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乎“永久”地住进医院之前，我是有一个女朋友的，她身上也有简单的洗衣皂的味道。在我住进医院没到一个月，她就渐渐地不来这里看我了，然后就消失了。 最早的时候，她还会给我床头插上新买的鲜花，会给我买特别可口的白粥。在她已经确定不来这里的时候，我其实很想给她发个信息，至少好聚好散，有个明确的结束。但是拿了手机又放下，拿起了再放下。那会儿我还没有住进现在的这个病房，那时还是普通病房，床尾方向的墙上不知道被谁挂着一面镜子，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上蒙上了跟死亡“结交”的白霜，我就彻底放弃了。 毕竟她没有允诺过我什么豪言壮语，我也知道我和她之间也没有什么海誓山盟，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她选择离开，我也是尊重的。 我默默删掉了一切关于她的东西，信息、照片、地址、电话，留了仅有的一张照片，是我和她刚住在一起没多久时候的照片。 是个周末的早晨，起得非常晚，终于赖够了床，前后脚起了床。她一开始散着头发，在靠窗的洗漱台前刷牙，一边刷牙一边拿着皮筋把头发拢起来，扎成马尾辫。 我拍了她的马尾辫，整整齐齐地垂直着。 她叫付乐，我和她是在北方认识的。 我拍这张照片之前，我和她是没有情感上的统一认同的，应该这么说才对，在前一天晚上之前，我和她并不熟悉。 不认识的那种不熟悉。 奶奶去世之后，我跟着那个男人那个女人来到了北方，具体地说，是上海，还没到北方那么远。上海的冬天可不是我现在躺着的地方这样，冬天屋子里是热的。我跟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离开东兴的时候，是冬天。我需要带走的东西，被一辆车提前一天运走，就在车开动的同时，那个男人特别果断地把奶奶的房子卖掉了。 奶奶有两处房产，一处是我儿童时期在东兴市区住过的老小区，一处是我稍微长大了一点跟奶奶住的现在的房子，背后有一条小河，河对岸的远处有竹林和山的影子，院子里还有一棵成熟的木瓜树，郁郁葱葱的。 中介看完房之后，那个男人就在售房合同上签了字，非常正式地跟我说： “虽然你奶奶临终前没有留遗嘱，但是这两处房子处理之后的钱会直接放在你的户头，等你成年了就可以拿出来用。”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我也没看他，我们没有正式看过对方的样子。 他开着车，带着我和那个女人从东兴上了那座大桥。我想象过无数次我离开东兴的方式，现在的这种，从来都不在我预设的方案里。 我就这么离开了东兴，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等我到了上海，走出飞机的那一刻，我发现上海是那么冰冷。耳朵听不到任何声音，那个女人告诉我，是因为气压，耳朵会刺痛，过一阵子就好了。所以从机场到静安寺的家里，我几乎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整个人都被这股子冰冷和刺痛掩盖了。 我大学学习的是服装设计，我是在奶奶去世之前离开我的那段时间发现了我的这个才华的，我随便在纸上勾勒出我脑海中某些形象，在新来的那个大学生眼中都视若珍宝。 他看到我画的那个形象，就是欧娜娜坐在窗户边，看着外面的侧影。 并不是写实的，只是简单地拿着2B铅笔描摹勾勒了几根线条，写意的那种。所以在我离开东兴之前，我被送到了东兴的一个美术辅导班学习过一阵子。 我到了上海融入不了周围的环境，所以逃课是我的常态。我经常用我的病作为幌子，告诉我的同学和老师，我不能来上课。久而久之，我和那个班级的环境显得生疏、格格不入。等我去上课的时候，我也是独自一个人坐在窗户边，看着外面。 窗户外面自然没有那棵长了数百年的大叶榕树，是一面墙。红砖被雨水腐蚀得模糊了的一面墙。 我和付乐是怎么认识的呢。 大学里设计专业的 人，大多数都比较走在时尚前沿，所以那些奇奇怪怪的周末策展，就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喜欢欧美主流设计师的理念，我偏爱小众的畸形审美。 让我可以痛哭的一个作品，是极简主义的。 上海黄浦江边有一个旧工厂改造的美术展览馆，中间有一个耸入云端的烟囱，外面被设计成了温度计，昭告着整个上海的冷与热。那个让我痛哭的作品，就在里面。 什么都没有，只是从中空的高处垂下一根电线，连着一个灯泡。古老的钨丝灯，所以亮起来周遭是泛黄的。 那个灯泡不是一直亮着，它会伴随着烟囱里响起的心跳声亮起，心跳声结束就会变得漆黑。 人的心跳频率是恒定的，可是它无规律，时而一秒，时而一分钟，时而一小时。 我坐在那里看了一整天，一直到闭馆。 我坐在那里哭了一整天，一直到闭馆。 闭馆的时候，有个女人看到了我哭，她没急着赶我走，反而坐在我身边，也不说话。等到我不哭了，她跟我说。 “我跟你一样，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也哭了好久。” “你为什么哭？” “我想到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命不是自己掌控的，随时都会死，自己也没有权力选择自己是不是应该去死，我就很害怕，我就哭了。” 我侧面看她。 那时候灯是灭的，整个烟囱里面是漆黑的，我并不知道她什么样子，只是看到她扎着马尾的轮廓，让我想起了我第一幅随意描摹的画作。 