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小说起源于18世纪的德国,是西方近代文学中较为常见的一类小说。这类小说的人物成长模式较为固定,可以概括为:幼稚—遇到挑战—动摇—反思—成熟。这种成长模式往往表现为一种自我救赎,主人公起初对自己的幼稚观念深信不疑,而后在一系列事件中遇挫或遭到他人批评,开始怀疑自己原有的想法并加以修正,从而实现成长,达到思想上的成熟。女性成长小说是在成长小说范畴内,以女主人公的成长变化为主体的一类小说。1741年 《帕梅拉》 [英]塞缪尔·理查逊成长小说兴起之初,绝大部分作品的聚焦对象都是男性,《帕梅拉》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成长小说,它用书信体的形式第一次部分地揭示了女性内心的成长历程。小说在叙写主人公帕梅拉与他人的冲突的过程中,着重探讨了女性面对父权制社会时难以避免的自我与他人、妥协与抵抗之间的关系。图为1741年出版的《帕梅拉》中的插画1815年 《爱玛》 [英]简·奥斯汀奥斯汀是第一位真正以女性视角,从女性内心出发探索女性成长奥秘的女作家。奥斯汀笔下的人物有明显的“奥式成长模式”——在寻找结婚对象的过程中遇挫成长。爱玛出场时骄纵自负,在一次次撮合他人婚事未成的挫折中逐渐转变了自己的婚姻观与爱情观,最终收获了圆满的爱情,成了一个成熟的女性。图为简·奥斯汀的侄子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James Edward Austen-Leigh)委托詹姆斯·安德鲁斯(James Andrews)所作的奥斯汀水彩肖像1847年 《简·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突破了既有的哥特式女性小说的局限,冲破了第三人称叙事手法的限制,以自信的第一人称带来了女性作为主体的成长心声。作者吸收了19世纪女性教育思想兴起的成果,笔下的女主人公简·爱不受传统的约束,虽然围绕她成长的话题仍然是恋爱与婚姻,但真正成长的是简·爱的自我认同。此后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主角多多少少都带有简·爱的影子。图为企鹅兰登2010年10月20日出版的《简·爱》封面1860年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英]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是一部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女主人公麦琪的成长是十分全面的,小说着重表现了她的精神成长(自我意识与自我实现)和情感成长两个方面。麦琪是一个情感丰沛的女孩,面对个人天性与道德、社会规范的冲突,麦琪感到万分痛苦,但她还是决定正视道德感在自己内心的重要性而做出了取舍,达到了身心和解。麦琪绝不是时代价值观束缚下的受害者,她更接近一个殉道者。使她放下一部分个人欲望的不是外界的压力,而是她内心滋长的道德感和责任心。小说最后,麦琪从一个自我主义的少女成长为充满利他主义精神的年轻女性。图为1910年The Jenson Society出版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插图,图中是男主人公汤姆和女主人公麦琪1862年 《莫格森一家》 [英]伊丽莎白·斯托达特《莫格森一家》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女性成长小说。女主人公与简·爱拥有极其相似的成长过程,最终在婚姻中实现女性自我价值。1868年 《小妇人》 [英]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小妇人》是一本女性成长群像小说,马奇家的四姐妹性格各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方向。乔是四姐妹中成长轨迹最有戏剧性的一位,她原本就主张独立,与社会要求格格不入,但她也曾一度对自己的信念产生动摇,试图成为一个传统淑女。对梦想和自由的渴望始终让乔无法安于循规蹈矩,也敦促她认清自己的内心和对劳里的真实情感,最终与更适合自己的稳重、睿智的巴尔教授喜结连理。《小妇人》出版后被多次改编为影视作品,图为1949年由茂文·勒鲁瓦执导的电影版《小妇人》海报1904年 《绿山墙的安妮》 [加]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绿山墙的安妮》是讲述孤女安妮的成长的小说。安妮倔强又活泼,性格略带叛逆又能说会道,她的到来颠覆了马修和玛丽拉兄妹在绿山墙的原本刻板的生活。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安妮不断闯祸,让人忍俊不禁又舍不得责备。勤奋好学的安妮最后顺利拿到了上大学的奖学金,但此时马修突然去世,绿山墙农庄也遇到困难。面对这个艰难的境况,安妮意识到感恩养母、承担家庭责任对她而言是更好的选择,于是毅然放弃了去女王学院的机会,留在当地任教以便照顾年迈体弱的养母玛丽拉。