的一次悶熱難耐的通宵會議上——羅斯福已經獲得了多數代表的支持。如今只剩下兩個障礙，首先是那個古老的規則，獲得提名需要三分之二多數票；其次是，德克薩斯州約翰·南斯·加納或羅斯福從前的師朋阿爾·史密斯的阻力可能是牢不可破的。隨著夜晚將逝，曙光初露，接下來的兩次投票沒有什麽重大變化。7月1日上午9點15分，代表們——正如沃爾特·李普曼所說的那樣：“被演說、樂隊、糟糕的空氣、汗水、無眠和軟性飲料給弄得失去了知覺。”——踉踉蹌蹌地走出了芝加哥體育館，走進陽光裡，什麽決定也沒有作出。 在這個筋疲力盡的不眠之夜，似乎只有休伊·朗——路易斯安那州的“王魚”——沒有焉頭耷腦：海伍德·布龍看到他衝下過道，去安慰一位搖搖晃晃的代表，停下來向一位金發碧眼的速記員打招呼：“還好嗎，寶貝？”然後繼續精力充沛地回到他的政治使命上。當法利回到路易斯·豪的房間裡去報告的時候，他發現，豪正躺在地板上，穿著襯衫，頭枕著枕頭，兩台電扇對著他吹；法利伸開四肢，在他旁邊的地毯上四仰八叉地躺了下來，跟他商談眼下的策略。兩個人決定，法利去找德克薩斯州的薩姆·雷伯恩，看看德克薩斯代表團是否能夠被說服，放棄加納，支持羅斯福，作為回報，加納將獲得副總統候選人提名。隨後，法利緩慢而費力地來到帕特·哈裡森的房間，尋找雷伯恩，當他發現雷伯恩還沒有到的時候，法利便一屁股坐了下來，打算守株待兔，沒過一會兒，他便在椅子裡呼嚕呼嚕打起鼾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政治家們作出了他們至關重要的選擇。 但很快，一切都結束了。雷伯恩來到了哈裡森的房間。他沒有明確表態，但他說：“我們將會看看能做點啥”；法利感覺到，勝利就在前頭。那天下午，加納從華盛頓打來了電話，建議本黨領袖放過他們的代表團。（在這次放棄中，赫斯特——他一直支持加納——扮演了何種角色尚不能確定。）當那天夜裡，代表們再一次集合開會的時候，反對派陣線被打破了。在那天夜裡的第一輪投票（第四次提名投票）中，羅斯福贏得了提名。加納因此得到了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羅斯福在發表演說 頗有戲劇性的是，羅斯福拒絕等待幾周的時間再搞宣布提名的儀式。他把傳統扔到了腦後，租用了一架飛機，飛到芝加哥，立即發表了接受提名的演說，並在演說中允諾一次“新政”。（這是這個短語首次公開露面。莫利在6周之前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用到了它——他多半想到了斯圖亞特·蔡斯的書《新政》 就其本身而言，這篇接受提名演說的緣起就是一折小戲。幾個禮拜以來，羅斯福和他的智囊團一直在從事這篇演說的起草工作。在飛機上，羅斯福做了幾處最後的修訂。但在芝加哥機場，去接他的路易斯·豪把另一份稿子塞到了他的手裡。在芝加哥，有人把一份由莫利起草的智囊團的那份稿子給豪看了，他不喜歡這份稿子，便自己動手寫了一個修訂版：他眼下交給羅斯福的正是這個版本。當羅斯福乘車穿過歡呼的人群駛向體育館的時候，他沒有機會比較這兩份文件；直到他站在了講台上，面對民主黨全國大會，他才可以把它們並排放在一起。在人們歡聲雷動的時候，他匆匆把兩份稿子掃了一遍。接下來，他開始發表演說。他的演講稿，開頭部分是豪那份稿子的第一頁，余下的都是智囊團的那份稿子。 演說中沒什麽大膽之處，至少沒有羅斯福飛過來發表演說那麽大膽。埃爾默·戴維斯寫道：“顯然，他注意到了有人指控他騎牆觀望，他允諾要讓自己的立場變得更清楚；他確實做到了——他清楚表明了他對民主黨以5比1的投票所采納的禁酒政策的立場（即要求廢除禁酒令）。至於政綱中的其他部分，他不能跟自己的一般原則中的任何一條作對；你們也很少能做到。但它們意味著什麽（如果有什麽意義的話），恐怕只有羅斯福和他的上帝知道。” 在這篇演說中，有很多段落預示了他後來在總統任期內所采取的一些強有力的措施，但它們在措辭上是含糊的。只有一個地方——在這裡，他建議把失業者的力量投入到自然資源保護工作中——他似乎已經有了一項真正新奇的計劃（這就是CCC的雛形）。他所支持的某些觀念，他後來將會拋棄，因為正如他所說的：政府“付出的代價太大了”，而且，聯邦政府應該樹立償付能力的榜樣。他“百分之百”地接受民主黨的新政綱：那是一份特殊的文獻，盡管它要求進行像羅斯福後來推動國會通過的那些金融改革，還要求“控制農產品過剩”，但總的來說，它代表了一種老式的自由主義——回歸企業單位小巧而簡單、政府單位適度而節儉的時代——並且，毫無疑問，沒有表現出任何要極大擴張聯邦政府權力的意向。 在1932年的那個夏天，事情發展得很快，想法在沸騰翻滾，意見莫衷一是。民主黨候選人很精明：腳踩兩隻船比一條道走到黑、談論公正比踐行公正可損失的東西更少。 2 沸騰的不僅僅是想法，面對苦難，國民正在失去耐心。