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长范保刚虽然是个心胸狭窄、固执而保守的人，但是，时至一九八三年六月了，他也还懂得点儿知识分子政策和华侨政策，所以他热情地握住余宏业的手，笑着说：“非常欢迎你回来呀！别人都说你不会回来。现在回来了，事实证明知识分子还是爱国的嘛。工作没问题。你先回家休息两天。我也出过国，坐飞机有个时差嘛，疲劳得很。先回家去睡两天，等我跟李副厂长商量一下，就给你安排工作。你要求回设计室，可以考虑！”

    这些话，听起来倒也通情达理。只是他不了解，余宏业没有家，到哪儿去睡两天呢？

    他凭着回国的证件，住进了豪华的燕京宾馆。为什么专挑贵的地方住？他自己也没想清楚。大概因为兜里有外币，心里又憋气吧。地毯、沙发、空调、浴室、软床、酒吧……舒适的住房，对他也是一种讽刺——回到了北京，却要住宾馆！

    晚上，余宏业躺在舒适的软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一会儿想起了琵琶别抱的黄梅梅；一会儿两年前美术工厂积压的大红花，又浮现在眼前了。

    也是一个深夜。雨越下越大，单身宿舍里响起了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余宏业起床开门，只见老黄师傅浑身是水，正在楼道里挨排儿敲门：“仓库漏雨啦！成品库漏雨啦！快起来抢救绢花呀！”

    住在厂里单身宿舍的，绝大多数是“饭桶小姐”讲的那种嫁不出去的大姑娘，纷纷赶到了成品仓库。这个高大的库房，不仅房顶八处漏雨，院内的雨水也倒灌进来，没脚脖子了……经过几小时紧急搬运，上千箱的绢花都转移到了食堂和单身宿舍里。嫁不出去的大姑娘们也变成了一群落汤鸡儿，满楼道里打喷嚏。

    由于这些纸箱全淋了雨，一部分还浸了水，天亮以后范厂长只得下令拆箱晾花了。可是大雨下个不停，在哪儿晾呢？没地方，就在食堂和宿舍里晾吧……这件事，自动地演变成了一次滞销产品大展览！十几万朵大红花儿呀，职工们看了实在寒心。许多女工在愤怒地责怪范厂长，为什么不修缮成品库？为什么不派人挖排水沟？为什么不及时把绢花卖出去？

    关于这个问题，设计室主任白兰，向范厂长提过多次意见，也争论过多次。有一天，白兰拿了余宏业和黄梅梅设计的新鲜花样子，请厂长们看看，建议少做大红花，生产五颜六色的绢花。范厂长顿时急了，当着干部们的面侃侃而谈：“我从不掩饰自己的审美观！红，是火的颜色，可以鼓舞革命斗志！白兰同志，你姓白，那是另一回事，但这白颜色的花，算什么呢？只有死了人才戴白花嘛！所以白色代表反动派；黄色，更糟，黄色工会，黄色歌曲，黄色电影，黄色小说嘛；蓝色，代表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嘛；绿色……代表邮政局！”

    听了这番高论，干部们真是哭笑不得！再看看范厂长那认真而固执的面孔，你又不能认为他是在说相声开玩笑。

    范厂长为了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也是证明本厂产品方向的正确性，他走上社会，找了几位老朋友进行大红花的销路调查。结果十分令人振奋：某工业部计划召开“工业学大庆”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需用一批大红花！某农业局近期即将召开“农业学大寨”的会议，也需用一批大红花！特别是中小学正在开展“红花少年”运动，这个批量可就海啦！北京市至少有一百万中小学生，十人中出一名“红花少年”，那就是十万朵大红花呀！哈哈，有了调查才有发言权，范保刚在党委会上拍板决定：加紧生产十万朵大红花，这是政治任务！

    谁知道中国的事儿多变。那两个计划中的会议不开了。“红花少年”运动也没有在一百万中小学生中推开，少数坚持着搞的小学校，为了节约经费，也只是叫学生自制一些小小的红纸花儿，并不戴在胸前，而是钉在墙壁的一张光荣榜上，长期使用。

    于是，范厂长拍板生产的十万朵大红花，被关进了成品仓库，直到大雨把它们冲了出来……

    看到了这次积压产品的大展览，美工师们坐不住了。白兰给局领导写了一份意见书，坚决要求改变产品方向——面向市场，满足顾客的多种需求。黄梅梅胆子小，只敢私下里对余宏业讲了许多牢骚话儿。余宏业就是看过了白兰的意见书，又带着黄梅梅这些正确的牢骚话儿，才走遍欧美七国，自费考察中国绢花的销路和国际市场的需求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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