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回（上）：祢正平裸衣骂贼

    曹操并未杀祢衡，但祢衡却因此被送到刘表处，刘表又把他送到黄祖处，结果还是因那张骂人的嘴掉了脑袋。不过，账却算在曹操头上，说他借刀杀人。曹操也不在乎，并不出面更正，只是说了一句：“腐儒舌剑，反自（讨）杀矣！”

    祢衡式的勇敢，固然值得一赞。但裸衣骂贼，既有他性格上的“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的因素，也有他精神上的自负、自恋、自大、狂躁的成分，更是孔融、杨修这两个老油条忽悠的结果。二十四岁，死于非命。击鼓骂曹，固然痛快淋漓，但孤注一掷的战斗，从此成为笑谈，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既勇敢又脆弱，有胆量无谋虑的弊病了。这位击鼓骂曹的主角，忘了鸡叫天亮，鸡不叫天也亮的道理，太看重自己的话语权。光着膀子，骂了半天，犹如投石水中，两圈涟漪过去，复归平静，一场无用功，何苦来？骂了一通，等于没骂，他改变不了别人，别人却改变了他。

    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可分为拥护统治者和反对统治者，以及间于其中的既不拥护也不反对，或一时拥护多些反对少些，或一时反对多些拥护少些的这样三种类型。极其拥护者，成为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饵之以利，赏之以名，随班唱和，装点斯文，好办；极其反对者，成为持不同政见分子，言论获罪，文字有狱，焚书坑儒，钳口结舌，也好办。但此两类人加在一起，在知识分子总量中，并不占多数。

    所谓“两头小，中间大”，主要指处于中间状态的这大多数，也是中国历来的统治者最感头疼的一拨。重了不是，除了独夫民贼，整个社会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总是不正常的政治现象；轻了也不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强烈，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他们很自然地要和大多数人心气相通，若不仅止于腹诽的话，必有许多令统治者挠头的事发生。这帮人是一柄双刃剑，谁在台上，都会为难的。像孔夫子对女子和小人的评价一样：“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杀，大概不是办法，至少不是最佳之计。千百年来，统治者又何尝手软过，但所谓的“士”，也就是知识分子，虽百死也无一悔，那分忧国忧民之心，仍然如故，而且也不乏祢衡式的勇敢者。所以，只好从孟子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来寻找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磨合的途径。可这种寄寓于君主有道的乌托邦式的想法，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性，是值得存疑的。

    曹操对待文人，常采取铁血手段。千古以来，这位大人物在对待文化人方面的名声，是不算甚好的。凡作家，有作品，有读者，有传之久远的可能。作家的脑袋可以割掉，但作家的作品可以活得很长。所以，历代统治者，若非独夫民贼，举起刀的时候，就得考虑考虑后果了。但曹操，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因为他自己就是作家，而且还是大作家，他的诗文写得比同时代的建安七子，怕还要出色一些。至少可以说是气势非凡，有大家风范。毛主席很欣赏他的《龟虽寿》，“东临碣石有遗篇”，对他的文学成就评价很高。

    曹操对待文人之狠，原因有二。一是近代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说：“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所以，他杀崔琰，杀孔融，杀杨修，杀祢衡，处置董承衣带诏案、吉平下毒案，都是着眼于“摧破其劲敌”，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基础的士大夫阶级这个大目标，是半点也不温柔的。

    其二，还应该看到孔融、杨修、祢衡都是他的文学同行，如果考虑到文人的天敌永远是文人的话，其间的嫉妒因素要是发酵起来，那是很可怕的。隋炀帝杨广讨厌词臣薛道蕴诗写得比他好，找了一个借口将他杀了，然后，悻悻然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如果考虑到文人之间的嫉妒因素，拥有权力的人，也舞文弄墨的话，对于他统治下的文人来说，绝不是什么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