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資本主義 1 1899年，有一個人在紐約辭別人世。此人盡管對經濟學沒有多少研究，而且其心智也出奇地不成熟，然而，對世紀之交的美國商人的思想，他的影響比所有經濟學教授加在一起還要有滲透力。此人名叫小霍雷肖·阿爾傑，他所做的事就是為孩子們寫了100多本書——都是一些成功故事，像《注定要發達》（Bound to Rise）、《幸運與勇氣》（Luck and Pluck）、《沉浮在自己》（Sink or Swim）、《擦鞋童湯姆》（Tom the Bootblack），以及諸如此類——其總銷量至少達到了2，000萬冊。 霍雷肖·阿爾傑著作的封面 霍雷肖·阿爾傑本身是個悖論。他的書有一個經久不衰的主題：那些認真、勤勉的孩子從貧到富；然而，他本人卻並不是從赤貧開始生活的，而且無論如何也算不上實現了致富；在他一生中後來的歲月裡，他大部分時間生活在紐約一條淒涼街道上的“報童公寓”裡。他那些指導成功的平裝本手冊過去曾被而且依然被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視為垃圾；它們平實、單調、不真實、不精細。然而，它們卻是南北戰爭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數以百萬計的美國男孩們最喜愛的讀物，而且很有可能，這些男孩子當中大多數人是從霍雷肖·阿爾傑那裡得到了他們最早能夠理解的美國經濟生活的圖景。 霍雷肖·阿爾傑筆下標準的主人公是一個15歲左右的男孩，他沒有父親，不得不謀取自己的活路，通常生活在紐約市。他總是被形形色色的惡棍所困擾。在火車上他們試圖把那些不值錢的金表賣給他，或者正當他帶著東家的錢乘坐四輪馬車回家時把他劫持，要麽在費城旅館的房間裡用氯仿麻醉他，要麽在芝加哥的廉價公寓裡把他打昏。但自始至終，他強壯、精明而勇敢，而那些惡棍們則愚蠢而怯懦。在每本書的結尾，你都能發現，我們的主人公正順利地奔走在通向財富的路上，這財富很明顯來自於他的勤奮、誠實、堅持和節儉。 對於那個就著伊利諾伊大草原的燈光翻閱他的《安迪·格蘭德的勇氣》（Andy Grand's Pluck）的農民之子來說，對於那個在佛蒙特州村莊裡閱讀他的《勇敢與大膽》（Brave and Bold）系列的鄉村銀行家的兒子來說，霍雷肖·阿爾傑的教導似乎是清楚的：商業就是在個人之間和小團體之間做買賣的事情，如果你工作刻苦並懂得存錢，你就會成功。經濟行為的基本原則，就是本傑明·富蘭克林筆下的窮人理查德所定下的那些原則： “自助者，天助之。” “早睡早起，讓一個男人健康、富裕而聰明。” “只要我們勤奮，就決不會餓死，因為，正如窮人理查德所言：對一個勞作之家，饑餓會來探頭探腦，但絕對不敢進入。” “豐盛的廚房只會造就貧瘠的意志。” 總而言之：“一句話，只要你想致富，通向財富之路，就像通向市場之路一樣簡單明白。它主要依靠兩個字：勤和儉。” 誰也不會否認，阿爾傑的論點有一定程度的正確性。不妨看看約翰·D.洛克菲勒，他最早是從克裡夫蘭的一家代銷商行的職員乾起，每周掙4美元；到20世紀初的時候，他成了全世界最富的人。瞧人家安德魯·卡內基，他13歲的時候在匹茲堡的一家紡織廠裡當線軸工，每周掙1.20美元，如今成了最大的鋼鐵製造商。再看看愛德華·H.哈裡曼，他是從一個經紀人的勤雜工乾起，每周掙5美元，如今締造了一個鐵路帝國。說到節儉，不妨看看大銀行家喬治·費希爾·貝克，他不僅是從一位職員開始自己的事業生涯，而且，過早的婚姻生活使他和他的妻子養成了自律：他們一半的收入用於生活，另一半則存下來。這些只是少數幾個證明成功法則的例子：從一無所有開始，嚴於律己，精打細算，存下每一個硬幣，你就會贏得財富、權力與喝彩。由此得出的必然推論是：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自己的懶惰、愚蠢或肆意揮霍。 喬治·費希爾·貝克 成功的商業人士自然樂意相信，這些事實上都是經濟學的基本原則。但是，你可能會問，他們在教室裡難道不曾學到比這稍微複雜一點的經濟學嗎？ 