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人民医院出院之后，我就搬离了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的家。我用奶奶留给我的那些钱，在美术馆的旁边租了一套房子，我只带了随身的衣服出来，其他在上海买的一切，还有他们给我买的那些东西，我都留在了那个家里。 我搬离的那一天，那个男人在家，那个女人也在家。我收拾东西的时候，那个女人站在门口紧张地攥着手，我收拾的时候看到她的表情，我也很诧异我看到她的眼神，我还和她对视了许久。 我来上海这么久了，即便我和他们离得更近了，生活在一个屋子里，可是所有的一切都和过去一样，我看不到他们，听不到他们，也无法和他们有任何连接。反而因为生活里缺少了东兴的空气，还有东兴空气里那些鲜活的人，我显得更加闭塞了。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投射到了我的画和设计里面，于是我的画和设计就很晦涩，我大学的导师不止一次公开批评我的肆意妄为，我已经有两个学期的设计课程不及格了，因为我对导师的指导和批评完全置之不理。 我看到她的眼神，她看着我，她又回头去看着客厅里的那个男人。我看得出来她很焦急，她并不想我离开这里，但是在这个屋檐底下她并没有任何决定的权力。有决定权的那个男人依然安静地在客厅沙发上看着书，整个空气里都是书的气味。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就离开了家，那个女人跟着我到了门口，就没再跟出来，站在门口目送着我，直到我进了电梯，她都没说让我留下来的话。 如果真心地面对我自己，她那个时候真的说一句“别走”，我可能就真的会留下来，但是她没说。电梯门关上的最后瞬间，我也没敢抬头看她一眼。 后来她问过我，是不是因为她打了付乐，我才要搬出来的。 是也不是。我认真思考后的答案就是这样。 付乐是真心爱我的，她并不了解我的一切，我也没有完全告诉她关于我的一切，我的过去和历史，关于我和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的事情，她知道那是生我养我的父母。所以在我出了事情，她花光了自己最后的工资，无法支付我的治疗费用时，她漫无目标地去寻找他们，让他们来救我。 付乐自己回了那个家，去找他们的联系电话，但是她没找到。家里他们收拾得很干净，那个屋子里混乱的东西都是我制造的，他们的东西都非常有秩序地放在应有的位置，关于他们身份、财产的事情自然也都锁进了保险柜。付乐在家里没有找到关于他们的联系方式，她无助地在屋子里大哭。 她找到那个女人是因为对门的人以为我家失窃了，他们通过敞开的大门看到一个混乱的屋子，还有一个跪在地上痛哭的陌生女人，警察联系到了那个女人，她匆匆从外地赶回来，到了医院，在一个拥挤、脏乱、破旧的病房里看到了近乎绝望的我，所以她打了付乐。 我租了一个连床都没有的屋子，我东西都没有收拾，就去了美术馆。美术馆的人告诉我，付乐因为好多天没来上班，耽误了展览的事情，被开除了。 我打电话给付乐，我微信她，她都不理睬我。 那个展览的最后一天，我坐在烟囱里面，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那颗悬挂的灯泡微弱地亮着，旁边负责解说的人说，这是最后一天，在结束的时候，灯泡的灯光会彻底灭掉。 我把照片发给付乐。 我说。 “我在这里等你，我想在灯灭的时候见到你。” 我就坐在角落里看着灯，亮了，灭掉。还有那不规律的心跳声。 心跳声在变弱，外面的天色也在暗下去，我觉得那些黑暗在压迫着我，让我没办法呼吸了。 灯泡亮起的时候，一次比一次更黯淡，整个烟囱里面也变得越来越黯淡，变得像是黑洞一样，吸食着每一个来看展览的人身上的热度，我似乎已经被冷却了。 时间要到了，付乐来了。 她蹲在我对面，头发没有扎起来，她低着头，头发散开着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是我听得到她在哭。 我伸手，想要她的拥抱，她就蹲着不看我，也不给我拥抱。我就伸手去摸她的头，散开的头发从我手指尖里流过，我闻到我熟悉的普通洗衣皂的味道，那味道让我想哭。 一整个晚上，我们都在一个简陋的床垫上亲吻、拥抱，疯狂地蠕动着每一个细胞。 间歇的时候，她会认真地捧着我的脸，问我。 “没事吗？没事吗？” 她捧着我的脸，喜欢用大拇指摩挲我脸颊的位置，就像我是一只猫一样，她的摩挲让我兴奋，我会告诉她，我 没事，然后压倒她，亲吻她，拥抱她。 等到我筋疲力尽的时候，我躺在她的怀里，我们一起跟对方讲故事。等她累了，她就躺在我怀里，我们继续跟对方讲故事。 付乐说她动心的第一个男孩子，是一个比自己小很多的学生。她那时还在上职业师范学校，为了养家糊口，她就做家教。家教中介抽成很多，其实她赚不到什么钱，所以她就动了破坏规矩的事情。 “只要是我的学生还想继续上我的课，我就给他们讲故事，讲我的故事。我骗他们我很惨，我要养活很多人，有时候我还会哭给他们看。他们都是孩子，心肠太软，他们就会单独找我上课，中介就赚不到抽成，他们就很生气。” 她说到这里，抬头看着我说：“所以我后来被举报了，学校就把我开除了。” 她看我是想观察我对这件事的态度，她想验证一下我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不爱她了。 她想多了。 屋子里没有开灯，我连电费都没交，她看不到我的表情。 她没看到我的表情，就继续说。 “我被开除之前，遇到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学生，他成绩特别差，属于教不好的那种。我教得马马虎虎，每一次上课都是糊弄一下就过去了。那段时间我刚被举报，我知道我会出事，所以我也没心情上课。每一次教他做作业，都是布置那些特别简单的，他一定会做的题，这样他就会觉得我教得不错。他轻松地做完题目，开心的时候，我就顺势告诉他以后可以考上很好学校，我还给他买过吃的，我还摸过他的头，我还跟他一起玩游戏。他就继续续我的课，还多给我课时费，原来一周一节课，后来就是一周三节课。” “其实后来我被开除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知道我一直在骗他跟我上课，他也知道我其实从来就没教好过他。他说他就是喜欢跟我在一起上课的感觉，他会很开心，他不管我教得是好还是坏。” “他问我，我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其实我知道，我不想跟他说。” “他说他最伤心的事情，就是看到家长会别人的爸妈会因为孩子的成绩问题跟老师吵架，甚至会因为孩子考得不好气急败坏的样子。” 付乐说着就笑起来了：“我当时跟他说，你是把我当妈了吗？” 我也笑，她也笑。笑完了，黑暗中她幽幽的声音在继续。 “那是我给他上的最后一节课，他说他会记着我一辈子。剩下十几节课的钱他没有要回去，然后我就来了上海。在来上海的路上，我承认，我动心了。” 我在安静地听着她的话，等她不再说了，我问她。 “付乐，你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 这句话付乐紧接着就问了我，我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在我没来上海之前，我在东兴的时候，如果有人问我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我一定会告诉他：“医生已经给我判刑了，我能活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我十四岁就得了糖尿病，而且肾和肝都在严重衰竭的前提下，我的人生就要结束了。我曾经最要好的那个朋友，王晓跟我聊过这样的话题，他们珍惜我，也可怜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因为我的病自怨自艾，我那段时间特别喜欢鄙视别人平庸的人生，他们任何的快乐在我看来都是对我的讽刺。可是后来，我的想法又变了。 就在我住在黄天元家那个夜晚的第二天，我独自在家里，那个房子里没有奶奶，奶奶在外面游玩参观，整个屋子里就只有我，安静得让我觉得恐怖。 那天晚上王世子睡不着，也跟我聊起了类似的话题。 他说，现在的他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思，也没有追求。 没有追求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在我们的青春期，脑海里对未来的畅想是无限的，王世子是希望离开东兴的，但是这里也有牵绊着他的人和事情，他离不开。 我们现在断了联系，我不知道在我离开东兴这么些年之后，他是否离开了东兴，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晚他问我：“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呢？” 他没问我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但当时的我，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房子因为东兴的潮湿有着浓厚的霉味，我一直都觉得奶奶身上也有那股味道，在我青春期最烦躁的时候我一直努力离着奶奶远一点。可是今天奶奶不在，我才知道，冰冷的感觉原来那么陌生和难以忍受。我竟然不假思索地跟他说。 “我就怕，有一天我走了，奶奶就孤苦伶仃了。” “那你不想爸妈吗？” 