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陰影 1 第9播音室是一間“跟普通人家的客廳差不多大小”的房間。裡面放著三張桌子，一張舊軍用帆布床和一床軍用毛毯。每張桌子上有一個麥克風，其中一個麥克風的前面坐著一個頭髮花白的男人，戴著耳麥。他正以清脆、準確的聲音平靜地說著話。他看上去很疲累，有點衣冠不整，仿佛剛剛從那張亂七八糟的帆布床上爬起來似的。在他說話的時候，一隻眼睛始終盯著一扇玻璃窗，窗戶的那邊，在隔壁的房間裡，坐著一個人，從儀器面板的後面注視著他，偶爾指手畫腳地給他發信號。時不時地，另外一些人會悄悄地溜進房間，把幾頁紙戳到他的鼻子底下，然後靜悄悄地離開；他會朝那幾頁紙掃上一眼，繼續說話，他清脆、準確的聲音始終沒有受到妨礙。 他正在對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說話——誰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為了聽他要說什麽，身著無吊帶晚禮服的姑娘們停止了她們關於冬天是否該把頭髮盤上去的爭論；律師們停止討論皮科拉法官對詹姆斯·J.海因斯案無效審判的裁決（在本案中，紐約的檢察官托馬斯·E.杜威試圖證明海因斯有罪，因為他是在大都市進行敲詐勒索的“匪首”）；政客們擱下了那個很有吸引力的話題：在民主黨人初選中，羅斯福總統試圖把那些沒有參與他在1937年對最高法院進攻的人“清洗”掉的努力以失敗而收場；文學批評家們停下了他們談論托馬斯·沃爾夫那些堆積如山的手稿會有什麽樣的遭遇（因為沃爾夫剛剛去世）；那些住在昏暗陰鬱的廉價公寓裡的家庭停止爭論CIO和AFL之間握手言和的可能性；男女演員們中斷了他們關於百老匯那部歡快喧鬧的音樂劇《鬧起來》（Hellzapoppin）大獲成功的猜測。因為，第9播音室裡這個人正在對這些人說的事情，似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重要。 時間是1938年9月的下半月，這個人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評論員H.V.卡爾滕博恩，第9播音室是他位於紐約哥倫比亞中心的總部。他正在向聽眾解說剛剛收到的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危機的最新消息，這場危機讓全世界看到：當一股不可抵抗的力量遇到一個和事佬團體的時候會發生什麽。 卡爾滕博恩 甚至早自9月12日起，卡爾滕博恩就日夜守候在第9播音室，瞅準機會在軍用帆布床上短暫地睡上一會兒。一直要到9月30日——這一天，剛剛從慕尼黑回來的內維爾·張伯倫走到唐寧街10號的窗前，對窗下歡呼的人群說：“我相信，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卡爾滕博恩的熬更守夜才會結束；到那時，在短短18天的時間裡，他總共播出了破紀錄的85篇即席廣播。 在9月份這幾個禮拜的時間裡，卡爾滕博恩決不是歐洲事務的唯一解釋者；每一個廣播網，每一家電台，都在手忙腳亂地把最新的消息和解說通過無線電波輸送出去。希特勒、亨萊因、貝奈斯、霍查、張伯倫和達拉第這些名字持續不斷地在頭版大字標題上招搖，反覆出現在一頁又一頁新聞紙上，出現在街頭叫賣號外的喊聲中。在新英格蘭，9月21日下午，一場熱帶颶風毫無預兆地不期而至。（那天早上紐約的天氣預報說：“今天有雨，氣候涼爽。明天多雲，大概有雨，氣溫變化不大。”）這場颶風讓沿海的村莊成為一片廢墟，或者葬身於洶湧的波濤之下，它把成片的樹林夷為平地，讓城市的街道成為江河，讓列車出軌，讓公路阻塞，讓通信中斷，據估計讓682人喪生。然而，即使是在新英格蘭，人們也紛紛走出他們黑乎乎的房子，鑽進他們的汽車裡去聽汽車收音機（如果沒有被風暴所摧毀的話），並發現，這場把他們跟世界其余地方隔絕開來的浩劫，其波及范圍有多麽廣泛，與此同時，收音機旋鈕的轉動也把他們帶入了那場正在席卷歐洲的人為颶風之中。 夜色裡傳出了人們熟悉的歌曲《丟手絹》（A Tisket， a Tasket）……接下來，隨著旋鈕的轉動，傳出了廣播劇《魯迪·瓦利》（Rudy Vallee）中的一段……再接下來，當旋鈕再次轉動的時候，一個聲音突然大了起來：“張伯倫首相就是在小鎮哥德斯堡與希特勒總理舉行第二次歷史性的會談。這次會晤的影響，已經激起了全世界新聞中心的反應。眼下，就在今夜，我們將首次試著接收直接來自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廣播，中歐事務的著名權威莫裡斯·欣德斯眼下正在那裡觀察今天所發生的事件。我們這就帶你們去布拉格。”片刻的暫停，人們的心思已經預先飛過了大西洋；然後，另一個聲音響起：“哈羅，美國，這裡是布拉格……” 張伯倫與希特勒在哥德斯堡 世界已經縮小了多少啊！想當年，1914年7月，當合眾國際社的卡爾·馮·韋根從柏林拍了一封僅僅138個單詞的電報給紐約、報道奧匈帝國給塞爾維亞的最後通牒的時候（這份最後通牒是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嚴重事件之一），他還因為浪費電報費而受到責備。如今，1938年9月，在同一地區發生的另一次嚴重事件——捷克斯洛伐克向瓜分屈服——的消息，成了美國人關注的核心。在1930年之前，一直都沒有諸如全球新聞廣播之類的東西；如今，你能聽到——迅速而連續地聽到——來自倫敦、巴黎、柏林和布拉格的聲音，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屏息傾聽著每一句話。 此時回想起來，1938年初夏所發生的那些曾經吸引公眾強烈關注的令人興奮的事件，似乎已經非常遙遠：喬·路易斯在揚基體育場第一個回合擊倒了馬克斯·施梅林；霍華德·休斯以令人難以置信的3天19小時8分10秒鍾進行了一次環球飛行；“糊塗蛋”道格拉斯·科裡根駕駛一架老古董飛機從長島動身，“飛往加利福尼亞”，結果卻降落在愛爾蘭，回到美國時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他依然面帶微笑，依然穿著他那件褐色的皮夾克；精神錯亂的約翰·沃德站在紐約哥譚酒店17層的一個狹窄的壁架上，尋思著一躍而下，從而讓紐約的交通陷入堵塞。就連真正有意義的美國的事件和問題也都被拋到了腦後。當國家依然受困於大規模的失業人口試圖從這場衰退中恢復過來的時候，商業指數緩慢上升的過程，新的工資和工時法案的實施，依然沒有解決的農業問題，長年令人頭痛的救濟問題——當希特勒對蘇台德地區提出主權要求、張伯倫帶著他那把收起的黑色雨傘飛往貝希特斯加登和哥德斯堡、四國首腦在慕尼黑開會以簽署並決定捷克斯洛伐克的毀滅的時候，所有這些事情似乎都無足輕重了。