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之死，从他走出南阳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这个悲剧的结局。他的悲剧在于他品格、才智、精神、道德的高度，都是别人所难以企及的。但是，如此绝顶理智的人物，却在三顾盛情下，作出了他错误的选择，追随一位没有成功可能的主子，去开辟一件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业，从而付出了他的一生。他的悲剧在于他一开始就看到了尽头，而他偏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必定失败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不甘失败的反命运的抗争，绝对是徒劳的。因此看着自己的生命，像蜡炬成灰似地一滴滴耗竭，看着自己所付诸心血的事业，无法挽救地走向倾覆。他的悲剧还在于他的儒家人格达到了自我完善的高度，道德风范也成了千古不朽的典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几成为忠君事主的完美境界。但是，言、事两违，意、实相乖。他却未曾为他所厘订的统一大业，作出些许成就；为三分天下的西蜀，开辟半寸疆土。最后，一直到屡战屡败，国疲民穷，随着他的死亡，这个国家也就终结了。按照亚理斯多德的论点，认为悲剧是一种美的毁灭。诸葛亮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崇高道德、绝顶才智和超凡能力的人，但他从根本上不能明白“顺天者逸，逆天者劳”的大势，他的死即是这种徒费心力的必然结局。这种自己寻求的悲剧性的毁灭，精神上也许是伟大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观察，刘备打出的兴灭继绝、恢复汉室的旗号，实际上是属于倒退的行为。成都武侯祠大殿对联是这样写的：“能攻心即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审势，这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判断能力。所以，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这部书时，在孔明知其不久人世，禳星祷告，以求不死时，评曰：“谁云孔明胸中有定见哉？不惟国事不识天时，亦且身事不知天命，祷星祈命，岂有识者之所为哉？”当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备三顾茅庐时，途遇司马徽，水镜先生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其实，孔明的悲剧，应该说，正与此相反，是得其时，而不得其主也。诸葛亮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恰逢汉末大乱之际，正是大展身手的机会，此其时也；诸侯蜂起，谋士如云，君择臣，臣亦择主，这些才俊们在政治上纵横捭阖，翻天覆地，谋君图国，创基立业；在军事上挥师千里，夺城掠地，厮杀征战，兵戎相见，可算是一个斗智角力的最好赛场。但孔明所辅的刘备却不是一个英主，先以妇人之仁坐失良机，后以匹夫之勇火烧连营，而这些巨大失误，都是不听诸葛亮这位军师所致。而仅次刘备的关羽，算是半个主子，又是诸葛亮诸多重要决策执行中的障碍，荆州就是在这位骄矜的关老爷手下丢失的，而荆州易主，西蜀也就完了。和这样的主子打交道，怎么能称是得其主呢？相反，曹操麾下的那些谋士武将，未必比诸葛亮高明，但枭雄确是明主，所以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魏之强于吴、蜀，这也是无争的事实。可西蜀，到了阿斗，侍候这样的主子，则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空有补天志，一切付东流。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着自己的全部努力，不是毁在敌人手里，而是在昏庸的主人作践下成了泡影了。这就是诸葛亮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