那些絕望的人，有一種造反的本能，這種本能正在很多受大蕭條衝擊的國家的激進黨中間膨脹，正暴風驟雨般地聚集在德國希特勒的身後，它同樣也在美國發揮作用。它決不是統一的，迄今為止它很少是組織化的，僅僅在個別的地方，它才呈現出了習慣上屬於歐洲的共產主義形態。它發展得很慢——部分是因為美國人對繁榮早已習以為常，他們期待著繁榮會自動地回來；部分是因為，當工作崗位逐漸減少的時候，那些依然受雇的人嚇得夠嗆，以至於不敢造反，僅僅想抓住他們已經擁有的東西，等待並希望著。（造反通常不會發生在崩潰期間，而是發生在之後。）很多地方出現了騷亂和反饑餓遊行，但總體上，從各方面看來，整個國家的井然有序是引人注目的。然而，別指望人們永遠安靜地坐在那裡，期待著他們一竅不通的經濟體系自己恢復正常。不滿的情緒正在很多地方騷動，采取了多種形式，到處都在劇烈地突破社會那井然有序的表面。 在1932年夏天，華盛頓市目睹了不滿情緒騷動的一個令人興奮的例子——對於如何處理此類事件，也是一個蔚為壯觀的反面例證。 整個6月份，數千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老兵川流不息地進入華盛頓，他們來自全國各地，有的乘篷車，有的坐卡車。這些退伍老兵想讓政府現在就把“調整後的補償金”支付給他們，對於這筆補償金，國會已經投票決定，要到1945年支付。他們在市郊的阿納卡斯蒂亞平地上建起了營地——那是一個棚屋區，一種大規模的“胡佛村”——他們還佔據了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的一塊空地，那裡有一些廢棄的建築物，剛好就在國會大廈的下面。越來越多的退伍老兵三三兩兩地來到華盛頓，直至總人數達到了15，000～20，000之間。 “補償金大軍”的營地 在這樣龐大的人群當中，不可避免地有形形色色的人。胡佛政府後來指控，其中很多人有犯罪記錄，或者是共產主義者。但毫無疑問，他們當中絕大多數是貨真價實的退伍老兵。盡管確實有一個共產主義小團體，但其余的人都對他們抱著敵意的態度。總體上，這支“補償金遠征軍”是由普普通通的倒霉的美國人組成的。他們至少在表面上是遵守軍事紀律的，總體上行為端正。很多人帶來了他們的老婆孩子，隨著時間的流逝，阿納卡斯蒂亞營地呈現出了一種半軍事、半家庭的氛圍，家裡洗的衣物一排排地掛在簡陋棚屋的外面，演藝人員在這裡即興表演歌舞秀。 華盛頓的警察局長佩勒姆·D.格拉斯福特將軍明顯把這些入侵者視為公民，他們有權請求政府補救他們所受到的委屈。他幫助他們搞到營地的裝備，總是充分體諒地對待他們。但對有些華盛頓人來說，他們的出現是一種不祥之兆。幾天來，一群退伍兵——領頭的那個人戴著一個鐵頸箍和一個下巴底下有吊帶的頭盔，以支撐斷背——在國會大廈外示威抗議，期間，國會正在評估補償金議案；夜裡，當這部議案付諸投票的時候，國會大廈門前的大廣場上擠滿了退伍老兵。參議院否決了議案。退伍老兵們會有什麽反應呢？有人透過參議院側翼燈火通明的窗戶朝外看，他們緊張得屏住了呼吸，不知道那成千上萬衣衫襤褸的退伍老兵們會不會衝進國會大廈。但是，當他們的領頭人宣布這個消息的時候，一支樂隊便開始演奏《美利堅》，人們安靜地散去。到目前為止，情況還算不錯。 他們當中的有些人在接下來的幾天裡離開了華盛頓，但有好幾千人留了下來，絕望而倔強地留了下來。（他們還有什麽地方可去呢？）官方變得越來越不安。白宮被置於警衛的保護之下，它大門緊閉，用鐵鏈給鎖上了，白宮周圍的街道被清理，就好像身居白宮者不敢面對國家最倒霉的公民當中所爆發的動蕩。當局決定，要把這些退伍老兵從國會大廈下面的廢棄建築物中清理出去（好給政府建築計劃讓路）；1932年7月28日早晨，格拉斯福特將軍被告知：疏散必須立即進行。他著手執行這項任務。 疏散平靜地開始了，但在中午的時候，有人扔了一塊磚，於是，退伍兵與警察之間便出現了一場混戰，不過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兩個小時之後，出現了更嚴重的麻煩：一個警察面對朝他扔石頭的退伍兵，拔出了他的手槍；沒等格拉斯福特來得及製止警察射擊，就有兩個退伍兵被打死了。就連這場戰鬥也平息下去了。格拉斯福特所希望的一切，就是盡快和平地完成疏散工作，避免不必要的冒犯。但他的希望落空了。 “補償金大軍”與華盛頓警察發生衝突 這天的早些時候，他告訴特區專員們：要想迅速完成疏散工作，就需要軍隊。這句話被不必要地解釋為請求軍事援助，而其實格拉斯福特根本就不想要軍隊支援。胡佛總統命令美國陸軍派兵救援。 那個悶熱下午的晚些時候，沿著賓夕法尼亞大道，走來了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隊伍——4個騎兵連，4個步兵連，1個炮兵連，以及幾輛坦克。