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大恐懼1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剛剛散去，美國人民期待的和平來臨了。在戰後最初的幾年裡，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為了實現世界持久和平，就建立戰後國際聯盟一事在各國間奔走呼籲，頗費心機，但是國內民眾似乎並不關心這些，這倒不是他們對這些牽涉精力的國際事務感到乏味，而是這時有一件被他們認為是更重要的大事，以至於人們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這件撥動美國成百上千萬人神經的大事究竟是什麽呢？原來，由於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的影響，在美國也造就了“紅色恐懼”，導致對幾十萬激進分子及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敵意。因此一個時期以來，各種各樣令人不安的傳聞充斥著美國社會：據說社會主義分子已經滲透到美國的各個角落，一場密謀反對美國政府的大陰謀正在悄悄策劃之中，說不準什麽時候就會發出恐怖炸彈的爆炸聲；有的人還似乎聽到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漸漸走近的腳步聲；甚至還有人推測，很可能在下一周或是一個月內美國就會發生可怕的紅色革命。如此等等，讓人們戰後剛剛平靜下來的心又懸了起來，感到不安和惶恐，覺得這件事非同小可，哪裡還有心思去關心總統的國際聯盟呢？當然，民眾並不否認總統先生尋求世界和平、宣揚美國的理念是一種高尚的努力，但與這一時期的國家安全和民眾自身利益相比較，他們有理由相信這件事情更重要，必須每時每刻都不放松警惕，甚至要凝神靜氣，豎起耳朵仔細聽著周圍的動靜。當時至少有數百萬人抱有這樣的看法。 這個時期，不僅相關的街頭巷議攪得人們心緒不寧，就是最貼近百姓生活的報紙，也經常在頭版散布著各種各樣的消息，給人們心中投下巨大陰影，比如哪裡發生了大罷工，某個行業已全面癱瘓；哪裡又發生了一群敵視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的激進分子暴亂等。更讓人心悸的是這樣幾條消息：一條發生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戰日那天，正當民眾為歡慶勝利在首都華盛頓森特裡亞大街遊行時，突然有一群激進分子闖入遊行隊伍中，朝著人群開槍射擊。事件發生後，參加遊行的美國公民展開了報復行動。他們為了發泄心中的怒火，強行把一個被關押在監獄裡的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成員拖出來，將繩子套在他的脖子上，然後從高高的橋上扔了下去……這個可憐的美國白人成了雙方爭鬥的犧牲品。另一條發生在印第安納州，有一個外國人僅僅因呼喊了一句“見鬼去吧，美國佬！”就被激進分子開槍殺害了。凶手本應伏法，但卻在當地陪審團的庇護下，堂而皇之地逍遙法外了；說來你可能不信，原來陪審團僅用了短短兩分鍾就宣判凶手無罪。當時，在全美各地還發生了許多類似的事情：在紐約州，一些通過合法程序選舉出來的州議員被強行驅逐出境，他們的公民權利也被剝奪了，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之前他們都曾是社會黨成員（當時還是頗受人尊敬的）；有幾所大學間舉行校際辯論賽，甲乙雙方辯手唇槍舌劍，氣氛相當熱烈，但當拉德克利夫學院的一個女學生在辯論中對“雇主如果承認工會的存在，對勞資雙方談判將是非常重要的”這一觀點表示讚同時，立刻遭到了許多人的噓聲和非議，原本熱烈的氣氛一下子變得非常糟糕。後來這件事傳到了副總統的耳朵裡，副總統先生也認為持這種觀點是激進主義的可怕表現，在青年學生中決不能泛濫。總之，在戰後最初的那個年代，人們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恐慌情緒是全國普遍性的，幾乎到處都充滿了衝突和內部懷疑，勞工動亂，種族關系緊張，一切都雜亂無章，毫無法律和秩序可言。 騷亂經常發生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戰爭期間勞工運動迅速發展，其規模不斷擴大，威望不斷增強，大有一呼百應之勢。戰爭結束後，社會對產品的需求情況發生了變化，加之工人的期望沒有得到滿足，農民也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於是爆發了百余起地區性甚至是全國性罷工，這都是戰時勞工力量蓄積的表現。一方面是勞動者為了爭取自身利益，他們對薪水不漲，而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卻不斷上漲的現實不滿；另一方面則是他們看到罷工鬥爭帶來的成果，對勞工團結起來的力量價值有了新的認識，認為應充分利用這一鬥爭形式。在戰爭期間，美國政府為了維護工業界穩定和發展國內經濟，保證工業產量不斷增長，在勞資雙方的衝突中以積極的態度進行調停。政府不僅鼓勵勞資雙方進行談判，改善關系，還在華盛頓的戰時理事會中給時任美國勞聯主席的塞繆爾·岡珀斯安排了重要位置，讓他享有很大權利。政府千方百計描繪未來的藍圖，讓工人們相信和平會給他們帶來許多好處，諸如薪水增加、勞動條件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等等。但是現實情況卻非如此，雖然工人們期待的和平到來了，可並沒有享受到政府許諾的東西。在物價不斷攀升的情形下，雇主和資本家不但堅決反對增加薪水，還繼續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這樣勢必激起了工人們的強烈不滿。遺憾的是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忽略了民眾的這種情緒，雖然他為了創造戰後和平的世界環境而辛苦奔波，不遺余力，但是國內民眾卻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們要拿起手中唯一的武器，以罷工來表達心中的憤怒和訴求了。於是戰後的頭幾年，全國各地、各個行業的罷工運動此起彼伏，參加的人數也越來越多，不僅有地鐵站、造船、建築、碼頭裝卸、儲運場行業的工人，也有木匠、製鞋工人、電話接線員等。一時間，全國罷工總人數達到200多萬，這其中，工業州的罷工人數約有100萬，非工業州的人數就更多了，因為還有不少人雖然沒有加入到罷工隊伍中，但他們卻自動放棄了工作，並以這種方式支持罷工。 罷工（紐約，1919） 罷工者們的主張也不盡相同。多數人還是圍繞增加工資、減少勞動時間和承認工會的合法性等傳統要求，但是也有的罷工者提出由政府從雇主和資本家手中接管行業控制權，或者至少先把他們所在行業的控制權接過來，實行生產資料國有化——這實際是一種比較接近社會主義體制的做法。如1919年9月美國聯合礦工工會的工人們投票進行罷工時，就旗幟鮮明地提出礦山國有化的主張。當時參加罷工集會的人很多，有一個煤礦主代表想借機發表觀點，就不顧滿頭大汗，費勁地穿過擁擠的人群擠到台前，當他發言時剛說到“礦山國有化是不可能的”時，下面的人群中立刻噓聲和嘲笑聲一片，甚至還有人揮舞著拳頭大聲叫喊道：“不要讓他胡說，滾下去吧！快把這個可惡的家夥扔到溝裡去！”嚇得這個煤礦主面如土色，隻好尷尬地溜掉了。北達科他州及相鄰的幾個州是盛產谷物的地方，這裡的農業比較發達，大約有20多萬農民參加了湯利的無黨派聯盟，這個聯盟按照敵視布爾什維克的人的說法就是仿照蘇維埃的農耕管理模式。此外，世界產業工人組織也沒有停止鬥爭，他們正在西北部組織成員集會，提出建立以世界工會聯合會為基礎的大工會的主張，尋求對資本的控制權。 鐵路行業相對比較保守，政府對這個關乎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實行的是“鐵錘計劃”，就是政府對鐵路行業進行指導，工人可以參與對鐵路的管理，一直很保守的鐵路工人對這樣的管理方式持讚成態度。這一時期，不僅在工人階層，在自由知識分子階層中傾向社會主義的思想潮流也在湧動，還有一些社會主義黨派在密切關注著十月革命成功後的俄國。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群以俄國人為主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很活躍，他們提出了更加激進的主張，並且經常深入到窮人居住的貧民窟和工廠住宅區，宣傳他們的主張。這些人的背後很可能有俄國政府的資金支持，甚至就是在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行動。 說到這些，讀者大概會認為美國社會中的社會主義者一定很多，勢力強大，其實不然。在戰後的激進運動中，由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所組成的群體在當時的美國人中所佔比例是微乎其微的。