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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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進入20世紀下半葉，並停下來估量我們的處境的時候，我們不妨先看看，富人與窮人之間曾經如此之寬的鴻溝如今發生了什麽。關於美國人當前的收入分配，任何一個拿出相關數據的人，都不得不提醒讀者：它們只不過是近似值。即便是認真負責的經濟調查員，不同的團體，基於不同的數據——比如所得稅統計表、人口普查統計表和各種專門的調查報告——他們得出的估算往往也大不相同。然而，我們今天的統計學，已經遠比世紀之交的時候要精確得多，想當年，沒有所得稅，安德魯·卡內基的收入大約是普通美國工人收入的2萬倍，貧民窟裡擠滿了生活在惡臭和汙穢當中的悲慘移民，很多愛思考的公民跟埃德溫·馬卡姆一樣，抱有一種朦朧的憂懼：有朝一日，那些辛勤勞作的人——“滿臉是時代的空虛”——會揭竿而起，審判這個世界。
我在這裡引用的數據，是基於美國國會經濟報告聯合委員會下屬的一個小組委員會所報告的數據，這個小組委員會所處理的是1948年的收入分配；它們大致類似於經濟顧問委員會1951年1月給總統的報告中所包含的那些數字，多半比較接近事實。
據他們說，在最近幾年中，大約有10.6%的美國家庭靠一年不到1，000美元的個人收入或家庭收入生活。換句話說，10個家庭當中，大約有1個家庭靠著少得可憐的一點貨幣收入勉強湊合著過日子。大約14.5%的家庭年收入為1，000～2，000美元。大約20.6%的家庭年收入為2，000～3，000美元。大約33.6%的家庭年收入為3，000～5，000美元。年收入在5，000～10，000美元之間的家庭大約隻佔17.9%。年收入超過10，000美元的家庭是一個很小的群體，大約隻佔2.9%。還有很多的個人，不生活在任何家庭；1948年，據估計，他們總共約有800萬人。他們的收入或多或少遵循同樣的模式，只不過，在最低收入階層裡，他們的比例更大。
現在，讓我們稍稍打量一下最低收入群體，也就是那些靠不足1，000美元的年收入生活的（大約）10.6%的家庭，還有個人。他們是誰呢？
淪落底層的失敗者
首先，他們包括一些剛好碰上壞年頭的農民和個體商人——不得不虧本賣掉他們的作物或商品。但其中有些人（或者說大多數人）有足夠的存款讓他們隨波逐流。（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會把他們折騰到窮困潦倒的地步。）他們包括很多鄉下的窮人：在貧瘠土地上勞作的人，佃戶，谷租佃農。（其中很多人——我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或許能夠種植足夠的糧食供自己吃，這樣一來就可以靠少得可憐的一點收入設法維持下去。）另一個群體——並不那麽大——包括那些靠他們微不足道的一點積蓄或收入來維持生活的老人，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有家人，但在另一些情況下他們獨自照料自己，有的人有老年救濟，有的人沒有。（羅伯特·L.海爾布倫納在1950年6月《哈珀斯》雜志上的一篇研究美國貧困的文章中說，在1948年，四分之一的家庭靠上了年紀的人養活，三分之二上了年紀的單身男女不得不靠每周不到20美元的收入生活。）最低收入群體中的另外一些人是破裂家庭的受害者——比方說，那些離婚或被遺棄而又不能完全養活自己的女人。有些人是殘疾人——身體殘廢、精神疾患。（據海爾布倫納說，這些人當中，有很多人“會得到社區的保護，只要他們活著”。）有些人多半是長期的廢人，是社會棄兒，很少人被雇傭，即使受雇也乾不長。我們還應該補充一句：在鄉下窮人、束手無策的老人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當中，黑人的數量大得不成比例。
走近次低收入貧困階層——即家庭或個人年收入在1，000～2，000美元之間的群體——我們發現更多遭遇困境的商人，更多邊緣農民，更多老人，更多離婚或被遺棄的妻子，更多殘疾人，更多再三被解雇的邊緣勞動者，以及更多其他群體的成員：即使是在這段富足時期，這些人的工資也低到了讓他們一直在貧困中不斷掙扎的程度。在這些群體的大多數人當中，黑人再一次佔到了過分大的比例。關於這兩個群體的構成（他們組成了全體國民當中收入最低的三分之一），最令人吃驚的事情大概是：這些人——除了黑人部分外，他們的境況我們已經在第12章中討論過——並不是“完整的主體”。他們不是無產階級。他們是一大批處於困境的人，所遇到的困難（經濟困難和其他困難）五花八門，各不相同，分布非常廣泛。
他們包羅甚眾，從那些上了年紀的人（他們的生活過得如此整潔而自重，以至於你根本想不到他們有時候竟然會餓肚子），腰板挺直的農民（他們今年的莊稼被暴風雨所摧毀），到伸手討錢購買下一杯酒的流浪漢，以及沒本事找工作的低能兒。我們用來幫助這些無能者和受苦者的工具，遠遠談不上理想——老天爺知道——但它們遠比20世紀初的時候要充分得多。說到民眾的苦難，規模也不像那個時候那麽大。
在大蕭條期間，斯圖亞特·蔡斯寫過一段話，大意是：在一個流動的社會，總是有人在經濟的階梯上往上爬，也總是有人從階梯上摔下來，但是，如果是一個公平的社會，就該有某種辦法，防止後者一頭栽到地下室裡。如今，由於親戚朋友的幫助，私營慈善組織的努力，以及全國的城鄉救濟組織，我們成功地在地板上把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給接住了。