當他們接近爭執地區的時候，迎接他們的是一片歡呼，來自靜坐街頭的退伍老兵，來自聚集起來的龐大人群。接下來，突然出現了混亂：騎兵策馬衝進人群，步兵扔出催淚彈，女人和孩子被踐踏，被催淚瓦斯所窒息；一群看熱鬧的旁觀者（約3，000多人）聚集在路對面的一塊空地上，在騎兵的追趕下，這些人四散奔逃，瘋狂、混亂地跑過高低不平的地面，跌倒在地的人尖聲高叫。 軍隊繼續緩慢地前進，一視同仁地驅散他們面前的退伍老兵和下班回家的政府雇員。當他們到達阿納卡斯蒂亞大橋的另一端的時候，遇到了一群旁觀者噓他們，“前進”慢了下來，他們扔出了更多的催淚彈。他們開始焚燒阿納卡斯蒂亞營地的棚屋——退伍老兵們自己動手幫助他們完成這項任務。那條夜裡，華盛頓的上空火光衝天。甚至在午夜之後，軍隊依然在前進的途中，步槍上了刺刀，手裡拿著催淚彈，把他們前面的人趕進了阿納卡斯蒂亞的大街小巷。 補償金遠征軍被驅散了，他們將融入那支規模更加龐大的無家可歸者的大軍，漂泊四方，去追尋不斷遠去的好運。美國陸軍“成功地”完成了他們的行動，沒有殺死任何人——盡管受傷者的名單很長。事情結束了。但它把苦味留在了口中。在華盛頓拔出的刺刀，為的是趕走那些無依無靠的人——難道這就是美國政治家奉獻給饑民們的最好的東西麽？ 3 農民是帶有反叛傾向的，這不足為奇。因為，美國農業的總收入已經從1929年的將近120億美元——當時，它已經承受了多年的出口銷售的減少——下降到了1932年的52.5億美元。與此同時，大多數製造企業隻把它們的價格稍稍降了一點，並以放緩生產來應對放緩的需求，而農民卻沒法這麽乾，價格跌到了最低點。那些發現自己根本沒辦法收回生產成本的人，你就別指望他們達觀地看待此事。憤怒的愛荷華人被裡諾組織了起來，成立了一個“農民假日協會”，拒絕把糧食拿到蘇城去賣，為期30天，或者“直到能收回生產成本”。他們用釘滿了大釘子的電線杆和圓木封鎖了大路，攔截裝運牛奶的卡車，把牛奶倒進路邊的溝中。一個上了年紀、胡子已白的愛荷華農民對瑪麗·希頓·沃爾斯說：“他們說封鎖公路是非法的。我說：‘叫我看呐，當年波士頓的那個茶黨也是非法的。’” 其他一些地方的農民則采取了顯而易見的直接手段，以阻止拍賣喪失贖回權的抵押品的浪潮。一直以來，大草原地區有大量的農民不僅以他們的財產抵押了沉重的貸款，而且因為購買農業機械或為了應付跌價年月的緊急需要而債台高築；當他們的玉米和小麥甚至都不能給他們當中最勤勉的人帶來足夠的現金收入以償還其債務時，他們便對破產法律失去了耐心。如果一個人看到他的一位鄰居——從前是一個成功的農民，一個家境殷實、勤奮刻苦的公民——走出破產仲裁人的辦公室，被剝奪得一乾二淨，只剩下幾匹老馬、一架馬車、幾隻豬狗和幾件家具，他很可能會怒火中燒。這些農民會走向下一個抵押品拍賣場，趕走潛在的競買人，裡三層外三層把拍賣人給團團圍住，出價競標，馬25美分一匹，母牛10美分，肥豬5美分——第二天早晨便把他們買來的東西物歸原主。 在一個安靜的縣城裡，會出現這樣的傳單：“農民們、工人們！請幫助你們的鄰居，不要讓他們的財產被人剝奪。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過去三年半以來，我們一直在等待我們的老爺們——他們對眼下的情形負有責任——找出一條路來……本周星期五，××的財產將在法院被強行拍賣……農民委員會號召舉行一場大規模抗議集會，以阻止上述拍賣。”周五，人們把卡車開到了法院，成百上千的人擠滿了縣治安官官署外面的走廊，與此同時，他們的領頭人提出要求：不要舉行拍賣。 農民們組織起來，抵製拍賣喪失贖回權的抵押品（愛荷華州） 他們威脅處理破產案的法官，在一宗破產案中，一群人把法官從審判室中拖了出來，將他暴打一頓，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吊了起來，直到他昏死過去——所有這一切，全都是因為他在執行法律。 這些農民並不是革命者。正相反，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習慣上都是些保守的人。他們只不過是在憤怒中回擊那些使他們陷入目前困境的非人格化力量。 1932年整個夏秋兩季——在此期間，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洛杉磯隆重舉行；人們聚集在緬因州新罕布什爾州的開闊地上，以親眼目睹壯觀的日全食；紐約市市長吉米·沃克因為瀆職而在羅斯福州長面前受審，他辭去了市長之職，請求暫時把自己放逐到法國南部去；關於裸體營在各地紛紛建立的謠傳，就足以讓各路記者蜂擁而出；羅斯福展開了競選活動，迎戰胡佛——整個夏秋兩季，各種打敗大蕭條的想法、計劃和觀念的發酵有增無減。 