我們不妨來看一下伊利諾伊大學的戈登·沃特金斯教授提供的數據，他在1919年晚些時候給《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撰文估計：全國的社會黨成員大約是39，000人；社會主義勞動黨成員大約是10，000～30，000人；社會主義政黨成員大約是30，000～60，000人。假如他的估計基本準確的話，那麽社會主義者的人數充其量是全國成年人數量的千分之一，即使把三個黨派加起來，也不過是千分之二。以這樣的人數比例來試圖掀起一場大眾性的革命運動，恐怕是成不了氣候的。想一想國內那麽多騷亂其實都是圍繞著佔全國成年人口千分之一二的這些人進行的，我們真的不知該說什麽好。 當我們在這裡仔細研究人數比例會給激進運動帶來什麽影響的問題時，有一個美國商人卻是例外，他可沒有心思去琢磨這些比例大小有什麽意義。曾經的戰爭激發了他的一腔熱血和好戰的愛國主義精神，在他的精神世界裡既有商人唯利的自私動機，又有戰爭激發出的滿腔熱情和空想主義，二者結合竟然讓他產生了一股狂熱的信念：他認為工會組織是攔路虎，為了國家的安寧、絕對美國精神弘揚以及開國先驅的教義，商人有權利踢開工會組織。現在戰爭結束了，他期待再回到他所熟悉的生意場上，繼續商海拚搏，享受成功的喜悅。他要隨時踢開一切妨礙他獲取利益的絆腳石，而工會組織和勞工就是橫在他面前的絆腳石，必須堅決清除。這個美國商人不僅狂熱，而且還變得性格多疑甚至有些神經質。經歷過戰爭的他不再信任國外的任何東西，尤其是他曾聽到許多關於戰爭期間的間諜和各種陰謀的傳聞，他堅定地認為現在仍然存在著危險，比如網球場的某個角落裡可能隱藏著炮台；有些同情德國的人在山頂上用燈光發射互相聯絡的暗號，甚至在醫用敷料劑裡摻入玻璃碎渣等等。當他看到勞工們為提高工資而舉行的罷工鬥爭，就認為一場由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紅色革命已經點燃了導火索，並為此緊張得徹夜難眠。更可笑的是，當他聽說某個大學教授在課堂上為了向學生闡明人們對任何事物總會有讚成和反對的道理，舉出社會主義這個例子時，他就固執地認為這個教授有問題，一定是受了某個東歐遊民的唆使才這麽說的。他還仿佛看到這個留有胡子的東歐人正不懷好意地盯著美國，一隻手拿著鼓鼓的錢袋，另一隻手舉著冒煙的炸彈。他相信自己的判斷，這是多麽可怕的事情！ 罷工者在集會 2 這個商人的心態在美國社會有一定代表性。1919年4月連續發生的事情也確實證明了恐怖威脅的存在。4月28日這一天，法國首都巴黎熱鬧異常，伍得羅·威爾遜總統正在這裡進行簽訂和平條約的談判，凱旋門下一隊隊回國的法國軍人正在遊行，夾道歡迎的人群在不停地歡呼著。美國西雅圖市市長奧勒·漢森的辦公室像往日一樣，又收到了一大堆郵件。這天的郵件中有一個包裝嚴實、沉甸甸的包裹，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打開後，發現裡面竟裝有一個藥量多得足以炸毀半邊辦公大樓的郵包炸彈！這件事讓漢森市長震驚不已，他回想起自己曾就恐怖問題在全國進行過巡回政治演講，他在演講中對恐怖深惡痛絕的態度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炸彈的出現印證了恐怖威脅的存在。這類恐怖事件還沒有完結，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下午，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參議員托馬斯·哈德威克家中發生了一樁慘案。這一天，他的黑人仆役照往日慣例打開各地郵給參議員先生的包裹，突然“轟”的一聲巨響，仆役頓時倒在血泊中——他被藏在包裹裡的炸彈炸飛了雙手。哈德威克參議員之所以招致襲擊，因為他擔任參議院移民委員會主席，為了防止激進主義分子移民美國，他曾提出過嚴格限制的措施。 恐怖事件還在繼續。4月30日凌晨2點左右，天氣陰冷，在紐約郵局包裹部忙碌了一整天的查爾斯·柯普蘭拖著疲憊的身體下班回家，途中他從報紙上看到了哈德威克參議員家遭炸彈襲擊的消息，當看到“裝有炸彈的包裹長約6英寸，寬約3英寸，是用褐色的紙包裹，落款上寫的郵寄人是紐約的金貝爾兄弟”這段文字時，他愣住了，覺得這樣的包裹他好像在哪兒見過，於是就絞盡腦汁拚命地回想，突然間他似有所悟，匆忙回轉身向郵局跑去。他打開包裹間的門，發現自己昨天整齊擺放在木架子上的16個包裹還在，這些包裹的大小、顏色和報紙上描述的一模一樣，郵寄人也都是金貝爾兄弟——當然這都是偽造的姓名。昨天之所以沒有投遞出去，是因為這些包裹郵資不足。他再仔細看看包裹的收件人，更是驚出了一身冷汗，因為司法部長帕爾默、郵政管理局局長博列森、芝加哥的法官蘭迪斯、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勞工部部長威爾遜、移民局局長卡米內特、J.P.摩根、約翰·洛克菲勒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在收件人之列，還有其他很多政府官員和資本家們。如果這些包裹都投遞出去……查爾斯·柯普蘭不敢再想下去了，他趕緊報警。迅速趕來的警察將這些包裹帶到附近的消防隊進行檢查，發現裡面都裝有炸彈。警察按照郵寄包裹的底單查對，發現以金貝爾兄弟名義寄出的包裹總共有36個，除了這16個還沒有投遞以外，其余包裹已經在郵遞的路上了（當然也包括前一天在哈德威克參議員家發生爆炸的那一個）。這一事件經報紙傳播，立即在全國引起極大恐慌，以至於人們談“褐”色變。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人們在打開包裹，尤其是褐色包裹時都極其小心，生怕會發生什麽不測。化名的金貝爾兄弟究竟何許人也？從包裹收件人都是國家政要或富豪顯貴來看，充分證明這些裝有炸彈的包裹肯定是那些外國激進主義分子乾的。 人們還沒有從連續三次的恐怖事件中回過神兒來，二十幾天后發生在司法部長帕爾默位於華盛頓住宅的爆炸聲再次震撼了人們。這次爆炸的威力很大，幾乎炸飛了半棟住宅，慶幸的是帕爾默先生僥幸躲過一劫。爆炸發生的那天晚上，帕爾默先生先是在一樓的書房讀書，後來當他準備休息、剛剛離開書房回到臥室關燈上床時，突然聽到震耳欲聾的一聲巨響，住宅前門像被什麽東西重重地擊中，接著就傳來爆炸聲和夾雜在其間的牆壁倒塌和物品玻璃散落聲。帕爾默先生驚恐之余，發現自家住宅的前半部已被摧毀，大門外是一個男人殘缺不全的肢體，那情景真是慘不忍睹。他還在附近的地面上發現了一份名為《素語》的小冊子，這是激進主義分子編印的刊物，由此這起爆炸案的始作俑者也就不言而喻了。這期間在全國各地還發生了一系列炸彈爆炸案，只不過這一起是最成功的。 報紙關於激進分子肆無忌憚暴行的報道激怒了美國人，他們再也無法容忍，決定以牙還牙，向這些激進分子們展開報復。於是接下來的一段日子裡，在各地就發生了數十起這樣的報復事件。在這裡，我們選取發生在1919年勞動節那天的兩件事講給大家：第一件發生在勞動節那天下午，在一家由社會主義者辦的報紙——《紐約召喚》（New York Call）的報社大樓裡，聚集了男男女女和孩子們總共有幾百人，大家嬉笑談論著，氣氛很熱烈。原來今天是報社新辦公室正式啟用的喜慶日子，社長和員工及家屬們正舉行慶祝會。突然，一群面色冷峻的士兵和水手闖進大樓，他們呵斥道：“趕快撕下這些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海報！”樓裡的人們沒有理睬，這些士兵和水手惱羞成怒，衝進各個辦公室，將室內物品統統砸爛，就連桌子上印好的報紙和其他宣傳品也被撕碎揚散。這還不算，他們連推帶搡地把幾百人都趕出了報社大樓，在街上當眾揮起拳頭對這些人痛打。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幸免，因為暴徒們在大樓門外圍成了一個半圓形的圈，凡是看到有人從報社大樓裡出來，就有兩三個暴徒衝上去揪住拳打腳踢，導致7名報社員工被打傷住進了醫院。 另一件也是在勞動節這一天，有一群社會主義者正在克裡夫蘭街頭遊行，他們打出標語，呼喊著口號，還在隊伍前面高高地舉著一面紅旗。這時有一名中尉軍官迎面走過來，大聲地讓他們把標語收起來，把旗子舉低點兒，但是遊行者拒絕了，依然行進著。這名中尉隨即帶領一夥士兵衝進隊伍，與遊行者發生了混戰，更為嚴重的是一群警察也趕過來助陣，結果使遊行者多人受傷。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蔓延整個城市的騷亂開始了並且愈演愈烈，受傷人數不斷增加，一名男子甚至因此喪命。社會主義者總部也成了重點襲擊目標，有一夥以維護美國制度為名的暴徒衝進這裡，肆意打砸，把各種辦公用具統統扔到了大街上，砸壞打字機和印刷設備，將這個總部徹底毀壞。 勞動節遊行 1919年這個不安寧的夏天終於過去了，人們的心緒也逐漸平靜了一些，生活又恢復了常態。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和平條約條款正在參議院進行辯論；禁酒法令也被眾議院通過了；國會批準的選舉權修正案已開始在全國施行。還有人們感興趣的R-34號進行了第一次在英國和長島的米尼奧拉之間跨越大西洋的可操控安全飛行。看電影是美國人娛樂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這時的人們坐在電影院裡，一邊笑著觀看《年輕的來訪者》，一邊還蠻有心情地猜想著影片中的戴西·阿什福德究竟是誰？