王世子知道我是被父母“遗弃”的人，他问我，我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在我的生活中，似乎没有这两个人，可是我却那么期待见到他们，只是我见到了他们，我估计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 付乐那天没有回答我她那时那刻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我想这件事很少有人可以真正清楚地认识到是什么，人生那么久远，伤心的事情总是暂时的。 她问我：“你不喜欢你爸妈吗？”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肚子还咕噜咕噜叫。我们都消耗了太多的力气，但是我们谁都不想起来去做吃的。她拿了手机看了看，手机最后一格电也消失了，我们就哭笑着在黑暗中继续饥饿着。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告诉了她，我所知道的我和那个男人那个女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是街角刘师傅告诉我的。他告诉我的时候，是奶奶离开我去北方探亲的时候，我由他照顾。 我问付乐，你知道什么叫“丁克”吗？ 她轻轻地“嗯？”了一声，她应该不了解。 “Double Ine No Kids，不要孩子的人。” 我告诉她，她有了一些惊讶的反应。 刘师傅告诉我，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都是这样的人，他们从相爱到结婚在一起，就认定了自己是“丁克”一族，打死都不可能要孩子的。 刘师傅说这话的时候，狠狠地抽烟，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一句老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我问刘师傅，那我是怎么生出来的。 刘师傅冷笑了一声。 奶奶为了要给这个家留个后，以死相逼，他们最终同意生下了我。但是因为这件事，奶奶和那个男人的关系也就此决裂了一般，他们就待在了上海，再也没有回到东兴。 我就这样，从医院出来之后，就交到了奶奶手上。我就这样，成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 奶奶把我养得很好，从小到大我没有因为没有父母就不快乐，反而我特别快乐。我少了很多家长管教的烦恼，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跟着王世子在大街小巷调皮捣蛋，可以无视成绩单，还可以要自己想要的一切玩具、零食。即便在我知道自己是被“遗弃”的时候，我也没有心情抑郁，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我也有了王晓这样的玩伴，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我们喜欢的事情。 只是在我得了病，走进绝望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我内心的渴望原来一直都是隐藏了的，它在这一刻迸发了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我有了勇气去打开他们的相册，看他们的样子，去网络搜索关于他们成功的一些信息，然后关于“遗弃”的这个残酷的现实才开始反噬我，让我困惑、难堪、悲伤，我失去了第二次打开相册的勇气。我努力去了解关于“丁克”的心理，我其实幻想过自己如果有朝一日和他们相见，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应该可以有所准备，至少做一个儿子应该有的行为举止。奈何一切都是无解，我对这个词的了解非常困难，那面前就是一座**入云的铁墙，我爬不上去。 我放弃了去了解，但是内心无法平静，我就变得更加的纠结和绝望。 当然，奶奶不知道我做的一切。 付乐照顾得我很好，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的人，她也很敏感地感知我的情绪。糖尿病的病人有时候情绪非常不稳定，因为有时候身体出现问题，而对于大脑的感知来说是没有任何预兆的，真正的痛苦是慢性自杀的那种感觉，所以会喜怒无常。 我发脾气，摔东西甚至会动手脚，她都没有生气，她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安抚我。 我对我自己情绪变化发作的状况没有任何预料，有时候因为她的“安抚”，我会短暂地失去理智，甚至我做了什么我都不知道。 