來自歐洲的戰爭烏雲把美國的裡程碑一個接一個地遮蔽了。 2 那條把歐洲的問題拖入美國人關注中心的事件鏈，是一條古怪的、充滿扭結的鏈條。 在這10年之初，美國的政策似乎就在逐漸改變，從國家孤立的政策，向與其他國家協調行動以維護世界和平的政策緩慢轉移。誠然，民眾並不傾向於加入國際聯盟或承擔對外國的義務，但國務院有這樣一種傾向：盡可能在民意許可的范圍內這樣去做。1931年，當日本看到歐洲列強正全力以赴對付大蕭條而無暇他顧、因此趁機入侵滿洲地區的時候，正是胡佛的國務卿亨利·劉易斯·史汀生，擔任了那場國際譴責大合唱的領唱。當國際聯盟討論日本入侵的時候，美國有一位代表在日內瓦充當“觀察員”；史汀生國務卿宣布，美國不會承認日本的征服；他還試圖援引“九國公約”來反對日本，不料卻遭到英國代表約翰·西蒙爵士的斷然拒絕。國際聯盟做不了（或不願做）任何事情來製止日本，歐洲或美國的強烈反對也無濟於事；對戰後領土安排體系的第一次大的違背被成功地完成了——但不是因為美國方面缺乏積極的興趣。美國自始至終在展開激烈的外交戰。它在1931年的政策遠非孤立主義。 接下來的一場大規模的國際侵略行動要過好幾年才出現，在此期間，美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進入了一場新的危機——這一次是經濟危機。在大蕭條初年，當一個接一個在大蕭條中痛苦掙扎的國家紛紛為了努力自救而提高關稅、貶值貨幣以及修築其他的壁壘，以阻擋國際貿易流和外匯流的時候，華盛頓政府驚慌失措地看待這一切。有一點倒是真的，我們也在自己的關稅壁壘的頂部壘上了一些新磚塊，但我們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的關稅看作是純粹的國內事務；當其他的國家也做此類事情的時候，我們的感覺則完全不同。在胡佛、財政部官員、華爾街的金融專家們的頭腦裡，以及在美國的主流民意中，下面這些結論是不言自明的：貿易壁壘必須拆除，國際間的金本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如果沒有世界的複興，美國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複興。但接下來，新政出現了——風水輪流，今非昔比。如今，我們想要做的，正是那些可能會顛覆國際貨幣和貿易關系的事情。 起初，很少有人預見到即將來臨的政策衝突。誠然，羅斯福總統在1933年他第一屆任期的就職典禮上就曾明確地說過：“我們的國際貿易關系，盡管非常重要，但就時間和必要性而言，它們應該服從於這樣一個目的：建立堅實可靠的國民經濟。”——但是，他不是已經任命了科德爾·赫爾擔任他的國務卿麽？赫爾是伍德羅·威爾遜的世界意識的繼承者，一直滿腔熱情地致力於通過降低關稅來刺激國際貿易。誠然，羅斯福讓美國脫離了金本位，從而帶來了外國貨幣的混亂——但是，他不是同時又邀請外國代表來討論經濟合作的措施麽？羅斯福本人甚至都不承認，他所遵循的方向有多麽明顯的內在衝突。他興高采烈地為1933年6月在倫敦舉行的一次經濟會議做著準備，派出了一個由赫爾國務卿領頭的代表團，但並沒有給他們下達足夠明確的指示，代表團立即開始為穩定貨幣而展開協商。不久之後，由於擔心美國正當通脹興起、物價提升、刺激經濟的節骨眼上被捆綁在一份必須遵守的穩定貨幣協定上，羅斯福便派出了他的首席智囊、助理國務卿雷蒙德·莫利，去倫敦牽製代表們。但是，還沒等莫利趕到倫敦，羅斯福卻越來越癡迷於通過貨幣操縱促進繁榮的想法，於是他突然決定，一定不能讓倫敦的會談危及他的國內計劃。當莫利同意一份相當溫和的、讚成一般原則上的貨幣穩定協定的時候，總統卻突然抽掉了每個人——莫利、代表團、赫爾以及整個倫敦會議——腳下的地板：斷然拒絕就貨幣穩定問題做任何事情。這樣一個衝動的人，曾經決心要解決經濟國家主義和經濟國際主義之間的衝突，如今卻姍姍來遲地、毫無預警地把他的全部重量壓在了國家的一邊——讓他的代表們徹底地灰頭土臉，失望而歸。 打那之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接下來的黃金購買實驗之後——美國才逐漸回到了促進國際經濟的道路上。赫爾國務卿頑強地堅持了下來，就好像什麽事情也沒發生似的。他獲準讓他的“互惠關稅法案”在1934年制定頒布，這部法案使得美國與其他不同國家之間的商品流通更加容易。到最後，財政部長摩根索和英法兩國的財政首腦聯手穩定了英國、法國和美國的貨幣。經濟孤立主義的冒險似乎已經結束，盡管也留下了它的傷痕。 與此同時，美國還向拉丁美洲伸出了橄欖枝。在他的第一個任期的就職典禮上，羅斯福就宣布了他的“睦鄰友好”政策。為了向拉丁美洲表明：這並不僅僅是嘴上說說而已，美國從尼加拉瓜撤出了軍隊，廢除了“普拉特修正案”中那些允許干涉古巴的部分，並向格蘭德河以南各國保證，美國把“門羅主義”解釋為一種合作與互助的理論，而不是一種控制與主宰的理論。正是由於赫爾國務卿特有的誠實，這一擔保大抵被人們善意地接受了。到這10年快要結束的時候，美國在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受喜愛和更受信任。 但很久之前，國際邊境的分崩離析就已經再一次開始了。1935年，墨索裡尼以極其冷血的手段入侵了埃塞俄比亞。英國和法國不能或不願做任何事情給予意大利以有效的懲罰，沒有人出面製止墨索裡尼。1936年初，阿道夫·希特勒（他1934年在奧地利策劃納粹政變的計劃以失敗而告終）入侵了萊茵蘭。同年的晚些時候，西班牙革命爆發；墨索裡尼，還有希特勒，為了他們自己稱王稱霸的目的，而開始利用西班牙革命——並且也沒有得到製止。1938年3月，希特勒橫掃了奧地利——還是沒有得到製止。隨著1938年春去秋來，他開始信心十足地打磨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刀子了。 意大利人慶祝軍事佔領埃塞俄比亞 在這一連串危機開始的時候，美國的民意多半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任何時期都更加傾向於孤立主義。到193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修正主義”觀點成了主流觀點。在這種觀點看來，雙方都有罪錯，而不僅僅是德國方面，而且，美國不幸地因為英國的宣傳，因為它把經濟賭注押在協約國的勝利上，從而卷入了這場戰爭。遲至1937年4月，當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提出“你是否認為美國卷入這場世界大戰是個錯誤”這個問題的時候，71%的投票者回答：是。