他真的就是詹姆斯·巴裡嗎？ 生活必需品價格不斷上漲，報業在對那些生活艱辛的人們報以同情的同時，也嚴厲抨擊那些通過囤積居奇而大發橫財的奸商們。舉行飛機葬禮是人們不敢想像的，但這種令人稱奇的舉動竟然完成了，要知道這可是世界上的第一例。牧師們時刻沒有忘記履行他們的職責，看到年輕人的道德意識日益衰退，他們頗感焦慮和痛心。雖然這個時期的國內局勢相對平靜了一些，但是由於物價持續上漲，勞工們對現實不滿，罷工運動頻發，而且他們的情緒顯得比以往更加激烈和具有攻擊性。整個歐洲顯現出被紅色革命所席卷的勢頭，對此，美國民眾的心頭始終被恐懼和疑慮所壓抑，尤其是9月份在波士頓發生的警察大罷工事件，更讓人們憂心忡忡。 3 波士頓警察大罷工發生在1919年9月9日。這是全國多起罷工中唯一的一起警察罷工，因此也更為國人所關注。說起來波士頓警察也是很委屈的，他們每月收入很少，最低只有1，100美元，這其中還包括購買製服的支出。按1919年國內的物價水平，每月的這1，100美元所能購買的東西極其有限，有不少人還要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因此過得很窘迫。他們看到不少行業建立了工會組織，也緊跟潮流成立了警察工會，並且與美國勞工聯合會建立了聯系。波士頓警察局長柯蒂斯是個極為頑固而嚴厲的人，他堅決反對警察工會的存在，更不準他們與外部組織有任何聯系。他責令將參與工會的19名警員暫時停職，並對他們提出了指控。警察們對局長的這種蠻橫態度極為憤慨，並以舉行罷工相威脅。警方內部的矛盾衝突驚動了市長，市長擔心這一事件如果處理不好會給全市安全秩序帶來麻煩，就任命了一個專門委員會對這一事件進行調解。調解委員會竭盡全力勸說雙方，建議達成妥協，但是沒有結果，因為柯蒂斯局長堅決不肯讓步，他認為讓步就是屈服，始終堅持自己的強硬立場，並聲稱要對不聽招呼的警察嚴懲不貸。9月9日警方照例晚點名時，警察和局長又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於是一大批警察憤而走上街頭，開始了波士頓歷史上影響頗大的警察罷工事件。 警察是確保城市治安的防線，也是為非作歹者的克星。這回警察們撂挑子不幹了，整個城市就如同一座沒有大門的宅院，小偷、歹徒們聞訊欣喜若狂，他們把9日那個晚上視為狂歡夜，三五成群地盡情地享受著放縱和自由。他們砸碎玻璃、掠奪商店、肆意破壞，嚇得市民緊閉門窗，整個城市被一片恐怖所籠罩。波士頓的彼得斯市長焦急萬分，緊急召來州地方軍維護治安。第二天，州長又派遣州近衛軍和一批志願警察前往波士頓設法控制局勢，但效果並不理想，因為州近衛軍和志願警察主要是由退役警察、哈佛大學學生以及一些後灣區的棉花經紀人組成，並不像職業警察那樣訓練有素。他們倉促上陣，毫無經驗，而歹徒們卻對這些臨時拉來維持治安的人的底細了如指掌，根本就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裡，繼續興風作浪。眼見形勢無法好轉，州近衛軍在各方壓力下被激怒了，他們在南波士頓向作惡的暴徒開槍了，當場打死了兩人。這其間一系列的暴力事件中，要數發生在波士頓公園一個清教徒花園裡的事件最嚴重。那天，一些暴徒正在花園裡玩雙骰子遊戲，他們旁若無人，吆五喝六，前來維持秩序的近衛軍出面製止，暴徒就對近衛軍大打出手，結果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鬥，各有傷亡。像這樣的暴力事件在波士頓斷斷續續持續了很多天，幾乎每天都有傷亡。此時，代表這個城市商人工會成員利益的中央勞工聯合會又來亂中添亂了，他們為了表示對警察的同情和支持，決定代表警察舉行一次大罷工。他們的這一舉動讓整個國家都動蕩起來，很多人猜測：“難道一直以來風傳的紅色革命就要開始了？” 警察罷工成了頭條新聞 後來，中央勞工聯合會試圖舉行罷工的行為失敗了，因為不僅是在波士頓，包括其他很多地方的民眾都對警察罷工事件表示了堅決的反對意見。警察們只能順從民意，取消了這次罷工行動。局長柯蒂斯卻毫不手軟，很快解雇了先前已經被他暫時停職的19名警員，並招募新人充實警察隊伍。 有一個人也關注著波士頓警察罷工事件，他就是曾在華盛頓戰時理事會中享有很大權力的勞工領袖老塞繆爾·岡珀斯。現在他意識到這場鬥爭將會無果而終，於是出面乾預了。他給馬薩諸塞州州長發去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聲稱柯蒂斯局長的所作所為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專製行為，要求州長予以阻止。老塞繆爾·岡珀斯對自己的影響力充滿自信，期待著事情的扭轉，但是這回他錯了。 馬薩諸塞州州長卡爾文·柯立芝是一個城府很深、在官場沉浮多年的政客。他平時行事低調，一向說話不多，從政以來為了避免危害自己的政治地位，從不輕舉妄動。接到塞繆爾·岡珀斯的電報後，他臉色陰沉，在辦公室裡踱來踱去，沉思良久，最終他做出了正確的舉動。他給岡珀斯回信說，“維護公共安全是每個公民的責任。無論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沒有權力進行罷工危害公共安全”。州長的鮮明態度擲地有聲，是對那些熱衷於罷工者的有力回擊，於是一夜之間他成了維護國家利益的英雄，受到整個國家人民的廣泛擁戴。這時候如果還有誰對持續許久的罷工事件的走向不清楚的話，那麽只要看看這個國家的人民對卡爾文·柯立芝州長的擁戴也就清楚了。在州、市各級政府官員的努力下，波士頓的形勢慢慢好轉，在接下來的許多日子裡，那些臨時調來被迫執行緊急任務的業余警察們，終於可以喘息一下，晚上也可以回家睡個安穩覺了。雖然白天的工作不會讓他們再緊張兮兮，但他們還總有抱怨的事情，比如感覺在街道上指揮交通要比在鄉間俱樂部玩上一整天的高爾夫球可累多了；什麽時候才能結束這種無聊透頂的工作呢。招募新警察的工作還在進行，雖然花費了不少時間，但是新軍總算是建立起來了，尤其是這些新人朝氣蓬勃，經過訓練已完全可以勝任維持城市治安的任務，波士頓又重新步入了正常軌道。 雖然有組織的勞工們重新回到了工廠裡，但他們仍然帶著罷工的情緒，就如烈火熄滅後，還會有余燼，一遇乾柴還會燃起衝天烈焰一樣。若乾天后，就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美國鋼鐵公司總裁蓋奇·加裡是個與柯蒂斯局長一樣頑固強硬的人物，當鋼鐵工會代表提出關於增加工人工資的談判要求時，他傲慢地拒絕了，甚至連工人代表的面都不見。幾十萬工人憤怒了，他們離開煉鋼爐，走出工廠，開始了新一輪聲勢浩大的罷工。 這次鋼鐵行業的工人罷工主要是反對低工資和過長的工作時間，在他們的行動和宣傳中已經看不到任何激進主義的色彩了，這一點和前期的一系列罷工有明顯的不同。罷工的鋼鐵工人中，確實有很多人每天工作長達12個小時，收入微薄，有的還患上嚴重的職業病，他們是在為維護自身的利益而戰。對於工人大罷工，老板們並未放在心上，因為前些日子波士頓警察罷工事件所引發的一連串社會反響，讓這些大老板們有一個新發現：這就是讓紅色恐懼攪得緊張不安的社會公眾，此時心理非常脆弱，他們會對任何與罷工沾邊的事件進行譴責。在這種社會輿論下，雇主、資本家當然也包括他們這些視罷工為洪水猛獸的鋼鐵大老板，毫不費力就能借公眾譴責給這些罷工者釘上激進主義者的標簽，使之受到公眾的譴責，無形中轉移人們對鋼鐵工人低工資、高勞動強度的注意力，達到借公眾之口對罷工施加壓力的目的。 有這樣一個例子：威廉·福斯特被推舉為某次罷工的組織者。他有乾勁也很聰明，尤其是文筆出色，寫出的文章極富煽動性，很多報社裡都可以看到他編寫的號召工人聯合起來的小冊子，在人們的印象中他是一個十足的革命者。當時，像美國鋼鐵公司這樣的大財團控制了很多行業工會。同業工會就是在其控制之下，工作平庸，效率低下，福斯特則試圖用各行業組成的統一工會來代替同業公會，以此來擴大工會組織的影響和戰鬥力。他一提出這一主張後，報紙上就頻頻出現對他的負面報道，說福斯特是一個“來自內部的蛀蟲”，而罷工也被認為是激進主義陰謀的一部分。報紙的宣傳讓公眾非常害怕，尤其害怕和激進主義沾上邊，因此人們關注的焦點一下子放在了如何擊敗來自內部的蛀蟲上，而不再是那些迫於無奈、呼籲改變自己一天工作12小時現狀的鋼鐵工人了。風向的轉變就是這麽簡單。鋼鐵業工人聲勢浩大的罷工開始幾個星期後，一場席卷全國煤礦業的罷工又開始了，礦工們甚至冒著被貼上激進主義者標簽的嫌疑，打出了支持礦山國有化的宣傳標語。鋼鐵業、煤礦業這兩大行業的罷工強烈震蕩著美國社會各界，人們迷茫了，恐懼了！不知道接下去還會發生什麽！民眾讀了報上消息後，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人們預測：如果政府對煤礦實行國有化，就意味著無政府主義猖獗泛濫，暴亂橫行，投擲炸彈，民無寧日，甚至是國家的毀滅！戰爭的硝煙剛剛散去，難道國家還要面臨著新威脅？人們期待著政府馬上采取行動，必須要做些什麽，製止這種現象。 有一個人始終在密切地關注著局勢，他從紛繁複雜的局面中看到了出手的大好時機，決定對憲法進行拯救。這個人是誰呢？就是總喜歡被別人稱為“戰鬥的貴格會教徒”的司法部長米切爾·帕爾默，以他為代表的政府行動終於開始了。 4 這一屆政府組建時曾承諾給人民帶來自由和繁榮，但是在接下來依然紛亂的3個月裡，人們卻看不到作為政府最高法律長官的帕爾默先生有什麽作為。也難怪，正在白宮養病的伍德羅·威爾遜總統還是對一切事務都充耳不聞，他唯一關心的還是他的國際聯盟。 