當我們研究接下來的兩三檔——這兩檔代表了年收入2，000～10，000美元的群體——的時候，我們遭遇了眼下這輪繁榮的一個核心事實。這就是：數以百萬計的家庭脫離了2，000美元以下和2，000～3，000美元的階層，向上爬了一兩檔。這些幸運的家庭從各種不同的機會中掙到了他們的錢；他們當中有農民、上班族、專業人士、半熟練的和熟練的產業工人；但作為一個群體，乾得最好的還是產業工人——比如，一個以往靠2，500美元生活的鋼鐵工人家庭，如今能掙到4，500美元，或者，需要很高技能的機床操作者的家庭，過去他們習慣於靠3，000美元的收入生活，如今能掙到5，500美元，甚至更多。不妨想想一項明顯的統計數據：在1950年美國所有的製造業當中，工人的平均工資是每周59.33美元。在過去十年裡，在收入增長的同時，不斷上漲的物價也緊追其後，但平均起來，收入還是遠遠走在了前面。
就人的意義而言，這些數字意味著什麽呢？它們意味著：生活在美國工業城鎮和農場的數百萬家庭，已經從貧困（或接近貧困）的狀態，提升到了這樣一種地位：他們能夠享受傳統上一直被認為是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乾淨整潔的衣服，購買更好汽車的機會，安裝一台電冰箱，為家庭主婦提供一間乾淨體面、富有魅力的廚房，去看牙醫，購買保險，以及諸如此類，不可勝數。
這些產業工人、農民及其他各色人等，是不是最有資格在財富上得到提升的人呢，這一點尚無定論。你可能希望，知識分子工作者——比方說教師——應該成為新秩序的主要受益群體之一。（他們當然不是。）然而，縮小通常被稱作“低收入階層”的那個群體，對我們當中其余人的影響，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因為，當那些向上移動了一兩個等級的家庭有能力購買更多商品的時候，他們擴大了的購買力就會在總體上給商業帶來巨大的提升。通過讓窮人越來越不窮，美國也就越來越繁榮。
在梯子的頂端，同樣有驚人的變化。在這場經濟賽跑中，富人巨大的領先優勢有相當程度的減小。
讓我們看看處於收入頂端的5%的人——粗略地說也就是年收入超過8，000美元的人，看看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麽。
據國家經濟研究局的西蒙·庫茲涅茨的精心計算，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那段時期，這個相對富裕群體中的人佔到了國民總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按稅前計算不少於30%，稅後略多於28%。但到1945年，他們所佔的比例，按稅前算從30%減少到了19.5%，按稅後算從28%減少到了17%。自1945年以後，這個上層群體相對有所進步，但進步不大。
富裕家庭的廚房（20世紀50年代）
至於最頂端的1%——真正有錢的富人，我們粗略地把他們歸類為年收入16，000美元以上的群體——他們在國民總收入中所佔的份額（按稅後計算），到1945年，已經從原先的13%下降到了7%。
問題馬上來了。在減少高收入群體的份額、增加低收入群體的份額這樣一個過程中，我們是不是在簡單地“劫富濟貧”呢？（富人常常是這麽認為的，尤其是在3月15日前後。——注：在1918年至1955年間，所得稅申極截止日為3月15日）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富人獲得了一塊更大餡餅的相對較小的份額。即使在扣除物價上漲的因素之後，你還是會發現，所有美國人總的可支配收入在1929～1950年之間增長了74%。這是非常可觀的增長。所以，盡管富人在相對意義上吃了一點虧，但我們很難說他們在絕對意義上吃了虧。
你可以給這一觀點加上一個有趣的注腳。我們剛剛說到的工資的巨大增長，總的來看並沒有使利潤減少。事實上，當我們把1929年的數字跟1950年的數字做個比較的時候，就會發現，在這段時間裡，總利潤的增長雖然不大，但跟總工資比起來，增長得更明顯。我們不妨引用“新英格蘭理事會”那句恰到好處的口號，叫做“水漲船高”。（富人為什麽沒有因此而大有斬獲呢？因為部分利潤被留了下來，用於擴大生意；因為紅利分配得更為廣泛；當然，還因為稅收提高了很多。）然而，富人在地位上的變化是非常驚人的。有人冷嘲熱諷地說，再也沒有合法的富人了；只有偷稅者和靠報銷單過富裕生活的人。這當然不是真的。你完全可以合法地利用聯邦所得稅法中的資本收益規定，繼續留住某些金融交易所產生的大部分利潤。石油商人利用所得稅法規定的27.5%的損耗，確實掙到了豐厚的利潤。依然有一些免稅證券，對那些資本足夠大的人非常有益，即便利率很低，他們也能憑借大資本而獲得豐厚的收益。但總的來說，大宗收入已經被國稅局的征稅官們給劈成了碎片。
不妨提供一個稍微帶點假設的例子。根據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公開記錄，1950年的最高薪水，是通用汽車總裁查爾斯·E.威爾遜所掙到的626，300美元。其中部分是他在接下來的5年時間裡即將陸續到手的股票和現金；但我們不妨假設它們全是現金，在1950年一次性交到他的手裡，並且，他必須按照626，300美元繳納聯邦所得稅，此外別無其他——沒有任何例外的扣除。那麽，政府將會拿去其中的大約462，000美元，隻留給他164，300美元。這樣的收入當然不能叫窮，但也不是那種讓人可以存下幾百萬的收入。