但是什么后果都不会有，即便前一天我做了很过分的事情，付乐会在第二天做好了饭菜叫我起床，还会给我准备好我要吃的药，要打的针，她熟练的程度让我想到了奶奶。 我看着她青肿的脸，她会对我笑，完全不介意。 我都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动了手，但是我拿着筷子的时候手确实也是不舒服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拉着她的手，低着头。 她就会顺势抱着我的头，让我把脸埋进她的胸。我没有哭，她身上普通洗衣皂的味道会让我舒心一些。没有关于忏悔不忏悔的问题，只是那里才有片刻的安静。 付乐很长时间都找不到工作，我们基本都靠着奶奶留给我的那些钱，还算是舒服地生活着。奶奶走的时候，没留下什么存款，她不识字，自然也没有什么工作和退休金，那个男人 给她的钱也仅仅是够我们的生活，那些钱是两处房子卖掉剩下的，那个男人说那些钱都是我的。 付乐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她非常耐心地在生活上开源节流。我下课回家的时候要路过一个露天的菜市场，上海这样的菜市场已经很少了，大部分的市场都已经并入了超市和商场。付乐会跟每一个摊位老板搞好关系，她买的菜是新鲜的。 我跟她说，没必要每一次都要买最好的菜，那些放置了好几天的菜也可以吃的。 她摇头，说，不行。 “你的身体重要。” 她找到工作之后，我们就会去美术馆看展览，或者周末假日坐着火车去周围的城市、山里去看别人的生活和风景。 我喜欢带着一个简易的画板，还有几只铅笔，我和她停停走走，写写画画。 她从来都不问我，爱不爱她，但是我知道她爱着我。 我思考过我爱不爱她这个问题。上海的冬天很冷，那一年的冬天还下起了雪。我回到了家，在家里煮火锅吃，她把我喜欢吃的那些蔬菜都摆好了，每一份都是新鲜如初，像是刚摘下来的。 她说这些都是早晨刚摘的，她等了三个小时从车上买下来的第一拨。她手背有了一些冻疮，去年没那么冷的时候她就有了冻疮，我给她买了很好的护手霜，她用到了今年，今年更冷，还是起了一些冻疮。 “没必要这么辛苦的，新不新鲜营养价值都一样。” “那不行。” 她给我夹菜，我吃不下她还在夹。我心里是明白的，她在努力给我阴霾的生活中，注入一点生命力，她为了这些变得疲惫。 她的手有了裂痕和茧子，她眼角都有了皱纹。 我拉着她的手说。 “我们去姥山岛玩吧。” 姥山岛在合肥的边上，不是什么闻名中外的景区，我喜欢那里是因为安静，风景不差毫分。我喜欢在山上的亭子里坐一会儿，看着山下的湖，有时候写写画画。 付乐也会画画，只是她从来都不在我面前画。可能是她画得并不如我好，也可能是没有绘画的天赋。我画完了，会给她看，她会给我说她的评价，我们会聊到波普艺术、安迪·沃霍尔、大卫·霍克尼，甚至还有美国街头的涂鸦。 她也是懂得现当代艺术的。 因为下了雪，姥山岛看着很美，但是今年的注意力没有在姥山岛上，我在看着那个对着山和水呼喊的背影。 我坐在亭子里，原本想写写画画，但是太冷了，就懒得伸出手来。 付乐也是来自南方，她很少见过这样的雪。安徽下的雪比上海大很多，这里真的“白雪皑皑”，她分外兴奋。她扎着马尾辫，背对着我，趴在亭子的栏杆上去看这个奇异的世界。 我是在这一刻，突然认真地思考了我到底爱不爱她。 那个背影太像一个人了。 或者说，付乐太像一个人了。 所以答案是很明显的。 我愧疚地哭了，眼泪就在眼睛里转，一直转，我不想让它掉下来，但它还是掉了下来，掉在了我的胸前，因为气温而慢慢结成了冰。一滴一滴，一片一片。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和我这样生活的人，我竟然没有真的那么爱她。 我从后面抱着她，她在我怀里依然在兴奋地对着大雪呼喊，像是个贪恋玩耍的孩子。 我跟她说：“以后我们结婚了，每一年都来这里玩。” 她笑我：“谁要跟你结婚。” 我们在姥山岛待了一个晚上，就回来了。回上海的火车没有高铁，我们只买到了一辆很慢很慢的普通火车，我挨着窗户坐着，她靠着我睡觉。火车在山里的轨道上行驶，因为下着雪，速度很慢，慢到可以安静地看着雪落下的样子，雪花打在窗户上，然后被轻轻的风吹走，消失不见。 我看不清楚远处的树的形状，可能是因为疲惫了，我闭着眼休息了一会儿，睁开眼依然看不清远处。 接下来的一周，我很晚才回家，学校开始了期末考试。 不出所料，我的设计专业课依然被我的导师判了不及格，我没争没闹，坚持我特殊异样的创作方法。 考试的过程非常集中，所以人会很疲惫，在最后的几天，我觉得我的视力都下降了，眼睛总是看不清稍远一点的东西，所以素描基础考试的时候，我只能凭借着自己的想象，把“大卫像”画完了，交了稿。 这是最后一门考试，考完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不太想坐车，就顺着学校回家的路慢慢溜达。 