對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首先，1900年的企業大亨當中，研究過經濟學的人寥寥無幾。就拿最成功的8位大亨為例：我們剛剛提到過的約翰·D.洛克菲勒、卡內基、哈裡曼和貝克，還有J.P.摩根、威廉·洛克菲勒、詹姆斯·斯蒂爾曼和H.H.羅傑斯。這8個人當中，只有摩根有過那麽一點接近於我們今天稱之為大學教育的那種東西，他在德國的哥廷根大學呆過兩年，但完全可以肯定，他在那裡沒有學習過我們今天歸類為經濟學的任何東西。而且，值得懷疑的是，這些人或者他們數不清的競爭對手和仿效者當中，很多人在年富力強的時候是否已有滿腹的經濟科學知識，抑或是把經濟學教授看作是不切實際的理論家。一個已經飛黃騰達的人，往往喜歡把自己描述為“摸爬滾打學校”的畢業生。教育確實有它的可取之處，你會盡自己所能送你的兒子上大學，只因為那是一個能接觸好人的好地方；但這些大學教授對生意一無所知，生意是頑強鬥士的戰場。無論如何，本傑明·富蘭克林所制定的、或者說霍雷肖·阿爾傑為孩子們略嫌愚蠢地簡單化了的那些原則，基本上是可靠的。 然而，在世紀之交的時候，美國有幾十萬人上過大學。其中數字略少的人所上的大學都開設了經濟學課程。更少的人實際上研習了這門學科。關於經濟生活，他們又學到了什麽呢？ 在19世紀最後25年的時間裡，盡管有像理查德·T.伊利、查爾斯·S.沃克、西蒙·N.帕藤和約翰·貝茨·克拉克這樣一些人努力把經濟科學現代化，並使之適應新的金融和工業時代不斷變化的現實，但大多數大學生依然被灌輸所謂的“古典”經濟學理論。這些理論被認為解釋了個體或群體在買賣商品時的行為。古典經濟學所癡迷的觀念，恰如物理學家解釋無生命物質的行為時所闡述的那種觀念，他們自認為應該能夠這樣解釋市場中經濟人行為的經濟規律：比如供需規律、收益遞減規律、劣幣逐良幣規律，等等。他們假定——為了他們的理論目的——任何一個人，當他在市場上交易的時候，都僅僅只是被金錢上的自利動機所驅動——換言之，是被自私的貪婪所驅動。他們假定，在正常環境下，被這樣的動機所驅動的人在買和賣的過程中往往會產生一種供需平衡，因此自動地決定著勞動者該掙多少、管理者該掙多少、投資者該得到多少回報。他們可能被迫承認，實際上的人是被各種不同的動機所驅動，比如對出人頭地的渴望，對做正派事情的渴望，對看上去慷慨大方的渴望。他們還可能承認，正常的市場運轉，總是由於合夥聯營、托拉斯和控股公司試圖加強壟斷的努力而變得不正常；互相競爭的利益集團之間爭奪資產控股權的戰鬥，對其他商業的進程有著強烈的間接影響；關稅、工廠法及勞資衝突，改變或阻斷了經濟規律的有序運轉。但他們覺得，諸如此類的現象都是“不正常的”：更好的做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論上自我調節市場的正常過程上。（這有點像說氣象學家專注於晴朗天氣比專注於暴風雨更合乎邏輯一樣。）此外，今天的一些觀念——比如國民經濟、國民收入、國民生產總值以及經濟團體的互相作用——尚未進入他們的思考。他們所提出的原則，處理的是個體的行為。這些古典經濟學家癡迷於自己所發現的規律，他們往往覺得，任何顛覆這些規律的東西都是壞的。簡言之，他們所講授的是放任主義的經濟學。只要你不干涉，一切都會運轉得最好。比方說，就連一些最優雅、最溫和的人也會宣稱：“對工資和工時的立法干涉”是“可憎的”。 說到破壞經濟規律的愚蠢，最有說服力的解釋莫過於耶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在他出版於1883年的著作《各社會階層之間彼此虧欠什麽》（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中，薩姆納把改革家們打得落花流水。他寫道：“對平等的渴望，是嫉妒和貪婪的產物，滿足這種渴望的計劃不可能存在，那只不過是把屬於甲的東西搶奪過來給乙；因此，所有諸如此類的計劃都是在滋養人類天性中的某些最卑劣的惡，是浪費資本，是顛覆文明。” 顯然，這並不意味著薩姆納反對讓每個人生活得更好。正相反，作為一個抱持高尚而慷慨的原則的人——他是從做牧師開始自己勞作的一生——他真心實意地讚成讓每個人生活得更好。