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手旁觀的政府
  1
  你或許會問，當這些先兆性的事件正在進行之中的時候，政府在幹啥呢？
  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很難認識到1900年的政府有多麽小，其功能和權力是多麽有限。它一年大概要花掉5億美元，大約相當於半個世紀之後的八十分之一。事實上，1900年聯邦政府所花掉的錢甚至比1950年的紐約州政府花的錢還要少很多。國債隻略多於12.5億美元——約為1950年2，570億美元的二百分之一。即便當你考慮到美元貶值、聯邦支出的方式，尤其是1900年之後由於戰爭和國防開支使聯邦債務猛漲等各方面因素，這些數字按照今天的標準依然小得讓人不敢相信。
  聯邦政府沒有商務部，沒有勞工部，沒有聯邦貿易委員會，沒有聯邦儲備體系。理由很簡單：商業應該沒政府什麽事。它有一個州際貿易委員會，被認為應該管制鐵路公司，但該委員會的權力很小，而且很靠不住。就連《謝爾曼反托拉斯法》也被最高法院以維持商業競爭為由削弱為一個無力的工具；在1900年，首席檢察官沒有據這部法律提起過一樁訴訟。
  至於白宮，我們不妨引用胡佛對它的權威描述。胡佛曾長期擔任白宮總管，當他於19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在那裡工作的時候，“總統辦公室的全體工作人員（他們當時都住在白宮）隻包括10個人，其中4個人是看門人和信使”。1900年不會多到哪兒去。1950年的數字與之形成了鮮明對照，此時，白宮辦公室的雇員多達295人，而那些為技術上被稱做“總統辦事機構”——不僅包括總統辦公室，而且還包括預算局、經濟顧問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以及諸如此類的部門——工作的人，總數多達1，335人，而且佔據了寬敞白宮的大部分地盤，而在麥金萊時代，這裡曾安頓了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
  20世紀之初的白宮（東面）
  有兩三個例子可以生動說明政府在商業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多麽不重要。1895年，它的黃金儲備不斷下滑，非常需要一筆貸款，好讓它能夠購買更多的黃金，用以支持受到威脅的流通貨幣。在這一緊急情況下，政府求助於全國最大的私人銀行家，此人理所當然是J.P.摩根，只有他有那樣的金融聲望向銀行家和有錢人擔保：他們可以安全地把錢借給政府。如果沒有華爾街的幫助，華盛頓是軟弱無助的。
  12年後，即1907年，出現了一次以紐約為中心的銀行恐慌。一連串引人注目的銀行破產案摧毀了公眾的信心，存款人四面八方取錢，再一次需要強有力的措施來恢復信心和秩序。政府又向J.P.摩根求助，他一次又一次把銀行行長們召到一起開會，通過其聲望的絕對力量，以及他的意志的力量，迫使他們發放貸款，幫助受到削弱的銀行渡過這場危機。在這一緊急事件期間，美國總統無力做任何事情。財政部長甚至都不如摩根手下的低級助手。沒有聯邦儲備基金可資利用，沒有任何其他聯邦機關可以提供幫助。實際上，華爾街的那位強人充當了一個私人的、志願的國家儲備體系的組織者。
  西奧多·羅斯福
