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杂说四》的文章里讲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不仅是韩愈的人才观，也是长期以来的中国人的人才观。一言以蔽之，人才是有的，而善于发现人才或者善于培养人才的人，不常有。所以，文章结尾说：“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这意思是说，你在那里大讲特讲没有人才，其实人才就在你的眼前，只是你不知不明不了解罢了。
因此，即或是一匹千里马的材料，要是遇不上伯乐的话，也只能“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的糟蹋了。所以，“怀才不遇”的叹息，就是“遇”不上伯乐，而被埋没的无限遗憾罢了。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就写过类似心情的两句诗：“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是得不到皇帝赏识的怨嗟之词了。据说，唐玄宗偶然看到这诗句后，很不高兴地说：“吾未尝弃卿，何诬之甚也？”从此，反而不重用他了。
孟浩然为什么有这种颇为委屈的感觉呢？这是和中国人的内倾性格，大有关联的。他相信自己有凌云补天之志，有匡时济世之才，由于中国数千年来落后的小农经济，使人缚在一块土地上而缺乏开拓精神，风险意识；和长期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桎梏，形成封闭内向，守常求安，敬畏天命，努力无我，而不敢有所逾越的心态。于是，依赖于人，听命于人，他制他律于人，无参与竞争的勇气，无展示才干的自信，无坦陈欲望的真率，无不畏风险的胆量，便成了中国人的性格常态。因此，这位才华盖世的诗人，盼着皇帝发现他这匹千里马，而觉得皇帝发现得不够，也就只好向隅而泣了。
这种内倾性的国民性格，在心理健康方面，就有着先天不足之处。伯乐与千里马，虽是一则寓言，但反映了对马来讲的，势不可免的人身依附状态，对伯乐来讲的，很容易形成的权威主义，也反映了小生产的农业社会，人才的总需求量不大的现状。可到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人才应是多多益善才好，应该像毛主席引用过的清人龚自珍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那样，能够多渠道、多层次地使人才大量涌现，才是正确的用人之道。现在全国各地的人才市场，跨越地区、行业、所有制的界限，供需双方直接接触，恐怕倒是新形势下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好办法了。
西方人求职，无不慷慨陈言，极表自己之长，根本不在乎有自我表现之嫌，为自己做广告之弊；中国人求职，决不会把话说满，努力谦虚谨慎，表现循规蹈矩，这就是两种不同国民性格的分野。但中国人中也有不如此者，古代的毛遂自荐，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李白与韩荆州书，“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也是表露自己才能，不很谦逊的说法。“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语言之中，对自己也是充满强烈自信的。陆游词：“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豪气之中，也并不隐讳自己的抱负和追求。
在商业社会里，推销自己的产品（包括推销自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因此，改变传统的中国人的保守内倾性格，像毛遂，像李白，像陆游那样展现自己，是毫不应该犹豫的。谦虚是一种美德，但过了头，就不足为训了。特别在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节奏快，信息灵，交流广，媒体多，你要是不能迅速地使人认识了解你自己的话，很可能把握不住瞬息万变中的某个机会，而失之交臂。
在中国漫长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生产发展缓慢，社会停滞不前，人们习惯了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的慢节奏，允许在那里慢慢地等待伯乐。所以，才会有韩愈的伯乐与千里马的文章。可到了突飞猛进的今天，客观形势在呼唤人才，人才得以施展的用武之地也无限广阔，即使没有伯乐，千里马也可乘我们这个时代的豪迈之风，而腾飞于天地之间的。
所以，今天来看，时代，才是人才出现的真正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