至於有些人，他們擁有繼承來的巨額財富，或者是在稅收很低的日子裡積攢起來的自有財富，並有大公司要維持，而且，到頭來還要對那些不怎麽富有的親戚朋友負擔起各種各樣的道德義務——除此之外，他們還知道，大學、中小學、醫院和慈善團體還要依靠像他們這樣的人提供可觀的捐贈（因為偷稅者、賭徒，甚至還包括很多最有錢的新富，都不認可諸如此類的責任和機會）——當稅收和物價都增長的時候，他們的困境，常常被概括為他們當中的一個人所說的這樣一句話：“根本沒有闊起來這麽回事，只有更大規模地窮下去。”
因此，富人鍾情於國債和地方債券（它們收益不大，但免稅）；鍾情於資本收益稅（它比常規所得稅要低很多）；鍾情於公司股票的額外酬金（它有增值的潛力）；鍾情於讓酬金能分布在很長時間段裡的五花八門的設計。（比方說，你訂了一份30年的合同，包括你10年完整服務的酬金，以及這之後“谘詢”服務的酬金，這樣一來，你就可以在你的有效服務結束很久之後，依然長時間地獲得收益。）因此，很多好勝心強過良心的人，都傾向於靠現金生活，希望躲過收稅官的眼睛——如果是新近闊起來的暴發戶的話，確實能暫時躲過。（眾所周知的富人——財富的繼承人和大公司的經營者——很少能做到，因為收稅官一直眼巴巴地盯著他們。）我要是國稅局調查員的話，我會通過銷售帳單緊追那些掏錢購買貂皮大衣或鑽石的人，但我一點也不奇怪，這些調查員總是通過看報紙來獲得珠寶大買家的消息。
因此，近年來，賄賂和變相賄賂收稅官的傳聞，總在我們的鼻子底下散發著惡臭。因此，越來越多的人——不僅有最富階層的成員，而且也有很多自認為只不過是小康的人——部分地靠公司生活。
如果你所需要（或者想要）的每一樣東西——住房、運輸、娛樂，供你自己、你的家人以及你數不清的賓客享用——都有人免費提供給你的話，你壓根就不需要任何工資。很多公司管理人員的生活，多少有點接近於這種令人羨慕的狀態。他們出行乘坐公司的汽車，或者——如果需要的話——公司購買的臥鋪，或乘坐公司的飛機；要是飛機把他們或他們的客人帶到了肯塔基的賽馬會上，或者是玫瑰碗體育場的比賽上，那也用不著大驚小怪，因為那是在“增進聯絡”。他們在風景宜人的度假勝地舉行曠日持久的商務會議，有海灣和浴場供他們放松，當然全都由公司買單。他們可以在公司的營地裡享受假日，或者在公司的鄉村俱樂部裡打高爾夫球。如果他們想在一家時尚酒店裡舉行一場幾百人參加的雞尾酒會的話，公司還是會負擔全部費用，因為那也是在“增進聯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紐約一家大酒店的經營者曾對我描述過在他寬敞的廳堂裡舉行的那些豪華酒會——對戰時來說，它們的奢侈可謂驚人；我問他，是個人買單還是公司買單。他說：“嗨，全都是公司買單。”在1950年5月號的《眼力》（Flair）雜志上，約翰·奧哈拉描述了他恰如其分地稱之為“新式報銷單社交”，他說到了南洋酒店對紐約的普通遊客來說如何一票難求（除非以荒謬的價格），並補充道：“有些顧客出到了每兩位100美元，這些顧客都是大公司……大公司對每樣東西都有優先權，從飯館的餐桌，到臥鋪的預訂席位。”
吃喝也是為了“增進聯絡”
即使是小人物，也可以靠報銷單混得相當不錯。在紐約中心區飯店生活中——那裡的生意非常好，其最負盛名的是你可以緊挨著名流要人吃吃喝喝，他們有女影星、廣告大亨、參議員、閑談專欄寫手、成功的作家、出版家、前體育冠軍和電視喜劇演員——有一個廣泛的男女圈子，其中有些人收入很一般，他們日複一日地經常靠報銷單混午飯甚至晚飯。有時候，他們是招待外地客戶，有時候他們只是互相請客。這兩種情況下都是由公司買單。我曾經問過兩家高檔餐館的經營者，他們這樣日複一日靠報銷單吃吃喝喝，他們的客人佔多大比例。其中一位說，午餐將近一半是客人，在他最受歡迎的包間裡用晚餐的時候也是如此；如果在別的地方用晚餐，客人就更少。另一個人說，午餐的時候客人佔四分之三，晚餐更少，夜宵則非常少；但他猜測，在有娛樂表演的夜總會裡，比例會更高。完全有可能，很多客戶和潛在客戶確實是被這樣的款待所俘獲；但無論如何，正是客戶和潛在客戶如何被這樣的招待所俘獲的理論，造成了主客雙方至少是部分時間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而無需自己掏腰包。
比方說克裡夫蘭一個機床廠的主管，或者匹茲堡一家鋼鐵公司的經理，過著遠比自己家裡更闊氣的生活，他們的妻子沒準會發現，她們家庭的生活水平存在著某種不平衡的東西。“公司把吉姆給寵壞了。”在1952年1月7日的《生活》（Life）雜志上，小威廉·H.懷特引用一個商人妻子的話說：
即使當他一年掙7，500美元的時候，他也總是被派到華盛頓去。他走進臥鋪車廂的休息室，並且——就像通用公司的J.R.羅賓遜一樣——佔一個兩房套間。然後，總是有公司的某個高級職員邀請他去公司保留在北方森林裡的一間打獵和釣魚小屋。當他去紐約的時候，他會在“二十一”“伏牛花屋”和“尚博堡”娛樂。至於我，這期間我會吃30美分的漢堡包，當我們一起外出度假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坐我們的老爺車，或者借我妹夫的車。這種上流社會的生活品味給了他們當中某些人高貴的錯覺。
