軌道的另一面 1 在英國工廠體系篳路藍縷的草創時期，大衛·李嘉圖闡述了他稱之為“工資鐵律”的嚴酷原則，即：所有工資都傾向於下降到最沒有技能或最絕望的人所願意接受的水平。在前工業時代，這一規律在發揮作用時還經常受到約束。王公貴族和鄉紳老爺們往往會照顧那些由於無能、疾病或災禍而陷入貧困的人。在前工業時代的美國，那些陷入悲慘境況的男人和女人——他們的作物歉收，他們的生意凋敝，或者他們的家族商店破產——至少還能夠去工作（不管他們所能支配的薪水有多麽微薄），或者搬到別的地方去從頭再來。但工業主義的出現改變了一切，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 因為，當你建起了一家工廠的時候，在工廠的周圍就會發展出一座工廠村鎮，那些來為它乾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願被囚禁的。他們不佔有生產工具，因此依賴於他們所就業的工廠提供；如果工廠倒閉，這樣一個社區裡無論如何都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提供給所有找工作的人。如果他們的工資確實很低，他們就出不起盤纏去別的地方找工作。所以，他們就不再是自由人。他們任由雇主擺布。那年頭的行為法則並不要求他們覺得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有任何責任。“工資鐵律”真正開始發揮作用。 城市貧民窟也同樣如此，有穩定的來自國外的新來者湧入這些貧民窟——幾乎全都是身無分文的窮光蛋，大字不識的蠢漢，沒有技能的生手，常常還無依無靠，不會說本國的語言——都是同樣被環境所束縛的男男女女。理論上，各行各業都向他們開放；理論上，他們也並不依賴於單一的雇主。但實際上，窮人、技能有限的人和目不識丁的人——即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全都局限於他們所在的地方，年複一年，勇猛地為掙錢糊口的機會而鬥爭，不管提供給他們的工資多麽微薄，他們都不得不接受。這也是“工資鐵律”在發揮作用。 工業城鎮的窮人區（田納西州） 在19世紀中葉的美國各地，工資鐵律帶給人們的憎惡，跟英國並無不同。在英國，新興工業城鎮和礦區的工資、工時和衛生條件，都散發著同樣的惡臭；憑良心說，它們確實夠糟的了。因為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新英格蘭工礦城鎮的工資水平一直在下降，直到1850年，整個家庭都在為人均每周三四美元的報酬而在機器旁勞作著；一天12個小時是平均工時，一天乾14個小時的情況也並不少見，就連那些在我們看來正當上初中年齡的孩子們，也要從早晨5點一直乾到夜裡8點——早餐半小時，午餐半小時——每周6天，在一家照明和通風都很惡劣的工廠裡，完全放棄了陽光、娛樂、教育和健康，為的是養家糊口；就連雇主也都放棄了所有這一切，在瘋狂掠取高額的利潤。正是這樣一些環境——無論在任何地方，看上去都似乎是新興的產業資本主義在最積極地推動著它的前進——使得卡爾·馬克思看到了機會：他是否有可能發明出一套不同的制度？ 在19世紀的下半葉，工業主義已經在美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一連串值得注意的發明創造和技術改進，為它的前進注入了活力。