其實，帕爾默先生一直在謀劃著，只不過人們一時還看不透罷了。在戰爭期間，國家曾頒布過一條關於控制食品燃料的法令，規定戰時不得對煤礦業的生產有任何限制，這實際是鼓勵生產，為戰爭提供急需物資，當時帕爾默就是嚴格執行了這條法令。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一年了，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尤其要說明的是，當年哈斯廷參議員在宣布這條法令時曾經當眾非常清楚地解釋道：這條法令是勞工部部長威爾遜先生授權他宣布的，而且頒布這條法令並不表明政府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會禁止和平示威或罷工運動。帕爾默先生當時是政府要員，他應當完全清楚這一情況，但現在他對此卻不置可否。（可能的原因無非這麽幾種：要麽是他從來沒聽說過這種解釋；要麽是他根本就沒有在意過這種解釋；要麽就是有什麽不可告知的情況左右他，總之只有他自己心中清楚了。）在這次煤礦業罷工開始的前一天，印第安納州的聯邦法官嚴令罷工領導人不得有任何擴大罷工行為的舉動，否則將予以嚴懲。司法部長帕爾默嚴格地執行了這條命令並迅速采取了行動，這樣一來，礦工們的罷工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了。第二天雖然仍有大約40萬礦工走出了礦場，但是他們群龍無首，由於聯邦政府的法令，罷工領袖們退縮了。 司法部長米切爾·帕爾默 關於哈斯廷參議員代表政府宣布食品燃料控制法令時對罷工及和平示威作出的不予禁止的保證，公眾可能會毫無所知，但即使是某個報社老板知情，諒他也不敢把真相在報紙上公布，因為在當時的美國社會，人們普遍對罷工示威這些舉動感到恐懼，他們擔心這是激進分子爆發紅色革命的前奏，政府對罷工活動的種種限制，也正迎合了民眾的求安心理，試想哪家報紙還敢冒這樣的風險與政府唱反調呢？很多媒體就像曾經對卡爾文·柯立芝表示支持一樣，對聯邦政府的命令大加讚賞，如《紐約世界》（New York World）就刊文說：“任何來自‘紅色恐懼’或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危險並不可怕，我們相信，美國的普通警察就有足夠的能力對付他們。”帕爾默這個“戰鬥的貴格會教徒”受到鼓舞，他繼續發威，擒賊先擒王，對罷工領導人開始了一系列追捕行動。為逃避追捕，罷工領導人乘船取道芬蘭流亡俄國。人們將他們乘坐的“布福德號”輪船戲稱為“蘇維埃方舟”，並為此津津樂道，成為飯後茶余的談資，這時並沒有人關心政府是否有權力將他們（按當年政府對罷工和示威的保證他們應是無罪之人）與家人拆散，使其亡命天涯。老謀深算的帕爾默先生又有了新的打算，他決定乘勝追擊，擴大戰果，繼續進行新一輪的搜捕行動。事後證明，他確實創下了美國歷史上行政部門侵犯個人合法權利的新紀錄。 帕爾默的新打算是什麽呢？簡單說就是他要利用戰時的《懲治煽動叛亂法案》，與勞工部長聯手出擊。美國在戰爭時期出台的《懲治煽動叛亂法案》主要內容是：凡是身在國內的外國人，如果被懷疑是無政府主義者或者提倡用暴力推翻政府的，如果與任何被懷疑是無政府主義或提倡用暴力推翻政府的組織發生聯系的，勞工部部長有權將其立即驅逐出境。這個法案在戰爭期間無疑是非常必要的，但現在帕爾默先生仍決定利用這一法案賦予勞工部長的權力，就未免有借刀殺人的嫌疑了。這一時期，他與勞工部長緊密配合，共同對社會主義政黨裡的外國成員進行大規模圍捕並將之驅逐出境。他早些時候就派秘密特工混入了社會主義者的組織，充當內線，據說有一個還成了他所在地區的領導人。 一切準備停當後，大規模的搜捕行動開始了。僅1920年新年當天及其後的幾天內，被捕入獄的人數就超過6，000，這之中當然並不全是社會主義者，因為帕爾默先生采取的策略是“廣撒網”。有一天，正當幾十個城市的社會主義者按約定同時在各自總部舉行集會時，被帕爾默先生派出的警察、特工和志願人員迅速包圍了各個會場。他們不管有沒有集會許可證，也不管是不是社會主義者，將在場的人統統都關進了監獄。為了拿到這些人涉及違法的證據，盡管沒有搜查證，也對他們的人身和集會的各個房間都進行了仔細搜索，凡是認為可疑或是想像中的證據，諸如印刷品、書本、紙張、人員名單、牆上的圖片等，都收集起來。帕爾默除了指揮白天突然襲擊式的圍捕外，還連續幾個晚上闖入不少社會主義者或是嫌疑犯的家中，將他們捕獲。幾千人在監獄裡關著，沒有任何讓他們申辯的機會，有不少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的罪名究竟是什麽，更不清楚要在監獄裡呆多少天。還有更可笑的事情出現了：有一個肯定不是社會主義者的美國公民，也被誤抓進監獄關押了很多天，甚至差點還被流放出國，後來總算搞清楚了，原來抓人時警察弄錯了名字，張冠李戴，把這個與社會主義者壓根就不搭邊的人給弄進來了。不僅如此，由於監獄人滿為患，其惡劣條件也讓人無法忍受。在底特律的監獄裡，一個長30英尺、寬24英尺的房間竟滿滿地塞進了100多人，這麽多人在狹小的空間裡足足呆了一個星期，其境況可想而知。這種待遇甚至都被該市市長形容為“簡直令人無法忍受”。在帕爾默的指揮下，警方對已被關進監獄的嫌疑犯還采取了進一步的防范措施。還是在哈特德福，當局不顧法律尊嚴，將那些前來探監的人予以逮捕關押；他們還把嫌疑犯的家人或朋友打來表示問候的電話，也當成這些人與社會主義政黨有勾結的證據。總之為了尋找這些人的罪證，他們真是不遺余力。 米切爾·帕爾默 帕爾默先生盡管費盡心機，但還是沒有找到足夠證據證明這些被關押的人都是社會主義分子，為了向社會公眾有個交代，不得已，隻好在一兩周後將大量囚犯釋放出獄。後來據官方泄露出的內部消息說，這次全國性大規模搜捕危險分子行動收獲甚微，警方繳獲的武器只有3把手槍，至於事先官方曾宣稱的社會主義分子藏有大量炸藥、炸彈，預謀發動暴亂雲雲，更是子虛烏有，連個影子都沒有見到。事實就是這樣，但帕爾默辦公室發布的消息卻與此大相徑庭，他通過報紙不斷發布又獲取新證據的消息，而且一再強調這些證據足可以證明社會主義分子正在威脅著國家安全，人們不應放松警惕。這其中的內情公眾當然不會知曉了，只能根據帕爾默和官方的宣傳導向，依然相信紅色革命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恐懼之心沒有絲毫減弱，盡管這時國內鋼鐵和煤礦業的罷工數量和社會主義紅色革命的威脅實際上都在逐漸減少。 為了對社會主義者繼續窮追猛打，帕爾默先生又換了另外一種方式。他了解相當一部分有產者的心理，就公開對全國2，000萬自由基金的擁有者、900萬土地的擁有者以及1，100萬銀行存款的擁有者提醒說：“你們要警惕了，社會主義分子發動紅色革命的目的就是消滅私有經濟，他們會奪走你們目前所擁有的一切！”這下可不得了，那些擁有自由基金、土地和銀行存款的人整日惴惴不安，唯恐哪一天自己的財產會付之東流。帕爾默先生向媒體公布設計好的宣傳材料時，還特意附上一些留著胡子、模樣凶惡的人的照片，他指著照片告訴人們這就是危險的社會主義分子，並常常以煽動性的口吻詢問人們：“難道你們希望這樣的人統治美國嗎？”他的招數很奏效，讓人們心生恐懼的同時，更增加了對這些紅色革命製造者的憎恨。這時不少政客也相繼發表對社會主義者仇視的言論，推波助瀾。一些政客說：“可以在任何五金器具店找到對付紅色革命者的合適工具。”還有的政客者甚至宣稱說：“我對付紅色革命者的原則就是不要理睬他們的SOS求救信號，讓他們像遭遇海難的船隻一樣，任其沉沒，或者乾脆向他們開槍射擊。”這個政客還心懷仇恨地說：“我們應該把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趕到石頭船上，用鉛來做帆。”大學裡的學生們也受到社會氣氛的影響，呼籲學校開除所有被掛上激進主義標簽的教授，並且要求學校的老師人人都要進行效忠宣誓，否則也將受到詰問。假如你是個持有不夠正統的政治和經濟觀點的商人，這時千萬不要開口說話，你如果想保住自己的飯碗，最好學會如何保持緘默。因為這一時期，美國社會歇斯底裡的狀態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實際上，當時美國的所謂“紅色革命”威脅遠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麽嚴重，只是人們的心理扭曲罷了。 5 這種近乎發狂的狀態就像大海的波濤似的一浪接著一浪，難以消退，因為數不清的冠以超級愛國者的團體才剛剛出現，它們也要在美國社會的政治舞台上表演一番。這些團體都有自己的執行秘書，這些人可以稱為職業的超級愛國者（不排除這裡面有人是偽裝成愛國者的特殊宣傳人員），他們才剛剛投入到戰鬥中來，鬥志正酣。還有無數紳士也發現，這時要想毫不費力地打敗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最簡捷的辦法就是給他（它）貼上社會主義者的標簽。於是各色各樣人的偽裝表演開始了：無論是海軍政要、信奉義務兵役的人、禁酒者、反對煙草者、反對進化論的原教旨主義者、道德秩序的維護者、書本檢查員、仇恨猶太人者、仇恨黑人者、地主、製造商以及多如牛毛的大大小小的經理人們，無論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是什麽，也無論他們實際上是支持什麽樣的事業，現在統統都用美國國旗和愛國者的鬥篷包裹自己，以此作盾牌把自己嚴密地保護起來；反之，則給他們所敵視的人貼上社會主義者的標簽，拚命將這些人與俄國布爾什維克及列寧聯系起來，借此表明這些人就是紅色革命者，是國家的威脅。