當然，也有很多身居高位的商人，不願意利用這樣的機會。一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稅前）的企業主管曾告訴我，當他在佛羅裡達的時候，他總是驚訝於有那麽多人花錢大手大腳，其消費水平明顯超出了他們的承受能力。至於他本人，他的稅額和負擔是如此之重，以至於他所能做到的一切，就是保持一年到頭不出現赤字。他在佛羅裡達見到的男男女女，有些人享受著這樣的生活：一年到頭50個星期過緊巴巴的日子，2個星期過一擲千金的奢侈生活；另一些人可能是偷稅者；但更有可能，他們當中很多人都發現了——並在利用——真正財富的現行替代品：一家樂意買單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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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跟窮人與富人之間收入差距的日漸縮小比起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們之間生活方式差距的日漸縮小。
比方說，不妨想想個人外表這個問題，請記住，在1900年，身著雙排扣常禮服、頭戴緞面大禮帽的銀行家，和他那位一身巴黎行頭的妻子，人們老遠就能把他們認出來——如果他們膽敢混跡於平民百姓當中的話。四五十年前，鄉下人進城一眼就能看出來是個“土老冒”；買便宜男裝的人，總是被他的緊腰夾克和鞋子所出賣。現如今，一個鋼鐵工人（或商店職員）和一名高級主管，他們之間外表上的差別，在漫不經心的人看來已經不太明顯。前不久，在一場網球比賽上，我坐在一家世界著名銀行的董事會主席的後面，中間隔著兩三排，我看著他那頂老兵式的巴拿馬草帽，和他那身看起來稀松平常的普通西服，我很想知道，他的周圍究竟有多少人會猜到，他是一個在金融界有著重要地位的大人物。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的年收入超過6位數（稅前），手下有數以千計的雇員，盡管跟紐約地鐵或跨大陸飛機上身邊那些人比起來，他們的衣服或許裁剪得要好一些，但卻根本引不起好奇的注意；他們看上去跟其他人沒什麽兩樣。
至於女人，一個每年在衣服上花5，000美元的女人，和一個每年只花這個數字的零頭的女人，她們之間外表上的差別，決不像有良好品味的女人與沒品味的女人之間的差別那麽顯著。闊女人有30套衣服，而窮女人只有3套衣服，這在大街上看不出來；闊女人的衣服，布料和做工當然更好，但這也只有通過專家的眼睛貼近觀察才看得出來。樣式通常由巴黎決定，通過最昂貴的時裝店引進，然後由美國最昂貴的服裝製造商加以修改，最後——在6個月至1年的間隔之後——由廉價服裝製造商做進一步的修改，結果給改得面目全非。這個過程如今更快，差別更不明顯。除非窮女人窮得異乎尋常——或者窮得不足掛齒——她一般也像闊女人一樣有一頭燙發——多半是在家裡燙的。每一個收入群體的女人都穿尼龍長襪。
20世紀40年代的女性裝束
不妨比較一下那些長襪。在世紀之交的時候，絲襪是奢侈的標志。1900年，一個有7，500萬人口的國家，隻生產了155，000雙絲襪。而在1949年，美國生產的尼龍長襪——在大多數人看來，它們至少像絲襪一樣漂亮，即便不是更漂亮的話——不是155，000雙，而是5.43億雙：足以供應全國所有女性（14歲以上）每人9到10雙之間。說到用大規模生產的動態邏輯為所有人生產奢侈品，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
一代人之前，大的郵購商號為西部農民的妻子和東部的城市女性生產不同的衣服；現如今，不存在這樣的差別。我有一位朋友，最近，他乘坐的火車停在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座小鎮上，他注意到站台上的那些年輕姑娘，在外表上跟麥迪遜大道或密歇根大道上的姑娘們實際上沒什麽區別。如今，幾乎可以說，一個女人在穿著上唯一容易看得見的財富標志，就是貂皮大衣了。
貂皮大衣成了女性衣著上唯一明顯的財富標志
對於這一點，或許有必要做一點解釋。我所描述的這一趨勢，並非傾向於一致。無論是在男人當中，還是在女人當中，服裝上都有很大的差異。我所強調的是，差異更多地是個人偏愛的問題，或者是某個地方群體或職業群體的成員當中的風俗習慣問題，而不是經濟階層的問題。
這種在穿著打扮上打破階層界線的趨勢是不是無足輕重呢？我不這樣認為。以貌取人的意識容易造成分裂，反之，則有利於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障礙。
讓我們從衣著打扮轉到日常生活上來。正如H.戈登·海斯教授1947年在《哈珀斯》雜志上所指出的那樣，富人跟窮人抽同一種香煙，用同一種剃刀刮胡子，使用同一種類的電話、吸塵器、收音機、電視機，家裡擁有同一種照明和加熱設備，諸如此類。富人的汽車，跟窮人的汽車差別不大。本質上，它們是同樣的引擎，同樣的零配件。在20世紀初年，汽車確實分三六九等。高踞頂端的，是諸如勞斯萊斯、奔馳和伊索塔·弗拉斯契尼之類的進口車；擁有一輛這樣的車，就是真正有錢的標志。也有像皮爾斯-阿羅、無敵和帕克這樣一些美國貴族。接下來，一組接一組逐級遞減，直至簡單樸素的福特T型車。現如今，除了少數幸存者（比如方頭方腦的老式勞斯萊斯），以及少數奇形怪狀的車（比如新型英國跑車）之外，階層分組相對來說基本上沒有了。而且，盡管嶄新大汽車的擁有者也許有很高的收入，但他也可能只不過是把微薄的收入精打細算得勉強能夠支付他所喜愛汽車的價錢。