1935年，沃爾特·米利斯的《通向戰爭之路》（Road to War）成了暢銷書，在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當中很有影響力——此書把美國1917年的參戰決定描述為一場不幸的悲劇。還有幾本書和幾篇雜志文章，聳人聽聞地把公眾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軍需品製造商在煽動戰爭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上來；與此同時，參議院的奈委員會在一項長期調查中渲染的是同一個主題，揭露了美國軍火製造商自1915年以後所掙得的那些不乾不淨的利潤，暴露了國外的軍需品銷售商所做的生意相當小，把摩根的合夥人拽到華盛頓，回答一個含蓄的指控：是他們策劃了讓美國在1917年與德國開戰，為的是讓國家為他們火中取栗。把戰爭描繪為這樣一幅恐怖的圖景更容易被人接受：清白無辜的普通百姓是被那些沒有良心的銀行家和大商人所誘騙而卷入其中，因為一般公眾對這些人在帶領國家走出蕭條低谷上的失敗記憶猶新，對很多銀行家和大商人在1933年的調查中所揭露出來的低劣行徑記憶猶新。 還必須記住，1935年，美國的激進分子幾乎全都激烈地反戰。當時，美國絲毫也不存在這樣一種普遍的擔心：歐洲的獨裁者可能會從外部給美國帶來什麽實際的傷害；當人們在1935年說到“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的時候，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指的是一場美國法西斯運動的威脅，他們在不同的時候分別把這場運動的領導者想象成羅斯福，或某個像休伊·朗之類的人物，或者是某個受大企業支持的部隊軍官。人們有一種十分普遍的信念：美國必須管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並提前采取預防措施，防止自己被誘入敵對行動，這一信念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在1935年秋天的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中，多達75%的投票者認為，國會在宣戰之前應該通過一次全民投票來獲得人民的批準。 孤立主義者的反戰示威 正是在這種孤立主義的心態中，舉國上下對國會在1935年通過了一部《中立法案》表示歡迎，這部法律規定，任何地方爆發戰爭的時候，美國人都不得出售軍需品給交戰的任何一方。《中立法案》立即被應用於意大利與埃塞俄比亞的衝突。 但政府——以及國務院的永久編制人員——不喜歡強製的中立。他們想讓美國能夠放開手腳地在國際事務中運用它的影響力，他們覺得，一部普遍適用的法律在某些不可預知的環境下可能會讓人為難。他們喜歡在外交政策上與英國攜手合作，《中立法案》可能會讓這種合作寸步難行。當西班牙革命爆發的時候，他們同意了英國的不干涉計劃（眾所周知，這一計劃沒能阻止墨索裡尼出手幫助佛朗哥），並讓國會通過了一項古怪的法案，把中立原則應用於西班牙的紛爭，而無視下面這個事實：這場紛爭並不是國家之間的戰爭，而是一場國內叛亂，企圖顛覆一個美國所承認的合法政府。不久之後，當日本入侵中國的時候，政府在這條路上左右搖擺，先是告訴所有美國人：要麽離開中國，要麽自擔風險，後來又建議保護在華美國人，根本不應用《中立法案》。他們能夠利用一個漏洞來做這樣的事情。在1937年通過的《中立法案》修正案中規定，對裝運軍需品的強製禁止只能在以下兩種情況下生效：要麽是已經宣戰，要麽是總統“發現”戰爭狀態存在。日本和中國都沒有宣戰——而且，總統當然也沒能“發現”戰爭狀態存在，盡管日本正在竭盡所能地毀滅中國。 不久，政府更進一步遠離了孤立主義的觀念和強製中立的觀念。在1937年9月於芝加哥發表的一篇演說中，羅斯福說：“對世界的道德意識……必須被喚醒到這樣一種高度：結束侵略行動……是我們首當其衝的需要。”並補充道，“世界上無法無天的流行病”正在蔓延，而且，“當肌體疾病的流行開始傳播的時候，社會應該同意並聯合起來把患者隔離開來，為的是保護整個社會的健康免受疾病傳播的侵襲”。這看上去像是對那些好戰國家的強烈干涉。1937年底，在寫給蘭登州長的一封信中，羅斯福堅持認為：“我們有義務采取合作的措施，甚至是擔負起領導的責任，以維護有助於普遍和平這一終極目標的行為標準。”當美國炮艦“班乃島”號1938年初被日本轟炸機擊沉的時候，政府非常重視這一事件，盡管它發生在一個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之內，而且“班乃島”號是在護送標準石油公司的油輪——換句話說，它所從事的工作，正好是1935年的中立鼓吹者們試圖排除作為可能宣戰理由的那種事情。大約就在同一時期，政府利用它對國會的政治影響，讓“拉德洛決議”胎死腹中，該決議要求，必須通過全民公決才能讓美國參戰；也就是說，這一措施將會“在外交關系行動上捆住任何一位總統的手腳”。很顯然，目的是要充分保護美國人在中國的權利——甚至是用我們的炮艦在接近前線的地方護送油輪的權利；要給日本人留下這樣的印象：美國厭惡他們的行為到了何種程度；並且在總體上利用美國的影響力，盡可能讓好戰國家適可而止。 這樣一項政策，跟1925年的民意所要求的東西形成了強烈反差，以至於完全可以預期它將導致一般公眾對羅斯福總統和赫爾國務卿的強烈譴責。但這種情況並沒有出現——盡管對那場“隔離”演說需要作出某種迅速而巧妙的解釋。有人在嘟嘟囔囔地抱怨，但聲音決沒有強大到足以阻止政府繼續拒絕執行《中立法案》。基本的原因是，美國的民意也在轉變立場。隨著每一場新危機的出現，美國人對希特勒、墨索裡尼和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憎惡也變得越來越強烈。 誠然，有一點尚不清楚：美國大部分民眾當中——尤其是那些身在國內的人當中——那種“對國外的麻煩置身事外”的根本性偏愛是否有什麽大的削弱。有人對1935年～1938年之間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進行過一項研究，沒有給出任何這種改變的確切證據。但信息來源廣泛、能夠聽得見的看法——尤其是在東部沿海地區——不可否認改變了。像蘭登州長和前國務卿史汀生這樣一些有影響力的共和黨人都在背後支持總統的反侵略行動。外交事務方面的專家（比如外交關系委員會的成員）都強烈地覺得，美國必須支持“民主”、反對“專製”。激進的觀點幾乎是不知不覺地改變了。 共產主義者們從反戰政策轉向了反法西斯政策，並且變得幾乎像“美國革命之女”一樣好戰。