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年前传来的消息，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里的那著名的圆形阅览室，要拆修改建了。那年到英国去，主人知道是来自中国的客人，特意领我们走进这间古老的阅览室，指着一张离窗不远的桌子，对我们说，“这就是当年马克思在这里的固定座位。由于他天天在此阅读书籍和写作《资本论》，日久天长，他脚下的那块地板，居然坍下去一块。”

    我颇有些不信，弯腰到桌底看个究竟，果然，那木质地板上有块凹陷的浅坑，约半米见方，确系日积月累的踩踏和磨蹭所致。因此可以想象，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那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毅力；也为这间图书馆能给马克思创造这样的长期借阅的条件，感到钦佩。如果，当时的工作人员，有一点点不耐烦的情绪，懈怠的工作作风，爱理不理的态度，你想借的书，懒得去书库里找，对不起，说一声没有，恐怕马克思也没辙。若碰上这样脸难看、事难办的工作人员，至少，《资本论》里引用的资料、数据，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丰富齐备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英图书馆对《资本论》这部不朽著作的成功，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人们常常用一个国家的图书馆的数量多寡，规模大小，藏书多少，珍藏典籍多少，来衡量这个国家的文明水平。走进这座圆形阅览室，不能不钦服英国是个有着悠久图书历史的文化古国。不仅如此，英国还是一个公共图书网相当普及的国家。有一天，我们乘车到大雅茅斯海岬去观光，在乡村的公路上看到一辆长长的面包车，悠闲地行驶着。主人指着那车厢上的标志，告诉我们说，这是图书馆的巡回图书展览车，每周一次来到这些小村镇，为居民们办理借阅图书的业务，同时还举办各式各样的美术作品展览。

    有人信口问了一句，是不是收费服务？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概是理所当然的了。但陪同我们的那位女士，回答得很干脆，一个字NO！言下之意，虽然我们这里什么都讲钱，不过，有些事物还不完全是以金钱来考量的。这就很使在场的中国同胞们感叹了。一是感叹人家对于文化事业投资的慷慨，二是感叹人家对于读者，无论像马克思那样的学者，还是偏远小镇的居民，服务精神的地道，三是感叹人家居然拥有这么多的喜爱读书，视读书为一件赏心乐事的人。中国，作为一个老牌文化古国，相比之下，真是有点自惭弗如的。

    中国有图书馆的历史，是很长久的，但不重视图书的历史也不短。从秦始皇焚书开始，中国图书的命运，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劫难。在人们的记忆里，好像只有嬴政是惟一的罪魁祸首，其实不然，在一部中国历史上，王莽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恐怕还得包括最近的一次十年动乱，凡命之以“乱”者，都是图书遭到劫难之日。再加上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战争，每一次外民族的侵入中原，都有大量图书收藏毁于兵火的记录。所以，从一部现存的明代版本线装书，都称得上是稀世之珍来看，便可知我们这个文化古国的图书散失的命运了。

    由此也说明，书运是和国运相连的，国旺则书兴，国弱则书衰，凡太平盛世，总是图书辉煌的时期，凡战乱之年，也是书业凋零之日。但无论何种形式的焚书坑儒，中国人的读书风气是不会中断的，总是薪火相传，书香不断，后续有人，络绎不绝的。所以，中国人也有其珍惜图书，热爱文化的值得骄傲的光荣传统。往远看：尽管秦始皇焚书，人们也仍有冒着生命危险，将书私藏在夹壁墙中者，司马迁这才可能根据那些未被烧成灰烬的残余竹简，写出了一部从远古时代直到汉王朝的史书；当董卓迁都，把洛阳夷为平地，书籍荡然无存的时候，曹操花重金从匈奴单于那里，把大学问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赎回来，让她把记得起来的古籍，逐一地记录下来以免失传。往近看：在只有样板戏，大破四旧的文化沙漠时期，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知青作家，不也偷偷地从那些未被抄走的封资修文学书籍中，汲取创作营养，才表现出今天的才华吗？所以，中华文化赖以不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这些爱读书的人。

    所以，由于这则大英图书馆翻修的新闻，想起那一年在英国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人家那种图书馆与民众联系之密，群众读书风气之盛，嗜书热情之高，图书像柴米油盐一样，成为不可或缺之物的重要性。现在看来，这种景况，也将会在我们国土上出现。因为，随着文化的普及和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所谓“富而有礼”，“富而好文”，相信中国爱书之人会日益增多起来，那么，我国文化发展的黄金季节的到来，便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