就自來水和抽水馬桶而言，差別的消除進行得要慢很多，但依然很穩定。誠然，對南方山區人一直存在某種侮辱，他們剛剛見到抽水馬桶的時候就認定，應該站在裡面洗腳；但現如今，美國的城市裡和小鎮上，只有那些破舊不堪的房子沒有自來水、浴缸或淋浴以及抽水馬桶，這些便利設施很快就被安裝在全國各地的鄉村農舍裡。
與此同時，仆人階層幾乎消失不見了，尤其是在南方和西部，盡管仆人的工資，就其購買力而言，是1900年的5到10倍，甚至更多（而且，如果仆人在主人家寄宿的話，還有存錢的機會）。他們實際上的消失——這使得絕大部分家庭不得不自己動手，乾做飯、清潔和洗滌之類的家務雜活——不僅標志著昔日的移民下層階級被吸收進了整體的美國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裡，家政服務一直被認為是低三下四的），而且也消除了富人和窮人之間在生活方式上的另一項差別。今天，那些生活環境舒適的父母，他們的女兒更懂得如何做好飯——而他們的兒子也可能得到一些幾乎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知識。
富人與窮人之間生活方式上的這種趨同，其原因何在呢？正如我們在前面的章節裡已經看到的那樣，原因很多，而且很複雜。有些原因是經濟和政治的，比如所得稅和工會的壓力，有些是政治和社會的，比如公園和運動場的發展。當然，大規模生產的動態邏輯是主要原因；它解釋了為什麽某些種類的奢侈品市場幾乎消失了，這些奢侈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發現，他們毫無希望跟大規模生產優質同類商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競爭。比方說，裁縫、鞋匠、襯衫製作者發動了一場與逆境抗爭的生存之戰。大規模生產支配著我們；大規模生產只允許有限度的差異。這種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教育的普及。1900年，美國達到中學年齡的男孩女孩當中，實際上進入中學念書的不到十分之一；如今這個比例超過了五分之四。這對他們來說不僅意味著書本知識；它還意味著社區裡各種家庭不同生活方式上的社會教育。美國的大學和教師培訓機構的學生數量也增長了8倍。
這種變化還有一個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它讓幾百萬年輕人有機會去國外遊歷，讓那些可教的孺子有機會學習另外的生活方式，讓其中有些人——比如空軍飛行員——有機會過上他們聞所未聞的高標準生活。我記得，在戰爭期間我曾去一家破舊的小照相館拍護照相片，聽店主說他的兒子是名飛行員，駕駛飛機飛越南大西洋。我倒是很想知道，兩三年之前，這孩子是否夢想過有朝一日自己有機會去巴西和利比裡亞，同時享受一名軍官的優厚待遇。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軍飛行員
我們也不應該忽視大規模傳播的雜志、電影、廣播、電視的巨大影響，它們把同樣的效仿模式強加給了各個收入水平的美國人：換句話說，使他們想要成為某種類型的人。比方說，就以女性雜志和出版業稱之為“庇護場”（意思是專注於房子和花園）的那種雜志為例。幾十年來，它們一直在月複一月地培訓數百萬婦女更好的生活技藝——告訴她們如何護理嬰兒，如何照看孩子，如何令人愉快地款待賓客，如何準備營養均衡的飯菜，如何漂亮地裝飾房子，如何讓草坪和花園富有魅力，以及諸如此類。它們的有些建議，在富有經驗的人看來，有時候似乎很可笑；有些信息為了討好廣告客戶而被故意歪曲，或者是膚淺的、自以為是的；但對那些視野被環境所局限的人，其純粹的指導性影響是非同尋常的。讀者眾多的雜志，連同它們在國民中間的傳播，也為消除偏狹觀念做了很多的工作；讓陰暗邋遢的城市公寓裡的家庭主婦、在偏遠農場或工業小鎮上長大成人的男孩女孩們有機會瞥見他們日常圈子之外的世界。了解一下今日美國有多少人是從通俗雜志上第一次認識——比方說——維生素，沒準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通俗雜志種類繁多，發行量大得驚人
此外，這些雜志及其他地方的廣告不斷提供刺激，激勵人們努力工作，以便有能力購買更多的商品。美國也像其他地方一樣，有些工人在工資增長的時候會悠著點，理由是，他們如今有這樣的經濟條件，能夠放松放松。但在某種程度上，這並不是一般規律——有些工人會繼續苦乾，希望能買得起更多的東西——我們可以把大規模廣告看作是一個偉大的激勵製造者。
這種新聞媒體的大眾教育模式純粹是20世紀的現象。在世紀之交的時候，沒有哪份美國雜志有接近100萬的發行量；到1947年，發行量超過100萬份的雜志多達38種；僅《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一種，到1951年，在美國的總發行量就高達950萬份。
電影（僅從大約1905年開始）和電台（僅從1920年開始成為大眾廣播工具）也同樣把各個收入水平的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享受同樣的情緒刺激，把它們的膠片和節目塑造成美國經驗的一個共同要素。