早在1934年，厄爾·白勞德（他後來成了1936年的共產黨總統候選人）就曾經宣布：“反對戰爭的唯一方式，就是從反對我們自己國家的戰爭製造者開始……羅斯福政府正在執行和平時期所見過的最大一項戰爭計劃。”美國學生聯合會（一個有點左傾的青年組織）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為激進和自由主義思想中的普遍改變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說明——在它1936年末舉行的那次會議上，該組織簽署了牛津誓言：“不支持政府可能進行的任何戰爭”；而在1937年末，它呼籲“采取立即的步驟，製止法西斯主義的侵略……美國應該在點名警告侵略者、利用禁運反對侵略者以及通過國際合作組織這些努力的行動中擔負起領導的責任”，它還敦促“廢除或修改現行的《中立法案》，以便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區別開來，並給予後者以援助”。那些在1934年和1935年曾經輕蔑地把戰爭說成是資本家們大發橫財的手段的年輕男女，到1937年和1938年，紛紛用絲襪點燃篝火，以表達對日本的憎惡。他們依然不希望戰爭，但在外交衝突中他們開始傾向於使用軍事手段。 阿道夫·希特勒 在某些方面，總體民意也在改變。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支持美國擴大海軍、陸軍和空軍的人越來越佔多數。1938年2月，剛好就在希特勒征服奧地利之前，蓋洛普民意調查員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德國和意大利向英、法開戰，你認為我們是否應該盡一切可能（除了我們自己也卷入戰爭之外）幫助英國和法國贏得勝利？”69%的受訪者回答：是。（如果以不同的措辭提出這個問題，可能不會有這麽肯定的回答，但三分之二多數依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絕大多數美國人依然真心實意地渴望置身於戰爭之外。但是，當希特勒繼續前進、製造了一場接一場危機的時候，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覺得，他也威脅到了美國，刻意不參與外國衝突將會很困難，而且在道德上也是錯誤的。接下來，幾乎緊跟著希特勒的奧地利事變之後，出現了1938年9月的捷克斯洛伐克事變，從頭到尾地把美國給震撼了。 3 一種不安全和憂懼的感覺，一種世界正在分崩離析的感覺，一種那些按說應該堅實可靠的原則（不管是經濟的、政治的，還是國際道德的）正在腳下崩塌的感覺，自1929年和1930年柯立芝-胡佛繁榮崩潰以來，就一直縈繞在那些喜歡思考的美國人的心頭。在大蕭條最糟糕的時期，這種感覺格外強烈，當經濟形勢有所改善的時候，它略有緩和，而當國際侵略者們橫衝直撞的時候（而且與此同時，美國滑入了大衰退），它再一次變得更加強烈。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危機，又一次讓人們神經緊張起來。 奧森·威爾斯的廣播所引發的那次稀奇古怪的事件，是否應該被看作是這次神經緊張的表現，這一點尚不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予以證明——但至少，有一點很重要：當時有很多人認為事情就是這樣。1938年10月30日禮拜天的早晨——慕尼黑事件過去一個月之後——水星劇院的奧森·威爾斯通過哥倫比亞廣播電台按預定時間播出了一部根據H.G.韋爾斯的科幻小說《世界大戰》（The War of the Worlds）改編的廣播劇。為了讓故事更生動，威爾斯把它編排成了一個實時新聞廣播。在一位播音員明確解釋了這個節目的性質之後，一個聲音開始播送平淡無奇的天氣預報；接下來，另一個聲音說：節目將從一家酒店裡繼續播出，伴隨著輕歌曼舞；不一會兒，舞曲被一則“短訊”所打斷，大意是：芝加哥“詹寧斯山天文台”的一位教授報告，他看到了火星上每隔一段時間發生一次爆炸；接下來，聽眾被以正統的廣播方式“帶回”到了“雷蒙·拉克羅的音樂……一首百聽不厭的曲子，非常流行的《星塵》”；再接下來，是對一位子虛烏有的普林斯頓教授的采訪，帶來了更多關於火星騷亂的消息——由此開始播出一連串的“新聞簡報”，描述了火星人乘坐著巨大的金屬飛船來到地球，在新澤西著陸。廣播稿迅速積聚，一篇接一篇簡報。更多的火星人著陸了——他們的一支大軍迅速擊潰了新澤西州的民兵。火星人的進攻被描述得活靈活現，整個美國到處都是，紐約人紛紛撤離這座城市，火星人的熱射線武器和火焰投射器及其他惡魔般的裝置，導致了令人恐怖的毀滅，所過之處，皆成廢墟。 盡管有播音員的解釋，盡管這是一個定期播出的節目，盡管你只需轉動旋鈕就能聽到查理·麥卡錫那令人安心的聲音，盡管所有給出的名字純屬子虛烏有，盡管節目曾經被說明電台標識的例行習慣所打斷，盡管在很多方面其所播出的“消息”表面上都荒誕不經，但接下來，這個節目所帶來的不同尋常的反應還是發生了。 奧森·威爾斯在錄製廣播劇 全國各地，人們在瘋狂的恐慌中打電話給報社或警察，想知道到底該做什麽。（僅《紐約時報》就接到了875個電話，美聯社不得不向它的成員報紙發出了一份解釋性的新聞簡報。）在很多社群，驚恐萬分的人們紛紛奔出自己的房子，在大街上四處亂竄，完全沒有把握：進攻他們的到底是火星人還是德國人，但有一點卻很有把握：毀滅正在逼近，他們必須逃到某個地方去。在新澤西的紐華克市，幾個家庭確信一場“毒氣攻擊”已經開始，於是用濕布蒙住自己的臉，試圖把他們所有的財產塞進汽車裡；四面八方的交通都堵塞了。匹茲堡的一個女人準備服毒自殺，哭喊道：“我寧願這樣死掉！”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個女人闖進了一座教堂，尖聲高叫：“紐約毀了，眼下就是世界末日。你們最好是回家去，死在家裡。我剛剛從收音機裡聽到了這個消息。”教堂的禮拜儀式手忙腳亂地結束了。當新澤西的一座教堂裡的禮拜儀式類似地被打斷的時候，會眾便祈禱上帝把他們從這場大災難中解救出來。紐約布朗克斯區的一個男人在聽到這個消息並認為自己看到了“墳墓中冒出的濃煙”飄在城市上空的時候，便手忙腳亂地爬上了房頂。在華盛頓州的一個小鎮，電燈服務在廣播期間被中斷了，這使得聽眾們確信恐怖就在眼前，女人們昏倒在地。 恐慌就這樣——以五花八門的不同形式——蔓延到了全國各地。即使20個聽過節目的人當中只有1個人信以為真，這個容易上當受騙的少數群體——加上那些被他們斷章取義的故事給弄得驚慌失措的人——也足以導致一場這樣的大恐慌，它可以為全國性歇斯底裡的研究充當一個引人注目的個案。 但我們大可不必在此爭論，這次廣播事件是否表明了人們被10月戰爭的驚嚇給弄得神經兮兮。