但他所相信的，是更廣泛地擴大機會，而不是改變商業行為的法則，他堅持認為： 我們的目標，不是努力在現有階級之間重新分配已經獲得的東西，而是要增加和擴大機會。這才是文明社會要做的工作。每一個老的錯誤或弊端被消除，也就為所有新的社會能量的發展打開了新的機會。教育、科學、藝術或政府的每一次改進，都為現世中的人擴大了機會。這樣的擴大並非平等的保證。相反，如果有自由的話，有些人會急切地通過這些機會獲益，而有些人則完全無視機會的存在。因此，機會越大，這兩組人的財富就會越不平等。就所有公平與正義的理由而言，事情就應該是這樣。 薩姆納大概不會認為，不存在立法保護經濟無助者的某些方式。但他認為，大多數改革立法，都是構思於無知，起草於愚蠢。他會對耶魯的學生們說：“你們千萬不要認為，華盛頓對國家給予政治上的眷顧是必要的。上帝已經通過政治經濟學規律做了大量更好的事。” 威廉·格雷厄姆·薩姆鈉 薩姆納是非常認真的，正像約翰·D.洛克菲勒在說“上帝給了我金錢”時一樣。經濟學的規律已經開始運轉。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讓它們不受阻礙地運轉，即使它們似乎給某個人帶來了大量的利益，而其他人則在餐館的後門外爭奪麵包屑，那也是上帝設計的一部分。 對這一情形的諷刺就在於這樣一個事實：數代人以來，人們一直在修補經濟規律，以便對自己有利，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制度，而這些制度並不是上帝的作品——薩姆納的聽眾們大概認為它們是吧——而是人的作品。例如，法人就不是上帝的發明。它是人的發明。它是政府的創造物：它的特權，它的限制，都是由立法來定義。作為對工業和商業的普遍促進，法人是19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是一種價值不可估量的工具。然而，通過巧妙地利用定義其特權的立法行動，你可以非同尋常地捉弄它。法人的設計可以被用來允許甲剝奪乙——或者更仁慈地說，允許甲喝乾所有看到的肉汁，而什麽也不給乙留下。以必須讓經濟規律正常運轉為由來定義這樣的設計，多少有點愚蠢。 主要是因為發明了這些花招，才使得有人能夠玩弄法人於股掌，特別是操縱股票，使得世紀之交如此大量地生產的財富以很大的比例落入了少數人的便利之手。盡管經濟學學生的眼睛總是盯著供求規律的仁善，但法人律師及其委托人的眼睛卻緊盯著《新澤西控股公司法》的仁善。這些紳士們當中，可以說，大多數人會把所得稅看作是對經濟規律的違背。但他們很少以任何這樣的眼光看待《控股公司法》，盡管它使得理論上的資本回報——按照古典經濟學家的定義——看上去微不足道。 我曾經饒有興味地研究過霍雷肖·阿爾傑的很多故事，想看看年輕的主人公最後到底是如何發家致富的。很顯然，他最初登上成功的階梯，是他自己辛勤勞動的直接結果。這些階梯可能使他從每周掙5美元提升到每周掙10美元。但那實在算不上什麽財富。我注意到，在每本書的結尾，主人公開始著手染指資本。 有時候，這筆資本是繼承來的：這個被認為是孤兒的孩子，盡管衣衫襤褸，但卻被證明是一個礦業股票持有人的兒子；其持有的股票原先被認為沒什麽價值，如今卻值10萬美元。有時候，這筆資本是一份禮物：這孩子的勇氣給富翁范德普爾先生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至於這位老兄轉讓給他50，000美元，以報答這孩子曾幫助他逃脫強盜的魔掌。或者，這孩子曾在塔科馬的旅館裡善待了一位患病的先生，出於感激，這位先生給了他一部分地產股份，這些股份的價值很快就迅速飆升。方法五花八門，但每當我們的主人公發財的時刻來到的時候，總是一筆資本交易為他贏得了成功。 很顯然，這些書的教訓不應該是：刻苦的工作隻給他帶來了微薄的收入，通向成功之路是跟富人站在一起。教訓毋寧是：資本是上天給他的獎賞，以回報他竭盡全力的勞作，把自己的每個鋼蹦存進銀行，並避免物質享受。工作，存錢，就是好孩子，用不了多久，鐵路公司的股票就會落入你手，一切都會好起來。