在電影中，像加裡·格蘭特、漢弗萊·鮑嘉、格利高裡·派克、蒙哥馬利·克裡夫特和法利·格蘭傑這樣一些深受歡迎的明星，可能扮演被認為應該是富人或時髦人士的角色，也可能扮演被套在經濟絞索上的角色；但無論他扮演什麽，他的聲望都取決於他是否代表了一種任何美國年輕男性都能欣賞，或者至少是能接近的魅力；換句話說，取決於他是否符合老派人物稱之為中產階級言行標準的那種東西。我更喜歡稱之為“無階級的”，或者是“全美的”，因為它們本質就是那樣。好萊塢的女演員們也服從於同樣的衝動，在演員表上，她們可能是女王，也可能是奴婢，但她們的推廣顧問都知道，要想讓公眾喜愛她們，就必須在電影膠片上把她們描繪為樂意做沙拉、樂意拖洗廚房地板、樂意晾曬洗好的衣服——做完這些事情之後，可以展示她們在豪華的游泳池旁，穿著裁剪得體的游泳衣，正享受幸運的閑暇時光。
格利高裡·派克和奧黛麗·赫本（《羅馬假日》劇照）
在收音機裡，傑克·本尼（盡管他的收入很高）扮演著這樣一個傑克·本尼的角色：他生活在一幢很普通的房子裡，擁有一輛呼哧作響的老爺車，有一個萬事通幫手作為自己唯一的仆役，跟這個人在一起是他最輕松活潑的時間。奧茲和哈裡特·納爾遜發現自己處在一連串的滑稽情境中，你可能會給他們的境況貼上中產階級的標簽，但對數百萬各種收入水平的年輕父母和孩子們的經驗來說，它們本質上是稀松平常的。
結果是什麽呢？一個富人14歲的兒子，總是試圖像漢弗萊·鮑嘉那樣說話，從而讓他保守的父母驚慌失措；一個卡車司機的兒子，抱有同樣的希望；這兩個孩子長大成人之後都更像他們的偶像——因此彼此之間也更像。還發生了別的事情。
半個世紀之前，一個煤礦工人如果發現自己在一家高檔飯店裡，他對自己該如何舉手投足全無概念；如今，他只要問自己：“格利高裡·派克是怎麽做的？”簡言之，美國社會兩個極端之間的社會距離正在縮短。
無論何時，只要我想到這一變化，我就會情不自禁地想起不久之前我在紐約城所見到的一幕。一條街道為了修補而被挖開了，幾個工人站在那裡等待新設備運到，其中一個工人的手裡拿著一根鐵棒，推測起來應該是用來撬開探井蓋的，他正在享受片刻的放松。我兩次看到了他在用那根鐵棒做什麽。他在練習一個優美的高爾夫擊球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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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富人財力的減少和向全美生活標準靠攏的趨勢消滅了“上流社會”，那是誇張。在人類事務中，社會仿效是一股永久性的力量；在任何社群，社會界線總是要畫，趨炎附勢總是盛行。在大多數集鎮和小城，都有一個很容易辨識的、以本地上流社會居於頂端的社會模式，盡管它的構成可能永遠在變。但是，當你離開小社群、進入大社群的時候，這個模式如今變得更複雜、更多樣、更難以捉摸。它是由於專業和行業分組的多樣化而變得複雜，這樣的分組，我們可以在更大社群中找到；因為社會聲望而變得複雜，這樣的聲望不僅伴隨著成功的商業主管（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如何），而且也伴隨著（更加令人眼花繚亂的）演藝人員和那些有新聞價值或容易上鏡的人物。
在不斷發展的郊區，這一社會模式給搞亂了，這一方面是由於人員的快速流動，另一方面也因為人們的注意力在郊區和城市的關切和娛樂之間被分散了。謝裡頓夫婦舉辦的派對是如此令人愉快，可他們去年搬到底特律去了；斯坦利夫婦是一對可愛的人物，但為了他們實際的社會生活而去了城裡；年輕的愛德華茲夫婦很有魅力，但在去年，他們的長子剛達到上學年齡，他們便搬出了郊區，如果他們的收入增長的話，可能會搬到別的地方去，但無論如何，只要他們最小的孩子長大成人，他們多半還會搬回到鎮上來。社會模式五花八門，讓組織化的勢力摸不著頭腦。
上流社會——有大寫字母S打頭的、老式的上流社會——通常集中在紐約。但正是在紐約，眼下的社會模式達到了其複雜的頂點。在這裡，富人高度集中，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隻認識極少數其他人。他們組成了一些定義模糊、彼此重疊的群體。例如，有銀行家、經紀人和市區律師，以及他們的家人。有出版人、作家、廣告人、廣播和電視人——一連串的群體，依次與百老匯的一連串群體相重疊。有堅實的商業群體，從事批發和零售業務。有跟不同教派的教會緊密相聯的人——本地天主教徒組成了一個格外與眾不同的集合，盡管它與那些主要關注政治的團體相重疊。那些與不同種類的慈善和公共服務組織有關系的男男女女，他們之間有熟人的紐帶。有些紐約人，他們來自美國的同一個地區，或者，他們的避暑或周末生活讓他們在長島、康涅狄格、新澤西或其他地方的某個社群走到了一起，他們之間存在著進一步的紐帶。每一種藝術都有它的熱愛者和支持者，互相熟識使他們松散地聯系在一起。在這些興趣的某些領域，猶太人和非猶太人打成一片；而在另外一些領域，猶太人完全是分離的。在任何一場晚餐會或雞尾酒會上，你很可能遇到你自己群體中的某個人跟其他人在一起，那些人原先你多半不認識，他們跟東道主的交往是基於另外一些共同興趣的紐帶。
上流社會的舞會
要說上流社會在這樣魚龍混雜的場合已經不再是上流社會，那肯定是錯的。有很多世系顯赫、家境殷實的家庭，在他們看來，這個說法是荒謬可笑的。這個上流社會依然存在，這一點幾乎是他們心照不宣的秘密。