（在這一事件所提供的某些觀察材料中，多半有更好的證據來解釋人們的神經緊張。比方說，多蘿西·湯普森在她的辛迪加專欄文章中把這一插曲稱作“世紀的新聞故事”——對於人們理解希特勒主義、墨索裡尼主義、斯大林主義、反猶主義以及我們時代的所有其他恐怖主義，這一事件所做出的貢獻，比那些理性之士寫下的所有文章的貢獻都要大。她還說，這一事件“清晰而殘忍地向人們展示了國民教育的失敗”。這是漂亮的大話。）關於人們日漸增長的憂懼，還有一個更加可靠的證據。在1938～1939年間的冬天，整個美國出現了一股顯著的反猶主義高潮，即使是在猶太人很少的西部城鎮，即使是在那些並不喜歡希特勒的男男女女的行為中，反猶主義情緒也是顯而易見的。庫格林神父的反猶廣播，對於加速這種焦慮不安地搜尋替罪羊的行為出了一把大力。在很多自由主義者當中，對納粹在美國國內的影響有一種明顯而強烈的擔心；那些一輩子都對紅色恐怖付之一笑、對蘇聯與美國共產黨的聯系不屑一顧的人，如今看不出有什麽理由對納粹在美國的宣傳一笑置之，他們甚至大聲疾呼，必須對那些跟德國有聯系的組織展開調查，並予以解散。餐桌上的談話轉向了德國與拉丁美洲貿易令人擔憂的增長（相比之下，這個貿易額實際上並不比1913年更大，而且不到美國與拉丁美洲貿易的一半），轉向了這樣一個不祥的問題：從南美基地起飛的納粹飛機是否能夠摧毀巴拿馬運河和美國的城市。很多熱愛和平的人士開始迷惑於這樣一種感覺：美國——連同世界的其余地區一起——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厄運，在劫難逃。“當戰爭在歐洲爆發的時候，我們將在6個月之內卷入其中——地球上沒有什麽東西能製止它。”心智健全者能夠提供的最好答覆似乎只能是：“如果說，我們最優秀的思想家在1929年認為資本主義已經獲勝，在1933年認為共產主義正在獲勝，在1938年認為法西斯主義正在獲勝的話，那麽他們在1943年會怎麽認為呢？”自始至終，政府一直在加緊努力，好讓美國的影響力被人們感覺到，它支持英國和法國，強烈譴責希特勒，並試圖給希特勒留下這樣的印象：如果他繼續一意孤行的話，美國就有可能起來反對他。1938年11月，當德國出現了對猶太人的新一輪殘忍攻擊的時候，美國召回了駐柏林大使，以“報告和磋商”；他再也沒有回去。羅斯福說，來自德國的消息“深深震驚了美國的民意”。在12月的利馬會議上，美國代表團積極地試圖把拉美各國組織起來，聯合對抗歐洲獨裁者的干涉——並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在他1939年1月給國會的年度谘文中，羅斯福呼籲美國團結起來，面對外國對自由制度的威脅，呼籲大力增加美國的軍備——在這方面，他獲得了授權。他尖銳地指出，有“多種形式的戰爭，但是，比純粹的口舌之爭更強大、更有效的是，讓侵略者政府清楚地認識到我們自己的人民所凝聚起來的情緒。”那個月的晚些時候，一架道格拉斯殲擊機墜落在洛杉磯，很快有人發現，這架按照美國軍用規范製造的飛機上的乘員是一個法國人；很明顯，法國被允許（由政府批準）訂購性能優良的新式美國戰鬥機。接下來，總統與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漫長的秘密會議，在這次會議之後，參議院裡有謠言說——但被堅決否認——總統說，一旦戰爭爆發，美國的邊境將會在法國。 復活節那天，在離開溫泉療養院的時候，羅斯福在車站對人群大聲打著招呼：“我會在秋天回來的，如果我們沒有一場戰爭的話。”他後來清楚地向媒體表明：這裡說的“我們”——不管多麽含糊——意思包括美國。內政部長伊克斯及政府的其他成員，紛紛把他們辭藻華麗的炮火對準了德國政府。當羅斯福在1939年4月中旬最終向希特勒和墨索裡尼發表一篇和平呼籲的時候——這是一份雄辯有力的文獻，希特勒沒有通過書信，而是通過一篇姍姍來遲的長篇演說對此給出了答覆：拒絕做出任何保證——很多觀察者都感覺到了，這篇呼籲由於美國官員太過寬松的反納粹言論而被預先削弱了。 與此同時，歐洲的侵略步伐也在加速。1939年1月，巴塞羅納陷落，不久之後，西班牙內戰結束：這是一次法西斯主義的勝利。3月，德國違背了它在慕尼黑的承諾，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區，吞並了梅梅爾。4月，不甘落後的墨索裡尼佔領了阿爾巴尼亞。接下來是一段暫停，來自歐洲的消息一度退出了美國報紙的大字標題。但對於這些持續不斷的、令人恐懼的騷亂，美國已經出現了新一輪的強烈恐慌。 戈林元帥視察捷克斯洛伐克前線 1939年3月，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萬一戰爭爆發，我們是否應該向英國和法國出售食品？”76%的投票者回答：是。4月，這個問題被再次提出，回答“是”的人從76%躍升至82%。3月，對進一步的問題“我們是否應該出售飛機或其他戰爭物資？”52%的人回答“是”；4月，這個數字攀升至66%——這是一次驚人的增長。誠然，只有16%的人認為我們應該派出陸軍和海軍去國外幫助英國和法國。但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希望以某種方式提供幫助——半數以上的蓋洛普民意調查投票者表達了這樣一個不祥的預期（盡管決不是願望）：如果戰爭爆發，美國將會“被拖入其中”。 美國是不是正在走上它在此前幾年裡如此大費周章地試圖用紅燈加以阻擋的那條通往戰爭之路呢？ 4 1939年4月30日星期天的早晨，紐約世界博覽會的大門被打開了。這次世博會的主題是“明天的世界”。開幕式在一個被稱作“和平之宮”的巨大圍場上舉行。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濃雲密布的天空之下，他們當中是否任何人都不曾想到這兩個短語所提出的那個頗具諷刺意味的問題呢？ 紐約世博會一角 這裡，你周圍的一切，都是美國夢的化身。大膽的現代建築，有時樸素，有時浮華，但始終缺乏傳統的古典裝飾或哥特式裝飾，五光十色，熠熠生輝——讓大多數遊客第一次有機會目睹現代建築師們能夠做什麽，如果國家的經濟形勢允許他們參與大規模建築的話。花園，噴泉，從建築物上飛流直下的瀑布；到處回響著音樂；夜裡，華燈初上，照同白晝。發明和工業效率的奇跡讓人目瞪口呆。這裡有一種節日歡慶的感覺。這裡的每一個人都能暫時感覺到自己即使不是一位國王的話，至少也是一個歡樂而友好的國家的公民，是潔白無暇的工業工程的受惠者，你可以沿著瀉湖一路閑逛，可以注視著五顏六色的焰火綻放，可以觀看高高的尖塔刺向火樹銀花背後的天空。在這裡，通用汽車和雷明頓蘭德與WPA並肩而坐，蘇聯向人們展示了她的歡樂，不久之後，人們會把它們跟伊斯曼-柯達的歡樂相比較；在這個虛幻的天堂裡，看不到社會階層，看不到民事爭端，看不到國際仇恨，看不到淒涼貧民窟裡肮髒日子的絲毫線索，看不到經濟衰退的悲苦煩惱。