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表面上有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的两种，因此，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了很多差异。
2013年6月，冯仑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问欧洲。此次欧洲行让他感受最多的，就是欧洲人的言行举止，这不只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区别，而是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几天的活动下来，冯仑遇到了很多自己未曾想过的问题，相较于平时的商务活动，在法国和比利时两地接触到了很多欧盟的官员。在接触中，让他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家在与外国官员见面时，表现在行为、举止，甚至是心态上的变化同以往大不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清晰地映射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地位和求胜欲望。
冯仑发现的另一件事，即是老外们不喜欢鼓掌。在中国的社交场合里，鼓掌是十分必要的表达方式，而且需要经常为自己和面对的人鼓掌。但老外们很少鼓掌，至少要比冯仑这些人少太多。
看到这样的现象，冯仑又要用自己的经历做对比了。平时，冯仑更多的是习惯性地对大人物们表示自己的仰慕之情，会毫不吝惜自己的掌声，将其先给对方，而且心里还会担心：要是巴掌拍得不到位，别人就不会满意，觉得你太能“装”。
但有一件事让冯仑觉得很有趣，就是中国的企业家单独在一起时很少互相称赞对方，这在中国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很吝啬自己的夸奖。这让冯仑想到几年前在越南钱柜“唱K”的一个故事。当时冯仑点了一首歌，名字叫做《你爱我的样子很中国》，歌名让他很好奇，怎么中国变成形容词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于是翻译向冯仑解释，中国的文化很含蓄，字里行间更加注重欲言又止，内心的惊涛骇浪总是被平静的表面所掩盖着，这就是“很中国”的意思。
冯仑脑中第一个跳出来的词就是“孤掌难鸣”，想想的确如此，中国的文化总是习惯性地表达集体情感，对个体的阐述总是很胆怯的。
马鸿儒就曾“骂”过冯仑：“你总说一些永远正确的废话。”很多年前，冯仑去台湾的时候，当与一些企业家谈到两岸关系问题时，大陆的朋友都会觉得很紧张，表达起来十分谨慎；然而台湾的企业家则对此没有什么概念，他们说自己从来都不会去想这些事情，不知道怎么回答，自己只是个商人，这些应该是政治家们去想的问题。
这次欧洲之行，冯仑见到政治人物时，很少提一些与自己相关的问题，但他提到了和平、中法关系等敏感问题，旋即又觉得这些问题好像跟外交家说更合适一点。不过，法国外长却能把这样的大问题看的很小，不会与你直面谈论关于和平的问题，只是微笑着、礼貌地对你说：“你好博学。”
另一个让冯仑印象深刻的方面，就是西方人的坐姿。冯仑去见法国总统时，总统一直都是坐着说话的。而冯仑这一众企业家在平时演讲时都习惯站着说话，因为这样不“腰疼”。
在中国的礼节里，站着说话更显尊重，面对四十多人，而且都是各企业老总，正常情况下法国总统应该站着讲话的。这样的反差，让冯仑觉得中国民营企业家虽然在国际上受到礼遇，但在自己的权利上，仍显得那么没自信。
其实，在这次欧洲之行中，冯仑发现整个团队也在悄悄进步。见得多了，自然懂得就多，懂得多了，便说明学到东西了。
上邮轮参加宴会的时候，冯仑发现内地的企业家们一下子都很会穿衣服，每个人都衣着得体，十分讲究。在西方，讲究的不是牌子有多大，衣服有多贵，而是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其实，在上船前一天，几个人在大巴车上就开始讨论穿着问题了，就商务休闲还是正装争论了一路。
柳传志反复征求了大家的意见，考虑到次日还要与国外很多大型企业的负责人见面，最后决定在穿衣细节上一定要坚持“很中国”。从这一点上，冯仑已经看出，中国的企业家们变得更从容了，开始注重细节了，在与外商沟通上更有“中国式自信”了。
冯仑从小到大一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一早就被训练成了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哲学派，所学的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中提倡的是干实事，冯仑在工作中也将其充分表达了出来，故此在西方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上，能快速找到问题所在及自己身上的不足。虽说如此，但冯仑仍不希望用物质去改变现在的世界，他一直都觉得自己仍处在最低俗的物质层面。
冯仑的思维方式并非异于常人，而是他喜欢观察那些犄角旮旯的事儿，喜欢研究被认为是事实的事情的另一面，比如伟大背后的残酷，伟人身上的阴暗面，这都是他最感兴趣的。在研究这些的过程中，他就会慢慢发现，越是研究这些，自己在某些精神层面就会越容易释然。如此，对好与坏之间的分别，得失利弊之间的通泰，就会更加平衡了。
人们会去纠结某些事情，是因其内心的世界太小，而内心世界越宽阔，越会觉得没有必要去研究是非。所以，心大了，事自然就小了。
历史是已经完成的事，过去不会改变，改变的只能是未来，在无限的时间里，只有历史是永恒的；然而无限的哲学，范围也是无限的。
当永恒和无限共同拥有的时候，无法面对你的人就会变得无所适从，这样就很容易释然。冯仑觉得，在这个时候，别人越是恐慌、不知所措，自己则越发勇敢，在别人还没搞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自己却是完全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