到1900年，一個主要是農場主和村民所組成的國家，成了一個繁華的大城市和喧鬧的工業城鎮越來越多的國家；而且，舒適、便利和健康已經有了很大的積累，以至於它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個全新的世界，是為那些在其中工作和遊樂的人所創造出來的新世界。但財富依然傾向於流進少數人的腰包。 20世紀初的工業城鎮 誠然，在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總的生活標準令人愉快地顯示出了相當程度的改進。繁榮往往向下傳遞到了所有的社會階層，改善著絕大多數美國人的生活條件。例如，有經濟學家計算，1860～1891年之間，22個工業行業的平均工資增長了68%以上，而商品批發價下降了5%以上。這些數字代表了實實在在的獲得。但是，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那場可怕的大蕭條期間，工資普遍銳減；而且，盡管工人的命運後來在接近世紀之交、當好時光再次重現的時候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至少，他們在選擇正規職業的機會上有所改善），但就經濟學家所謂的“實際收入”（即把工資與價格相比較）而言，卻並沒有進一步的增進。為阻止百萬富翁們正在迅速掠取的、數百萬處於中等經濟階層的美國人也直接或間接從中受益的新財富向美國社會更低層面滲透，又發生了什麽呢？有一件正在發生的事情，是美國的好土地正在被填滿。傳統上，當美國工人的地位變得無法忍受的時候，他總是可以往西去——如果他能夠籌措到盤纏的話。西部一直是新希望之地，不僅對於那些富有冒險精神的人是這樣，而且對於那些被工業主義所拋棄的人來說也是如此。但如今，邊疆已經關閉，而且，盡管對身無分文來到西部、想過上舒適生活的人來說依然還有機會，但這些機會看來正在減少。第二件正在發生的事情是，美國繼續在大規模地輸入暫時缺乏就業能力的無產者，以至於大城市和工業城鎮裡的勞動力市場人滿為患，工資水平也一降再降。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無產者始終在越過大西洋，源源不斷而來。一度主要是愛爾蘭人：在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正是愛爾蘭人充當了溝渠挖掘者、大堤修建者和工廠的勞工，他們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薪水而每天乾上12、13甚或14個小時。接下來，當愛爾蘭人開始過上更好的生活時，意大利人便開始湧入美國。再接下來，是越來越多的來自東歐的猶太人和斯拉夫人。當每一個群體到達的時候，他們往往會組成一個比上一個群體更低的無產者階層。（始終處於或接近於最底層，從事仆役性質、低報酬的工作，這些工作一直是保留給黑人的，他們盡管已經不再是奴隸，但依然被認為是愚昧無知的仆役，被排除在機會之外。） 蜂擁著橫渡大西洋的外國移民 逐漸地，這些外國人群體中的大多數成員染上了彌漫於美國空氣中的自由和野心的傳染病，他們開始提升自己，擺脫了貧窮。但是，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在最低經濟層面上的位置便會被新來的移民所佔據，他們被先行一步的親戚和老鄉們傳回國內的一些激動人心的傳聞（有時候是子虛烏有的）所引誘，或者是被工業代理人所提出的漂亮承諾所引誘，從歐洲來到美國。他們來得是如此迅猛，以至於他們填充紐約、波士頓、費城、芝加哥以及新英格蘭、賓夕法尼亞和俄亥俄的工礦城鎮貧民窟的速度，超過了美國吸收他們的能力。