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宿凤城的清晖园，一夜无话。不对，睡前还是聚谈了好一阵子的。话题仍是王团长挑起的“广州认钱不认人。”

    “这清晖园也是有钱就能住吗？”

    不知为啥，老王总想给这富贵之乡挑点毛病。

    清晖园是一座园林别墅式的高级宾馆。据说是解放前的一个大官僚投资修建的；解放后也只供高干使用，门卫森严，平民莫入。只是这两年，按经济规律办事了，才予以开放。游人买张门票，即可进园观赏古树奇花；旅客舍得花钱，就能宿用豪华包房。也许老吴是一番美意吧，要照顾好王团长伉俪的休息，才安排我们住进了一所小巧玲珑的独立别墅：四面回廊，红棉绿树，喷泉曲径，碧波金鲤；中堂客厅，地毯沙发，吊灯壁画，香炉古玩；左右书房，红木桌椅，台灯笔墨，信笺信封；内套卧室，软床缎被，丝绒窗帘，彩色电视；专用厕所，澡盆浴巾，香皂手纸，衣架拖鞋。

    “这一天要花多少钱？”

    王团长生怕又被敲了竹杠。

    “咱们只住两天。我事先联系好了，房钱按内宾价儿七折收费……关键是您写篇小说，这旅差费嘛，由我们报销。”

    “住在这儿，你们出版社的介绍信管用吗？”

    “不管用。只用人民币。”

    “这么说，什么人有钱都能住啦！”

    “是的。广州新建的最豪华的三星宾馆白天鹅，四星的中国大酒家，都是有钱就能进。外宾有洋钱，能进；内宾有人民币，农民，个体户的商人，也能进。不象北京那样，住个旅馆还要凭公函，论级别，甚至托熟人走后门”。

    “照你这么说，只要认钱不认人，就能克服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啦！”

    “本来嘛，有钱就可大摇大摆地走前门呀！”

    “小吴，你少跟我油腔滑调地打哈哈儿！”

    我们三人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夜里，老吴对我说：“明天咱们到花乡去访问陶斌，你还记得他哭鼻子的事儿吗？”

    “记得，而且是跟丁凤鸣抱头大哭……”

    一九五三年，部队补充了一批广东籍的新战士。奉王团长之命，我和小吴到连队去挑选了十二名“有艺术细胞”的新兵，补充文工团的缺额（当时在朝鲜战场，我们牺牲了一些文工团员）。这批新同志，都是小个子兵，没有高过一米七的，当演员实在是矮了一截。王团长不喜欢他们，就批评我：“缺少发展眼光！”我也辩解：“人家才十七八岁，还长个儿哩！”

    我挑选这些新兵，自然也有偏爱。比如，丁凤鸣的二胡就拉得不错，广东乐曲《小桃红》和《步步高》奏得娓娓动听，分在了乐队；陶斌喜欢图画，分在戏剧队当了绘制舞台布景的美工。而且他俩都是凹眼睛、高鼻梁，如若穿上洋婆子的衣裙，定能反串美军的女秘书。

    可惜这些新兵也不争气，由于语言不通，经常自己聚堆儿，唧唧哝哝，王团长便批评他们搞小集团。一天，几个新兵同时哭了，声音不小，还颇有点儿伤心的味道哩。

    “哭个啥！是想家啦，还是想媳妇儿呀？”

    王团长把他们叫来“克”了一顿。可惜他们根本听不懂北方话的“媳妇儿”是啥东西。

    任务又派到了我头上，去找新战士谈心，因为我小时候逃难到过广东、广西，多少懂点粤语。谈了几次，才弄明白，原来他们哭鼻子的原因，是嫌部队里没法“冲凉”（洗澡）。

    “真是邪了门啦！谁要冲凉，现在就脱光了，冲给我瞧瞧！”

    王团长发了脾气，把新战士吓得一个个低头缩脖儿，见了他就躲。

    “哼，北方佬，一生一世只洗三次澡：出娘胎洗头次，进洞房洗第二次，进棺材洗第三次。”