上流社會的聚會，以及為新人出場而舉行的派對，隻吸引了有限的公眾關注。他們依然為那些精心選擇的初入社交界的女士舉行一場簡短而熱烈的社交舞會，並設法為她們提供精心選擇的男性舞伴——對於規模更大的慶典來說，由於需要引入相當數量的大學生（挑選得並不那麽嚴格），選擇的過程便稍稍受到了一些損害，這些學生往往來自諸如紐黑文和普林斯頓這樣一些年輕精英的老巢。但是，當這些年輕男女年華漸老的時候，他們的其他興趣便要求他們拿出更多的時間和注意力，以至於他們當中大多數人作為上流社會成員的身份變得有點模糊不清了。盡管上流社會那些更忠誠的長者可能會對那個被稱作“咖啡會”的不那麽古老的好勝群體嗤之以鼻，對圍繞著塔露拉·班克黑德、喬·迪馬吉奧或范·約翰遜的讓人眼花繚亂的宣傳推廣嗤之以鼻，但事實上，他們的很多後代依然會把尼克波克、沙丘、小溪或殖民地俱樂部，歸類為“鸛鳥俱樂部”和“二十一俱樂部”的服務生們所偏愛的團體。社交專欄往往主要關注“咖啡會”的那群人。過去的上流社會之所以光彩照人，原因之一是他們舉辦的大型慶宴花費高昂；現如今，大公司可以在華爾道夫酒店舉行宴會，很少有私人家庭出得起這個錢。簡言之，上流社會盡管依然存在，但它幾乎不被一般公眾所知，也不被他們所注意。
該輪到廣告客戶關注這一變化了。1949年，阿格尼斯·羅傑斯寫道：“我們時代的趨勢是，魅力如今被大肆宣傳為這樣一種東西：所有美國女人都能獲得它，非常容易擁有它——你買它一瓶回來就成。如今，少數製造商感覺到了，要想賣掉產品，你就必須讓女人能夠把自己混同於富人或社交精英。迎合勢利眼已經不如迎合魅力那麽有效，通過購買正確的產品、通過細心學會如何正確使用它們來實現。任何人都能擁有魅力，不管她是什麽背景，只要很少的一點錢，再加上一點點努力。魅力已經被民主化了。”
布雷克斯莊園
至於早年的那些深宅大院，那些巨大的城堡，富人和時髦人士在裡面過著王公般的奢華生活，如今大多也因為遺產稅和附加稅而人去樓空。有些房子依然被人佔住著，尤其是在紐波特，在那裡，社交精英的保守派頑固地試圖我行我素，就好像什麽也沒發生一樣。但在紐約，那些曾經讓第五大道成為百萬富翁大街的著名宅邸——比如威廉·H.范德比爾特、威廉·K.范德比爾特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特的豪宅——已經被夷為平地，讓位於商業建築或公寓大樓。即使在紐波特，“赭石宮”成了一所天主教大學，“布雷克斯莊園”被逐年租出去用作一家博物館，在那裡，你可以看到（如果你願意的話），全盛時期范德比爾特的一幢房子是什麽樣子。弗雷德裡克·W.范德比爾特在海德公園的房子也成了一家博物館。在萊諾克斯，亨利·懷特的房子成了一家旅館。在費城郊外，E.T.斯托特斯伯裡那幢有130間房間的“懷特馬什莊園”如今是費城製鹽公司的研究中心。在棕櫚灘，弗拉格勒公館成了懷特霍爾酒店的一部分。其他幾幢豪宅也都成了女修道院、男孩女孩們的寄宿學校、醫院。沒有什麽東西像它們那樣建造了很多年，不僅因為以今天的勞動成本要花巨額的維護費用，而且也因為，如今富人的品味不那麽追求王侯般的——或者是冒充王侯般的——生活方式。
你會帶著喜憂參半的心情，看待這些私人宮殿的消失。它們從歐洲模仿來的高貴莊嚴，總有點偽造的意思。你應該想到了，勞動成本的上升，使得它們在今天維護起來是如此之難，其後果是災難性的，可話說回來，它也給很多男人和女人帶來新的舒適和機會。你應該會同意，聚集起大批的侍者和奴仆，對人的尊嚴有一種微妙的侮辱。然而，在其中有些豪宅的身上，也有某種閃光的東西，這是你在今天的階層化不那麽明顯的社會裡所見不到的。
去年夏天，我仔細參觀過它們當中較小的一幢——就它曾經安頓過的人數而言可謂較小，因為它的主臥室頂多只有8到10間，但那裡曾經盛行的生活方式卻是奢華的。它空空蕩蕩地立在那裡，等待著買主上門。門廊上高高的柱子，立在用灰泥粉飾過的底座上，如今已經碎裂。邊廊上的木柱裂開了，舊油漆正在剝落。屋外的花園裡雜草叢生，一條美麗迷人的河谷，河上的風景部分被瘋長的灌木叢所阻擋。中央大廳有三層高，大約60英尺長，其雕刻天花板已經部分脫落，這是屋頂漏水的結果，硬木地板上有一堆堆掉下來的灰泥。你幾乎不敢相信，曾幾何時，夜裡客廳和飯廳被幾十支蠟燭所照亮，男男女女身著晚裝，按照古老的禮儀聚集在一起，其優雅的禮節對今天的社會習俗來說未免有些古怪。你不由得懷疑，這樣一種生活方式的消失，是不是民主的代價，而這樣的代價，究竟是微不足道，還是過於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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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如今，對不拘禮節的崇尚十分普遍。這一趨勢的發展已經持續了如此長的時間，以至於你馬上會預期一次對優雅的反動；但是，在禮節的方向上每前進一步，不久就會在放松禮儀規矩的方向上邁出兩步。不妨看看今天的美國男性。下擺裁成圓角的禮服逐漸被廢棄了，除非是借來或租來在婚禮上穿。（在最近的一場婚禮上，我注意到，新郎和男儐相的職責之一就是操心為禮賓司儀租禮服的事。）只有在極少數派對上，極少數穿著考究的年輕人才穿燕尾服；上了年紀的有錢人，很少從衣櫥裡取出他們早在1926年就擁有的那套大禮服。無尾晚禮服越來越少穿了，男性習慣於為出席晚宴而穿上禮服的家庭，少到幾乎沒有。漿硬的衣領同樣幾乎完全消失了。馬甲（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可以稱之為背心）正在消失；如果一個40歲以下的男人穿了一件馬甲的話，他會被認為是在穿著打扮上有保守傾向。任何種類的帽子都在逐步退卻，尤其是夏天戴的帽子。至於硬草帽，它實際上已經成了一件老古董，戴這種帽子的人，主要是一些有著頑固習慣的上了年紀的紳士，或者是熱衷於別致古董的年輕人。在全國公務管理協會最近所做的一項調查中，四分之三的公司在回答關於辦公室規則的問題時說，它們允許雇員在任何時候脫下他們的外套，另外13%的公司只允許在天氣熱的時候這樣做，超過58%的公司允許穿運動衫。