  或者，以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1902年通過調停煤炭經營者和礦工聯合會以結束無煙煤罷工的行動為例。數十年來，我們已經如此習慣於看著勞資雙方奔走於華盛頓——或者被拖去華盛頓——解決他們之間的重大爭端，以至於我們很難認識到，在1902年，美國總統出面解決一場罷工是完全沒有先例的。當羅斯福總統邀請煤礦經營者和勞工領袖去華盛頓的時候，有些觀察者對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這場罷工已經持續了數月，礦工一方漫天要價，當冬天臨近的時候，已經給人們帶來了劇烈的痛苦。這些市民想，總統試著結束這場危機該是一件多麽好的事情，即使這確實不關他的事。保守派媒體卻不這麽看。紐約的《太陽報》（Sun）把羅斯福的建議稱為“非常的”和“危險的”。紐約的《商業雜志》（Journal of Commerce）說：
  總統的行為……在公眾的面前放大了工會的重要性和力量，使經營者的地位和權利蒙受了毫無理由的恥辱，在目前很多不受歡迎的政治經濟問題之上又增加了工會問題……迄今為止比任何可能發生的罷工更糟糕的是羅斯福先生的那種看上去無法控制的自動干涉的傾向。
  正是在這次罷工期間，煤礦經營者的主要代表喬治·F.貝爾向焦慮不安的威爾克斯巴裡居民發出了他著名的保證。貝爾寫道：“勞動者的權利和利益將會得到保護和照顧——給予這種保護和照顧的，並非勞工煽動者，而是那些信奉基督的人，上帝以他無窮的智慧，把對國家資產利益的控制權賦予了他們。”當煤礦經營者在華盛頓會議上面對總統的時候，他們對總統的態度，借用馬克·沙利文的話說，是一種“故意裝出來的傲慢”。他們采取的立場是：罷工者都是不法之徒，是侵犯財產權的犯罪同謀。正如貝爾本人所寫的那樣：“眼下的當務之急，不是浪費時間與這場無政府主義混亂的煽動者們談判。”羅斯福成功地建立了解決罷工的基礎，但在整個談判過程當中，他深刻地意識到，他根本沒有權力干涉。他正在做的事情，完全超出了美國政府的常規職責之外。
  2
  但那是在1902年，而且西奧多·羅斯福是個喜歡冒險的人。在1900年，羅斯福的前任、一本正經的威廉·麥金萊端坐在白宮裡，而且，麥金萊是個做事謹慎的人，他做夢也想不到試著去解決一場罷工。關於聯邦政府的職能，麥金萊抱持不同的觀點。他十分真誠地相信，政府不應該干涉商業事務，除非涉及犯罪活動（確實有少數活動被當時的法律定義為犯罪）；相反，政府應該盡自己的能力服務於商業。
  麥金萊總統在白宮辦公室
  對麥金萊的描寫，最生動逼真的莫過於威廉·艾倫·懷特，在他還是個年輕記者的時候，懷特在麥金萊位於俄亥俄州坎頓市的家裡采訪過他，那是1901年夏季的一個大熱天，懷特寫道：
  麥金萊坐在一把巨大的陽台藤椅上，穿著一件略顯暗色的羊駝毛外套和褲子，一件雙排扣白色馬甲，上面唯一的裝飾是他的懷表鏈，一條深紫色的活結領帶系得很細心；他是個大塊頭，有5英尺10或11英寸高，但並不大腹便便，像水桶一般的軀乾，大頭大臉，面貌特征如刀刻斧削一般，雖說雕刻得並不那麽精細，但沒有斑點、瑕疵、皺紋，在他平滑的、雕刻的面孔輪廓上也沒有絲毫焦慮和悲痛的跡象。我在出汗，因為那是一個大熱天。他沒有皺紋，沒有汙點，顯然內在冷靜，而外表波瀾不驚。
  麥金萊威嚴而有禮，有著這樣一種內在的矜持，以至於懷特覺得，在他年輕的某個時候他曾“守口如瓶”。當一位攝影家來給總統照相的時候，麥金萊放下手裡的雪茄，溫和地說：“我們可千萬別讓這個國家的年輕人看到他們的總統在抽煙。”在這尊“公民之義”的雙排扣常禮服雕像的背後——當他主持政事的時候——站立著堅定的共和黨領袖馬克·漢納，一個堅實可靠、爽快真率、直言不諱、慷慨大方、很有人情味的人，他由衷地敬佩麥金萊——有點像一位銷售經理敬佩一位高尚（盡管不切實際）的主教一樣——並樂於讓他看到他應該遵循怎樣的實際路線。漢納是一個生意興隆的製造商，來自俄亥俄州的參議員，以及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他清楚地知道如何從富人和特權階層那裡籌到錢。在性情氣質上，他跟大製造商們完全對路，跟大銀行家們也很合得來。他覺得，為他們效勞就是為國家效勞。在可行的政治才能的范圍內，他是他們認真而忠實的仆人。
