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回（上）：玄德南漳逢隐沦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生存的一群作家。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成为中国非正统文人的一种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

    然而，文学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不大不小的代价。因为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看曹操对付那个自视甚高的徐桢，就可知道文学家永远不是政治家的对手。他把徐桢送去劳改的理由，就在于这位文学家崇尚“通脱”，到了过头的地步。有一次，曹丕在私邸宴请他的这些文学朋友，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几位。当时，大家酒也喝得多了些，言语也随便，曹丕的夫人甄氏是位闻名的美人，可能有人提出来想一睹芳容，也许正是徐桢的主意。

    《三国志》裴注引《文士传》中讲述了这段插曲：说道“徐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就因为看了一眼皇太子妃的“通脱”和不在乎，对不起，关进劳改营去采石了。

    过了一些日子，“武帝尝辇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问曰：‘石如何？’桢因得喻己，跪对曰：‘石出自荆山，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调之不增文，天性坚贞，受之自然。’武帝顿悟，顾左右大笑，即日还官赦桢，复其官。”

    看来，这篇即席吟诵的《琢石赋》，把文学家的曹操打动了，当场把他释放。看来，这该是最早的“大墙文学”了。张贤亮和丛维熙两位先生，常为自己是否“大墙文学”之父之叔争论不休，其实，“大墙文学”之祖，这位徐桢先生倒是当仁不让的。

    被政治家这样耍了一下以后，从此，这位文学家还敢坚持建安文人所倡导的“通脱”吗？所以，文学家想搞些什么名堂，都以适可而止为佳，太自以为是，罔顾一切，便有物极必反的回应。这反应就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大多数凡人，是不大容易潇洒得起来的。于是，不但不“通脱”，甚至拘谨过分了。曹丕在徐桢死后，与吴质的一封信里评说到他：“公干有逸气，但未遒（尽）耳！”看来，在采石场劳改了一阵，不但为人，连文章也收敛了不少，所以魏文帝才有“未遒”之叹吧？

    因此，有些不知世事深浅的年轻人，不问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动不动指责一些作家，为什么懦弱，为什么不说真话，为什么不顶着枪口上，为什么不杀身成仁；看似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其实不过是站在干岸上，说风凉话而已。且不说鼓吹别人去当烈士，那居心之险恶，而自己碰上这样状况，是否也能说到做到，是大可怀疑的。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是连小学生都知道。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