或許，霍雷肖·阿爾傑的故事幫助解釋了為什麽一代生意人都相信：財富是美德的產物，貧窮是懶惰的苦果；我們不應該胡亂修補經濟規律，同時塑造那些看上去常常遵循完全不同的——也是更加動態的——原則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就讓我們看看某些這樣的制度吧。 2 在1900年，資本主義是真正的資本主義。企業由它們的擁有者們經營，那些提供或獲得資本的人用資本為企業融資。只有很少保羅·霍夫曼所謂的“決策權力的擴散”。一個人在擁有極少部分法人股票的時候卻可以控制法人的命運——就像我們今天經常發生的那樣——在當時看來似乎是極其無理性的。全國只有三分之二的製造產品是由法人生產的，另外三分之一是由合夥企業或個體業主所生產的。全國沒有一家法人企業的股東超過60，000人；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這家企業到1951年驕傲地宣稱有100萬股東——在1900年只有7，535位股東。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股東是51，543人，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是14，256人，美國鋼鐵公司在1901年組建後不久只有54，016名股東。要知道，這些都是當時大股票市場青睞有加的大公司；在大多數公司中，所有權都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裡。例如，卡內基個人持有其龐大的卡內基鋼鐵公司58.5%的股票。 公司的首腦很可能是一個這樣的人：他是從一個想法開始，並提供了一些錢為公司融資——他自己的錢或者是朋友們的錢——要不然，如果公司更老的話，他可能是其大多數股本的繼承人或購買者。如果是一家股票在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大公司，他可能在股市交易期間購買了其控股權益。無論如何，他很可能有一種個人所有權的感覺，而這種感覺今天的公司首腦們很少擁有，除非是小公司或者年輕的公司。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處理這筆正在運轉的資產，法律和習俗加諸他的限制少之又少。“管理革命”的想法對他來說是無法理解的。企業屬於他，難道不是麽？ 在很多情況下他都覺得，如何經營公司不關旁人什麽事。有些公司向它們的小股東提供大量的報告，但另外一些公司則很少這樣做，還有一些公司則根本沒這種安排。在1897～1905年間，威斯丁豪斯公司明顯沒有舉行年度股東大會。年複一年，聯邦快遞公司既不開會也不報告。美國精煉糖公司是一家有10，000名股東的大公司，它壓根就不向這些股東提交任何報告；關於它的運作，你所能得到的一切，就是一份資產負債表，由馬薩諸塞州州務卿歸檔，為的是可以拿到它的法人許可證繼續做生意——而且，這份資產負債表僅僅包含4個一般化的資產項目和3個負債項目。當約翰·D.阿奇博爾德——他繼約翰·D.洛克菲勒之後擔任標準石油公司執行首腦——得到了一份政府報告的預贈本，該報告鼓吹公司事務應更加公開，他對參議員博伊斯·彭羅斯評論道：“私營公司無需公布收支和損益項目。一份資產負債帳目就是它能夠讓公眾受益的一切。收支和損益項目只會讓競爭對手受益。” 如果說小股東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的話，那麽政府或法院所知道的東西就更少了。19世紀最後那些年的政府調查記錄和庭審記錄裡充斥了人們在證人席上一遍又一遍說過的一句話，這就是威廉·洛克菲勒在一樁鐵路資費案子中所說的那句“根據律師的建議，我拒絕回答”。在這樁特殊的案子中，質詢他的律師對問題緊追不舍，於是發生了下面這段對話： “是因為回答將會導致對你的定罪麽？” “根據律師的建議，我拒絕回答。” “或者，是因為回答將會讓你遭受罰金麽？” “根據律師的建議，我拒絕回答。” “你拒絕回答是因為回答將會讓你蒙受羞辱麽？” “根據律師的建議，我拒絕回答。” “是你的律師叫你堅持這樣回答麽？” “根據律師的建議，我拒絕回答。” 