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的《百花洲》文学双月刊上，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题名是《牯岭之夜》。后来，《小说月报》和《新华文摘》都转载了。因为其中是用的第一人称，所以，我的一些非文学界的朋友，曾经很当真地问过我，那位荡妇马玛丽，和那位蹲派出所的名流，到底是谁？

    当然，那不过小说而已。

    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这篇小说中所有关于牯岭的感觉，确实得感谢《百花洲》的庐山笔会，使我有了能识庐山真面目的机会。

    在这篇拙作中提到的，我很早读过也不知是三十年代哪位作家写的，题名基本近似的作品，虽然直到今天，还不曾查找到。但我对于匡庐的深幽静冷，雾絮雨丝的影象，却是源起于这篇描写牯岭的文字。因此，我一直神往于那夏天里的秋天，酷暑中的清凉世界，而苦于没有机遇作一次匡庐佳境的畅游。

    所以，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当我接到《百花洲》杂志的笔会邀请函，丝毫也没有犹豫地就答应了。现在回想起十多年前的事，真不禁有东坡先生“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岁月沧桑之感了。

    我记得，张贤亮和我约好，一齐由北京乘火车去南昌。同车的还有铁凝，但当时彼此不认识，直到下车后，主人来接站，才知道谁是谁，不觉一笑。那次笔会，还有叶文玲，还有竹林，还有古华和已经不在人世的“将军”莫应丰，还有一些朋友，在山上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三石（石鸡、石鱼、石耳）和四特酒，当然是要吃要喝的了，含鄱口和五老峰，当然是要去观赏的了，但更使朋友们留连忘返的，倒是《百花洲》人的热情、真诚和他们所办的这份刊物，不改初衷地追求纯文学的高雅品味，不赶风头，不追新潮，始终坚持自己的朴实精神和对名家、非名家的一视同仁的亲切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彩色照片还是很稀罕的那八十年代初期，我的第一张彩色照片，就是在这次笔会期间照的。至今，那背景里的庐山秀丽风光，那作家和编辑部同仁的聚会场面，仍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纪念。

    我不知道《百花洲》杂志，从那时起，一共办了多少期庐山笔会，我也不知道在全国的文学刊物中间，有没有像《百花洲》这样持之以恒地办笔会者，我想：“从一九八一年我们第一届庐山笔会起始，到前不久，据焕添告诉我，又送走一批今年的庐山笔会参加者，十六年间，一共有多少作家与庐山、与《百花洲》结下不解之缘？这统计数恐怕很惊人的了！也许，这无妨称之为《百花洲》的风格吧？

    当年我们登庐山时，《百花洲》还在创刊伊始的阶段，如果说那时，还是一棵刚刚栽下的树苗，那么，如今已经一百期的《百花洲》文学双月刊，就是挺拔的大树了。

    庐山的美，美在那是一片绿色的海洋，而最突出的绿，莫过于那满坑满谷的苍翠森林了。假如我们把新时期的文学成就，也比作是一座森林的话，那么，百期的《百花洲》，该是这片林中相当引人注目的一颗树了。

    但愿在下一个百期中，这棵树更茁壮，更雄伟，为文学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