這裡是一場財富、奢華和美之夢，每個角落裡都有可口可樂，公共汽車的喇叭愉快地演奏《紐約人行道》（The Sidewalks of New York）。 大門的外邊，是一個這樣的國家：它三分之一的公民依然“住得很糟、穿得很糟、吃得很糟”；是一個這樣的世界：其真正和平的希望似乎已經永遠離去。對美國來說，真正的“明天的世界”將會擁有什麽呢？ 美國基本的經濟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搖搖晃晃地爬出大衰退的深淵，使得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調整指數攀升到了1939年8月的120。但這僅僅隻比它在新政蜜月期間所達到的點數略高一點；據全國工業委員會的估計，依然有950萬人失業。工作救濟的龐大計劃，日益明顯地變成了一個悲劇性的權宜之計，隨著一年年的拖延，正在使得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數）不幸依賴工作救濟為生的人變得意志消沉。盡管它被設計得非常慷慨，在藝術以及某些深受歡迎的民用設施改進上產生了一些非常不錯的業績，並至少讓數百萬男男女女不至於陷入匱乏和絕望的困境，但是，作為一項長期制度，WPA所提供的依然是一個無法忍受的前景——它開始看上去實在太持久了。農業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盡管農業部長華萊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相反，美國的“常平倉”似乎成了“長期補貼倉”。一個仁慈的政府可以減輕很多被逐出土地的家庭的痛苦，但它卻趕不上拖拉機，後者把全國各地更多的家庭趕出了土地，使之加入到無家可歸的流動大軍中。華盛頓既做了好事，也做了蠢事，但是，消失於1929年的繁榮，看上去依然像天邊的彩虹一樣遙不可及。美國難道終於符合了這樣一句格言：當人口增長放緩的時候經濟增長也必定放緩？它難道必須要麽接受這種繁榮黃昏的持續（加上養活失業者的負擔日益沉重），要麽接受物價、工資和債務的嚴酷緊縮，直至剩余勞動力能夠被吸收——這樣一次緊縮可能比1929～1933年間的緊縮更難以忍受？沒有一個人喜歡這樣的前景。好吧，那麽就來一次戰爭繁榮如何？這樣獲得的增長不可能持續。一次投機繁榮呢？那也會帶來自我毀滅的種子。如果沒有資金穩定地流入新的投資（加上對民眾購買力的維持），而且這種流動依然受到阻塞，那麽，美國的經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擴張。 是什麽在阻塞新投資呢？如果不考慮20世紀30年代最重要的經濟發展之一，這個問題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回答，這個發展就是：我們稱之為經濟霸主的大公司越來越重要。人人都知道，聯邦政府的權力在這10年有了巨大的增長，直至它的手指伸進了國家的每一個犄角旮旯。人人都知道，各種在個人或小團體的基礎上管理運作的活動和事業如今都變得社會化了——直至就連那種粗獷的個人主義者的公司——醫療行業——也發現，自己正在跟步步進逼的集體醫療，甚或是國家公費醫療戰鬥。並非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是：集中化的趨勢，社會和經濟行動的單位越來越大的趨勢，也達到了令人為之動容的程度。 誠然，那些瘋狂的日子已經過去——在那些日子裡，企業發起人們把公司合並為超級公司，再合並為超超級公司，控股公司的金字塔被疊到4層、6層，甚至8層高，華爾街一小撮人玩弄紙做的股票，認為他們正走在控制所有美國企業的康莊大道上。有些金字塔已經在大蕭條中倒塌了，另外一些至少部分地被一屆反對這種做法的政府給夷為平地；至於其余的控股公司，它們衝天高漲的日子也已結束——至少眼下是這樣。公眾不再渴望英薩爾們或范·斯維林根們繁榮興旺。然而，大多數在1929年之前那一代人的時代，尤其是在1929年之前的那10年被整合到一起的大公司結構，在風暴過後依然完好無損地聳立著。 不僅如此，而且一般而言，也正是這些大公司，在30年代好歹通過做生意掙到了一些錢。我們不妨看看E.D.肯尼迪的《要支付的紅利》（Dividends to Pay）中所給出的那些頗能透露內情的數字吧。在1935年，美國有將近50萬家公司，它們掙得了超過16億美元的利潤——但是，如果你不把960家最大公司計算在內的話（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這960家公司的股票交易活躍，標準統計公司會列出它們的收益），那麽，這個集合利潤就變成了赤字。簡言之，在1935年，從整體來說，這960家大公司掙了錢；其余大約475，000家小公司賠了錢。肯尼迪先生沒能顯示1937年絕大多數公司發生了什麽，因為政府的數據尚未發表，但他能夠進一步追蹤位於頂端的960家公司的財富，他的發現被證明是更富有啟發性的。這960家商業貴族在1937年所掙到的錢當中，超過60%的錢恰恰是由其中42家公司掙到的，將近四分之一（24%）是由其中最大的6家公司掙到的。（你想知道這6家公司的名字麽？它們是：通用汽車、美國電話、新澤西標準石油、美國鋼鐵、杜邦和通用電氣。） 不妨想象一下，你自己創立一家新公司，去跟這些巨人之一，或是一群規模稍小的巨人競爭，而他們擁有巨大的資源，有能力通過互惠互利和商業諒解（即使不再通過迂回手段）來維持價格，那麽你就會開始理解新投資為什麽不興旺的一個原因。太多你願意走的路都已經被那些有能力把大路據為己有的先行者給佔據了。應該順帶補充一句：這些大公司如今越來越不依賴於華爾街的投資公司提供資本了；它們能夠自掏腰包來維持、革新，甚至擴張它們的工廠。華爾街銀行家們風光無限的日子多半已經成為過去——不僅因為政府的限制，而且也因為大公司變得比銀行更加強大。下面這個事實難道與此完全無關麽：在這10年的最後兩三年裡，幾家大公司（尤其是美國鋼鐵和通用汽車）都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縮小了那些本質上代表華爾街的企業高管和董事的權力以及傳統的資本權力，增加了那些代表現任管理層的人的權力，或者是增加了代表華爾街之外的地方商業利益集團的董事？誠然，這樣的舉動的背後無疑有一個政治動機。大公司的經理們已經認識到了下面這個事實：不管他們想還是不想，他們都是政治中人。“公共關系”不再是新聞廣告員的工作，而是要求至少由副總裁給予關注。大公司動輒花數百萬美元以贏得聲望。華爾街不受歡迎；為什麽不擺脫它呢？