法庭上哄堂大笑，威廉·洛克菲勒本人也是大笑的人之一。但他並不僅僅是自嘲。他沒有任何壞事需要掩蓋。他是在阻止人們對不屬於他們的事情（而是私人事務）探頭探腦；這些事情應該是秘密。 威廉·洛克菲勒 長期以來存在著專業的股票市場經紀人，他們買賣企業——尤其是鐵路公司——的控制權，就好像它們是一場賭博的籌碼一樣。這些經紀人可能對跟公司實際運作有關的任何事情都一無所知，他們唯一的興趣可能就是通過買賣公司來牟取利潤。20世紀早年最大的鐵路企業家愛德華·H.哈裡曼，就是從股票經紀人開始他的事業生涯，他最先進入鐵路業，當時，他購買了一家績效很差的鐵路公司的多數股權，抱著這樣的想法：革新這筆資產，然後以可觀的利潤把它賣給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或紐約中央鐵路公司——這件事他幾年之後做成了。這是操作方式的一種；還有另外一些不那麽值得稱讚的方式。人們最喜愛的一種方式（最令人生畏的此中高手傑伊·古爾德用的就是這種方式）是：買下公司的控制權，接下來，在榨乾它的油水之後，再把它賣掉，留給公司一堆財務爛攤子。在19世紀後半葉，很多精明的商人都曾隨意地購買、使用、拋棄鐵路資產，就好像它們是紙杯一樣。如果你得到了恰當的法律建議，或者賄賂法官作出有利於自己的裁決，那麽，你就能夠一次又一次做這種事情，而不會與法律相抵觸，不會招致公眾太大的憎惡，除非是在那些其生命和財富直接因為你的行為而導致毀滅的人當中。其他人的態度很可能是：“得了，我並不認為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就會做那樣的事情，但畢竟，你不得不承認他很精明。” 那些玩資本遊戲的高手當中，卓爾不凡的是股票市場的投機者和操縱者——在他們看來，一家公司並不是那些管理公司和為它乾活的人，不是它的建築物和機器，也不是它所生產的產品，而僅僅是代表其所有權的有價證券，以及反映這些證券當前價值的股市公告牌上一連串的數字。不妨聽聽亨利·克盧斯對“標準石油團夥”的報道，這是一群由標準石油公司的阿奇博爾德和羅傑斯領頭的投機者，他們是如此巧妙地買賣其他公司的股份——這些公司常常與石油業務毫無關系——以至於他們能夠隨意操縱價格。克盧斯並不是個“扒糞者”，而是華爾街及其經營方式的堅定捍衛者。但就連他也對這些人的投機成功感到害怕。在20世紀開始幾年之後，克盧斯寫道： 在他們手裡，操縱不再是投機。他們的資源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他們只需集中力量於任何一筆給定的資產上，就可以對這筆資產做他們高興做的事……他們是世界上所見過的最偉大的操縱者，他們的方法之美是平靜從容。他們執行這套方法的時候沒有炫耀張揚，沒有嘩眾取寵，沒有報紙上聳人聽聞的大字標題，沒有手忙腳亂的爭奪或興奮。在他們手裡，這個過程是逐漸的、徹底的和穩定的，決沒有動搖或暫停。這群人到底有多少錢，就連大概估算一下都是不可能的。跟他們的錢比起來，歷史上最大膽投機者的所得也只不過是一筆小錢。完全不存在讓人想起來後怕的偶然性。 有時候，兩個競爭的團體試圖通過在證券交易所購買股票的方式爭奪對一筆給定資產的控制權，這種努力常常會有震動性的效果。例如，1901年春，摩根財團與哈裡曼財團都想獲得伯林頓鐵路公司——摩根是為了補充其財團所控制的北太平洋鐵路系統，哈裡曼是為了補充他的聯合太平洋鐵路系統。哈裡曼構思了一個大膽的想法：通過從他粗心大意的競爭對手手裡直接購買北太平洋鐵路本身的控制權，從而實現上述目的。他平靜而迅速地購買北太平洋鐵路公司的股票。摩根財團反應已遲，驚慌失措地瘋狂回購。無數的華爾街投機者眼睜睜地看著北太平洋鐵路股票毫無來由地上漲，便紛紛“賣空”（換句話說，就是賣出他們並不擁有的北太平洋鐵路股票，希望稍後以更低的價格買入這些股票，用於交割）。結果是，摩根財團和哈裡曼財團所買到的股票比現有股票還要多。公示牌上北太平洋鐵路股票的價格躍升至1，000；當瘋狂的賣空者為了保全自己而賣掉自己所擁有的一切的時候，市場出現了恐慌。 