在7月和8月，實物交易計劃在俄亥俄州的代頓和耶洛斯普林斯付諸實施，很快就在各個不同的社區開張了：那些被剝奪財產的人紛紛組織起來，集中他們各自不同的才能，互相給對方帶來好處——沒想到，在這一英勇努力付諸實施幾個月，甚至幾年之後，他們發現，“互相交換”和試圖在現有體系內建立起一個小的生產體系的努力，充其量只不過是權宜之計。那些現金幾乎消失不見的城鎮，采用了憑證式貨幣——發行一種當地貨幣，在本地的商店流通。休伊·朗——他在1月份作為參議員到達華盛頓，因為穿一身淡紫色睡衣接受記者采訪，從而讓新聞界的紳士們目瞪口呆——在3月份的時候提出了一項“分享財富”計劃；盡管休伊·朗如今在羅斯福的樂隊花車上佔據了一個頗為招搖的位置，但他沒有忘記自己的口號，將它付諸實施的時機已經成熟。庫格林神父龐大的收音機聽眾聽到他嚴厲指責紐約的金融家和胡佛政府，把摩根、梅隆、邁耶和米爾斯稱作“四害”；這位電台牧師正準備公開支持對貨幣重新估值。 雜志編輯們被解釋如何終結大蕭條的稿子給淹沒了——這些來稿建議為公用工程項目發行巨額債券，建議通貨膨脹，推薦五花八門的權宜之計，有的合理，有的荒謬，它們包括：其價值將會下跌的“熱錢”；道格拉斯信用計劃；其他一些複雜的銀行和信用體系的改進；一般減債計劃；縮短勞動時間以消化失業者的“工作分享”計劃；建議政府沒收工業企業、自己來運作。共產主義引人注目地獲得了新的兵力補充，他們既有失業工人，也有城市知識分子：埃德蒙·威爾遜、約翰·多斯·帕索斯、馬爾科姆·考利、V.F.卡爾弗特、西奧多·德萊塞，還有其他一些正在為馬克思而戰的有才華的作家，以及成打成打的正在埋頭寫無產階級小說的年輕小說家。 酵母在緩慢地發揮作用，隨著冬天的到來，它突然產生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意義重大的現象：對專家治國論的狂熱興趣。 4 對於這場狂熱，最感到一頭霧水、不知所措的，大概莫過於專家治國論之父霍華德·斯科特了。斯科特是一個古怪、自負而隨便的年輕人，他聲稱自己在工程學上有過一段重要的職業經歷，而且確實管理過一家從事油漆和地板蠟的小公司。許多年來，他一直出沒於格林威治村的地下酒吧和餐館，喜歡強拉人說話，解釋他古怪的經濟理論——而且他發現，很難找到願意傾聽的人。但是，當大蕭條把正統的經濟學打得丟盔卸甲的時候，非正統的觀念便開始看上去不那麽瘋狂了。斯科特得到了足夠多的支持，能夠湊起一幫失業的建築師，給哥倫比亞大學搞一個“北美能源調查”的項目；接下來，《活時代》（Living Age）雜志發表了一篇關於專家治國論的文章；再接下來，突然之間——1932年12月——這玩意兒遍地開花：報紙，雜志，布道詞，廣播劇中的插科打諢，街頭巷尾的閑談。驚愕莫名的斯科特——就在不久之前，當一份報紙給了專家治國論寥寥數行的時候，讓他喜出望外——如今被記者們緊追不舍，這些人時刻準備著記下他的片言隻語。 霍華德·斯科特 斯科特的理論——部分是從凡勃倫和索迪的著作發展而來的——有一個很堅實的理性基礎。他認為，對我們的經濟體系來說，步履踉蹌和步伐放慢並不是必然的；我們在科學技術上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以及機器動力的巨大潛能，為空前的繁榮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只要我們能夠防止我們的貨幣和信用安排產生干擾作用。斯科特認為，這一體系的問題就在於：原本應該讓我們能夠享受繁榮富足的那些發明和改進，非但沒有做到這一點，反而增加債務負擔，使得經濟機器停轉。 在這一點上，論證變得更困難。斯科特認為，出錯的是價格體系。我們所需要的是建立在能源基礎上的價格體系——以爾格或焦耳之類的東西作單位。能夠把這樣一套體系付諸實施並操作其運轉的人，是技術專家——科學家和工程師。 試著讓一套新的價格體系運轉起來，似乎是一項十分冒險的行動——不妨想想，在每天的交易中，必不可少的交換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即使斯科特和他的弟子們能夠解釋該如何導致這一非常困難的交換。（事實上沒有任何現成的恰當解釋。）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對這個建議感到吃驚。對於把重大的社會決定交到科學專家的手裡，從事實際工作的人也一笑置之。另外一些批評專家治國論的人則指出：斯科特關於新技術（比如光電管）的巨大潛能所說的那些話，充其量只能說是樂觀的預言。還有一些人，則被專家治國論者們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所使用的深奧難懂的語言和複雜的數學公式給激怒了，當斯科特本人為出版物寫稿的時候，他是這樣說專家治國論的：“它的方法是物理科學人為綜合的結果，符合全功能序列之社會現象的決定。”他把科學定義為：“最大可能之決定的方法論。” 