然而，對華爾街來說，事情或許不止於此。用一種比喻的說法，有朝一日，斯隆先生或許不會去拜訪摩根先生，而摩根先生卻不得不去拜訪斯隆先生，這一天大概為期不遠了。 這些大企業的利潤流入了數百萬美國家庭，因為它們的股東軍團從未如此龐大。但只有極少數富有的股東才有足夠多的錢可以成為新投資中一個潛在的重要因素。這極少數人被稅收所困擾，沒有興趣在那些大公司不去競爭的領域裡冒險。“為什麽要冒險呢？”他們會說，“如果我們輸了，我們就血本無歸；如果我們贏了，政府會拿走其中的大部分。”他們寧願繼續投資於大公司，投資於免稅債券，甚或是把現金留在手裡不去投資。他們一直在叫喊：給我們一個讓我們免於負擔和限制的政府，你就看到新投資的萌芽。但1938～1939年間（當時，新政確實變得不那麽喜歡冒險，而且更願意安撫資本）的商業指數的表現，卻並沒有給出多少證據，表明事實確實如此。新投資的萌芽為什麽必定會延遲，總是有很好的理由：有些人在1937年曾信誓旦旦地說，“信心”的恢復僅僅是在等待未分配利潤稅的廢除，而在1938～1939年間，他們卻在唉歎：對戰爭的恐懼遏製了新投資。銀行裡繼續充斥著閑錢。 羅斯福總統發表演說（1939年） 錢為什麽閑置，當然還有另外的原因。比方說，當成本居高不下的時候——沉重的不動產稅，高昂的原材料價格，高計時工資，陳舊過時、效率低下的建築方法，等等——誰會冒險把錢投在利潤無法預期的新建築上呢？在這裡，困難不在於極少數大公司壟斷了戰場，而在於多數諸侯（有大有小），以及多數凍結債務和未解決的蕭條問題，根本就阻止了大公司以大規模生產的方式進入戰場。然而總的來說，這種概括似乎是站得住腳的。工業和貿易的大路上塞滿了現有的公司，只有大型的、有錢的公司才能與之競爭，而那些出得起錢來創立這種大公司的人對這樣的戰鬥卻並不熱心。他們認為他們的麻煩主要是政治上的；而實際上，有證據表明，這些麻煩主要是經濟上的。 在1938～1939年間，政府通過國家臨時經濟委員會著手調查新投資的阻塞，尤其是被大公司的卡脖子競爭所阻塞的情況（由於政治原因而稱之為“壟斷”）。有些“新政人”在研究通過政府自己投資來促進投資的前景。但問題是棘手的；1939年春天，當總統對政府投資的方向表明態度的時候，國會把整個計劃從窗戶裡扔了出去。（國會並不僅僅滿足於拒絕羅斯福，它還把令人讚賞的聯邦戲劇計劃從WPA中給切除了，並決定削減WPA的技術工人的工資，因此激起了一場罷工。）1940年的選舉近在眼前，狂熱的“新政人”紛紛預言羅斯福將贏得第三屆連任，共和黨人和保守的民主黨人對推翻他的國內議案感到喜不自勝，經濟問題正迷失於政治的洗牌當中。 如今，看上去新政好像終於真正結束了。它已經打出了它的牌，手裡再也沒有新牌可打了——或者說，就算它手裡有牌，它也再不能誘使國會讓它打出手裡的牌。國家明顯厭倦了經濟實驗；共和黨利用了這種厭倦，在1938年的選舉中大有斬獲。社會救世軍們正在失去他們對立法繁榮的狂熱。如今，像羅斯福本人一樣，他們也興奮地為外國的事務而緊張兮兮，幾乎忘掉了國內前線那些尚未解決的麻煩問題；他們要麽組成了反對專製獨裁、捍衛自由和寬容的委員會，要麽圍繞美國到底是應該置身於戰爭之外還是應該對英法施以援手的問題而重新站隊。然而，繁榮的秘訣依然沒有被發現。 自從1929年金融恐慌爆發以來，胡佛政府用了3年半的時間，奮力卻徒勞地抗擊災難。羅斯福政府用了6年半的時間進行試驗和減災，也僅僅是不讓災難靠得太近——卻讓美國的公共債務增長了將近200億美元。 但這就是我們所能說的一切麽？ 在全國總帳的收入欄中，確實有一些條目要記。條目一，大蕭條沒有催生革命和獨裁，而這些將會從根本上扼殺美國人的公民自由。條目二，本屆政府從未故意否認羅斯福在第二屆任期就職典禮上所聲明的原則：“我們決心要讓每一個公民成為他的國家操心和關注的對象，我們決不會把我們邊境之內的任何一個忠實守法的群體看作是多余的。”不管指控新政犯下了什麽樣的過失，至少它已經以人道的精神做了自己該做的事。（如果你在1929年把目光投向國外，如果你想到有大量難民在尋找這樣的立足之地：在那裡，他們不會“被認為是多余的”，那麽，這一條目就顯得格外突出了。）條目三，盡管大蕭條帶來了種種不幸和痛苦，盡管人們對新一輪經濟衰退和戰爭的恐懼反覆出現，但大多數美國人尚沒有完全失去他們最基本的資產：對未來的希望。 把郊區的一片沼澤地改造成一座魔法之城並稱之為“明天的世界”，這依然是他們的本能。在那個“明天的世界”裡，他們最喜歡的、為了觀賞而排隊一小時的展覽，是通用汽車公司的“未來展”，那是一幅可能要到1960年才能實現的圖景。他們依然喜歡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壩和以快樂農莊的觀念設計的能夠供水的玩具，能夠驅動的巨型機車，以及能夠帶來刺激的新的、更好的商業。他們依然喜歡抄著雙手面對農場邊緣的圍欄，並說：“遲早我要在那裡買它40英畝地，以更大的規模投入這件事情。”他們依然節衣縮食，好讓他們的兒女接受“比我們更好的教育”，朦朦朧朧地覺得：在未來的歲月裡，更好的教育將會很有價值。 這是一個經受了長期的嚴酷考驗卻依然不改初衷的民族。 5 當1939年夏天悄然逝去的時候，你這樣想道。但如今，這樣的沉思一直被這樣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所打斷：歐洲將會發生什麽，它對我們這裡來說意味著什麽？6月初，當英國國王和王后訪問美國的時候，你幾乎很難把這個問題置之腦後。羅斯福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這個機會，來鞏固英美友好的紐帶，抹去辛普森夫人的風流韻事——以及慕尼黑事件——所殘留下來的令人不快的記憶。美國人對他們的王室客人的接待，被安排得既威嚴，又有熱忱親切的美國味，加上不止一點點的軍事氛圍。 伊麗莎白王后與羅斯福夫人 當國王和王后抵達華盛頓的時候——那是一個熱得可怕的日子，想必讓國王那身佩戴肩章的海軍製服幾乎難以忍受——10架“空中堡壘”轟炸機在通向白宮的隊列上空轟鳴著，國王和總統及王后和羅斯福夫人乘坐的汽車，以60輛小型坦克為前導。那天晚上的國宴之後，白宮舉行了一場音樂會，節目包括黑人靈歌、牛仔歌謠和方塊舞，加上搭配得恰到好處的獨唱和獨奏，演出者不僅有勞倫斯·蒂貝特，而且還有最偉大的黑人歌手瑪麗安·安德森——凱特·史密斯則奉獻了那首在收音機裡長盛不衰的歌曲《當月亮爬上山頭》（When the Moon Comes Over the Mountain）。3天之後，國王夫婦與羅斯福夫婦在海德公園一起野餐，國王吃了一些熱狗和啤酒。（他原本可以不選熱狗，因為菜單上還包括冷盤火腿、熏火雞及各種色拉，還有烘豆和黑麵包、甜甜圈和薑餅、餅乾、咖啡，以及軟飲料——但他很清楚，在美國笑著吃熱狗很可能值一打軍艦。）