僅1900年一年，新來的移民數量就高達448，572人；1901年是487，918人，這個數字一直保持增長，直至1907年達到了1，285，349人的高峰。這確實是一個諷刺：自由女神的燈光是如此明亮，它對很多國家被剝奪者允諾的希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他們回應自由女神邀請的龐大數量使得工資水平不斷下降，不僅對那些新來者是這樣，對本土出生的美國人來說也是如此，這推遲了對“工資鐵律”的修正。 順便說一下，很多美國人當中有某種傾向（當時和以後），這就是對歐洲人的傲慢或屈尊，這在部分程度上要歸因於下面這個事實：數代人以來，幾乎只有歐洲人才被本地出生的普通美國人看作是輸入的無產者當中貧窮、無知、衣衫襤褸、常常還是肮髒不堪的成員，他們在乾仆役工作的時候說著難以聽懂的語言。他們被輕蔑地稱作Dagoes、Polacks、Hunkies和Kikes[4]。當他們的生活境況有所改善的時候，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就變成與其說是意大利人、波蘭人、塞爾維亞人、捷克人或俄羅斯人，不如說是美國人；歐洲人如此令人不快的形象一直在美國人的頭腦裡持續了下來。 但是，你或許會問，工資鐵律傳統上的死對頭——工會——的情況如何呢？答案是：它們很少，而且很弱——除了在少數受到青睞的行當；它們存在於法律的危險中，這樣的法律大體上支持這樣一種觀念：雇主選擇付給一個人工資，此人選擇接受這份工資，是這兩個人之間的事情，與旁人無關；而且，其余公眾通常是以害怕和厭惡的態度來看待工會。 塞繆爾·岡珀斯 1900年，工會的成員總數達到了868，500人，其中，美國勞工聯合會據稱有548，321名會員。在少數成功地組織起來的工會當中（比如雪茄製作者工會），它們所施加的壓力推動了工資的提高。1902年，一位細心的觀察者、波士頓南端館的羅伯特·A.伍茲報告，波士頓的無技能勞動者每周掙的工資從9到12美元不等——如果他們能找到工作的話；有技能的熟練工一般而言可以掙13.50到19.50美元；但相比之下，雪茄製作工卻能掙到15～25美元。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導人塞繆爾·岡珀斯本身就是一位雪茄製作工，他是一個結實的男人，有著有力的下巴和闊大的嘴巴，頭髮桀驁不馴，戴著一副夾鼻眼鏡，對工會在自己的影響力下所應該追求的目標抱著一種嚴格受限的觀點。年輕的時候，岡珀斯為了閱讀馬克思的著作而學會了德語；但打那以後，他看到美國的工會運動如此經常地被革命理論家們的不切實際所削弱，被他們輸入的革命理論在公眾當中引起的普遍憎惡所削弱，以至於他嚴格地堅持同業工會——而不是產業工會——的原則，反對想讓他的工會介入政治（比如組成勞工黨）的任何企圖，要求它們隻為改善工資、工時和工作條件而進行集體談判。 但是，在世紀之交，談到岡珀斯所追求的溫和目標，通常會讓人們對工會運動的圖景產生完全的誤解。一些最大的產業根本就沒有組織工會；在工會存在的地方，或者在試圖組建工會的地方，很可能存在暴力的、魯莽的、血腥的衝突，總是有激烈的戰鬥：一方是造反的工人，另一方是他們毫不妥協的雇主，以及雇主的打手們，多半還有民兵。 1898年，美國礦工聯合會贏得了他們的第一場重要罷工的勝利，當時，伊利諾伊州弗登市的一群礦工——據赫伯特·哈裡斯在《美國勞工》（American Labor）一書中說——“裝備著散彈獵槍、左輪手槍和來福槍，打敗了一夥有著同樣裝備的罷工破壞者和公司衛隊，雙方都有慘重的人員傷亡。”