可是，專家治國論的理念，剛好適合美國人眼下的心態。它提供了一個答案，可以解答無處不在的當代之謎。這個答案是新的。它看上去似乎是科學的，因此在一個把科學尊為進步之源的國家頗受歡迎。作為一種新時尚，它就像環球飛行或《阿莫斯與安迪》一樣讓人開心。正是因為它深奧難懂，它遠離實際問題和可理解陳述的世界，賦予它一種神秘的誘惑力，對一個正在尋找複興魔法鑰匙的民族來說，這樣的誘惑力是不可抗拒的，因為有些東西既可以帶來繁榮，又可以充當宗教。專家治國論也是滿懷希望地朝前看，就好像它所展望的是一個可能富裕的時代一樣；這一事實，使得它很合乎那些習慣於樂觀的公眾的口味。而且，它的流行，剛好出現在數百萬美國人決心厭棄舊秩序、欣然迎接新秩序的時刻——盡管他們並不知道什麽是新秩序。 在1932年12月和1933年1月，美國以大喊大叫的方式接受了專家治國的觀念。報紙和雜志的專欄塞滿了它；銀行家和出租車司機同樣在辯論它的優點和謬誤；《專家治國論入門》（The ABC of Technocracy）躋身暢銷書的行列，索迪和凡勃倫那些差不多被遺忘的著作突然遭遇了旺盛的需求，幾本關於專家治國論的新書匆忙出爐。當跑碼頭的新聞記者登上一艘進港班輪的時候，他們詢問一位剛剛回國的銀行家或電影明星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如何看待專家治國論？”紐約最大的公寓大樓邀請霍華德·斯科特在聖誕節慶典中扮演聖誕老人，就好像他是一位橫渡英吉利海峽的游泳者或是直達飛行的飛行員似的。斯科特與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們的一次不和，成了轟動一時的頭條新聞。 接下來，人們的興趣很快就消退了。專家治國論太過遠離當時的實際問題，不可能始終留在人們關注的最前沿。該是“新政”出現的時候了，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專家治國論已經過時了——就像對一場差不多被遺忘的蠢行的記憶。 然而，在此期間，它還是提供了一場直觀教學，好讓美國人民做好準備，迎接一位新的彌賽亞，一種新的信條。盡管程度上稍遜一籌，但他們表現出了同樣一種樂於立即行動起來的情緒意願，他們並不知道，那也是德國的很多男男女女所表現出來的，他們其實並不信服希特勒，他們之所以追隨他，是因為他在前進，而且似乎對自己的目的地很有把握，是因為他們再也用不著面對一個毫無希望的未來。 5 可憐的胡佛！ 在6月份的時候，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裁軍建議，希望結束歐洲關於武器限制的長期僵局，這一僵局在不斷加深德國的怨恨——但法國和英國的反對使之化為泡影，不管怎樣，胡佛的這一舉措來得太遲了。他費力地與老是跟自己作對的國會一起工作，熱切地希望能夠平衡預算——隻取得了部分成功。焦慮沉重地壓在他的身上。當他匆匆忙忙離開辦公桌去吃一頓速戰速決的午餐，然後又趕緊返回的時候，他甚至都沒功夫在走廊裡跟白宮團隊的成員說上一句話，而是旁若無人地從他們身邊匆匆走過，臉色凝重，愁眉不展。對於像加納那樣不太合作的民主黨人，他總是怒目而視；白宮的新聞記者發現他猜忌多疑，不願意舉行記者招待會，憤恨新聞媒體對他的攻擊。白宮裡從來沒有哪個人比他更辛苦，也沒見誰像他那樣，付出了如此大的努力，所得到的回報卻是如此之少。 8月，事情看上去似乎有所好轉。補償金大軍——這個可惡的提醒者，時時讓他想起他已經痛苦地意識到的怨恨和悲苦——已經被趕出了華盛頓。更令人欣慰的是，商業指數已經掉頭向上。洛桑會議——它終結了德國賠款——似乎減輕了歐洲的金融壓力。黃金不再逃離美國，事實上，到8月底的時候，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被嚇跑的黃金，有三分之一已經回來了。RFC（複興金融公司）減緩了銀行倒閉的速度。股市再一次顯示出健康的正號。終於，繁榮大概真的已經拐過了街角，縱使胡佛輸掉了這場大選，他還是有可能作為一個目睹美國走過這場危機的人而被載入史冊。 胡佛總統會見救濟組織的官員 然而，戰鬥已經打響，在總統職位的可怕負擔之上，他又不得不增加了起草長篇演說稿的重擔，為的是進行自衛——在林肯藏書室裡，他向速記員口授稿子，修訂打字稿，再匆忙地把它交給印刷工，然後不辭辛勞地與他的顧問們一句接一句地仔細檢查校樣。經濟形勢改善的每一個統計學證據，都要盡最大的可能加以利用；胡佛為抗擊大蕭條所采取的每一項舉措，都必須戲劇化為正在打贏的戰爭中的一場硬仗；他甚至必須為《霍利-斯穆持關稅法》辯護，並警告他的聽眾：如果民主黨的關稅政策被付諸實施的話，“千百座城鎮的街道上會野草叢生，數百萬農場的田地裡將蒿萊遍地”。 