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日的大典，是在十月一日的中午过后才举行的。
当我把这个典故，讲给年轻人听的时候，他们都显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怎么可能？然而，事实如此，千真万确。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是北京最典型的秋高气爽的季节，天蓝蓝的，云白白的，风柔柔的，阳光暖融融的。无数的人从天安门走过去，偏西的太阳，照着游行队伍中每一张欢欣鼓舞的脸，仿佛有无数的太阳在欢呼共和国的诞生。
记得文革火暴期间，红卫兵忽发奇想，认为每年的国庆游行，不应该背着太阳向西行进，而应该由西向东，迎着太阳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不过，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日，却真是在下午朝着太阳走去，那天阳光格外灿烂。
我是这年的秋天，随着学校迁到北京来的。我们这些生在南方、长在南方的年轻学生，一到北方，真有点不大习惯干燥的大陆性气候，尤其白露、秋分以后，昼夜温差较大，正午的阳光强烈，足可晒出油来，早晚却又凉得令人瑟缩，短袖衫就嫌薄了。对刚来到北京城的我来说，天气凉爽的“凉”字，该是第一个体会。那天晚间到达前门的火车站，走出来，古城是用冷飕飕的空气欢迎我们的。
后来，住下来了，也就住惯了，一住几乎是整整五十年。秋天，其实，是北京一年四季中的最佳季节，初临北京（那时人们还习惯性地称作“北平”）时的不适应感，再也找不到了。
一九四九年的秋天，随着人民解放军向福建、广东，向大西南，节节进展，捷报频传，随着建立共和国的日益临近的热潮，到了九月底，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备大庆期间，政治上的高涨热情，年轻人的革命干劲，我们这些来自南方的同学们，很快也适应了北方的秋凉天气。
南京解放以后，五月底，我所就读的南京国立剧专，就决定迁北京准备成立新的中央戏剧学院。想不到从此落叶生根，与这座古都结下了不解之缘。五十年前，在这里迎接过第一次国庆，五十年后，又将在万民欢腾的欢乐当中，欢度共和国的第五十次国庆，年年国庆，岁岁北京，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半个世纪，共和国走过了曲折的发展路程，我们每个人也经历了复杂的人生道路，但是，我始终难忘建国那天，看到我们亲自动手装饰的彩车，从天安门前通过，接受检阅的那一份激动。五十年前，我们搭出来的彩车，当然无法与以后的规模相比较。材料不足，只好将就，因陋就简，难免粗糙，但那是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的游行彩车之一，是我们费心竭力造出来的，点缀了节日的欢庆气氛，表达出迎接革命的年轻人，对于新中国成立的一片拥戴之心。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一次挑灯夜战，加班加点，北京的秋凉，从此再也不在话下了。
时光荏苒，半个世纪过去，自然冲淡了记忆中的一些细枝末节，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是谁提出来彩车的构想？是学校布置的，还是学生提出来获得老师支持的？但一直等到九月三十日的早晨，才有一辆卡车开到铁狮子胡同的操场上。如果上面决定的，车子早就会开来；如果领导不赞成我们的行动，那再等待，车也不会来的。我想，那些日子里，革命成功的热流，正燃烧着每个人的心，便多了些激情洋溢的色彩。就像我们以后看到的苏联影片，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后那些浪漫传奇一样，许多不可能都变为可能。车子终于盼来了，于是，按照舞美班同学的想法，也无非镰刀锤子、麦穗车轮的传统装饰，加上一面面红旗，插遍全中国的图板模型。大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就组装起来。
进入九月以后，各厂矿单位都投入建国盛典的忙碌之中，我们这些从南京来的剧专同学，一些人去辅导广场晚会的集体舞去了，一些人去工厂和学校教唱歌，排节目曲去了。这彩车的主意，也许是我们这些学理论编剧、学舞台美术的同学，想为共和国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庆典场面，做些什么，才向校方请缨，要求扎一部彩车，从天安门前通过。
但车子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就面临着好多想不到的问题。尤其这群年轻人，谁也没有制作彩车的经验，这是第一个国庆节，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新的课题，于是，边作边改，拆拆装装。忙了一天，到晚间才组装成功。但一试车，出了问题，虽然想到给驾驶员留下足够的视野，可我们谁也没开过车，司机不光只看前进方向，而不顾左右的。那位开车师傅钻进驾驶室，开了几步，跳出来连说不行不行，一直往前还行，要拐弯，非出娄子不可。这时，已经是十月一日的清晨一点多了。
于是，有人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用纸扎成的五颜六色的花朵，将卡车的头部大致遮住，而留下足够的缝隙，使司机看清左右。其实，这个很好的主意，本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呢，但那时刚刚参加革命的我们，一个比一个比赛着积极，真是既天真，又幼稚，既热情，又偏激。没想到话一落音，马上有人发表反对的意见，这怎么能行，花，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吧？然而，时间不等人，要么，取消这个计划；要么，就得把车头暴露出来。
最后还是工人老大哥的意见，一锤定音，驾驶员认可这种用花装饰，但不影响视线的办法。可眼看着天马上就要亮了，从哪里找来许多彩色纸张，即使弄来了纸，一时间又哪有这多巧手，折叠出几百朵，上千朵的纸花？不知谁回去招呼一声，那些去辅导、去教歌的同学知道我们赶时间，缺人手，都从床上爬起，跑来支援我们。有一句歌词，“那时我们正年轻”，正说明那时我们的心情，年轻人，有的是活力和热情，尽管夜色深沉，夜风瑟瑟，来的同宿舍人怕我们受凉，还带来了衣裳，要我们披上，可汗下如雨的我们，谁也用不着。
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也未能在正式的史料上看到，为什么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不是选择在清晨，而是在中午以后才开始。这样，使我们多了两三个小时，一辆堆满花朵的彩车，终于开出了铁狮子胡同的华大一部，也就是现在人民大学的前身，向天安门方向驶去。
然后，我们又赶去参加学校的游行队伍，这时二十八响礼炮，已经响起，我跟随着这辆彩车经过检阅台，亲眼看到许多观礼的人在鼓掌，我努力想分辨出在城楼上的领导人，但行进中的大队人马，使我无法驻足下来，也只有抱憾了。但那五彩缤纷的花车，穿过三座门后，在午后的太阳光底下，真是好鲜艳夺目的，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不过，五十年过去了，要是今天再来装点这辆国庆花车的话，还会一朵一朵地折叠纸花吗？我想肯定会用最美最美的鲜花。还会产生那种幼稚的争论吗？我想鲜花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生活的一部分，谁要说不，岂不是很可笑了吗！
仅仅这些偶尔回想起来的细节，也可以看出来共和国半个世纪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