比如那些既雇傭工會會員也雇傭非工會會員的自由雇傭企業變成了紅色革命者的“美國計劃”，這也是很多演講者和作家在多年裡一直向人們講述的“險惡而具有破壞性的顛覆者”的故事。類似這樣的故事很多，有不少老婦人是坐在自家華麗畫室中鍍金椅子上從執行秘書那裡聽說的，她們還從行政秘書那裡聽說政府特工又發現了新的激進主義陰謀，但現在還不便透露等等，執行秘書的探訪讓她們知道了不少外面的情況。還有她們的丈夫回到家中也會把在午餐俱樂部中聽來的消息講述一番。整個國家被一層懷疑主義的陰雲所籠罩。 既然美國全社會都在關注著給國家安全帶來威脅的社會主義者，那麽這樣的人究竟又有多少呢？據威廉·伯恩斯估計其固有人數大約有422，000人；國家安全同盟的斯坦伍德·門肯則估計在600，000左右（是前面沃特金斯教授估計人數的10倍）；聯合愛國社團主席德懷特·布拉曼反映的情況就更驚人了，他告訴紐約州州長說每周在全國各地召開的社會主義者會議累計就有10，000次，而且目前已經有350家激進主義的報紙創辦達半年之久了。 有人對某些全國性聯盟組織中的布爾什維克或者同情者的人數也做過統計。全國公民聯盟拉爾夫·伊斯利說在美國饑荒基金委員會裡就有60個同情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的成員。還有一個頗有分量的超級愛國者把矛頭直接指向全國裁軍委員會的弗雷德裡克·利比牧師，說他也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不僅在俄國接受了教育，還曾借出訪俄國的機會去接受指令。其實這純屬是捏造事實，這名信奉和平主義的牧師與俄國沒有絲毫聯系，甚至都沒有去過俄國，可見當時也是真偽混雜，有不少人無辜受冤。此外，各類出版物中也有不少被貼上社會主義標簽，例如《民族》（The Nation）、《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自由民》（The Freeman）雜志就被劃入“革命性”出版物的范圍，受到監視；《調查》（The Survey）雜志也因“革命團體曾感興趣”，而受到《拉斯克報告》作者的猛烈抨擊；還有婦女選民聯盟、聯邦基督教協會和外交政策協會等團體，也都被拉爾夫·伊斯利用警惕的目光注視著；甚至是國家信息局中由羅伯特·德福雷斯特所領導的慈善行動組織也被列入懷疑的行列。德福雷斯特先生可以說是紐約最受尊敬的人，他大概平時工作太過繁忙，沒有察覺到他周圍也有人受到激進主義影響，像拉比·威斯、諾曼·托馬斯、斯科特·尼爾林等等。在聯合愛國社團的人看來，只要是由自由主義的公民所組成的團體，都有激進主義的色彩，它們的存在就會讓公眾感到恐懼發抖，必欲除之而後快。 他們還把目光瞄向了劇院、電影院和各類圖書，認為這些公眾經常光顧的地方也潛藏著危險。美國防禦協會的惠特尼先生甚至對影劇界的名人指名道姓地說：“我們在社會主義者的文件中，不僅看到有諾瑪·塔爾梅奇的名字，甚至還有查理·卓別林和威爾·羅傑斯的名字，他們難道不值得懷疑嗎？” 他們對圖書也不放過，認為字裡行間也會滲透罪惡，要求實施更加嚴格的審閱和管理措施。由加利福尼亞愛國者組成的優化美國聯盟更是關注這個方面，其執行秘書赫敏·施韋德小姐就激烈地反對《布衣街》（Main Street）這本書，認為人們讀了它就會“對傳統美國美好生活形成一種令人擔憂的嫌惡情緒”；提出要警惕“對年輕人影響最大的危險人物”，指出約翰·杜威和詹姆斯·羅賓遜就是代表人物。這些超級愛國者對社會主義分子的懷疑幾乎無處不在，甚至到了有些神經質的程度。他們對中學和大學更不放心，總覺得學校裡布滿了更加陰險、影響更為深遠的各種威脅，甚至對哈佛大學的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和扎克麗亞·恰費教授以及耶魯大學的弗雷德裡克·韋爾斯·威廉姆斯和馬克斯·所羅門·曼德爾教授也產生了懷疑，擔心這些“充滿睿智”的教授在公開場合或是教室裡說出來的話，也會對社會主義分子產生極大的煽動作用。他們要求主管教育的官員對中學必須嚴格控制；對學生課本必須仔細地梳理檢查，以便找出任何輕蔑或歪曲美國的歷史及英雄的內容。並且強調在教育陣地有發言權的是保守主義者，激進主義分子是破壞國家安全和法律的罪魁，大、中學校都必須無條件地開設尊重憲法的課程。 參議院布爾什維克調查委員會 這種壓抑氣氛帶來的直接後果是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系，人們對激進主義的恐懼日益加重，唯恐自己也被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簽而遭到排斥。這時假如你想進入商界，就必須被戈弗·普瑞或者是中心鎮的圈子所接受，認同他們所處的環境。更重要的是你的言談話語必須與蓋奇·加裡及帕爾默先生的意見相一致，若有一丁點兒背離，就會受到懷疑，不要說進入商界，恐怕今後都將永無寧日了。有一個印第安納州人以前說話非常坦率，現在也變得謹小慎微了，一個信奉自由主義的記者前去采訪他，這個印第安納州人嚇壞了，實在拗不過，隻好把記者請進屋，趕緊反鎖上自己辦公室的門，又將窗戶關嚴。因為這扇窗戶正對面是一個大約有50英尺寬的通風口，他擔心通風口那邊的屋子裡可能有人正將耳朵貼在牆上偷聽他們的談話。等這些事都妥當了，他才敢與記者談論政治話題，采訪結束後，他還是先到門口張望了一陣才讓記者離去。還有一個人曾在某個中西部城市生活過，後來離開了那裡，當多年以後他又重返這座城市的時候，感到這裡變得讓他陌生了，他再也感受不到當年的輕松與和諧，“所有的人都在害怕、躲避著某些東西，人們之間的信任也淡漠了許多，他們害怕的究竟是什麽呢？”這個人無限感慨著。有一位孤獨的持不同政見者也道出了他的處境：公眾輿論猶如鋼鐵般沉重，在這種讓人難以承受的壓力下，他只能退讓並被迫接受這種環境。他是做學問的，但卻不敢公開發表自己的經濟主張，因為只有符合全國退伍軍人協會或扶輪社成員們著作的觀點才可以，哪怕稍有一丁點兒偏離，就會被貼上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的標簽。為了逃避這個壓抑的社會，他只能每日深深地埋頭於自己的著述中。這就是一個有代表性的學者當時無奈的心聲。 戰爭結束後的幾年裡，這種社會現狀一直沒有改變。直到1922年凱瑟琳·富勒頓·傑羅爾德夫人給《哈珀斯》（Harper's）雜志的文章中寫道：“現實讓我們看到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自由國家了，人們期待的自由在這個國家正逐漸成為一個修辭學上的符號，因為任何一個理性公民都不能自由地表達自己誠實的信念（絕對不是包含罪惡的信念），他們自由發言的出口都被牢牢地堵塞了，唯一暢通的出口就是無處不在的懷疑。我認為在這種不正常狀況下，如果一個人對國家所有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感興趣並想自由表達的話，他的唯一辦法就是選擇一個對他最為同情的犯罪團夥，然後躲在這個團夥的保護之下保持‘容忍’的美德，要知道，這該是一件多麽令人可悲的事情啊。” 傑羅爾德夫人的文章對當時的現狀帶有明顯不滿的情緒，一經發表，猶如在湖水中投下一塊巨石，頓時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要知道，1922年仍是超級愛國者們橫行的天下，要說出這樣的話是需要極大勇氣和魄力的。《哈珀斯》辦公室和她的家中收到了數百封來信，很多譴責者用粗俗下流的語言辱罵和詛咒她，說她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的幫凶；當然也有些來信對她的勇敢行為表示讚許，認為她站出來說出了事情的真相。寫這種信的自然是那些被無端懷疑的人，也可能是心存不滿卻又沒有勇氣說出事實真相的人。由此不難看出當時的美國竟然被超級愛國者們控制到何種程度。在後來的日子裡，像傑羅爾德夫人這樣敢於頂住壓力，將強烈的不滿情緒發泄出來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6 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自由國家，應當是以人與人的和諧相處為基礎的。但是戰後很多美國人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導致出現了很多無法忍耐的表現形式，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對黑人、猶太人以及羅馬天主教徒突然爆發的憤怒之情。在戰爭的特殊環境下，一方內部或敵對雙方群體忠誠和群體憎恨的情緒得到了膨脹，戰後的和平環境又讓這種膨脹情緒遭到否定，很多人轉不過這個彎兒，於是就通過不正當的方式宣泄非理性的情緒：既迫害那些受到懷疑的激進主義分子，也迫害那些被美國白人統治群體認為是外國分子或者是“非美分子”的人，種族矛盾也凸現出來。在戰爭期間，由於受到北方工業區高額工資的吸引，數十萬黑人紛紛湧入，他們在各種製造工廠辛勤勞作。