  馬克·漢納
  在1900年的總統選舉中，麥金萊的競爭對手是1896年已經被擊敗過的威廉·詹寧斯·布賴恩。布賴恩不是一個政治煽動家，而是一個真正熱愛人民的人，一個好人，一個誠實正直的人，一個天生的人權捍衛者。他有著膚淺的、固執己見的頭腦，但他還有不可思議的演說天才。在那個沒有收音機和電視機、演講術是一種被廣泛欣賞的藝術的年代，沒有一個人能像布賴恩那樣控制和影響聽眾。有些依然健在的人至今還記得，他們如何去某個縣城的集會上聆聽他的演說，在演講開始前他們如何在硬邦邦的長椅上坐立不安，當布賴恩開始演講時他們如何帶著懷疑的態度悉心傾聽，他那洪鍾大呂般的聲音和抑揚頓挫的節奏是如何牢牢地抓住了他們，以至於最後，當他結束演講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幾乎不能動彈：兩個小時的時間裡，他們就這樣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癡迷於他雄辯的口才。
  布賴恩在演說
  布賴恩把他1900年的競選主要建立在反帝國主義的基礎上，他堅持認為，作為西班牙戰爭的結果而落入美國之手的那些島嶼，應該移交給當地居民。他還猛烈抨擊了托拉斯，並建議，公司法人應該受製於聯邦許可，他甚至提議征收所得稅；但他對經濟學的理解是不靠譜的，盡管有數百萬美國人為托拉斯所困擾，但布賴恩沒能充分地點燃他們。因為1900年是這樣一個年頭：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口袋裡的錢比從前更多了。馬克·漢納在大選之前曾說：“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就是stand pat（堅持）。”由此使一句短語流傳開來，從那時到現在一直回蕩在美國的政治中。漢納的預言是堅實可靠的。麥金萊——西班牙戰爭的勝利者，美國在世界事務中新的重要性和新繁榮的威嚴化身——毫不費力地贏得了大選；馬克·漢納準備為大企業再效勞4年。
  事實上，當漢納在1900年的最後幾周掃視天空的時候，地平線上只有一片烏雲：共和黨全國大會所選擇的副總統候選人、聖胡安山桀驁不馴的莽騎兵、紐約州難以捉摸的年輕州長西奧多·羅斯福。作為州長，這位羅斯福對商業的態度，就像一代人之後注定要擔任同一職位的另一位羅斯福的態度一樣溫和；但他是獨立的，他受不了束縛，漢納不信任他。在共和黨全國大會上，漢納對另一位參議員吼道：“你難道沒有認識到，在那個瘋子和總統職位之間隻隔著一條人命？”
  懷特所說的“政府與企業之間為了企業的利益而結盟”，對漢納來說是一場真正你情我願的戀愛。他覺得，如果為大公司鋪平道路，讓他們乾自己喜歡乾的事，那麽，它們所積累起來的財富就會向下滲入到弱勢群體中；除非是給大公司帶來更多機會，否則的話，任何改變遊戲規則的努力都只能打開通向煽動、暴民統治和毀滅的道路。而在其他人那裡，這種結盟並不是一件情投意合的事，而是買和賣的事——是政府為了獲得支持和現金而賣身。大公司為了增進它們的利益，不僅提供相當可觀的競選捐款——常常是向兩黨捐獻——而且還資助或賄賂立法議員，甚至賄賂法官。
  鐵路公司發行免費乘車券給立法者、官員、新聞記者以及他們的家人。在一個接一個州的首府，公司遊說者拎著鼓鼓囊囊的錢包，時刻準備投入行動，只要存在不利於立法的威脅或者有利於立法的希望。至於聯邦參議院——那年頭，其成員不是由人民直選，而是由那些順從的州立法議員選舉——它成了捍衛特權的主要根據地。大多數參議員要麽是有錢人，要麽是有錢人精心選擇的盟友和聽差；他們可以為工人們發表關於“滿桶午餐”的慷慨激昂的演說，但他們的心卻跟大股東連在一起。
  我們不妨再次引用威廉·艾倫·懷特許多年之後所寫的自傳：