紐約證券交易所 對今天的我們來說，這樣一種恐慌的理由是難以置信的；如今股票市場的運作受到了如此嚴格的限制，以至於根本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但在1901年，資本的買賣雙方幾乎可以為所欲為，不管他們之間的衝突可能導致怎樣的損害。 在理論上，大多數商人都相信競爭。但在實際上，人們又在不停地尋求防止競爭的辦法，這樣一來，行業中互相競爭的公司就可以聯手抬高價格，擴大利潤。一次又一次，不同的鋼鐵公司的首腦們會組成“聯營”——訂立最低銷售價格協議。但經常——正如一位實業家所寫下的那樣——這樣的協議，只能維持到這群人當中手腳最麻利的那個人到達一家電報局並報出更低價格（為的是從別人手裡搶生意）的時候。於是，人們又開始尋求讓協議能夠得到切實遵守的辦法。 1879年，約翰·D.洛克菲勒的律師塞繆爾·C.T.多德找到了這樣一種辦法。他讓40家不同的石油公司的擁有者把自己的股票交到一群托管人（由洛克菲勒領頭）的手裡，他們可以把全部40家公司作為獨立的單位來操作，高興怎麽乾就怎麽乾，並把競爭對手逼到牆角，因此產生了“托拉斯”[6]這個術語。在19世紀80年代，出現了糖業托拉斯、屠宰業托拉斯、橡膠業托拉斯，及很多別的托拉斯。但來自競爭對手們的——也有來自受害公眾的——反對托拉斯的抗議呼聲是如此凶猛，以至於立法者們不得不著手把這樣的做法裁定為非法，最著名的立法產物是1890年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 聯合托拉斯大樓（紐約） 然而，即使有這一障礙在阻止競爭企業的合並，也只不過是暫時推遲了這一傾向。因為，同情大企業的最高法院許多年來一直在對《謝爾曼法》做著非常狹隘的解釋。然而無論如何，又有一位法人律師發明出了另一種辦法。 1889年，新澤西州州長向一位名叫詹姆斯·B.迪爾的律師征詢增加州財政收入的建議。迪爾提出了一個簡潔精練的辦法，這就是通過一部新澤西州法律，允許新澤西的公司合並起來，去購買並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這種做法在此之前一直被認為是非法的。新澤西州立法機關通過了這部法案，一時間，新澤西出現了合並公司的浪潮，該州因此從合並費中掙到了一大筆錢。不久之後，美國資本主義的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眼下，一群互相競爭的公司再也用不著組成一家托拉斯，以便聯合成一家能夠操控市場、阻止競爭的巨型公司。他們可以組織一家新公司，一家可以購買它們各自不同的公司股票的控股公司——或者更直接一些，交換它們各自的股份——而且，這家控股公司因此控制了所有這些公司的運作。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出現了一場控股公司合並的瘋狂熱潮。一夥生產商湊到一起組成了“美國鋼管公司”，另一夥生產商組成了“美國鋼板公司”，以及諸如此類。最後，在1900～1901年間的冬天，這些聯合體反過來又聯合起來。一家超級控股公司被組建了起來，它拿自己的股份去交換了那些新加盟的公司的股份——甚至還買下了安德魯·卡內基迄今為止一直獨立的鋼鐵公司的控制權，還有洛克菲勒的部分鐵礦股權——因此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單位，佔到了全國鋼鐵產量的大約五分之三。這個新的巨人被稱作“美國鋼鐵公司”。它大得令人吃驚，是世界上所見過的最大的商業單位。組建此類控股公司的熱潮——不僅在鋼鐵企業，在別的行業也是如此——得到了下面這個事實的極大加速：你可以從它們身上掙一筆大錢，而且速度很快。因為有人發現，可以鼓動公眾，以遠遠超出其成員公司股份總價的價格購買這些聯合企業的股票。每當有聯合企業產生，其股票的價格就會應聲而起。一個人如果擁有一家小型鋼鐵公司——多半是一家搖搖欲墜的公司——的控股權，他會突然發現，自己成了美國鋼板公司一批價值不菲的股票的擁有者；然後，只需一兩年的時間，他就成了美國鋼鐵公司一批更有價值的股票的擁有者。數百萬美元就好像是無中生有一樣落入了他的手裡。