隨著黑人數量的不斷增多，很多地方已經沒有工作崗位可供他們選擇，於是這股黑色潮流繼續朝著從前只有白人工作的地方湧動，與當地的白人競爭公交車和公共場所，競爭著生存空間，慢慢地，在多個方面打破了種族調節的微妙平衡。這時的黑人普遍有一種激昂的獨立情緒，無論是南方的還是北方的黑人，面對始終輕蔑他們的白人，他們堅定地認為：難道我們沒有和白人一樣應征入伍嗎？難道我們沒有為民主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而戰鬥嗎？難道我們沒有通過辛勤勞動為國家作出貢獻嗎？他們有理由相信自己在這個國家的作用，但是隨著和平的來臨，他們卻發現自己的尊嚴再次受到了貶低，這個社會似乎不屬於他們，於是有些黑人內心由激昂的獨立變為憤恨不平。這在當時那種不安定的社會環境下，同樣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因為這種充滿暴力傾向的情緒一旦失控，就會讓隱藏在人性表面之下的種族暴力激情爆發，這是白人們最為擔憂的。他們可不想兩面受敵：布爾什維克主義已經非常令人心焦，黑人如果也變得無法控制……局面將不可收拾。 黑人的居住環境（20世紀20年代） 當時，美國社會裡的種族歧視很嚴重，黑人在很多公共場合受到嚴格限制。1919年夏天就曾發生了這樣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一天下午，天氣悶熱難耐，人們紛紛擁到海灘去游泳。那時海岸活動區域是有嚴格劃分的，一部分區域隻供白人使用，嚴格禁止黑人進入，黑人只能在另外的一個區域活動，水中有一條分明卻又看不見的界限，這一點白人和黑人都是清楚的。有一個17歲的黑人男孩也在芝加哥海水浴場的密西根湖區域游泳，慢慢地這個黑人男孩有些體力不支，發現前面漂浮著一塊鐵道枕木，他順勢抓住了，不經意間就遊過了那條黑白不得超越的界限，湖邊的白人開始向他拋擲石塊，一個白人男孩也向他遊過來準備驅趕，不知是否石塊擊中了黑人男孩，只見他松開了手中的枕木，掙扎著遊了幾下之後就沉入水裡，不見蹤影，他淹死了。一條鮮活的年輕生命就這樣消失了，無論如何都讓岸邊的黑人們難以接受，他們認為白人向男孩拋擲石塊是導致他死亡的原因，於是心中積鬱了很久的怒火終於在這一刻爆發了。雖然這起事件並不大，但卻像一根導火索，迅速點燃了種族仇恨的烈火，芝加哥的大量黑人（數量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成群結隊地湧進白人居住區，他們聚眾滋事、橫衝直撞，燒殺打砸，發泄著最原始的怒火。黑人街區更是混亂不堪，到處都有人在打架鬥毆、群夥行刺，還有的黑人為了防禦而開槍射擊，他們對街區的房屋、商店以及各種財產肆意破壞著，整個城市都充滿了嚴重對抗和失控的情緒，暴力事件比比皆是。芝加哥這種內戰狀況持續了將近一周的時間，稍後秩序才算安定下來。這場內戰的代價是慘痛的：有15個白人和23個黑人在街頭混戰中喪生，有537人受傷，還有1，000多人的房屋財產都被毀壞搶劫一空，他們成了地地道道無家可歸、窮困潦倒的人。 事隔一年以後，類似的黑人騷亂又在塔爾薩發生了，同樣造成了很多傷亡和財產損失。由於種族關系的緊張，哪個地方只要有黑人，就如同有一個隨時可能會爆炸的火藥桶，令當政者寢食難安。一些演講者和作家在鼓吹白人至上的同時，也極力誇大黑人對社會造成的威脅，如《顏色狂潮》（Rising Tide of Color）的作者就宣稱說：“與德國人或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相比，黑人對西方文明的威脅更嚴重，他們的存在會給這個社會造成動蕩和不安。”這些論調也成了加劇這種種族對立情緒的催化劑。 紐約下東城的猶太人區 此外，美國白人對猶太人也是“另眼相看”，雖然沒有像對黑人那麽歧視，但也對這個民族存有偏見。猶太人是一個很有特點的群體，他們聰明、堅忍、執著，群體裡充滿了互相幫助的忠誠。猶太人中有不少都是著名的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或美國激進主義移民者，這對許多具有純粹美國精神的人來說也是難以容忍的，因此猶太人，尤其是“國際化的猶太人”也成了被懷疑和排斥的對象。亨利·福特在《迪爾伯恩獨立報》（Dearborn Independent）上發表言論說：“國際化的猶太人”對美國的威脅最大，他們不僅策劃了對整個世界的征服行動，還為美國帶來了無數的痛苦。為了給這種說法提供證據，他還牽強附會地把社會上出現的高額房租、農場勞動力短缺以及盛行的爵士樂、賭博、酗酒、道德淪喪等等這些民眾厭惡的事情，一股腦兒地都算在了猶太人的頭上，甚至還把穿短裙拿出來說事。福特的這番嚴厲譴責和攻擊雖然誇張、荒謬，但反映出當時白人對猶太人的偏見和敵對情緒普遍存在：猶太人很難租到房子，因為白人房東不願意接觸他們；學校不願意接收猶太人的孩子就讀，在安納波利斯還發生了一樁欺侮猶太男孩的醜聞；著名的哈佛大學竟然也圍繞一個議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對陣雙方各不相讓，其議題就是該不該限制猶太學生的人數。總之，人們對猶太人避而遠之。在這種不友好環境下，猶太人普遍感到很孤獨，他們覺得仿佛有一道巨大的屏障橫在他們與那些非猶太人之間，任憑你怎樣努力都不易突破。不僅在人口相對集中的城鎮是這樣，即使在比較偏遠和羅馬天主教徒人數很少的地區，猶太人的日子也不好過，各種責難不時會落到他們頭上。他們心裡很鬱悶，想不明白人們為什麽會這樣對待他們，難道這裡的教堂可以不聽從外國教皇的命令？難道天主教徒們沒有權利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而必須是在美國的公立學校裡才可以？難道所有的這一切都是“非美”而不忠嗎？他們雖然也很想為這個國家盡力，但是以白人為統治者的社會卻懷疑和排斥他們。 對社會主義分子及紅色革命的恐懼，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和對像猶太人這樣的“非美分子”的懷疑和排斥，給美國造成了一種不安和壓抑的社會氣氛。正是這種特殊環境為後來臭名昭著的三K黨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土壤，並助其最終掌控了權力。 三K黨創始人西蒙斯上校 以佐治亞州的威廉·約瑟夫·西蒙斯上校為首在1915年建立了三K黨，他們是受到歷史上美國南部重建時期的三K黨的啟示（早期三K黨的出現可以追溯到1865年，當時在美國南部各州產生，其經費由大資本家提供。黨旗是三角形，黃底紅邊，上有黑龍。黨徒姓名嚴守秘密，集合時身穿蒙頭的白色或黑色長袍），代表的是白人至上主義和傷感的南部理想主義。建黨之初的5年間，這個組織發展得非常緩慢，只有幾百名成員懷著“愛國主義”情緒在兄弟會中工作。但是到了1920年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原因是西蒙斯把三K黨的組織工作交給了一個名叫愛德華·克拉克的人。克拉克來自南方宣傳協會，他接手三K黨以後，憑借驚人的組織能力和如同商品推銷員一般搖唇鼓舌的天賦，完成了很多讓人無可挑剔的重要事情，例如羅斯福紀念協會和近東救濟工作，使三K黨的影響力大大增強，人數也不斷增加。克拉克諳熟黨的標志設計和故弄玄虛的言詞以及幼稚可笑的儀式，都可以成為工具，誘惑那些潛在的成員，尤其是對那些生活在鄉村存有偏見的人來說，使他們幻想成為生活在無形帝國中的騎士，激發他們去追求秘密探險的熱情，而這種熱情對所有注定要在單調環境裡生活的成年人來說是極具誘惑力的。因此，三K黨徒的白色長袍和頭巾、燃燒的十字形符號、黨內秘密性質以及儀式上所使用的荒謬詞匯等都出現了，還有剛剛被激起的人們對荒誕小塔的恐懼之情也都被他有效地利用了。經過一番努力，他清楚地知道，如今的時機對於三K黨來說已經成熟了，不僅可以作為白人對抗黑人的力量、非猶太人對抗猶太人的力量、新教徒對抗天主教徒的力量，假如組織得好的話，三K黨也完全可以成為一個盈利的組織。在這裡我們不得不佩服克拉克居然還有著商人般的精明。 為了把三K黨搞成一個盈利的組織，克拉克還設計出一套辦法，總體來說就是以出售成員身份為核心，劃分區域、確定負責人、按比例分配。他給各級人員都冠以迷人的頭銜，其命名藝術簡直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每個身份為銷售人員的成員的頭銜是“克利格”；整個國家被劃分成若乾領域，每個領域由“王者克利格”領導；每個領域內又被劃分成不同的屬地，每個屬地由“大鬼”領導；克拉克作為最高組織者被稱為“皇帝克利格”；西蒙斯上校則被稱為“皇帝奇才”。凡銷售一個成員身份收取10美元，其中4美元裝入銷售者克利格的口袋；領域的王者克利格和屬地的大鬼從其余的6美元中抽取少量傭金；剩下的就全部歸亞特蘭大的皇室國庫所有。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假如一個銷售克利格非常勤勉賣力的話，他可以收入很多，不需要害怕任何債權人。在那10年中，做克利格是個盈利的行業，因而也成了那個時期不少人熱衷於做的事情。 三K黨經常使用私刑、綁架和集體屠殺等手段對敵人進行打擊，開始時並沒有引起過多關注。後來有關這個組織的報告不斷出現，同時《紐約世界》又披露了很多不為人知曉的關於三K黨的秘密，促成1921年國會對三K黨展開調查，最終將克拉克這個皇帝克利格驅逐；皇帝奇才西蒙斯上校的位置也由一名牙醫取代了。