有時候，在他周遊全國、發表演說的途中，震耳欲聾的歡呼聲會讓他精神大振——但是，當他的專列停在一個車站上，一群嬉笑嘲弄的示威者聚集在車站對面，把一隻150瓦的電燈泡扔進他的助手中間、發出像炸彈一樣的可怕聲響的時候，會再一次出現敵意的跡象。胡佛是如此接近於徹底地筋疲力盡，以至於在競選活動臨近尾聲的一天夜裡，當他正在穿過鄉村地區去帕羅奧多市投票點的途中，他忘掉了自己在聖保羅的演說中再三重複過的地方，演說當中，自始至終有一個人坐在他的身後，抓住一把椅子的扶手，隨時準備把它推到總統的屁股底下——如果他支撐不住、眼看著就要倒下的話。 羅斯福在周遊全國、鼓吹他的“新政”的時候，氛圍更歡快一些。這位民主黨候選人如今不像從前那麽含糊。因為，他的智囊團（如今擴大了很多，並在紐約羅斯福酒店的一個套房裡安營扎寨）正在緊張地為他完善一項計劃——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系列計劃，有時候，這些計劃即便不是互相衝突的話，也常常跟他那些更保守的顧問們所製訂的計劃相衝突。 滿面春風的羅斯福 羅斯福在承諾金融改革的時候是毫不含糊的，這樣的改革措施包括：管制有價證券和商品交易，管制控股公司，分離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通過要求充分公開關於證券發行的材料從而保護投資者的利益。關於需要競爭性關稅、需要互惠關稅談判，他是毫不含糊的。他要求聯邦政府在哥倫比亞河、田納西河以及其他地方開發電力項目，並以這些項目為“碼尺”，來衡量私營公用事業公司所提供的服務。要求控制農產品過剩，他厘清了後來被稱作AAA（農業調整法）的目標，他建議聯邦政府減輕農民抵押貸款的負擔。他堅持認為，當各州無力擔負救濟重擔的時候，正是這個國家的公民挺身而出，擔負起了積極的責任。在舊金山的共和俱樂部，他發出了一個真正的信號，表明在他擔任總統期間他將采取什麽樣的姿態，當時，他堅持認為，“私營經濟的權力是……一種公共信托。”並且，“任何個人或團體繼續享有這種權力，都必須取決於他們是否履行了這種公共信托責任。”然而，在他那些更保守的顧問們的堅持之下，他也表示支持“明確的預算平衡”，指責胡佛政府鋪張浪費，承諾聯邦政府將采取嚴厲的節約措施。此外，在有人質問的時候，他明確地說，他支持“健全貨幣”——它通常被認為意味著金本位；他說：“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不會把可用黃金支付的有價證券賣給本國國民，如果它知道這些證券中所包含的承諾——是的，這種承諾就是契約——靠不住的話。”不消說，他對廢除“禁酒令”的態度也是毫不含糊的；在這一點上，他的立場是如此明顯地被輿論所動搖，以至於抱積極的態度幾乎沒什麽危險。 那些原先對羅斯福的手腳麻利深感不安的批評者們，如今依然不安。計劃中依然有含糊不清和互相矛盾的地方，例如，聯邦政府如何能承擔這麽多的責任和義務，同時還要減少支出？“健全貨幣”究竟是什麽意思？很難判斷一項包含這麽多潛在矛盾的計劃有什麽真正重要的意義。但是，羅斯福的信心是富有傳染性的，他的微笑是動人的，時間站在他這一邊。在這年夏末的時候，讓胡佛深受鼓舞的經濟上升曲線，正變成一條水平直線，股市在反彈之後已經明顯掉頭向下，艱難時期每持續一個月，對變革的普遍渴望也就變得更加強烈。 大選日到了——那天夜裡，歡樂的喜慶不是在帕羅奧多市，而是在紐約巴爾的摩酒店的民主黨總部，在那裡，羅斯福和法利還有另外一兩個人，在一個隱秘的房間裡聽到了好消息，與此同時，一群群歡樂的民主黨人則在外面瞎轉悠。羅斯福以472張選舉人票對胡佛的59票贏得了大選——除了康涅狄格、特拉華、緬因、新罕布什爾、賓夕法尼亞和佛蒙特之外，他拿下了其余的所有州。 於是，富蘭克林·D.羅斯福成了總統。但他是哪一種總統呢？這既取決於他自己，也取決於即將到來的事件——取決於他和其他任何人都無法預見的環境。 6 緊接著是一段古怪的空位期。經濟複蘇再一次停止了（據共和黨人聲稱，這是由於人們擔心羅斯福可能要做的事情）。國會（12月開會）的造反比從前更明確，對敗下陣來的現任總統更是不當一回事。當選總統也不肯合作。胡佛希望為世界經濟會議做些準備，還想成立一個債務融資委員會，處理歐洲修訂戰爭債務的請求，他感覺到，如果沒有作為繼任總統的羅斯福州長的讚成，他無論如何也做不了這些事情。他邀請羅斯福來參與協商，羅斯福客氣地來到了白宮，在會談中他跟胡佛吵了起來，兩個人都有一位副手陪著，就好像要打一場口水戰似的。會議無果而終，第二次會議也沒有結果，在接下來的一次會議上，胡佛建議在“恢復信心”上聯合行動，也還是無功而返。胡佛建議羅斯福發表一份聲明，向全國人民保證“不會有貨幣乾預或通貨膨脹”，而羅斯福——在耽擱了很長時間之後——的答覆是：他很懷疑，僅僅一份聲明是否會有很好的效果。當選總統是不會出手的。 