经过学校门口的商场，商场在做节庆活动，大红色的装饰很艳俗，奢侈化妆品的户外广告那些女模特的嘴唇也很红 ；经过热闹喧嚣过后的菜市场，只留下少许几个摊贩在收拾残局，雪化了一地的积水，因为头很痛，没留神一脚踩进了积水坑，白色的鞋子变成了黑色。 我最担心的事情，可能发生了，我心里隐隐约约地在想。 从学校到商城、菜市场，这样短短的一条路，但凡有光亮的地方，我所看到的并不全部是光亮，而是分散的颜色，那些颜色不明确，我说不出是什么颜色，有时候是灰色的，有时候是蓝色的，所以女模特红色的嘴唇，我看不清楚，菜摊子黑色的价格牌子我也看不清楚。在我走到离家很近的街道，我就发现了，我似乎看不清了，周遭的一切都是模糊的，这和之前仅仅是看不清远处不一样，我觉得我在渐渐失去对这个世界光线的感知能力。 我想起了十四岁时，东兴医院的主治医生给奶奶介绍糖尿病并发症的时候，嘴里吐出的“真性糖尿病性白内障”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在我的病例上也一直都是被观察的重点之一。 太复杂的病理我说不出来，简单说来，很多糖尿病患者的并发症，往往是从失明开始的。 我可以接受我变成一个哑巴，我可以接受我终日躺在病床上如烂泥般，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我变成一个瞎子。 在我短暂的人生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我钟爱的事情，我终于知道我内心的苦闷和绝望是可以通过画笔来表达的。 我为了我的绘画所执拗的一切，在今天，上帝也要拿走吗？ 我在那个破败的家里睡了好几天，付乐会叫醒我让我吃饭，但是我睁开眼，眼前就是浑浊的一片，我宁愿闭着眼，这样我还能够相信自己在睡梦里。 付乐提出让我去医院，她说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会知道怎么治疗我，我拒绝了。 我之所以拒绝，是在我眼前突然昏暗的时候，我想到了关于我自己的“十年之约”。今年我已经二十一岁了，如果医生不是开玩笑的话，我去不去医院，又有什么意义呢。 付乐抱着我，制止我的胡思乱想，她跟我说。 “没事的，没事的，医生说的不一定是真的啊，他只是说可能啊，一定会没事的。我会陪着你的。” 她抱着我，那感觉让我的防线溃败了，我也抱着她的腰，我紧紧地抱着她，在她的怀里哭，号啕大哭。 不管是什么原因，只有哭能让我好受一点吧。 我抱着她，哭声很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抱着她哭的时候，嘴里喊的是。 “妈！” 我抱着她哭，对着她喊妈。 在我哭够了睡熟了再醒来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女人，她搬了一个很小的塑料凳子，坐在床垫旁边，在等着我醒过来。我醒过来，她就蹲到我床边，摸我的头，试探我的体温。付乐在旁边补充说。 “昨晚后半夜，烧退了。” 我看出她哭过。这个她是那个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她不再化妆了，现在她的皮肤显得松弛，有些地方还能隐约看到斑点。 我那时候眼睛是好是坏的，偶尔的时候会清楚，但是很快就会继续模糊。我记得她哭过，我也记得她长了象征老去的斑纹。 “我们去医院吧？” 她温柔地问我。 我对她的声音是陌生的，即便生活在一起，我也很少和他们有所交流，她问我的时候，语气轻轻地，不能抗拒。 自然我的眼睛没有恶化，只是因为疲惫和临时发烧，导致间歇性的失明征兆。在医院，我被推进一间又一间的检查室，进检查室之前，那个女人都是在门口等着，付乐知趣地远远站着，不靠近我。我从检查室出来，那个女人还会在那里等着，向医生问这问那。 主治医生跟她说。 “身体没太大的问题，相比上次来看，各方面的指标有很好的改善，最近这段时间的饮食控制还是很好的，要坚持。这次主要是因为低烧没及时治疗，以后要多注意。如果能坚持这段时间的状况，孩子的病会有非常好的治疗预期。” 我看到那个女人听着医生说这些话，眼神却看向了不远处角落里等着的付乐。她好几天没休息好，披头散发的，马尾辫也松了。 那个女人谢过了医生，看到我闭着眼，就走开了。我在她身后睁开了眼，我看到她站在付乐面前。 付乐原本是蹲着的，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那个女人在跟她说话，还帮她整理头发，又从书包里掏出了一张卡递给她。 付乐使劲摇头，但那个女人坚持塞给了她。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不知道要说什么了，然后那个女人走出了住院区，付乐手里拿着卡远远地看着我。 我朝着她笑。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