    陶斌和丁凤鸣凑到一堆讲王团长的怪话，被我听见了，吓得他俩又是鞠躬又作揖。我并没翻译给团长听。否则，王团长定会大发雷霆。要是给他俩扣一顶“丑化领导”的大帽子，再关三天禁闭，今天我们也就不好意思到花乡来访问这位老战友了。

    珠江三角洲除了有众多的专业户，还发展了许多专业的乡镇。比如鹅乡、花乡、蚕乡、糖乡，还有以陶瓷、丝绸、塑料、电子工业和旅游乐园为主业的村镇。这些专业化的户、乡、镇，既有传统的工艺（农艺），又有新打通的贸易渠道，它们是农村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主力军呀。

    陶斌兴高彩烈地把我们接进了他的假三层小洋楼。说假，因为第三层只是个女儿墙围着的阳台，虽然搭有许多棚棚架架，仍然算不上一层楼。主人请我们先参观后喝茶。嗬，这可真是个精心设计、玲珑剔透的小洋楼！楼梯在房外，多回廊、多阳台、多层次、多门窗，充分采光，充分利用了有限的地皮和无限的空间。

    最令人吃惊，是这些楼梯、回廊、阳台、棚架、墙头、门础、窗台之上，以及室内的茶几、酒柜、床头、地面，全都摆满了大盆小盆的金钱桔！总数一千盆！小院里是苗圃，还有三千株！

    “这简直是一座花楼！是个万花筒！”刘昕不知如何夸赞是好了。

    “陶斌现任区委宣传委员，每天晚饭后，和所有的星期天、节假日，他就率领全家伺弄金桔。仅这一项八小时以外的家庭副业，就使他这个清水衙门里挣工资的干部，实际收入与农民富户打了个平手。”

    坐在金桔丛中的沙发里，老吴替宣传委员当了义务宣传员。

    陶斌虽然两鬓挂了白霜，行动却很敏捷，反应也很机灵，这大概与他经常动手松土、浇水、剪枝、搬盆有直接关系，现在发现王团长鼓着眼睛不说话，就赶紧解释了一番。“金桔不爱长虫，比较容易养活。只要学会了剪枝的要领，手脚再勤快些就行了。关键是剪枝，喏，去风枝，留果枝。一盆挂果五十个的，能卖十块钱；挂果一百个的，三十块钱；挂果二百个的，能卖上百元的好价钱。要是培育出挂果三百个以上的来，哈哈，金钱桔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摇钱树啦！”

    他有点得意忘形了，指着身边两大盆“金桔王”，好象要动员我们去数一数，看它是否挂了三百个黄金果。

    “钱，钱！二十多年不见面了，刚见面你满嘴说的都是钱！”

    王团长终于说了话。

    “是是……不是，不是！”

    陶斌有点语无伦次，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你养这么多金桔，往哪儿卖呀？”

    “佛山、广州、香港、澳门……”

    “你去卖吗？摆地摊，还是挑担儿沿街吆喝？”

    “不不，我是国家干部，怎么好沿街吆喝哩。我们跟那里的花店有合同，成批交货，请船家--就是运输专业户带过去。”

    “哟，不错，亏你还知道自己是个国家干部！”

    “老首长，这是政策允许的呀。我们区委书记家里也养着几百盆花……”

    “什么政策！难道党员干部也可以经商、赚钱、发财当富农？！”

    “这是劳动致富呀，老团长，不瞒您说，我们正在劳动致富的青年农民当中发展党员哪！”

    谁也没料到，这次故友重逢，竟然引起了一场不愉快的争论。刘昕、老吴、小钟和我也参加进去，当然不是“围攻”王团长罗，只不过敲敲边鼓，夸夸金桔，叙叙友情，抹抹稀泥而已。

    平心而论，王团长这位花甲老人，心眼儿还是好的。我们这些“小鬼”，在他面前也永远只是一群不听话的孩子。我们从内心里尊重他，这也是一种东方的传统道德嘛。

    告别珠江三角洲，飞回北京的途中，王团长还在耐心地教导我和刘昕：“你们也是老同志了，不要看花了眼，不要轻易表态，更不要随意写文章！那可是白纸黑字，一印就是多少万份呀……”

    “谢谢，我决不写违心的东西。”

    §§第七章小孟和老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