穿著輕松隨意是一股新潮流，運動裝更為年輕人所青睞
運動服裝逐漸流行，從單獨的斜紋軟呢夾克加法蘭絨或卡其布休閑褲，到圖案奇特的襯衫加休閑褲（在加利福尼亞與佛羅裡達深受青睞）。五花八門的工作服同樣因為穿著隨意而深受歡迎。年輕人極力避免打領帶，除非是在特殊場合作為對禮儀的讓步，一個大學生如果跟女子大學的一位姑娘外出一天的話，他的標準行頭很可能是一件襯衫（或T恤衫）加休閑褲，連同羊毛短襪和沒有擦亮的皮鞋。如果他願意遵循非常嚴格的貴族禮儀的話，他或許會堅持穿一件純白或純藍襯衫，緊扣衣領，而不是穿成夏威夷人的樣子，穿髒兮兮的白鞋子，而不是髒兮兮的棕色鞋子；但他不會穿正規的兩件套裝，系領帶，除非是參加晚宴。在很多大學校園，兩件套裝幾乎（雖然不是完全）扮演了20世紀初年無尾晚禮服所扮演的那種角色：它是一個人在正式場合所穿的衣服。在別的場合，幸好有卡其布襯衫或T恤衫、運動衫、針織套衫、伐木工人衫或風衣，組合的選擇取決於天氣。事實上，消滅從前正統男性裝束的戰鬥進行得如此穩扎穩打，以至於你不由得懷疑，它125年的統治是否在走向終結。
女性當中，服裝上不拘禮儀的趨勢定義得沒有這麽清晰。然而，我們饒有興味地注意到，想象上無所不能的服裝業和廣告業的巨頭們以怎樣的熱情，時不時地宣告要回歸優雅，而他們所取得的勝利是如何短暫，間隔是如何漫長；而與此同時，大多數年輕女性（很多上了年紀的女人也是一樣）一年到頭都不戴帽子，夏天不穿長襪，穿平跟便鞋或芭蕾舞鞋，戴農民的方頭巾。
這種不拘小節很適合兩性之間隨便交往的流行規則。丈夫和妻子比過去花更多的時間互相陪伴；共同做飯洗碗、照顧孩子，勞動成本的居高不下，實際上迫使丈夫養成了製作櫥櫃、粉刷廚房、修理家用器具的業余愛好，諸如此類的差事，他們就是想逃也逃不掉了，沒有太多的機會彼此為對方精心打扮。隨著男女同校的穩定普及，男孩和女孩已經習慣於在工作和在遊戲中看到異性，並據此對自己做相應的打扮。男人的俱樂部一家接一家地死於對女士餐室的需求，甚或是死於允許女性進入早年隻讓男性進入的俱樂部神聖地界的要求。沒有一個人表現出這樣的擔心：女性的眼睛或耳朵會被什麽粗野的東西所冒犯；並且，人們有這樣一種普遍的感覺：讓異性出現在身邊是件很有趣的事情。當然，同樣，不同的社群或社會團體的風俗習慣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分歧。一般說來，這個群體越老於世故，男女各享其樂的傾向也就越小。但總的趨勢是更加無拘無束地交往，這一點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逐漸地，隨著仆人的日益罕見，賓客圍桌而坐的宴會，便被自助餐式的砂鍋招待所取代。晚餐的時間也變得更加靈活，因為女主人要等到最後一位客人到來，才給這頓晚餐作最後的加工——結果是，那些考慮欠周以至於直到指定時間才出現的人，可能要花很長的時間來喝開胃酒。正式引見——羅賓遜小姐就是以這種方式了解瓊斯先生的身份——逐漸讓位於簡單的介紹：這位是亨利·瓊斯，這位是芭芭拉·羅賓遜；對此，他的回答可能是：“嗨，芭芭拉。”我曾在一家大城市飯店裡聽到一位侍者毫不拘束把菜單遞給用餐者，說：“來點啥，夥計？”很少在私人家裡舉辦舞會；盡管領著一群年輕人去酒店或夜總會跳舞倒是有可能，但這樣的娛樂很可能非常擁擠，而且費用不菲，因此，如果年輕人是自掏腰包的話，他們很可能會去一家路邊酒館，在那裡，他們可以以合理的費用，在志趣相投的輕松氛圍中，喝啤酒或軟飲料、跳舞、玩自動唱機、暢談人生。方塊舞——曾經是鄉巴佬的運動——在各個不同的經濟群體中都非常流行，它越有鄉村風味、越是嬉戲喧鬧，人們就越喜歡。星期六在郊區，你偶爾會看到一位天主教女孩，穿著牛仔褲，戴著一頂古怪的帽子——那是她所擁有的唯一的帽子——去做懺悔。在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禮儀似乎在一步步地不斷退卻。
曾經風靡一時的方塊舞
這是為什麽呢？首先，大概是因為在美國人看來，不拘禮儀似乎是民主的、謙遜的、友好的。在富家子弟當中，有一種模糊不清的、難以泯滅的罪疚感，他們局促不安地意識到：在大蕭條期間，很多人對他們的生活方式感到憤慨，並懷疑使這種生活方式成為可能的經費的來源。這種罪疚感表現為多種形式，其中之一是偏愛那種看上去不那麽裝腔作勢的娛樂。在某種程度上，商業組織的高層人員也是這樣：工會主義者不信任他們，對此，他們知道得非常清楚，以至於在公司的聚會上，他們總是竭力向人們表明，他們並沒有錯誤地自認為是王公貴族。在其他收入階層的很多人當中，多半有一種神秘的滿足，滿足那些看上去似乎是民主方式的東西；而在另外一些人當中，僅僅有這樣一種感覺：拘泥禮節太煩人，而且是過時的，他們為自己不必費這個勁而松了一口氣。
  不管你怎樣看待對不拘禮節的崇尚，它明顯是生活和行為的全美標準的一種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