那天夜裡，當客人們在海德公園登上列車的時候，總統雙手抱拳，高高舉過頭頂，行了一個平民式的告別禮，人群唱起了《友誼天長地久》（Auld Lang Syne）和《他是一個快樂的好夥伴》（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羅斯福夫人在她那個溫和親切的報紙專欄“我的日子”中，沒忘了向美國公眾敞開心扉，講述她對這次訪問的家庭安排的關注——比如她如何關照給客人提供早茶，提供經過冷藏的水而不是冰水；講述那些小小的不幸事件，每一個讀到文章的家庭主婦都會滿懷同情地為之怦然心動——比如管家端著滿盤的飲料走進海德公園那間大藏書室時不慎滑倒，盤碟杯盞稀裡嘩啦地摔得粉碎。 國王和王后依次向人們致意，熱誠、謙遜而富有魅力。華盛頓和紐約的人群都非常龐大，都熱情洋溢；事實上，羅斯福夫人在她的專欄中評論道，當隊列在華盛頓行進的時候，她完全沒法向王后介紹她們所經過的那些建築物，因為雷鳴般的歡呼聲淹沒了她說的每句話。沒有什麽麻煩事件妨礙國王夫婦的凱旋之旅。總而言之，這次訪問獲得了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 在這次成功訪問幾個禮拜之後，總統費勁地試圖讓國會修改《中立法案》並廢除禁止向交戰國出口武器和軍需品的強製禁令。然而，國會尚未準備邁出這樣大的步子。在一件可能會決定是戰是和的事情上，議員當中的大多數人依然不願意向這個易變的人屈服，他曾經那樣堅定地相信：希特勒必須得到製止，美國必須幫助製止他，辦法就是清楚地向希特勒表明：如果他不就此收手的話，美國的飛機和大炮（即便不是美國的陸軍和海軍）就會找他算帳。 那年夏天，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對歐洲的惦記都會接踵而至。 “跨大西洋飛剪”（40噸重的飛機，機翼長達152英尺）開始運送乘客從長島機場飛往法國和英國——你或許會問，這究竟是盟國之間，還是交戰國與中立國之間的一種潛在聯系？美國潛艇“鯊魚”號在距離樸次茅斯240英裡的水域沉沒，潛艇上的59個人當中，有33個人被潛水鍾給救了上來——大約在同一時候，一艘英國潛艇和一艘法國潛艇也遇難了，這僅僅是巧合麽？夏日走廊的桌子上放著一本《憤怒的葡萄》——而旁邊擺著的是《我們這些年的日子》（Days of Our Years），《亞洲內幕》（Inside Asia），以及《不是和平，而是刀劍》（Not Peace， But a Sword），這三本書全都把美國讀者帶到了國外。TVA與“共和與南方”共用事業體系之間的長期爭吵，由於政府買下了田納西電力公司的資產而有所緩和——你應該認識到，曾經在大商人的心中燃燒多年的對羅斯福的憎恨之火已經奄奄一息，行將化為灰燼。而一個推銷員依然能夠通過寄送這樣一張卡片而得到訂單，卡片上寫著： 你要是不給我一張訂單的話，我會再次投他一票。 但是，某些曾經義憤填膺的商人如今甚至開始喜歡上羅斯福——因為他的外交政策。 風雨欲來（1939年的勞動節遊行，紐約第五大道） 那年夏天，有希望在社交界嶄露頭角的人都很想知道，誰會繼芭芭拉·弗雷澤之後成為新一季的“魅力女孩”，魅力（或者，如果你更喜歡的話也可以稱之為“性感”）的觀念如今變得這樣普遍，以至於《生活》雜志竟然把托馬斯·E.杜威稱作“共和黨頭號魅力男孩”，而司法部長墨菲則被稱作“新政頭號魅力男孩”。從歐洲回來的時尚專家帶來了這樣的新聞：巴黎流行緊身胸衣和沙漏體形。夏日的度假者們趴在那兒下中國跳棋；試著模仿比利·羅斯的水上表演中那些游泳的男女人魚；當格羅弗·瓦倫試圖阻止“明天的世界”走向破產的時候，便把他所遇到的財政麻煩與舊金山世博會的經理們所遇到的麻煩相比較；討論約翰斯頓在跑道上的速度；驅車去電影院觀看羅伯特·多納特主演的《再見，奇普斯先生》（Goodbye Mr.Chips），或者是貝蒂·戴維斯主演的《黑暗的勝利》（Dark Victory）。1939年夏季所有這些日常瑣事，有朝一日，是否會作為暴風雨之前的快樂平靜的事件，而從記憶深處浮現出來？ 有一件事情幾乎是肯定的。如果戰爭在歐洲爆發，我們應該能回想起宣布戰爭的那個日子，因為正是在那一天，我們國家的生活被劃出了一道分界線。不管戰爭所采取的形式有多麽古怪，不管美國跟這場戰爭有怎樣的關系，它都會給美國帶來新的問題，新的調整，以及新的希望和恐懼。 但毫無疑問，不會有戰爭。在7月和8月初，歐洲的事態確實相當平靜。就算希特勒要在但澤和波蘭走廊製造新的危機，也肯定會有人及時地予以平息。這樣的人一直就有。 6 風暴在8月的晚些時候逼近了。 最先，就像一陣預兆性的隆隆雷聲，有傳聞說，馮·裡賓特洛甫飛到莫斯科去簽署一份德俄協定。接下來，這份協定現身了；8月24日的報紙以整版大字標題宣布了這個消息： 德俄簽署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條約，約定各自在戰爭行動中不幫助敵對方，希特勒斷然拒絕倫敦，英法兩國動員。 這份通告所傳達的觀念、預期和設想，讓整個世界為之震驚。在美國，那幫所謂的國際事務專家摔了跟頭，因為實際上作為他們的邏輯前提的立足點已經從他們的腳下消失了。共產主義者來了一次迅速的意識形態扭轉，因為他們看到了黨派路線正走向一個U形急轉彎。商人們決定，暫時不發出買入訂單，等事態更明朗了再說；航運業的高管們在討論該不該取消定期航班；股票市場猶豫不決，交易很少，股價搖搖晃晃，很不穩定。美國人再一次湊到他們的收音機旁，想聽到剛剛來自歐洲的新聞簡報。 1939年1月德軍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多少天的談判、動員、試圖達成解決的瘋狂努力、威脅與反威脅——接下來，9月1日的一大早，希特勒的軍隊開進了波蘭。 戰爭開始了。但依然有一個問題懸在人們的心頭：英國和法國的情況如何呢？ 整整一天——那是一個星期五——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完全的回答，接下來的一整天也是如此。它跟著勞動節周末度假者一起動身，去度過他們為期三天的假日，即使在高爾夫球場和海濱浴場上，他們的腦海裡依然翻騰著這個問題。 答案終於在星期天的早晨發布了——那一天，距離本書開篇的1929年9月3日正好10年。收音機裡從倫敦傳來了內維爾·張伯倫的聲音，一個絲毫也沒有戰爭氣息的聲音，音調低沉而疲倦： “今天早晨，英國駐柏林大使向德國政府遞交了一份最終照會，聲稱，如果在11點之前我們沒有聽到他們準備立即從波蘭撤軍的消息，那麽，戰爭狀態將會存在於我們之間。我不得不告訴你們，我們沒有得到這樣的承諾，其結果是：我國與德國之間已經處於交戰狀態。” 隨著這幾句話在萬裡之外平靜地說出，美國的一個時代已經結束，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