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藏书家，但却有一本别的藏书家所未必有的外国线装书。这是一本画册，一位外国画家在一九五一年访问中国时的速写集，其中有一幅外滩的全景，可能因为更接近我记忆中那个从外白渡桥到十六铺的外滩，感到格外亲切，就觉得更应该珍藏了。
尤其经历了半个世纪，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特别是上海这二十年的巨变之后，再来看解放初期一位外国画家眼中的外滩，就不禁生出一种如毛主席诗句所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式的激情。
人老了，就不免怀旧，看到这幅画上的外滩，就涌上来儿时的记忆，那只是在很特别的日子里，家长才有兴致领我到这里玩的。在那个很小巧的街头公园坐上一会，然后，买张票，坐轮渡到对岸，接着，不用买票再乘原船回来，也算是浦江一游了。在浦东那边回首浦西，那些高大气派、鳞次栉比的建筑物，给童年的心，所留下来的崇高感觉，是永远也不能磨灭的。
不过，前些年，到上海，发现这些大楼，比之对岸如雨后春笋般林立的高层建筑物，尤其东方明珠电视台和陆家嘴金融区，就有一些相形见绌了。
于是，我更珍惜我这份几乎成为历史见证的藏品。
得到这本外国线装书，纯属偶然。那是八十年代后期，民主德国的一家出版社翻译了我的一部长篇小说，邀我去出席该书的出版发行仪式。在柏林的一次见面会上，这家出版社的老总，将这本他们早年制作的线装书，作为礼物，赠送给我。说实在的，接过这本书，我心为之一跳，假如这是与中国文化有渊源关系的日本、韩国，送我线装书，也许不以为奇。但德国一家出版社有做线装书的兴趣，真是难能可贵。
而且，一打开此书，正好是这幅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外滩风景。虽然，画家把南京路口的原黄浦江海关和延安路口的柱形建筑物混为一谈，但大体上仍是我能记起的样子。当时，我真是有点爱不释手了。
看老总一脸郑重的神色，便知道这本画册在他们社里，大概是所剩无几的藏品了。可以想象得出，一九五一年，这位来自民主德国的画家古斯塔夫·赛兹访问中国，回去以后，肯定是他的坚持，才别出心裁，一定要出版社仿中国的线装书，制作他的画册。由于制作成本较高，由于说不上是什么精品，我想，印数自然不可能多。这样，这本书的收藏价值，就在于：第一，外国人不做线装书；第二，在国内，拥有这本书者，大概不多；第三，一九五二年在莱比锡印刷的这本尺寸为225×285的书，经过三十年的变迁，留存下来的数量，谅也有限，物以稀为贵，大概会成为珍品的。
老总在致词中，他们认为送中国作家这样一本书，是个很不错的主意，希望我能喜欢，而且，也希望我能看到他们出版社对于中国文化的倾慕之情。老实讲，线装书，是国货，外国出版社要做线装书，谈何容易，譬如宣纸、连史纸，和做封面用的坚韧经磨的纸张，以及装订用的线，除非从中国进口，德国自己是不会特意生产的，因而不能不佩服莱比锡终究是世界印刷中心之一，既然打定主意要做，也就果然做了出来。连中国年代久远的线装书，那种纸质发黄的特点，也模仿得惟妙惟肖。封面做出古旧的颜色，内文用的说不好什么质地的纸张，黄兮兮的，至少放了一百年的书，才会变质到这种样子。最令我绝倒的，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手工使用的钉书工具——锥子，而是用打洞机打出小孔，也不用丝线，而用窄绸带，将书装订成册。
这位出版社的老总，八十年代到中国旅游过，到过上海，这幅外滩的全景，也勾起了他的回忆。不过，他比较喜欢豫园里的南翔小包和嘉兴肉粽，一谈起来，显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正式场面结束以后，照例小宴，是在一家以酸菜猪腿出名的饭店里，主人笑着让我对他们的线装书发表感想，希望这份不怎么到家的仿制品，不要影响我的食欲。外国人有他们的幽默，我也陪着风趣一番：正如吃酸菜猪腿，应该到德国饭店，那么吃南翔小包或者嘉兴肉粽，最好到上海的城隍庙，那才地道。这本线装书，有点像外国人唱京剧，不知为什么，有点怪怪的感觉。于是，大家哈哈大笑，然后举起刀叉，向猪腿发起进攻。