這名牙醫叫希蘭·韋斯利·伊凡斯，是得克薩斯州人，他自稱是“最普通的美國人”，或許這個說法也符合實際，但此時他麾下的三K黨卻不再普通，由於其旺盛的銷售網已經形成，三K黨繼續以不可遏製的勢頭髮展壯大，以致到了1924年初，它的成員數已經達到令人驚愕的近450萬。隨著三K黨人數的急劇增加，他們開始涉足政治領域並產生重要影響，在一個時期內他們控制了俄勒岡、俄克拉荷馬、得克薩斯、阿肯色、印第安納、俄亥俄以及加利福尼亞等7個州。雖然三K黨的主要據點是在西南部、中西部和太平洋海岸，但實際上它的觸角幾乎遍及美國各地，甚至紐約市猶太區、天主教徒區及混合區的門口都有它的蹤跡。克拉克不愧是“皇帝克利格”，短短幾年時間，他就把這支隊伍打造得如此龐大，他的天才和好客精神真是令人歎為觀止。 三K黨是個很奇特的組織。雖然在理論上對“純粹的美國精神”作了表述，如在他們的黨章裡描述兄弟會的目標時是這樣說的：“聯合美國所有的成年白人男子和土生土長的非猶太人，他們對外國的任何政府、國家、組織、宗派、統治者、個人或民族沒有任何性質的任何臣服義務，他們擁有良好的道德和堪為模范作用的名聲和職業……將他們聯合起來是為了培養和增加對政府的愛國熱情；為了在成員之間施行令人尊敬的三K黨精神；為了一個可以實行善行的表率作用；為了保護家庭的聖潔和女性的純潔，為了永久維持白人至上主義，為了在高尚的儀式中體現並忠誠地灌輸崇高的精神哲學；為了用實際的奉獻來保存、保護並且維持富有特色的制度、權利、特權、原則、傳統以及純粹美國精神的理想主義。” 三K黨在遊行 但實際上，在不同地區和不同的時期，這種目標的內涵又有著不同解讀，如在南部地區，“白人至上”是三K黨的首要目標，而其他大多數地區的克利格們則把矛頭對準了猶太人和天主教徒。各地三K黨組織大部分都是不受亞特蘭大控制的自治組織，這些組織的頭目不過是一些接受教育和訓練都很少的白人新教徒社區成員。由於上面這些因素，他們的行為也就絲毫體現不出“崇高的精神哲學”了。印第安納州某市的一個觀察家曾這樣比喻說：“只要看看他們遊行時穿的鞋子，你就清楚那些所謂有影響的人是什麽樣的了，床單是遮不住鞋子的。”以詼諧的語言道出了這些素質低下組織者的形象。雖然亞特蘭大的“皇帝奇才”伊凡斯對這種素質低下的狀況很不滿，並試圖阻止，但是當地的三K黨成員卻依然我行我素，他們已不再滿足於投票反對允許孩子們進入該教區的學校或是天主教徒候選人進入政府部門工作這類事了，也不再認為在城鎮的小山頂北部燃燒血十字這種向黑人們示威的做法有多大意義了，他們要乾更大的事情，以三K黨的秘密性引起更多的直接行動。 其後他們屢屢製造恐怖，讓人們極其緊張不安。他們仇視黑人，隨意抓人濫施私刑，如果有人控告一個黑人男子向某個白人女子求愛，這夥披著白床單的家夥不管指控屬不屬實，就把這名黑人男子誘騙到森林裡“接受教訓”——一頓鞭打或是其他懲罰；他們還任意搶奪黑人的財產，如果一個黑人女子的土地被某個三K黨成員看中，而這個黑人女子認為對方出的價格太低拒絕出售，就有可能收到三K黨的最後通牒——要麽出售土地，要麽立刻滾開；另外一名黑人被打得直到他忍痛將自己的土地以遠低於實際價值的價格賣給了一名白人男子才算了事。 帕頓在《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雜志披露了一系列三K黨在亞拉巴馬州的殘暴行為：一名黑人男孩遭到樹枝抽打，盡管孩子苦苦哀求，但三K黨成員還不肯住手，直到他的脊背上露出了一條一條模糊血肉；還有一名黑人女子遭到毒打後被拋棄在荒野，由於受傷無助最後感染肺炎而死去；路易斯安那州也發生了一起可怕的悲劇，5名男子遭到綁架後，三K黨在他們身上纏上電線，將他們推進湖裡淹死了。不僅對黑人是這樣，對那些同情黑人的少數白人或是違反三K黨規定的人，他們也加以迫害。如果在種族衝突中，一名白人男子對黑人表示了支持，他就有可能遭到綁架和毒打；有個已經加入美國國籍的外國人也遭到鞭打，後背被打得皮開肉綻，原因僅僅是他娶了一位美國妻子；還有一名白人女子因離婚而受到三K黨成員的忌恨，闖進她的家中把她打得不省人事。三K黨還聯合抵製猶太商人，拒絕雇傭天主教徒或是將房子出租給他們。 三K黨的暴行遍及全國很多地方，即使某些地方沒有發生這種暴行，但他們的恐怖威脅也讓人們不寒而栗。夜晚當人們看到身穿白色長袍的隊伍在行進，看到山谷間燃燒的十字架閃耀出的火光時，就會在黑暗中相互耳語：“這次他們跟蹤的對象是誰？天哪！今晚不知道誰又要遭殃。”三K黨投入人們心中的陰影就像鬼火一樣，恐懼和懷疑如影隨形，從這所房屋蔓延到那所房屋。更可惡的是當地那些流氓惡棍也學會仿效三K黨，如果他們想焚燒某個谷倉或是襲擊某些貧民窟，他們就照著三K黨的樣子，可以隨心所欲地作惡卻又不用擔心被處罰；住宅的圍牆上經常可以看到用粉筆寫的K.K.K三個字母，這也都是那些流氓惡棍們任意塗畫的，人們無時無刻不生活在恐懼中，這個責任難道不該由三K黨負嗎？這一時期三K黨帶給人們的夢魘，就像紅色恐懼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歇斯底裡狀態一樣，無休止的恐懼行動使得恐懼永久存在，隨之而來的則是愈演愈烈的殘暴與罪行。 燃燒的十字架是三K黨的標志 時間可以消磨一切，慢慢地人們的戰時情緒也淡化了，三K黨的勢力也從鼎盛開始走向下坡，直至在很多地區完全消失。在極少數地方，這個組織雖然存在，但也不過是受利益分肥者控制的政治小集團。三K黨歷史基本完結，可是在數百萬人的心中，它已經成為了恐怖的代名詞。 7 轉眼到了1920年初，天氣依然很寒冷。這時帕爾默先生指揮的大規模襲擊搜捕社會主義者的行動已經結束了，但是對激進主義分子的追捕仍沒有停止。在4月份紐約州議會上，根據審判委員會提供的情況，認為有5名議員是“一個完全由叛國者所組成的不忠組織”的成員，不容他們有任何申辯，當即就驅逐了他們。斯威特還在會上對年輕議員小西奧多·羅斯福進行了嚴厲的譴責，認為他反對這種驅逐行動是可恥的。他在發言席上大聲朗讀著小西奧多·羅斯福的父親老西奧多·羅斯福曾說過的一段話，用父親所代表的美國精神來批駁兒子所代表的非美國精神，由此形成對比，其間帶給小西奧多·羅斯福的痛苦只有他心裡清楚。在議會發言過程中，庫維勒議員突然發現議員席位上還坐著兩名社會主義者（當然他們都是通過選舉而取得了合法議員席位），於是大聲叫嚷道：“快看，那裡還有兩個小托洛茨基！別看他們臉上帶著笑容，可那都是虛偽的假笑，他們都是蘇維埃俄國政府的代表，混在我們中間，企圖顛覆我們的政府。”庫維勒的叫喊引起了會場裡的一陣騷動，憤怒聲一致響起，隨後的投票結果就可想而知了，這兩個人同樣被趕出了議院。就連一向出言謹慎的《紐約時報》這次也一反常態，發表評論盛讚說：“議院的行動代表了我們的愛國精神，這是一次美國人的集體投票，我們相信，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會讚同並認可議院的這次行動。”可見，當時人們的標準情緒依然像《紐約時報》的評論這樣。 盡管如此，隨著時間推移，這種情緒還是在悄悄地發生著轉變。紐約聯合俱樂部的查爾斯·埃文斯·休斯是議院很多人公認的共和黨中才華出眾的小夥子，前途遠大，由於他對議院的這次行動表示了反對，差點使他那些老成持重的同伴們背過氣去，他們這次倒沒有別的舉動，只是擔心這樣一位很有前途的共和黨小夥子會轉變成一名溫和的社會主義者。1920年勞動節很快又要到了，對這一天人們是既期待又擔心，真的到了這一天竟平靜得什麽事情都沒有發生，人們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因為在這之前帕爾默先生曾言之鑿鑿地告誡人們說，激進主義分子已經選定勞動節這一天作為發動大規模罷工和暗殺的日子，要求人們提高警惕。全副武裝的警察們也集結待命，等待著一場永遠都不可能發生的革命大爆發。帕爾默先生的這次預言失靈了。在後來召開的共和黨大會上，曾經平息了波士頓警察大罷工的卡爾文·柯立芝幾經拚搏，衝進了競選副總統職位的候選人名單，耐人尋味的是民主黨大會卻沒有給帕爾默先生這樣的機會，他甚至連任何職位的候選人推舉都沒有，這讓帕爾默備感失落。不僅如此，人們對他的反對聲還持續不斷，讓他追剿社會主義激進者的戰果也在這一片反對聲中有些黯然失色。反對他的人幽默地稱他為“顫抖的戰鬥者”“假冒的戰鬥者”以及“顫抖的膽小鬼”等等，美國人開朗幽默的天性似乎又在這一刻重新恢復了。 1920年的夏天到來了，雖然這時整個國家的社會秩序還並不很安定，國會關於罷工、騷亂和反對激進主義分子的立法行動和審判規則也仍在繼續進行中，但是人們的目光已不再隻聚焦在這些事件上了，他們注意到了周圍發生的其他事件：比如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總統大選，英俊瀟灑、氣度不凡的美男子沃倫·哈定先生正在自己住宅的前廊上洪亮地發言，試圖在總統競選中一搏；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建立國際聯盟的行動也正面臨困境，考克斯先生正在國內巡回發表演講，試圖幫助總統先生；還有一大堆難以處理的經濟問題，如國內物價依然攀升，人們已經抗議好幾個月了，包括舉行遊行、遞交請願書等；還有更加別出心裁的事情，費城喬治·埃爾斯布裡牧師身穿工裝褲進行布道，紐約舉行的一場集體婚禮上，牧師和新娘、新郎全都穿著工裝褲（為一家報紙副刊拍照片）；人們的購買力下降，百貨商店打折降價等等，都進入了人們的視線並成為最為關心的問題了。