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学史，觉得还是我们中国治学的人聪明，将一些作家捆绑在一起，以便于叙述，就比外国人爱搞的这个主义和那个主义，以流派来分，要简单省事、清晰明了得多。我翻了一下已作古多年的鲍昌先生主编的一部《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形形色色的主义，至少有好几百个条目。我努力去理解他和他的助手所铨释的文字，坦率地讲，第一，记不大住，第二，分不清楚，第三，当然，也归咎于我接受能力差，不如时下一些贩卖洋货的新潮评论家，说来如数家珍的熟悉。

    不过，我还是认为咱们老祖宗的办法好，几个方块汉字就解决问题了。“竹林七贤”，以交往论，“建安”，以年代论，“花间”，以成书论，“公安”、“竟陵”、“桐城”，以地域论，“李杜”、“元白”、“温韦”、“王杨卢骆”，以姓氏论，都在形式上，而不在内容实质上寻求相同的地方。

    因此，想把一些作家，我指的是健在的，正在文坛上驰骋的作家，由于有某些共同点，而不顾其根本上有歧异的不同点，而企图结合成某种主义、某种流派，大体上是不会太成功的。再没有比作家，更过敏、更神经质、更不愿意听到别人对他（她）指手划脚的了。

    自由驰骋的艺术个性，是作家的灵魂。

    评论家对于作家和作品，任何规范化、模块化、定型化、格式化的行为，尽管其动机无比良善，都可能对作家形成一种心狱的作用。

    文学家是属于“多情善感”的一族，是不怎么遵守游戏规则的一族，是特别具有个性色彩的一族，是一种很难用什么模式框起来的一族，而且，也是属于自我感觉总那么良好的一族。因此，让他们成为合唱团团员，按指挥棒在那儿多来米，那肯定会是一次很糟的演出。

    我想，按部就班、言听计从、奉公守法、恪尽职守，这种规矩人，当官绝对是好样的，当文学家则不甚灵了。人是感情动物，那么，作家则尤其是、更加是。越伟大的作家，那感情也越是无比的丰富。一个非常理智的，感情硬梆梆的铁血汉子，打仗行，举重行，为朋友两肋插刀行，但要是写东西的话，恐怕就很难让读者买账的了。说得再直白一点，作家正是用他的情感去燃烧读者。虽然，一些评论家和一些编辑家，在论证他们所创造的某种新兴的主义时，特别强调了不动声色，冷静超脱，心如古井，毫无主观色彩，像外科医生用手术刀解剖那样，将血和脓引流出来。但这种不加褒贬的原生态式的文字后面，你能感觉不到作家心中的火焰么？零感情，其实是不存在的。即使真的是零感情，也应该是情感的表现方式之一。

    我们读作品，其实就是在读感情。读作家所表达的人物的感情，故事情节的感情，乃至没有人物，也没有故事情节，只是语言文字中所流露的或如潺潺溪水，或如惊涛拍岸，或如春雨润物无声，或如金石铿锵有力的种种感情，而使我们得到艺术享受。越是不外露的感情，也就是那种没有感情的感情，“于无声处听惊雷”，其震撼力会更强烈。

    说到底，读者是在读作家的感情。

    你读到了，你领会了，那么就不必要给这些作品贴上什么主义的标签。

    《红楼梦》这部不朽之作，能给它定个什么主义呢？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意识流的？写实主义的？似乎哪个主义都沾一点边，又似乎跟哪个主义都不搭界。也许像烧一道菜，只有一种味道，一种调料，总不如酸、甜、苦、辣，五味俱全，更能令人大快朵颐。

    一部好的作品，很难用一种主义框死的。相反，一旦归属到某个主义的范畴里，那也就再不能出现超越了。我们知道萨特的存在主义，学问再大一点，还会知道加谬（不过，他自己从不承认是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同样，我们知道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书读得多一些，还会说出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的名字；我们还知道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涅斯库的《秃头歌女》荒诞派；我们也知道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黑色幽默”流派。但在这些流派旗帜下的队列中，往后再数下去的小兵小卒们，就鲜为人知了。

    我在想，我也这样对一位作家朋友说过，一旦认为自己归属于什么流派，虔诚地投拜到哪位宗师的门下，那你就像大树下的一棵小草，因为阳光雨露都被大树吸收了，你就不可能长得很茁壮了。

    所以，我赞成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写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划地为牢”，对于创作，是一大忌。我想，一个作家，跳出自己和别人画下的圈子，不囿于任何哪怕是善意的拘束，听由心灵的驱使·去写想写的一切，也许能出一些拥有真情的大作品、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