当时，我也忘了问一句，这位画家是否健在？因为，算了算，那也该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了。后来，回国后，我还向美术界的朋友打探过，有谁记得建国初期来华访问的这位民主德国的画家？没人能回答得上来。从他画的有关上海的作品中，除了《外滩》、《海军战士》、《母与子》以外，还有《饭店侍者》、《女工》，在上海也许多待了些日子，说不定在这座城市里，有谁还记得起这位画家。
画册中第二十九幅的外滩全景，是画家笔墨用得最多，气势也最为恢弘的一幅。从画家的视点，我们似乎能够设想，他在上海停留期间，大概下榻于外白渡桥畔的上海大厦。上世纪五十年代，这座可能是仅次于南京路国际饭店的高层建筑物，原来的名字好像是叫百老汇大厦，也曾是上海人的骄傲。不过，它的建筑高度，到了九十年代，无论曾经排行是老大，还是老二，现在已经被后来居上的小弟弟超过，根本排不上名次了。尤其南北高架路贯通以后，路旁的它，个子突然矮了一截，就更不是个了。在我记忆里，一过外白渡桥，这座巍峨矗立的大楼，扑面而来，挺有气势的。一直到八十年代，它还是上海人心目中蛮有名气的建筑物呢！
也许画家是从高处俯瞰外滩，于是，那座眼皮底下，作为旧社会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外白渡桥，没有画出桥的钢拱架，便显不出它的特色。笔墨虽有拆烂污之嫌，但他笔下的黄浦江、苏州河，当时水上交通的主要运输工具，基本以民船为主的这个时代特征，给我们记录了下来。而外滩马路上，那些有名的建筑物，依其大致轮廓，依稀仍可辨别出来，直到今天也无什么的改变，甚至江面上扬帆行驶的船只，也使我感到亲切。
我还注意到一九五一年的外滩，虽然画面上是车水马龙的景象，但那些其实数得过来的有限车辆，倒的的确确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写照，这也许是忠于现实的艺术家，所意想不到的实证效果。如果我们读白先勇先生的怀旧小说，随着如《永远的尹雪艳》中交际花，远走高飞，随着如《谪仙记》中的名媛贵妇，飘零海外；当然也随着一大批不能适应新生活的人，或远遁，或匿迹，或消沉，或整肃，退出台面，杳无音信。似乎顷刻之间，就改变了那个纸醉金迷、浮华侈靡的旧上海形象。五十年代初期的上海，真是有一段十分清净的日子，恐怕就不是今天年轻一代所能理解的寂寥了。
所以，一九五一年的上海外滩，画家笔下所表现出的这份落寞，是真实而可信的。那时与外滩隔江而望的浦东，画家从上海大厦望出去，只是茫茫一片，成为这幅画上的空白，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然而，谁能想到，五十年以后，其实仅仅是近二十年的努力，重振雄风的上海，出现在世人面前，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咧！
这种令人难以预料的迅变，在这本画册中，我们还可以从标题为《北京》的那幅作品中体味到。在高高城楼下，慢慢踱来的拉煤驼队，那个穿着皮袄的牵骆驼人，旁若无人地坦然行走着，当然，还少不了带头的骆驼脖子下面，挂着的铜铃，在叮叮咚咚地作响，五十年代，那是街头太常见的场景。如今，说一句笑话，在偌大的北京城，也许只有两个地方，可以见识到这种沙漠之舟。一处，当然是西直门外的动物园，另一处，或许就是八达岭长城脚下，老乡用来供游客合影用的那匹骆驼模特儿了。
捧着这本外国画家所画出来的一九五一年的中国，才能更深切地感到半个世纪过去，在中国土地上所发生的变化，我之愿意珍藏这本外国人做的线装书，除了书籍本身的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启示性，共和国的建设，可以从这里看到最初的印迹。
如果，再隔十年，或几个十年以后看看，对比这本画册，外滩又不知该多么辉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