這時的國內商業局勢很糟糕，人們也顧不得罷工和激進主義分子還有什麽舉動了。 此外，還有不少事情讓人們感興趣。比如禁酒法令的實施就成了人們晚餐桌上一個議論最多的話題。那些天裡，人們經常是屏住呼吸，心情興奮地圍坐在桌前，聽說著各種新鮮而又讓人激動的消息：像某某人在自己的酒窖裡釀造出了非常醇美的杜松子酒啦，按照什麽樣的比例可以將葡萄乾的效用發揮到最大限度啦，走私者是通過什麽渠道將酒從加拿大運到美國啦等等，傳播消息的人講得眉飛色舞，圍坐的人則是聽得津津有味，因為好長時間以來他們都沒有議論這些事了，之前人們的神經總是繃在罷工、暴亂和社會主義者的紅色革命上。還有波士頓的查爾斯·龐茲由於偽造了一夕暴富的計劃而遭到追捕；以及婦女參政權者經過幾十年政治運動，成功爭取到的選舉權法案在8月18日得到國會正式批準的事情。雖然這一年夏天，國內又發生了一場無政府主義暴徒的騷亂事件，但人們不再驚慌失措，始終保持了鎮定自若的態度，靜觀政府對這一事件的處置。人們的這個變化充分說明，幾年來令人顫栗的紅色恐懼對人們的影響已明顯地開始削弱，人們不再為此而終日惶恐不安了。 下面再來說說當時另一個讓人關注的問題。如果有人問你：“美國有哪個地方可以被稱作這個國家的金融中心？”你能回答嗎？那就是紐約百老匯毗鄰華爾街的交匯點。在這個區域聳立著多個建築，它們緊密相連，全部都是政府或私人的金融大本營。華爾街的北邊矗立著國庫分庫大樓，旁邊就是同樣高大的美國檢驗辦公室；這兩棟大樓對面的東南拐角，有一幢樸素的三層石灰石小樓，你可能猜不到，那裡就是舉世皆知的J.P.摩根公司的總部，也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的核心地帶。西南拐角處將要建起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附屬建築，地基已經開挖，一個深深的大坑擺在面前。百老匯街就緊挨在這個深坑的旁邊，街上聳立著紐約證券交易所那柯林斯式的立柱。這個區域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神經，它象征著政府、金錢力量和商業方面“三位一體”的聯合體系。而這樣的體系一直以來就受到激進分子的猛烈抨擊。 華爾街爆炸 人們沒有預料到，幾乎就是在這個精確的地點，9月16日又傳來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本來這天上午一直都很平靜，在各個大樓裡工作的職員們像往常一樣緊張而有序地忙碌著。臨近中午的時候，職員們停下手頭的工作，正準備出去吃午飯，突然一道刺眼的藍白色光閃過，緊接著又是一聲巨大的金屬撞擊聲，嘩啦啦！大片大片的碎玻璃從數不清的房間窗戶上墜落下來，發出刺耳的聲響，混雜著男人和女人的尖叫聲，人們奔跑著，呼喊著——“轟”的一聲，又一聲巨響傳來，就在檢驗辦公室的門前，也就是摩根公司的正對面，一枚巨大的炸彈當街爆炸，彈片四散，地上炸出一個深深的大坑，有30人當場喪生，數百人受傷，摩根辦公室的內部也遭到嚴重毀壞。這枚炸彈的威力非常大，爆炸點相鄰的好幾個街區的門窗玻璃都被震得粉碎，還有一枚炸彈碎片在爆炸掀起的巨大氣浪推動下，飛上半空，甚至穿透了位於公正大樓第34層的銀行家俱樂部的玻璃。 爆炸過後，只見在摩天大樓之間有一團巨大的黃褐色蘑菇雲緩緩上升，煙雲下的空氣中充滿了灰塵，迷得人們睜不開眼睛，有些灰塵來自摩根公司和其他公司辦公樓的破碎的窗戶，有些灰塵來自彈片撞擊的石灰牆，有些灰塵來自地面炸出的大坑，總之一片灰蒙蒙的。灰塵下的街道上躺著橫七豎八的死傷者，地面被鮮血染得通紅。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爆炸驚呆了，那些偶然逃脫了炸彈襲擊的人們瞬間明白發生了什麽後，立刻驚恐地四散逃跑，而這時被爆炸衝擊松動的玻璃和石頭、瓦礫碎片則如雨點般地從人們頭上方的大樓裡落下，又砸中了許多人。慌不擇路的人群四處亂轉，不知哪裡是安全的地方，一時間呼喊聲、呻吟聲、尖叫聲充斥在樓內外、街道上，現場的人試圖幫助那些受傷者，眼前的情景令他們不知所措，不知道應該先做什麽，反而被跑來跑去的人撞得頭暈眼花，大喊大叫。直到消防車和救護車到了現場，警察和醫護人員從人群中擠開道路，開始了緊張的救援工作，才慢慢地恢復了秩序。 從炸彈引爆的地點看，這次爆炸顯然是針對像摩根這樣的國家金融大腕的。但這次爆炸的受害人並不是這些大腕，而是普通的銀行職員、經紀人、華爾街收款員以及速記員們。因為爆炸發生時，摩根先生本人正在國外，摩根財團的其他合夥人也都僥幸不在爆炸的中心，不是在大樓的另一側開會，就是出城去了，只有一個人被飛起滑過的玻璃割傷了手。普通職員傷亡得就多了，有一個主任辦事員喪生，數十人受傷，17人被送往醫院。 距離爆炸點不到200英尺就是股票交易市場，當時這裡正在進行著繁忙的交易活動。因為那些日子每天的交易額都能達到約50萬股，所以人們以“大量”二字來形容每天的股市交易。這一天人們都很興奮，因為股票的價格還在持續上漲，交易所顯示屏上的指數已經升到了93.75，上漲了2.125點。鮑德溫機車公司的股票價格為110.75，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價格是89.375，勢頭都相當不錯，還有中部石油的股票交易也異常活躍。可是突如其來的爆炸震動了大樓，只見交易大廳的巨大玻璃頓時成了碎片，嘩啦啦地就像雨點似的散落一地，靠近百老匯街道那側的人們趕緊拉上了厚厚的絲絨窗簾才得以幸免，否則會有數十人被這從天而降的玻璃雨擊傷。“究竟發生了什麽？”人們用探詢的目光相互看著，片刻間愣在那裡。瞬間，股票經紀人們四處奔跑起來，交易大廳的人們也就隨著這股人流東奔西撞，尋找安全之地。在幾分鍾之前，地面中間的顯示屏前還擠滿眾多的觀看者，很快他們也意識到站在這裡最危險，就都朝著大廳的牆邊跑去，以防被坍塌的屋頂砸中。交易所的老板威廉·雷米克當時就在現場，面對亂紛紛的情形，他卻始終保持了頭腦清醒，對站在身邊的朋友平靜地說：“我想該是敲鑼的時候了。”於是他按慣例敲響了結束當天交易的銅鑼。這一天發生的事情著實讓人們受到了驚嚇，不少人都猜測明天的股市會怎麽樣？告訴你吧，第二天股市的指數繼續上揚，就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 世界金融的中心 爆炸過後，隨著硝煙慢慢散去和傷亡者得到清理和轉運，人們發現華爾街的街中央躺著一匹已經被炸成碎塊的馬，在它周圍散落了許多小鋼鐵碎片、碎木頭塊和炸得稀爛的帆布片，不遠處還發現了馬蹄鐵和全套馬具。根據現場留下的這些證據，警方推測這是完全一場有預謀的爆炸案，是馬車夫預先將烈性炸彈藏在馬車裡，把車趕到華爾街金融核心的摩根總部旁邊後，自己迅速離開現場，隨後炸彈就爆炸了。對於這樣一場驚天大爆炸，人們議論紛紛，這個馬車夫究竟何許人也？他幕後的指使者是誰？警方展開了全力偵查，偵探和聯邦調查員們圍繞著現場發現的各種蛛絲，仔細追蹤著每一條可能的線索，他們把這個城市的每一輛馬車都篩了一遍，對可疑的還實行定點追蹤；專家們對現場周圍發現的零星鋼鐵和錫也進行了研究，還把那些嵌在周圍大樓的金屬小塊取下來進行了檢查（後來搞清楚那是被割成碎片的吊窗錘，為的是增加殺傷力），他們甚至細心地找到這些鋼鐵製造商了解情況，並對銷售記錄進行了查閱。其中有一塊碎鐵片被證明是保險櫃的把手，於是順藤摸瓜，把保險櫃是哪個製造商什麽時候生產的也都識別出來了。這台保險櫃一時成了警方關注的重點，派了一名經驗豐富的偵探對這台保險櫃的歷史展開了調查：首先追溯到保險櫃最初的製造者，然後查詢到第一個買主是誰，後來又把無數個曾經是這台保險櫃主人的人查了個一清二楚，最後發現這台保險櫃竟然還在戰爭期間隨著軍隊去了法國，後來它又回到了霍波肯市。說來真是令人稱奇，這樣一個小小的保險櫃居然蹤跡如此複雜。偵探查到霍波肯市後，它的蹤跡就再也找不到了。警方還從現場發現的馬蹄鐵入手，但掌握的情況也就是有人發現在爆炸發生數天以前，有一個西西裡人把它們釘在了一匹馬掌上而已，其他再無任何有價值的信息了。現場目擊者、一些在爆炸發生前受到恐怖警告的商人等也都被警方傳喚去進行測試、分析和追蹤，但也都無果而終。甚至還逮捕了一些受到懷疑和監控的激進主義分子，希望從他們那裡得到一些對破案有價值的東西，但是也令人失望。雖然費盡了心力，但是幾年過後，除了認定這是一起有預謀的爆炸外，偵查工作卻始終沒有任何進展。唯有一個情況（不知能不能算點兒證據？假如是點兒證據的話，它究竟重不重要？沒有人能夠說清楚）：據說，幾乎就在爆炸發生的同一時刻，有一名郵差在距離爆炸地點兩三個街區以外的一個空郵箱裡（這個郵箱半小時前清理過），發現了5張紙，紙上印著幾行很潦草的字，內容是這樣的： 聽著 我們已經受夠了 趕快釋放政治犯 否則 爆炸聲還會響起 你們注定是死亡的下場 美國無政府主義者 勇敢者 當警方和人們還都對是誰寫的字條疑惑時，有一位在爆炸發生前幾分鍾，正巧到摩根財團拜訪，當時正坐在辦公室裡的煤炭業著名人士宣布說：“事情明擺著，這肯定是激進主義分子乾的！”在對爆炸事件進行調查的初期，全國民眾都密切關注著，但沒有像以前那樣，遇有恐怖事件發生就會掀起大量反對激進主義的騷亂活動，如今的美國人民已經變得理性了。他們清醒地認識到，製造恐怖，傷害無辜，使用這樣野蠻而駭人的手段，除了一小撮狂熱分子外，美國的廣大民眾是絕對不會支持的。這樁爆炸事件就如迷宮一樣，在經多年調查後仍無結果，雖然眾說紛紜，但都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