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久没有听到那个声若洪钟，铿锵有力的话音了。

    他是个年轻的老把势，据说是明日文学的希望之星。

    四十出头年纪，属于少壮一派，不过观点偏向新潮。新潮也没有什么不好，总比乌七八糟，邪门歪道，淫词浪语，玩裤裆里的文学要强得多。他不太看得上我写的小说，当面不置可否，背后却摇头：“老李的东西，太直太白，而且太实！”说完了，还要继续摇一次头。这都无所谓了，我本来就是写给那些喜欢太直太白，而且太实的读者看的，就如同口味一样，北人好辣，南人嗜甜，对于文学从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何必强求看法一致。他不喜欢，也就只好由他不喜欢了。

    我绝不会因为他不喜欢我的小说，就上吊去。

    话说回来，说好未必真好，说坏未必真坏，一部文学史，这样颠来倒去的事多了去了，因此不宜过于认真，尤其在小说这个范畴，我是赞成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要听蝲蝲蛄叫唤，还不种地呢！想到这里，他认为我作品不够新锐，我也不在意了。

    不过，我觉得有这么一位年轻朋友，肯对你的作品，提些意见，哪怕是很不中听的意见，总比一见面，今天天气哈哈哈，您老气色不错之类，要好得多。于是，有一次笔会期间，我对他说，学仁老弟，孔夫子讲过，“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咱们算是忘年之交吧，虽然你老丈母娘和我老伴是当

    年校友，但无碍我们交流文学的看法，对不对？你是评论家，你就径直说，也许我并不苟同，但听听总是不无益处的。

    “你愿意听？”

    “当然了。”

    “说真话？”

    “我也不是官员，只能报喜，不能报忧。我一介布衣，你干吗糊弄我呢？从实道来，那才是孔夫子所说的益者三友嘛！”

    “那好，恕我这位诤友的直言，您老最近在晚报上写的那些小玩意儿，一太直，二太白，三——”

    我接过话碴：“三就是太实！”

    他一笑：“您已经知道了！”

    人们看晚报，通常是在地铁里，公共电汽车里，或者，饭后茶余，往沙发上一倒，很多还是在厕所马桶上，纯系排遣时间的消费品，何苦要读者苦苦思索，连晚饭也吃不香呢？这也就不必和他辩解了。不过，这位学仁老弟，把背后说的话，面对面地和盘托出，挺让我感动的。所谓诤友，就应该直言无讳。

    另外，还有一点属于私淑方面的原因，说来也颇可笑，我很被他响亮的声音所吸引，尤其在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时候，那种令人肃然的穿透力，总会产生不寒而栗的感觉。我老伴嘲笑我这种贱骨头心态，不呵斥好像不正常似的，如同穿久了夹脚的鞋，不如此还有点不习惯呢！真是岂有此理了。其实，她不明白，一个人，一辈子就这么被呵斥过来的，就难免要留下一点精神上的病态了。直到最近不久，一些秋后的蚂蚱，不是用大批判式的语言，耳提面

    命地教训过我吗？我想如今已是荡荡乾坤，居然还有这等笑话，可能是他们看错皇历的结果了。

    我也发现，凡这类批评家，总有一副值得羡慕的嗓门，一方面是天赋，一方面也是久练功成。有时，学仁老弟光临寒宅，聆听他“粪土”作家的话，你不能不为他那张专门说人的嘴之损，之狠，之挖苦，之刻毒而钦佩之至了。

    也许因为许久没洗耳恭听他的宏论了，我抓起电话。

    我老伴问：“你干吗？”

    “学仁老弟可有日子没来演讲了！”

    “我听我那老校友说，正跟她的女儿闹离婚，弄得焦头烂额呢。”

    我说：“这也算是眼下的一种时髦病吧！好离好散，应该不至于太麻烦的吧。”

    “离婚倒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该在这个时候把另外一个女人的肚子搞大，这就不大好办了！”

    年轻人的荒唐，自然不好。可人在这样处境下，大概更需要朋友。于是，我在电话里找到这个正在“运”气的家伙，只听没精打采的腔调：“你是谁呀？”

    “学仁老弟，我的诤友啊！你怎么搞的嘛！”

    其实，我不想马上责备他的，但他在电话那头，气势汹汹地封住了我的口：“得，得，拜托您啦，别往下说，行不行？我的事，求您免开尊口——”他把电话挂了。

    在生活里，有这样的诤友，他诤你，行，你诤他，对不起，靠边去吧！想到这里，我也就把话筒放下，只好祝他走运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他那张永远说人的嘴，真棒！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