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回（下）：刘备自领益州牧

    刘备迁璋于南郡公安后，自领益州牧。牧是地方官，与他这多年来夺城略地、南征北战不同。那时，领导一支游移不定的部队，除了向地方政权索要粮秣供应外，其他事务，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因为刘备连他自己，也不能确保上顿饭在这里吃，下顿饭是否还在这儿吃。所以，刘表之子刘琮降操，不打招呼，刘备才火冒三丈。连打背包的时间都没有，不得被曹操活捉？现在总算有了一块落地生根的站脚之处，也有个一方诸侯的样儿了，于是，《蜀科》列入议程。什么是《蜀科》，就是他统治之下的益州地方法，当时他还没有立国，所以标上“蜀”，表示这《蜀科》，同时适用于他管辖的其他地区。刘备也好，孙权也好，与曹操最不同处，刘、孙从来也没打统一全国的算盘，制定《蜀科》，表明刘备只打算在四川盆地长治久安了。不久，曹操死，曹丕篡汉为魏，刘备和孙权相继称帝。

    《蜀科》，实际是诸葛亮以法治蜀的纲领。

    一般而言，在中国历史上，乱世当宽容，弛世用重典，是具体情况下执法宽和严的两种选择。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注中，有引《蜀书》的一节，就有诸葛亮和法正的一次辩论。

    “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制定《蜀科》的五人，为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因此，发生究竟是从严，还是从宽的争论，也应该是件正常的事。诸葛亮认为，暴秦酷政，天怒人怨，因此，刘邦的法治从宽，以利于老百姓休养生息。而刘焉、刘璋治下的益州，连他自己都承认，父子二人，二十多年，无恩德于百姓，加之，豪强大族，扩张势力，欺凌乡里，榨取财富，无所不为，也无法可治，以致穷苦百姓，申诉无门，难以为生，起而抗争，蜀中本系沃土，形同乱世，纷扰不宁。因而对“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西蜀，诸葛亮是要执行从严的法律，扶弱抑强，赏罚分明。

    裴松之不赞成《蜀书》的说法，他的意见是，既然人们一致称颂诸葛亮行的是善政，那么，善政怎么能够“刻剥百姓”呢？

    这就是这位史家的迂执了。《三国志·法正传》有这样一段逸事，“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主张从宽者的法正，“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主张从严者的诸葛亮，“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此一时，彼一时，人都在变化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悖背现象，也都得习惯辩证地看问题。

    尽管诸葛亮英明无比，但在一些问题的处置上，也并非至美至善的。对于诸葛亮的治绩，有“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感怀怨叹”的非议。对其北伐，也有“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的歧议。由此可见，即使这些微词，也无碍于这位伟人的伟大。

    失之以宽，失之以严，都不利于治。任何事情，总应适度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