哈裡斯恰當地補充道：“憑借出眾的槍法，工會的所有要求都獲得了同意。”這樣一種精神，使得勞資雙方都更有可能遭到人們的反對。 這就是那個時代的趨勢，1896年，當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對馬薩諸塞州高等法院的一份反示威裁決提出異議的時候，他確信，他的反對將讓他失去未來晉升的所有機會。這份裁決把一份禁令授予一個名叫維格拉漢的店主，以阻止在他的店外示威抗議的兩個人。沒有暴力的暗示，也沒有實物財產受到威脅；然而，當霍姆斯提出這兩個人有權利以這樣的方式抗議他們所認為的雇主不公平的時候，他的提議卻被公共輿論認為是十足的異端。 在這樣的環境下，工會在1900年只有很小的影響力也就沒什麽可以大驚小怪的了。無論如何，它們不可能達到最底層的勞工，以保護那些貧困狀況最為嚴峻的男男女女。 說到“工資鐵律”依然擁有它古老的力量這個事實，除了邊疆關閉、移民潮和組織化勞工薄弱之外，也還有其他的原因；我們將在適當的時候討論這些原因。但眼下，我們應該看看世紀之交的時候少數困難的生活事實，看看軌道的另一面。 2 這裡有幾個冰冷的數據： 1.工資。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美國工人的年平均收入約為400～500美元之間。沒有技能的工人略低於這個數字——北方在460美元以下，南方在300美元以下。一個無技能的男人的標準工資是1.50美元一天——在他有活可乾的時候。這個條件限制很重要：你必須記住，根據1900年的人口普查，將近650萬工人在一年的部分時間裡沒活可乾（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根本沒有收入）；在這些人當中，將近200萬人一年要賦閑4到6個月。 貧窮的移民工人家庭 1902年，羅伯特·A.伍茲報告，在波士頓，北區和西區女店員的平均工資是一周5到6美元。在1900年的南方，棉紡廠裡將近三分之一的16歲以上的男性雇員一周掙到的工資不足6美元。任何地方，處於最低層的工人也掙不到這個數。大約在這一時期，聯邦勞工局對芝加哥的意大利裔工人所做的調查發現，有一個無技能勞工階層，其平均工資低至一周4.37美元。據伍茲報告，在波士頓的成衣店裡，女人所掙的工資從一周5美元到一周3美元不等，他還補充道：“在家裡縫紉的女人，漫長的一整天也掙不到30或40美分。”紐約的雅各布·A.裡斯證實了伍茲的看法，據他在1900年報告，他曾看到女人們為了一天30美分在做“褲子”。我們不妨試著把這個數字翻譯成今天的標準：即便在你考慮到生活費翻了三倍而把這個數字乘以3之後，你所得到的金額是一天90美分，即一周5.40美元，也就是說，整整乾上一年也只能掙到280.80美元。 2.工時。平均一個工作日是10小時左右，每周6天，一周的總工時是60小時。在公司辦公室裡，有一個越來越流行的趨勢，這就是星期六放半天假，但如果有人建議一周工作5天的話，他將會被認為是瘋子。在國際婦女成衣工會於1900年成立的時候，紐約這個行當的平均工時是一周70小時。 3.童工。在10～15歲之間的男孩當中，多達26%的孩子——超過四分之一——被“有報酬地雇傭”；在同一年齡群的女孩子當中，有10%的孩子從事計酬工作。其中大多數孩子從事農業工作，但有284，000名孩子在工廠做工。這些年裡，在任何一個安排合理的社會，他們都應該在學校念書。 4.工傷事故。從今天的觀點看，當時的安全標準低得出奇。不妨想想下面這組事實：僅1901年這一年，鐵路雇員當中，每399個人就有一個人因事故死亡，每26個人就有一個人受傷。