图为1904年《绿山墙的安妮》的初版封面1915年 《虹》 [英]D.H.劳伦斯《虹》被认为是代表了D.H劳伦斯最高成就的作品。《虹》作为一部家族史,花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布兰文家族三代女主人公的生活轨迹。莉迪亚、安娜、厄休拉三人的成长呈现出明显的承继关系,而第三代女主人公厄休拉的成长最为明显,也最为完全。宗教上,起初厄休拉内心满怀教徒的谦卑,直到一次和妹妹争执时被妹妹打了一记耳光。厄休拉出于谦卑转过另一边脸,却被妹妹当成挑衅,于是又挨了一巴掌。认识到基督教只是让人逆来顺受之后,厄休拉彻底清醒了。在感情方面,厄休拉与安东只是在身体上互相依恋,迟迟无法在精神上产生共鸣,一番挣扎后,厄休拉终于放弃了安东,追求灵肉合一的爱情。工作中,成为小学教师的厄休拉因善良温和招致了同事和学生的双重欺负,她看清了英国教育的本来面目之后,选择了从未设想过的强硬的教育方式。图为1915年《虹》的初版封面1937 《飘》 [美]玛格丽特·米歇尔《飘》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展示了女主人公斯嘉丽·奥哈拉16岁到28岁的成长历程。初登场的斯嘉丽是骄纵自负的美貌少女,因为心上人阿希礼娶了表妹梅兰妮为妻而匆匆嫁人,既没有气到阿希礼,也使自己过早地成了寡妇。回到塔拉庄园的斯嘉丽面对母亲去世、父亲神志不清、经济拮据等多重困难,不得已成为家中的顶梁柱。艰难的生活处境使斯嘉丽忘却了母亲的教诲,为了保住家园不惜出卖自己,甚至抢走妹妹的未婚夫。这种几乎出于本能的实用主义观念支撑斯嘉丽渡过难关,也使她错过了真正与她相配的爱人瑞特。当斯嘉丽终于在梅兰妮的葬礼上意识到自己过去面对感情的不清醒时,瑞特已经决定离她而去。小说的结尾是成长小说一贯的开放式结局,瑞特是否会回来仍未可知,已经具备坚强的心智和成熟恋爱观的斯嘉丽还将继续努力生活下去。1939年,《飘》被改编为电影《乱世佳人》,由费雯·丽与克拉克·盖博主演,图为电影海报1946年 《婚礼的成员》 [美]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以佐治亚州的一个南方小镇为背景,围绕一场婚礼,讲述了12岁少女弗兰西斯短短四天的夏日经历,弗兰西斯的成长围绕自我认同展开。12岁的弗兰西斯因为身材高大与同龄人格格不入,不同于其他女孩的穿着与行为也使她难以定位自己的性别,对未来充满恐惧。弗兰西斯对自我的认识是通过几次改名表现的,起初弗兰西斯给自己起了男性化的名字——弗兰淇,而后又改为女性化的“弗·洁思敏”,徘徊不定的弗兰西斯经历了反复的内心考量,最终还是用回了“弗兰西斯”。至此,弗兰西斯终于从自我认同的矛盾中解脱,不纠结于表象的改变,实现了内心的成长。图为1946年《婚礼的成员》初版封面1973年 《秀拉》 [美]托妮·莫里森《秀拉》的作者托妮·莫里森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非裔女作家,这部小说着重叙写了秀拉和奈尔两位非裔女性在阶级歧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多重压迫下艰难求生的经历。《秀拉》呈现出接近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自我塑造模式,又在自我塑造的要素中加入了“集体感”作为重要成分。秀拉和奈尔在成长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均以失败告终,秀拉的自我意识一度复苏,发出“我不愿变成另一个女人,我要创造我自己”的呼喊,但脱离集体的她还是回到了传统非裔女性的生存轨迹,最终悲惨地孤独死去。虽然如此,但秀拉的死却唤醒了奈尔,使奈尔成为成长道路上的后继者。图为1973年《秀拉》初版封面1982年 《紫色》 [美]爱丽丝·沃克《紫色》的出现标志着女性成长小说已经走向繁荣。随着女性主义思想影响的扩大,此时的女性成长已经不需要依靠偏激和扩大化反抗来呈现,可以展开冷静的思考。《紫色》的主人公是非裔女孩西丽,西丽的成长面对的障碍不仅有父权和夫权,还有种族歧视。然而,西丽的成长过程是相对温和的:西丽受到歌唱家莎格的开导,决定离开无爱的婚姻,在西丽靠开裁缝铺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后,她的丈夫幡然悔悟,向西丽诚恳道歉,两人成了知心朋友。《紫色》将富含女性特质的爱与宽容传达给男性世界,试图完成一种困难更少、过程更顺利的女性成长。图为1982年《紫色》初版封面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曾将《紫色》改编为电影,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1985年12月16日上映。图为该版电影《紫色》的海报[1] 《傲慢与偏见》女主人公。——编者注[2] 《理智与情感》女主人公。——编者注[3] 《劝导》女主人公。——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