在胡佛看來，有一點似乎非常清楚：他幫助啟動的這一輪經濟複興，由於羅斯福的拒絕合作而泡了湯。他的憤怒更加強烈了，因為他相信，正在發展的金融恐慌，要歸因於羅斯福對通貨膨脹的問題保持沉默（既然大選已經結束了），歸因於人們普遍擔心這個民主黨的激進分子在3月4日之後可能會做的事情。有一些直言不諱的故事在到處流傳，大意是，羅斯福曾說他支持通貨膨脹。有人告訴胡佛，特格韋爾教授曾興高采烈地說到銀行普遍倒閉的危險，並說：“3月4日之後，我們應該操心每一樣事情，唯獨不用操心的事情是使國家康復。”他還補充道，羅斯福最初的舉措之一可能是“通貨再膨脹，如果必要的話”。（“通貨再膨脹”是通貨膨脹的一個流行的委婉說法。）這也太過分了，胡佛寫信給為他提供消息的人說，特格韋爾“喘氣都散發著臭名昭著的政治氣息，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愛國主義”。這位鬱鬱寡歡的總統相信，羅斯福不負責任地樂意看到國家走向蕭條，為的是得到拯救國家的榮譽。 另一方面，羅斯福覺得，在3月4日之前，作為一個普通公民，他自己大可不必參與總統的行動；還覺得，指望他把自己跟一屆缺乏同情心的、已經名譽掃地的政府綁在一起，是毫無道理的——尤其是當形勢正在迅速變化、他自己的計劃（在很多方面不同於胡佛的計劃）也在變動的時候。雙方的立場在當時的環境下都是自然的；你只需補充這樣一句：真正的罪魁禍首是這一古老的政治安排，根據這一安排，一屆政府在被選民拋棄之後，依然有將近4個月的時間不得不繼續保持名義上的權力。 銀行恐慌 總統受挫這出戲在緩慢而不確定地進行著——接下來，突然之間，大約在1933年2月中旬前後，胡佛的團隊剩下的時間不到三個禮拜，挫敗進入加速時段，銀行系統潰退了。 在此前一兩年的時間裡，地方性的銀行恐慌屢次三番地發生；聯邦儲備委員會不得不伸出援手，RFC的錢被川流不息地注入，一場總崩潰得以幸免。如今，新一輪金融恐慌正在開始，它超出了這些機構阻止其發展的能力。報紙上所公布的關於RFC貸款的那些事實，多半是導致這次恐慌的一個因素——盡管，要說這就是毫無根據地斷定銀行系統確實依賴於來自一個民主政府的秘密貸款，這個說法已經不是站不住腳的了。無論如何，銀行很可能會崩潰，它們的資金如此廣泛地被投入到有問題的債券和抵押貸款中，它們如此廣泛地管理不善（通過控股公司以及通過與投資公司聯盟），在很多州強加給它們的標準是如此松松垮垮，支撐留在它們手裡的債務的重量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壓力是如此巨大。無論如何，在這裡，在國家債務-信用結構的核心地帶，出現了巨大的斷裂——很快，裂口就加寬了。2月14日，底特律城內及周邊地區有些銀行的情況已經變得如此危急，以至於密歇根州州長康斯托克下令：全州銀行放假8天。全國各地開始嘀嘀咕咕，一時間流言紛起，起初幾乎聽不見，接下來，嗓門越來越大：“出麻煩了。他們說華爾街上的信托公司出現了擠兌。你最好是把錢從銀行裡取出來。”銀行家們也在竊竊私語：“出麻煩了。最好是賣掉一些債券，趁早兌成現金。最好是把你在紐約的存款余額提取出來。”富人們也在交頭接耳：“最好是把所有東西都兌換成現金。如果能做到的話，就換成黃金。”它蔓延到了歐洲：“最好是把黃金從美國拿出來。最好是賣掉美元。”國家的金融機器開始凍得僵硬，工業和商業的機器開始慢下來。胡佛束手無策，沒有辦法制止恐慌。他馬不停蹄地勞作著，一天睡眠不足5個小時，他眼睜睜地看著他自6月以來所取得的成果全都付諸東流。 7 歷史的時鍾走得更快了。 2月15日——密歇根州銀行關門後的第二天——美國的整個事態險些被一位刺客所改變。在邁阿密，一個名叫讚格拉的人在人群中朝羅斯福開了幾槍，但沒有打中他，而芝加哥市市長塞馬克卻受了致命傷。 第二天——2月16日——參議院投票支持廢除禁酒令。4天后，眾議院緊隨其後，廢除禁酒令的問題交給了各州，讓它們付諸行動，直到第二年12月，禁酒令才在全國范圍內正式廢除。（憲法的這次修改，不僅需要參眾兩院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支持——這一點已經確保可以得到——而且還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召開專門會議批準。）按說不可能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其結果可以在所有美國社群當中感覺到；又一個裡程碑眨眼間被變革大潮席卷而去。 所有這些日子裡，一直有人在做出連續的、狂熱的努力，試圖扭轉密歇根州銀行業的局面。