一點也不奇怪，匹茲堡到處都是新近暴發的百萬富翁，這座城市也成了——用赫伯特·N.卡森的話說——“藝術家、圖書代理商、古玩經銷商以及銷售昂貴小物件的商人們的淘金之地”。這次合並繁榮的一位受益者“訂做了一種古巴生產的半美元雪茄的特殊商標，包裝上印著他的大名和盾形紋章”。那些負責發行這些大型聯合企業股票的銀行家和發起人更是大發橫財。那家把美國鋼鐵公司推向市場的財團，其所得到的總利潤約為6，000萬美元，其中，操縱這筆大買賣的J.P.摩根公司的份額至少高達1，200萬美元。 你可以說，人們賦予這些新的工業怪物的過分誇大的價格，完全沒有經過證實；這些巨額的利潤，其所代表的，不過是人們所期望的這些新公司未來十年甚或是一代人的盈利能力。你還可以說，這樣的合並，其基本目標只不過是壟斷，在某些情況下——盡管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下——結果也確實是壟斷。但另一種觀念也在發揮作用，這是一種整合的觀念，是把各種不同的碎片整合成一個單一的、富有效率的單位的觀念。盡管公眾對人們依然稱之為“托拉斯”的那種東西的強烈反對還在繼續，盡管如今有不斷上升的害怕它的聲音——害怕這些大企業會控制整個國家，以至於中小企業家會窒息而死——但這些新興的工業巨人還是有著宏大堂皇的派頭，在引發擔心的同時也激發了人們的讚美。在以代表資本的符號來玩這場利潤可觀的遊戲的過程中，銀行家和鋼鐵大亨們為美國引入了某種新的東西：20世紀的工業依然散漫無紀律，但卻充滿了希望。 操縱美國鋼鐵公司的幾位大亨（右一為埃爾伯特·加裡） 3 關於這些巨型企業，還有兩件事情需要加以注意。一是它們的組成，個體的大富翁——而不是機構——所扮演的角色比我們今天所預期的要大得多。例如，在1901年春天負責發行美國鋼鐵公司股票的財團大約包括300個參與者。26個主要參與者當中，只有4個是機構（J.P.摩根公司、花旗集團、紐約擔保與信托公司，以及波士頓的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剩下的22個參與者都是個人。4個主要成員都是個人：威廉·H.摩爾和詹姆斯·H.摩爾兩兄弟，威廉·B.利茲，以及丹尼爾·G.裡德。美國的商業不像今天那麽機構化，闊人的價值更大，闊機構的價值更小。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那種把這些聯合企業帶上頂峰的人。就以新組建的美國鋼鐵公司為例，原本是鋼鐵製造商的安德魯·卡內基並沒有參與其中。在這家公司佔支配地位的人物不是一位鋼鐵製造商，而是一位銀行家——J.P.摩根。他的得力助手也不是鋼鐵製造商，而是一位公司律師——埃爾伯特·H.加裡。 我曾說過，在那個放任自流的資本主義時代，一家公司通常由它的擁有者經營，他往往是公司的個體所有者。但是，除非他獲得了壓倒性的成功，同時還足夠精明到能夠把自己的利潤再次變成資產——像亨利·福特幾年後所做的那樣——否則的話，就會有一個讓他望而生畏的群體：銀行家。他們控制著貸款，在歉收季節可能需要這些貸款來幫助自己渡過難關；如果他不得不重組他的公司，或者把債券或股票賣給投資者，他們在金融界的權力和聲望就能夠為他的有價證券提供——或拒絕提供——市場。控制資本甚至比擁有資本更重要。 在控股公司合並盛行期間，還有另一類商人贏得了新的突出地位：發起人。這是一類把公司撮合在一起的中間人。比方說，他可能對鋼鐵知之甚少，但他卻有本事把鋼鐵公司撮合到一起。他知道如何連哄帶嚇地讓這些公司的擁有者們聯合起來，他熟悉讓一家新控股公司成立所必需采取的一連串的步驟。還有公司律師，他知道必不可少的法律設計。（芬利·彼得·鄧恩筆下的杜利先生說：“在外行看來就像一堵石牆的東西，在一個公司律師看來就是一座凱旋門。”）摩根既是銀行家，又是發起人；加裡既是公司律師，又是發起人。銀行家和他的律師助手成了主持大企業的天才。 J.P.摩根 事實上，在20世紀開始的時候，摩根無疑成了美國商業世界最強有力的人物，即便不是美國最強有力的公民的話。