  在一個機器和機器的所有權都落入了一個有階級意識的、組織化的財閥集團之手的時代，選舉出來的參議員對本州的人民不負有任何義務……在堪薩斯，這個財閥集團是鐵路。在西馬薩諸塞，是紡織業。在東馬薩諸塞，是銀行。在紐約，是聯合工業。在蒙大拿，是銅業。但是，任何一個州所發展和控制的力量，都要轉向紐約去尋求它的借入資本，而紐約則控制著聯邦參議院……就情報所及的范圍而言，參議員的等級高於民選議員的等級，但總的來說，它不是一個代議製政府。只有少數美國人對聯邦參議員有所控制。而且，這個少數派隻對自己的掠奪計劃感興趣。
  如果一位參議員或眾議員需要去說服的話，就有提供這種說服的辦法。這種說服藝術最簡潔的證明，大概可以在標準石油公司活躍的首腦約翰·D.阿奇博爾德的政治通信中找到。1908年，這批通信被人從他的文件中偷出來了，並被赫斯特公開發表。
  約翰·D.阿奇博爾德
  這批通信顯示，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眾議員西布利（阿奇博爾德在華盛頓的主要代理人）寫信說：“一位共和黨聯邦參議員今天來找我，想跟我借1000美元。我告訴他，我沒錢可借，不過我會試著在一兩天的時間裡幫他搞到這筆錢。您是否想做這筆投資？”
  通信還顯示，阿奇博爾德好幾次寫信給不同的州長，力勸他們：如果“合適”的話，可任命某某法官填補某某法院的空缺。有一次，阿奇博爾德寫道：“在我看來，完全用不著仔細考察亨德森法官的能力。毫無疑問，您也很清楚他的能力。”多溫和的話，誰也不會反感這樣的話。公民難道沒有權利建議高級職位的合適候選人麽？然而，沒有哪位州長會誤解這樣的請求。這一職位乃是標準之所在，為回報過去和未來的支持，必須要有一個其裁決可以仰賴的人。
  就這樣，通過暗示、建議、借款（所謂借款其實就是送禮），以及偶爾通過直來直去的秘密行賄，一家大公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立法議員、推選官員甚至法官。20世紀50年代的蘇聯宣傳員總是談到“華爾街門下走狗”。沒錯，在1900年，美國政府中包括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可以恰當地——即便不是習慣性地——被描述為“華爾街門下走狗”。走進那個時代的公共生活，就像是走到一棵搖錢樹下，只要你沿著它的方向稍作移動，這棵樹上的果實就很容易掉下來。這件事做起來並不費勁，因為人們似乎都不大注意。
  3
  為什麽沒人注意呢？既然人們對政治選舉有著強烈的興趣。1896年的大選多半是美國歷史上最火爆的一次，1900年的大選也不缺乏熱度。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有一種非常普遍的擔心：托拉斯最終可能取得對美國的控制。那麽，既然美國資本主義的特性和行為對他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事，並牽涉到重大的政治問題，因此他們的政治代表的品格和行為就應該受到最嚴密的監督，那為什麽沒幾個人認識到這一點呢？
  理由有很多。首先，對現有托拉斯的反對，很多采用了鼓吹社會主義的形式，而這種社會主義明顯源自於歐洲。它似乎不適合於美國人的天性，美國人對意識形態可能很反感，也不願意把自己看作是無產者，不管他們的命運多麽悲慘。在美國人的頭腦裡，無產階級總是跟紐約下東城區及其他移民區那些相貌奇特、說外語的人聯系在一起。此外，它還被懷疑是革命的——即便不是在涉及設路障和流血的意義上，至少也是在鼓吹商業制度徹底變革的意義上。1900年的社會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尤金·V.德布斯本人不是曾宣布它“不是一個改革黨而是一個革命黨”麽？即使有一個像口若懸河的德布斯這樣強有力的候選人，社會民主黨在那一年所贏得的選票也不足96，000張。