在工程師、列車長、司閘員、乘務員等雇員當中，傷亡數字甚至比這還要糟：也是在這一年，每137個人就有一個人死亡。 鐵路曾是工傷事故的重災區 對於在產業工廠裡工作的孩子們來說，事故風險尤其嚴重。1897年，威廉·O.克羅恩教授告訴全國慈善暨矯治會議：“在像芝加哥這樣的城市裡，在大型衝壓廠和罐頭廠，幾乎每天都有孩子因傷致殘。這些事故通常發生在下午3點之後。早晨以還算比較充沛的精力開始乾活的孩子，在持續不斷的壓力下工作幾個小時之後，大約3點鍾的時候就已經變得疲憊不堪，超過了恢復點，以至於他們再也不能準確地控制疲倦的手指和疼痛的雙臂。他因此成了大割刀的受害者，或者是衝壓機鉗口的受害者。” 5.人道後果。羅伯特·亨特1904年出版的《貧困》（Poverty）一書，是一次有良心的努力，它試圖定義美國那群“吃不飽、穿不好、住得糟的”人的廣度和特性。亨特嚴格地把貧困定義為這樣一種境況：在這種境況下，人們“盡管竭盡最大的努力，可還是未能獲得足以維持身體效能的必需品”。在研究所有可用的統計學材料之後，亨特最樂觀的推測是：美國至少有1，000萬這樣的人，其中有400萬人依靠公共或私人慈善機構養活，而其余的人，則得不到這樣的救濟，使之擺脫他們可憐的境況。亨特承認，他所推測出的1，000萬這個數字很可能遠遠低於實情，可能有1，500萬，甚或是2，000萬。讓他感到沮喪的是，一個熱衷於使用統計數據的國家，對於一個在他看來至關重要的問題的答案，卻並沒有表現出真正的興趣。“難道我們不該知道答案麽？”他問道。 3 從人道的觀點看，這些冰冷的數據意味著什麽呢？對世紀之初的一些大城市貧民窟和嚴酷的工業城鎮中的貧困，有一些合格的觀察者，閱讀他們的報告，其實就是傾聽人的悲慘境遇這個主題一遍又一遍地變奏，在這種悲慘境遇中，同樣的詞語單調地重複了一遍又一遍：悲慘、擁擠、汙穢、饑餓、營養不良、不安全、匱乏。 1898年，意大利戲劇家朱塞佩·賈科薩探訪了他的老鄉們在紐約的住處，他寫道：“街道上的泥濘、肮髒、汙穢、散發著臭味的濕氣、令人討厭的東西、混亂，簡直無法形容。” 1899年3月，波士頓的建築顧問們針對他們在該城北區和西區發現的某些住房起草了一份報告。他們發現：“肮髒、破爛的牆壁和天花板，黑暗的地窖裡水可沒膝，巷子裡堆滿了垃圾和穢物，破敗不堪、四處漏水的排水管……黑暗而汙穢的廁所，抽水馬桶長期堵塞，要麽就是混亂不堪……房子坍壞嚴重，完全成了危房。” 即使是在衛生狀況要好很多的住處，擁擠也很嚴重。M.E.拉維奇作為移民從羅馬尼亞來到美國，以每周50美分的價格租下了西格爾夫人位於紐約下東城區文頓街的公寓房。他後來在自己的《發展中的美國人》（American in the Making）一書中報告，在白天，西格爾夫人“以專門的細分，維持著一幢公寓樓的有趣虛構”——一間客廳、一間飯廳、一間廚房、一間年輕女士的房間、西格爾夫人自己的房間、一間孩子的房間。但在夜裡9到10點之間，這個地方“突然變成了一個營地”。沙發打開了，有雕刻的飯廳座椅被排列成行；僅客廳裡的沙發就睡了4個人，搖椅在側面排列成行，充當支撐沙發的腳。一天夜裡，僅客廳就睡了9個人，其中有些人乾脆睡在地板上。“那間偽裝成孩子臥室的房間，被一個男人和他的4口之家所佔據。”窗戶被密不透風地用灰泥封住，空氣裡“散發著食物和汗液的濃重氣味”。 鋼鐵小城麥基斯波特 比這遠為肮髒和不衛生的住處同樣擁擠。幾年之前，保羅·布爾熱曾在鮑威利區發現了兩間跟街道處在同一水平面的房間，“像船艙一般狹小”，房間裡有8個男人和女人“蹲伏在那裡，埋頭乾活，空氣裡散發著惡臭，鐵爐子使得空氣更加令人窒息，真是髒不可言”！