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回（下）：刘玄德三顾草庐

    刘玄德三顾茅庐，诸葛亮走出南阳，为《三国演义》中的最重要章节，如此下大力气细细写来，既有构置悬念，吸引注意，重锣密鼓，突出人物的考虑，更是一种张扬正气的政治取向，一种标榜道德的价值宣示。罗贯中为了突出刘备之诚，用了整整一回篇幅，见谁都误以为诸葛亮，多次重复同一情节，结果，倒把刘备写得有些呆傻气了。

    文学最忌重复，可《三国演义》来自“说三分”话本，话本是说话人（也就是后来的说书艺人）据以演唱的底本，针对观众而非读者，观众不讨厌反复，因为那时的剧场，也就是所谓的“勾栏瓦舍”，开放经营，随意出入，行动自由，因此反复能使那些流动不定的观众，也就是听众，把故事听得连贯，反复便是必需的手段。到了罗贯中手里，面对的是拿着《三国演义》的读者，就不大喜欢没完没了的重复，可这位改编者，也不敢大改，只好一仍其旧，一顾二顾而三顾了。《三国志》惜墨如金：“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在《魏略》中，还读到诸葛亮这样一种出场方式：“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散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性好结聒，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聒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聒而答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孰与曹公邪？’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也？’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英略，乃以上客礼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备性好结聒”的情节，被《三国演义》另处用了。也许考虑到这样的诸葛亮，有点愤青，不符合人们心目中所期待的近乎神的形象，遂把这很具光彩的情节舍弃了。

    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一部讲权谋的书，那么在善于弄权方面，曹操当数第一好手，无人能过之；同样，在精于用谋方面，诸葛亮当数第一谋士，无人能出其右。这两位，善恶对峙，正邪较量，贯穿全书，一以“宁我负人，人毋负我”的杀戮开场，满纸血腥；一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忱终结，万世流芳，正负两极，黑白分明。《三国演义》源自民间创作，平民性是这部不朽之作的道德脊梁，自然要依老百姓的眼光，爱其所爱，仇其所仇，善其所善，恶其所恶。而满足听众的心理要求，尊重读者的精神期待，也是作者的神圣天职，应尽义务。于是，绘声绘色，推波助澜，浓墨重彩，别开生面，可谓不惜工本，大张旗鼓。

    《三国演义》是上乘的历史小说，它既是历史，更是小说，历史并没有“一顾二顾三顾”如此复杂多端的情节，但小说却能写出民意交集，人心所向，非此莫属的桥段。所以，说来也并不轻巧的平民意识，恐怕正是这部书得以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罢！

    水镜先生“虽得其主，不得其时”这八个字，便成了诸葛亮一生不幸的谶语。崔州平“顺天者逸，逆天者劳”这八个字，寓示了诸葛亮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其实，诸葛亮从走出卧龙岗，到病逝五丈原，他的理论和实践，存在不少脱节之处。由于刘、关、张本身的致命弱点，和他的悲剧性格，发生过一连串的失误，以至于最后也并未实现他隆中决策的理想。所以，《三国演义》虽不遗余力地把诸葛亮的这些伟大英明正确予以神化，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他就是他，不是神。而《三国演义》在诸葛亮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不那么成功之处，也许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