  其次，盡管很多不喜歡這種傾向的認真的美國人成了“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其所遵循的思維方式部分是從諾曼·托馬斯那裡繼承來的——但還是有一個無組織化的、稍微有點不切實際的群體；神學學生和社會工作者認為，政府應該接管所有工業，而政府，想必應該由像他們這樣樂善好施的人來控制，這些人最後成了笑柄，因為，即使你把全國的錢在全體人口當中平均分配，它們也會很快再次回到聰明人的手裡。
  第三，人民黨在19世紀90年代的失敗，以及布賴恩誘使人民黨人擁護“自由白銀”，使得改革的觀念名譽掃地。一場改革運動，因為一劑包治百病的萬能藥而倒下了，並開始認識到它的方法是錯的，很少有什麽東西死得像這場運動這麽徹底。然而，更重要的或許是這樣一個事實——在大企業和公司法的內部圈子之外，很少有人真正懂得：大企業聯合如何建立，它們如何運行，以及，它們如何發揮政治的杠杆作用；更少有人具有任何這樣的觀念（哪怕是最模糊的觀念）：如何才能逆轉時代的潮流，而不會有妨礙國家的工業進程和政治進程的嚴重危險。
  公眾頭腦的這種普遍的糊塗，大部分要歸因於這樣一個事實：很多美國人沒有學會把經濟事務——工業、技術、貿易、商業——看作是作為公民的他們應該普遍關注的事。一個在自己的行業努力工作的人，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乾活掙錢，在臥車吸煙室或鄉村商店裡與其他人談論自己的行當；但所有這一切都是個人的、私密的，在他的頭腦裡，與美國生活的一般境況是完全分離的。沒有人告訴他，所有美國人是互相依存的；每一個行當，每一項社會活動，每一次政治活動，構成了受到每個人行為所影響的總體美國模式的一部分；而且，用後來的一句短語說，美國人“全都在同一條船上”。例如，他往往把美國商業看作是某種跟美國歷史沒有多少關系的東西，除非就影響到商業的關稅而言。他在中學裡所學習的美國歷史難道不是一個枯燥乏味的故事麽？充滿了政治運動和政治策略，從密蘇裡妥協案到德雷德·斯科特案，從“恢復硬幣支付”到《丁利關稅法》，偶爾因為戰爭而顯得生動活潑。他的商業運作與所有這一切又有什麽關系呢？
  麥金萊遇刺後，羅斯福與漢納在交換意見
  誠然，他曾經因總統選舉戰而興奮，頭頭是道地談論麥金萊是個值得信任的人，或者，布賴恩是個不靠譜的家夥；但他跟政治的聯系很可能是遺傳性的，報紙社論和政治漫畫（他當前的政治教育大部分是由這些東西提供的）更多的是黨派性的，而不是啟蒙性的。說到通俗雜志，有一點倒是真的：艾達·M.塔貝爾已經在埋頭苦乾，為《麥克盧爾》（McClure’s）雜志撰寫她那部煞費苦心的標準石油公司的歷史，但這部編年史至今尚沒有一個字出現在印刷品上，那年頭除了S.S.麥克盧爾和他的團隊之外，沒多少雜志記者有興趣深入探究商業生活的事實（就其跟政治生活的關系而言）。至於守舊派的大雜志，紳士淑女們很喜歡擺在書房桌子上的那些深受尊敬的出版物，這些雜志已經變得如此專注於服務文化——這種文化優雅地遠離對日常生活的粗鄙關注——的利益，以至於貼近審視任何像商業這樣粗俗的必需品之特性的想法，都讓它們感到厭惡。
  但變革正在到來。而且，荒謬的是，這次變革的先遣人員竟然是一個無知而瘋狂的刺客。1901年9月6日，在布法羅市的泛美博覽會上，一個名叫柯佐羅茲的人朝麥金萊總統開了致命的一槍。
  馬克·漢納不僅失去了一位受人熱愛和尊敬的同事，而且，當羅斯福被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時，他在地平線上所看到的那片無常的陰雲如今已經布滿了半邊天空。他對他的朋友科薩特喊叫道：“瞧呀，那個該死的牛仔如今成了美國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