在底特律，銀行家和汽車製造商們圍繞援救計劃做著艱苦的工作；底特律、紐約和華盛頓之間的電話線焦急地傳遞著各方之間的談話：總統，RFC官員，聯邦儲備委員會官員，福特、克萊斯勒和斯隆，庫曾斯參議員，以及密歇根州的銀行家和官員——但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與此同時，裝甲車在夜裡穿梭於不同的城市之間，把現金運到身陷圍困的銀行。隨著恐慌的進一步強化，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數字顯示，現金囤積增長，黃金急劇流失。 2月21日星期二，羅斯福宣布，他將任命田納西州的科德爾·赫爾作為他的國務卿，他的財政部長則是那位笑眯眯的小個子製造商、紐約州的威廉·H.伍丁。（羅斯福原本想讓卡特·格拉斯出任財長一職，但格拉斯了解到，羅斯福準備在必要的時候脫離金本位並讓通貨膨脹，因此拒絕了這一邀請。伍丁是第二人選，相對來說不那麽知名。） 財政部長伍丁 就在同一天，幾個證人在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的面前揭露了一些最令人不安的事實，涉及美國的金融大亨們在過去幾年裡的行為。紐約花旗銀行總裁查爾斯·E.米切爾在費迪南德·皮科拉的盤問下被迫承認，在1927年、1928年和1929年這3年時間裡，他曾從花旗銀行及其下屬機構接受了總額超過300萬美元的分紅——然而，通過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把花旗銀行的股票賣給他的家庭成員，他在1929年避免了繳納任何所得稅，即便他後來回購了這些股票。第二天，人們得知，在1929年的金融恐慌之後，花旗銀行保護了從事本銀行股票交易的高級管理人員，但銀行的下級雇員卻不得不全額（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股票，而在此期間，這些股票已經損失了大半價值。雖然這些運作沒有任何犯罪的成分——有一些皮科拉後來所導致的更糟糕的事情——但它們對那些有著民主公平競爭精神的人來說卻特別令人憤怒。在這樣一個時期，像這樣一些揭露，對國民看待大銀行家們的態度有著深遠的影響；就好像是一堆不信任和不讚成的悶燒之火，突然間熊熊燃燒了起來。 24日星期五，巴爾的摩的銀行出現了擠兌，裡奇州長宣布，馬裡蘭州的銀行全部放假。星期六和星期天，恐慌在俄亥俄州的3座城市變得很嚴重。27日星期一，米切爾辭去了花旗銀行總裁之職；這位牛市銀行業的鬥士，在不斷高漲的公眾輿論面前黯然離場。恐慌如今從俄亥俄和印地安納蔓延到了肯塔基和賓夕法尼亞。戲劇性的變化並不僅僅發生在美國。27日夜間，納粹黨人縱火焚燒了德國的國會大廈，並栽贓到共產主義者的頭上；德國的民主在這場大火中被徹底摧毀了。新任總理阿道夫·希特勒如今正迅速地走在通往極端專製的道路上。在世界的另一邊，日本政府——在1931年，當西方世界被金融恐慌搞得心煩意亂的時候，日本趁機入侵了滿洲地區——正行進在通往熱河的大路上，完全不把國際聯盟的反對放在眼裡。在國際上，正像在美國國內一樣，舊秩序正讓位於新秩序。 更快，更快。 銀行擠兌 3月1日星期三，又有兩個州宣布全州銀行放假；到夜間，另有4個州被添加到這份清單中。3月2日，又有10個州排到了這個隊列中。在銀行放假的各州之外的很多城市裡，到這時候依然保持開門的銀行也受到限制。同一天，羅斯福乘坐專列從紐約前往華盛頓——旅途上的大部分時間，他都在跟法利談論人在生命中的危機時刻對宗教的需要。他看上去似乎春風得意、無憂無慮，但他深知，他正在進入一場颶風的中心，不久之後，這場颶風將使他面對責任，不僅要立即作出前所未有的決定，而且還要在美國坐鎮指揮處理那場往往在經濟崩潰之後接踵而至的叛亂。正在農民和失業者當中蔓延的騷動不安，不斷高漲的對金融霸主們的憤怒，對靈丹妙藥的渴望，這些在專家治國論所激起的興奮騷動中表現得十分明顯——消除這些怨恨，滿足這些希望，都是他的事。假如他做不到的話…… 到3月3日——就職典禮的前夕——這場金融風暴刮到了芝加哥和紐約，美國的兩個金融堡壘。銀行幾乎完全停業了。胡佛在做令人絕望的最後努力，試圖想出解決的辦法，但一切都是徒勞。3月4日凌晨4點30分，堡壘投降了：紐約州的雷曼州長宣布，全州銀行放假，幾乎是同時，霍納在伊利諾斯州宣布了同樣的決定。6點鍾的時候，精疲力盡、憔悴不堪的胡佛起床去履行他本屆總統任期最後的例行任務。他被告知，就在他本屆任期最後一天的早晨，美利堅合眾國的銀行體系徹底熄火，停止了運轉。 他說：“我們已經到頭了，再也沒什麽可乾的了。” 歷史的舞台監督精確得有些殘酷無情。盡管胡佛嚴厲、笨拙、在政治上不稱職，但他是注定在劫難逃的舊秩序的一位足智多謀、堅決果敢的戰士，不應該蒙受這樣的個人羞辱。可如今，大幕已經拉上，他再也無能為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