接下來，布爾熱視察了猶太人區不同的工場，在那裡他發現了“餓得皮包骨頭的面孔”和“因肺病而瘦削的肩膀，15歲的姑娘像祖母一樣老，平生從未吃過一點肉——貧困狀態在漫長而悲慘地繼續著”。 1908年，匈牙利牧師拉斯科德在《乘坐一艘移民船去美國》（Nach Amerika in einem Auswandererschiffe）一書中講到，幾年之前，當他探訪賓夕法尼亞州鋼鐵小城麥基斯波特的時候，那裡匈牙利移民的生活在他看來是個什麽樣子： 14，000座高高聳立的煙囪，在沿著那條河谷的天空上留下它們的剪影，這條河谷從麥基斯波特一直延伸至匹茲堡，14，000座煙囪連續不斷地放射出燃燒的火花和濃煙。即便是伍爾坎[5]的領地，也不會比這條莫農加希拉河谷更昏暗、更汙穢……成千上萬的移民年複一年地在這裡徘徊遊蕩……在這裡受苦受累，直至他們被這片地獄所吞噬……沒有一時無事故，沒有一天無致命的災禍。但是，在這麽多人當中，就算有一個人因傷致殘，就算有一個人命喪黃泉，那又算得了什麽呢！每個位置都有10個人來填充，全都如饑似渴地想要得到它。新來者在工廠大門的視野之內安營扎寨，稍稍遠一點的地方，幾乎每天都有其他人到來——成千上萬移民等著戴上奴隸的腳鐐。 由於勞動力的過剩，人們絕望地樂意從事任何工作，無論什麽條件，目的僅僅是為了糊口：這樣的主題在這些觀察者的報告中一再出現。下面是羅伯特·亨特的報告，寫的不是賓夕法尼亞州的鋼鐵地區，而是芝加哥： 那些寒冷、多雨的早晨，在黎明前的微暗中，我被吵醒了。此時離我起床的時間還有兩個小時，一隊去工廠上班的工人正從我的窗下經過，平頭釘子靴踩在木板人行道上，發出了單調的哢嗒聲。那些步履沉重、若有所思的男人，疲憊不堪、焦慮不安的女人，衣著單薄、蓬頭垢面的小姑娘，以及身體瘦弱、悶悶不樂的小夥子，依次走過。他們睡眼惺忪，沒有一個人吱聲，匆匆趕往那家大工廠……另外有數以百計的其他人（明顯更饑餓、更貧窮）……則等候在緊閉的大門前。直至最後，一個紅胡子大塊頭走了出來，挑選出二三十個身體最強壯、臉色最好看的男人。大門為這些人而打開，而其他人則滿臉沮喪地走開了，去別的地方尋找就業的機會，要麽就呆坐在家裡，或酒館裡，或宿舍裡…… 20世紀之初的貧窮工人 還有另外一種聲音在這些報告中頻繁出現，那就是這樣一種觀念：這些工業人口的渣滓全都是外國人，是他們的異質把他們與美國的其余部分切割開來。亨特寫道： 幾年前，我生活在芝加哥的一個波希米亞人和匈牙利人的僑居地，一家大工廠的關閉使他們丟掉了工作，我走在聚集在大街上或會所裡的人群中。我感覺到了動蕩、指責以及不斷增長的野蠻，但我卻不能與他們討論他們的冤屈不平，不能同情他們，或反對他們。在我自己的城市裡，我是個徹頭徹尾的陌生人。 這些悲慘的場景也有一些更容易忍受的方面，這一點就連上述紀事的作者也都同意。即便是最饑餓的人，其穿著打扮也比外人所預期的要好，這一點讓幾乎所有外國遊客都大吃一驚。剛剛從羅馬尼亞來的拉維奇曾注意到，幾乎沒有人穿打補丁的衣服，他又補充道：“如果僅僅憑借衣著，你不可能把一位銀行家與他的勤雜工區別開來。”他重複了賈科薩在乘坐紐約高架鐵路火車之後所寫下的話：“某些風度翩翩的華爾街銀行家，以英國特別裁製的衣服為標志。但除此之外，歐洲人沒法憑肉眼把他們跟代表了數不清的職業、行當、地位、財富、文化、教育的人區別開來，這些標志可以在全民當中遇到。”在訪問芝加哥的屠宰場——他發現這些地方肮髒得無法形容——之後，賈科薩大為吃驚的是，當一天結束，工人從他們可怕的勞動中脫身而出的時候，他們看上去派頭十足、穿著入時；這跟伍茲對那些生活在波士頓南端區的人的評論何其相似乃爾：“在年輕的男人和女人當中（尤其是年輕女人），令人吃驚的是，你會發現，一旦走出他們確實簡陋的住所，他們的衣著打扮是多麽合適得體。” 