他控制著——或者至少是高度影響著——那些經營著這個國家很多最重要鐵路的公司；這並非因為他是一個鐵路人（實際上他並不是），而是因為他是一個財務重組藝術的大師，當大的鐵路公司陷入財務麻煩的時候（就像19世紀90年代蕭條時期的很多鐵路公司那樣），他是讓這些公司擺脫困境的最佳人選——部分因為他的公司所控制的財富，部分因為他在華爾街巨大的個人威信和道德力量，部分因為他的這一名聲：堅持嚴格管理他為之融資的任何資產。當摩根重組一家鐵路公司的時候，要麽打那以後由他一錘定音，要麽他就在一旁聽音，並在自己不喜歡其音調的時候出面干涉。他還是銀行家當中的一股力量，逐漸地，他和他的合夥人們成了紐約很多主要銀行政策中的主要因素。眼下，在1901年，他成了大鋼鐵產業的主要支柱，正四處尋找更多的領域來監管。他的權力是模糊的，但卻是無邊的——而且正在不斷增長。 這個聲音粗啞、嗓門很大、令人敬畏的人，有著可怕的紅鼻子和富有穿透力的眼睛——這個銀行家、發起人、教區委員、藝術收藏家、遊艇愛好者和慈善家——這個內在羞怯、宗教情懷很深、勉強有貴族氣質、大膽而進取的紳士，並不是競爭的信徒。摩根似乎覺得，美國的商業機器應該由少數最優秀的人——像他的朋友和同事那樣的人——認真而正派地操縱。他喜歡大企業單位的合作、秩序和效率；他喜歡它們以一種大手筆的、大膽的、富有遠見的方式運轉。他不讚成那些在市場中闖進闖出的投機幫，這些人對自己所玩弄的資產毫不留意，就像“標準石油團夥”所做的那樣。當他動用自己的資源支持一家公司的時候，他希望一直跟著它走下去；他覺得，這才是一個紳士應有的行為。他的正直像岩石一樣堅實，他說：“一個我不信任的人，就算有所有基督教徒做擔保，也休想從我這裡得到錢。”摩根是正派金融的一股強大力量，這一點毫無疑問。但還有一點也是事實：在推動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集中於少數權威人士之手的工作中，他也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當1901年春天摩根組建美國鋼鐵公司的消息傳出的時候，就連保守派人士的評論中也有一種沮喪的音調。耶魯大學的哈德利教授在一場演講中說，除非找到某種辦法來管制這種托拉斯，否則的話，“不出25年，華盛頓就會有一位皇帝。”《世界主義雜志》（Cosmopolitan Magazine）——當時是一份公共事務雜志——編輯約翰·布裡斯本·沃克寫道，在美國鋼鐵公司公告的字裡行間，可以讀出這樣一些話：“古老的競爭制度，連同它破壞性的方法，它數不清的複製品，它對人類努力的浪費，以及它殘酷無情的商業戰爭，由此被廢除了。”另外一些人則擔心，如果合並的趨勢繼續下去，公眾就會造反，並信奉社會主義。《波士頓先驅論壇報》（Boston Herald）社論說：“如果一個有限財團開始代表資本主義的工業目標的話，那麽，社會主義的危險——即便是由於有點粗暴（因為強製）地利用工業手段所引起的——也會被明智之士看作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費城晚郵報》（Philadelphia Evening Telegraph）也擔心“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場社會和政治劇變”有可能正在到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觀察者們所擔心的革命倒是真的發生了——但不是在美國。人們常常注意到，當20世紀50年代莫斯科的演說家們痛罵美國的資本主義並把他們的辱罵轉向華爾街的時候，他們已經過時了兩代人；你可以更明確地說，一個20世紀50年代典型的共產主義宣傳員所發出的聲音，完全就像是當時的人們對1901年3月3日早報的消息的反應。 在那個時期，的確有理由感到不安。對於其經濟思想已落入本傑明·富蘭克林、霍雷肖·阿爾傑和古典經濟學家們所固定的老套的一代人來說，眼睜睜地看著資本大亨們正利用新的工具和設計讓“對面還價”的傳統經濟變得毫無價值，確實足以令人不安。看到他們正在走向對美國的控制，那就更加令人不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