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曹操以七万兵力，与袁绍的七十万大军对阵，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以少攻多、以弱击强的战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到了这次袁曹官渡之战。兵多粮足、地广人强、谋士如云、将校满帐的袁绍，败给了力量对比悬殊的曹操，应该说，全是袁绍一人的错误。作为统帅的他，哪怕略微有一点清醒，也不至输得这么惨。这一仗，对曹操来说，至关重要。秦、汉之际，得中原就等于得天下，要得天下，必先取中原。袁绍不除，中原不稳定地掌握在曹操手中，就是他一个永远的心腹之患。而且，袁绍在实力上占压倒优势，你不把他打败，他就会把你吃掉，这是早晚的事，一场生死决战势不可免。所以，曹操进军洛阳之后，除吕布，逐刘备，拒袁术，抚孙策，都是在为彻底消灭袁绍作准备。在黎阳相峙、延津交手以后，曹操便寻找战机与袁绍决战了。这场战争反正是要打的，除非曹操甘心认输。陈寿的《三国志》，对袁绍的评价是：“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当是时，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群蜂起，莫不假其名。”“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所以，袁绍在家族地位、政治声望、个人魅力、民情舆论上，一直比步兵校尉的曹操有号召力。所以曹操对各路诸侯，最忌畏的就是这个袁绍。当最初串连诸侯，会盟讨伐董卓时，曹操是发起人，但不敢坐头把交椅，而让袁绍来做盟主。在垄断住汉献帝后，最买账的还就是这个袁绍，赶紧封了一个太尉给袁绍。袁绍偏不领这份情，拒绝接受，曹操只好把自己的大将军职位给了他。由此可见，曹操不仅军事实力处于劣势，在政治上、心理上也远不如袁绍。面对强敌，首先要排除曹营上上下下的心理压力，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所以，郭嘉的十胜十败说，其实是在理论上巩固曹操的心防优势。而荀批驳以孔融为代表的畏袁思想，也从根本上分析了袁绍貌似强大、本质虚弱的真实情况，看起来曹操挺会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了打败袁绍，是做了充足准备的。袁绍最后兵败如山倒，是败在决策上。而决策失败，又和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个人因素分不开的。一场战争，固然是实力的较量，也是对垒双方统帅才智的较量。袁绍和袁术，是《三国演义》最早出场，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角色，而且还是个丑角。这两人架子很大，本事很小，能力不大，毛病不少，仗着祖先四世三公的余威，打着名门之后的招牌，拿今天的话说，也就是高干子弟了。做了很大的官，统治一方，但遗憾的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前辈把风光全占尽了，到了他们这一代，便只有洋相可出了。这两兄弟，称得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一对难兄难弟。从发兵讨卓开始，忝为盟主的袁绍，和作后勤部长的袁术，都未有任何才禀的特殊表现。最后董卓没讨成，各路诸侯倒打了个不亦乐乎。司马光在《资治通览》里评袁绍时，说他“短于从善”。这四个字，注定了他难逃失败的命运。一个人到了区分不出好坏，辨别不了黑白的程度，也真是无药可救了。就拿对待依附于他的刘备来说，忽而阶下囚，推出斩首，忽而座上客，赔礼道歉，如果刘备不是走投无路的话，恐怕一天也不会在袁绍处呆下去的。他的幕下良臣，如田丰，如沮授，只不过表示了一些不同意见，忤触了他，一个被关进牢房，一个被弃置不用。他的一些谋士，其实是很有真知灼识的。那个许攸，本是袁绍的谋士，结果跑到曹操那儿去出谋划策。正是由于袁绍有谋无断，迟疑不决，猜忌少信，一意孤行，众人才同他离心离德的。这样的统治者，鲜有不一败涂地的。像这样“矜愎自高，短于从善”的袁绍，怎敌得过那个礼贤下士、光着脚跳下床来不及地迎接许攸的曹操呢？尤其荒唐的，一军之帅，在决战前夕，能为幼子之病形毁骨立，痛不欲生，简直不可思议。书上说他儿子患了疥疮，谅不至于到生命垂绝程度。就算是天花吧，也不能贻误军机大事，袁绍以儿子的病弄得他神思恍惚为由，错过了大好战机。结果几十万兵士的性命，就这样被葬送在官渡了，他也一命呜呼了事。若一个普通人，出于爱子之心、儿女之情，也许不难理解。但两军对垒的生死关头，一个统帅，竟如此昏蒙馈乱，岂有不败之理。历史就是经常这样开玩笑的，把一些凡庸无能之辈、愚昧昏愦之徒，推上高位，坐在老百姓的头上。那个白痴司马衷甚至还当上皇帝呢？老百姓灾荒没粮食吃，他说干嘛不吃肉丸子呢？这些窃居人上、尸位素餐的货色，若能甘于凡庸、无所作为，在他治下的子民，也许是份福。而越是这样的低能儿，越不安生，越要弄出些不得人心的名堂。这时候，承受全部苦难的，可就是老百姓了。袁绍之败，自然是活该了，但那些陪着倒霉的数十万士兵和冀、青、并三州黎庶，又算是怎么回事呢？不过，翻一翻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几乎全是这种悲剧不停反复的过程。除非老百姓有选择的权利，否则，这种袁绍现象是不会中止的。于是，对三国这段故事，也就不以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