我們也不要忘記，正是這些貧民窟裡的移民發現了很多讓他們欣喜的新玩意兒。拉維奇又驚又喜地發現了每天使用的肥皂，冬天食用茄子和西紅柿，從街角的酒館裡用罐壺打來的啤酒。作為一個新近從俄羅斯來的孩子，瑪麗·安婷驚喜地發現罐頭食品、鐵爐子、洗衣板、通話管和街燈——“這麽多的街燈，我爸說，它們要一直點到早晨，這麽多人用不著提燈籠。”更讓她和她的父母感到吃驚的是公共教育——“無需申請，無需提問，無需學費。”她父親“把他的孩子們帶到學校，就好像那是一次奉獻之舉。” 還有一點也是真的，貧民窟裡最糟糕的恐怖逐漸被消除了。調查委員會、廉租公寓委員會以及由更幸運公民所組成的其他團體紛紛被一些報告所喚醒，比如雅各布·A.裡斯令人難忘的著作、出版於1890年的《另一半人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僅僅10年之後，裡斯便能夠報告：在紐約，最糟糕的廉價公寓已不複存在，可怕的警察局收容所已不複存在，“瓶子巷已不複存在，強盜居、骨頭巷、小偷巷和煤油弄——它們全都已不複存在。”在裡斯看來，到1900年，在紐約東區，破爛和肮髒已成為例外，而不是通則。為紐約窮人提供公園、運動場和健身房的工作已經開始。不僅僅是紐約，而且在其他的城市和州，立法機關正一點一點地啃掉工廠用工和住宅提供中最糟糕的可惡之事。 貧民窟一角（華盛頓特區） 然而，由於移民的洪水繼續洶湧，工資依然服從於“鐵律”，肮髒和殘破的住處積起了新的塵垢，並進一步傾頹，那些把跟美國貧困問題做鬥爭當作自己的事業的人，常常覺得無助於任何真正的改進。伍茲寫道：“真正的麻煩是，這裡的人們從出生到死亡一直任由一些巨大的社會力量所支配，這些力量的移動幾乎就像命運的行進。”正在發生的事情難道不是對民主社會的諷刺麽？社會學家富蘭克林·H.吉丁斯告訴“19世紀俱樂部”的成員們：“毫無疑問，我們今天正在目睹共和制度的衰微——大概不是永久性的，但無論如何是衰微——任何頭腦健全的人都不可能否認這一點。” 當埃德溫·馬卡姆寫下他的詩歌《拿鋤頭的人》（The Man with the Hoe，發表於1899年）的時候，就連那些接觸美國貧困的人也略微產生了一種模糊的感覺：它描述了一種不祥之兆。馬卡姆在看到米勒那幅表現受到殘酷對待的勞作者的著名油畫之後，寫下了這首詩，人們從這首詩中得到了這樣一幅圖景：工業主義正在對平民百姓所做的事情，有朝一日多半會落到自己的頭上，如果那些被他們帶入運轉的社會力量並沒有以某種方式發生逆轉的話。馬卡姆把勞作者看作是這樣一個人： 他的臉上有著時代的虛空， 他的背上承載著世界的重擔。 馬卡姆問道： 誰來松開並放下這把殘忍的鉗夾？ 並評論道： 沒有比這更可怕的形狀—— 更能說出對世界盲目貪婪的譴責—— 更充滿了靈魂的跡象和凶兆—— 更飽含了對宇宙的威脅。 最後，他總結道： 啊，所有國家的主人、老爺和統治者們， 未來將如何與此人結算？ 在造反的旋風撼動所有海岸的那一刻， 該如何回答他殘忍的問題？ 在沉默了千百年之後， 當這無聲的恐怖將起而審判世界的時候， 它將如何對待王國和國王， 對待那些把他塑造成現在這個樣子的人？ 從20世紀50年代的有利位置上，你可以解讀這些先知般的詩行，並宣稱，事實並未證明它們對美國來說是預言性的。但可以肯定，重要的是，當這個世紀剛剛開始的時候，很多美國人完全沒有把握：“無聲的恐怖”，提出了他“殘忍的問題”，會不會導致“造反的旋風”，不僅要撼動歐洲，而且要撼動美國，在這個國家，如此華而不實的財富和如此慘無人道的悲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