她说请我去吃东西，我说好。 我们一起去了进贤路，那里有好多的苍蝇小馆，她说她喜欢这里饭菜原始的味道。我们点了炒菜头，点了响油鳝丝，点了他们老板做的自己吃的菜饭。 这里根本就没有手机信号，我们从七点聊到了十一点。 我说请她喝东西，她说好。 我们去了我学校旁边的一个酒吧。其实不算是酒吧，是日式酒馆改造的，已经没有日本的菜品了，但是有很好的清酒。清酒口感好，不烈，但也容易上头。喝多了一点的感觉很好，你不会考虑周遭的世界，甚至也听不到，那个时候会努力把注意力集中。 我就看到她把头发散了下来，脸上红红的。 等到我清醒起来，就看到了照片里的那个画面。 她在卫生间洗漱，一边刷牙一边拿着皮筋把头发拢起来，扎成马尾辫。 那个让我们在一起的作品，叫“活着的脉搏”。 我和付乐的关系进展非常快。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经常不在家，他们常年在天上飞着，经营着自己的事业，所以在拍完那张照片一周都没到，付乐就近乎住进了我的家里。 哦，不对，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的家。 那个家在静安寺周围，是个安静的小区，长满了香樟树。隔着一条路的距离，就是闹市的繁华地，但是完全影响不了这个小区，甚至它周围的路，都少有人走。我第一次跟着他们走进这里的时候，有些慌张，我没有到过大城市，但是我感觉得到我从未有过情感交集的这对父母，他们在上海所生存的环境竟然是有些高高在上的。 你知道，眼前的这种奢侈，和我赖以长大的那个环境，夏天里要被青蛙吵死了的环境，对比是有些难以接受的。 我一直在心里思考着一个问题。到底是他们抛弃了我，还是他们抛弃了奶奶，顺带着抛弃了我。这看上去很无聊，但是关系到一个没办法解开的谜。我从他们偶尔的电话中会感觉到，他们之间的裂痕很大，这个裂痕甚至和我是没有关系的，我在他们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 付乐搬进了我家，我没有告诉她关于我的一切，所以在那个短短的那段时间内，我们几乎不出门，盘在床上、沙发上、地毯上。我们懒散到，我不去上课，她不去工作，甚至澡也不洗，脸也不洗，就那么邋遢着。 当困了的时候就睡觉，醒了的时候就做些成人的事情，感觉那几天，一生都被耗光了。 实在没力气动弹的 时候，我们就躺在地毯上，外面阳光刺眼，她拿着手指戳着我这么些年打针的那些伤痕。 “疼吗？” 她戳我。 我摇头。 “我说的是打针的时候。” “不疼。” “那什么时候会疼？”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糖尿病这种病别人笑称是富贵病，富贵病怎么会疼呢。要说疼，那也只是那些病灶开始发作的时候，那些体内的内脏不运转了之后会让我难以忍受，其实平时并不疼。 真正的疼并不是来自于内心的。 以前医生打趣说我如果去测一下我的基因，那没准儿我的父母不管怎么生，我都是天生注定会患上糖尿病的，所以我从出生就被上帝抛弃了，我出生之后也被抛弃了。这是最痛的。 “好多天了，你都不跟我说说你的事情。” 她说的事情是，关于我家里的事情。这几天，深夜我们睡不着，一身汗水的时候，她就喜欢跟我说她的故事，有时候是反复着说的，但是我都是听，从来都不主动说我的事情。 “我来上海，就是想证明给我爸妈看，女孩怎么了，女孩就不能有出息吗？” 她是长女，在她的描述里，她是被忽视的那个长女，甚至妹妹和弟弟得到的关爱都比自己多。她反复会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爷爷说，大女儿就不应该有出息，长大了就应该嫁人，分担家里。” 所以她很努力，努力学习，努力表现，她努力想证明自己更厉害。其实我看得出来她是缺少智慧的那种女孩，她没办法通过学习改变命运。所以努力很久的结果就是，她只考上了大专，匆匆毕业之后也没有选择回去，而是一个人奔波到了上海，换了无数的工作，最近在那个展览上做服务员。 其实就是看门、打扫卫生的。在我看来。 “你嫌弃我吗？” 她在我怀里问我。 “我不嫌弃。” 我说的是实话。然后她就拿着手指戳着我的那些伤痕，说。 “我也不嫌弃你。” 付乐并没有在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那里得到很好的认可。认识付乐的时候，我已经来上海五年了，那时候我大学还没有毕业，付乐已经在上海闯荡了好多年。 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没看过她的身份证，甚至都没过问过她的具体年纪，她看上去和我差不多的样子，但是实际比我大很多，我并不在意这些。 作为一个女人，付乐很会照顾人。我们在床上、沙发上和地毯上实在待不住了，也回到了正常的模样。她进了厨房，扔掉了冰箱里的腐败食物，趁着我睡觉的时候去超市买了很多的瓜果蔬菜、牛奶面包，做起了女主人的模样。 我和她在这样一个原本不属于我的小世界里，过着属于我们的小世界。然后她会去上班，我会去上课，早早下课去她上班的地方等她下班。 如果没有人，我和她会坐在那个烟囱里面，继续去看“活着的脉搏”，去听关于活着、死着的声音。 她也是个南方来到上海的人，所以她做的饭菜，有种似曾相识的味道，我特别爱吃，她说一个月都不到，我已经胖了。 我看过镜子里的自己，我果然胖了，脸都红红的。 那段时间的感觉很美好，就是总是感觉每一天上课也罢，睡觉也罢，都是在一种沉醉的状态里，但是我并没有喝酒。有时候上课困乏了，就会倒头就睡，老师也知道我的病症，不太管我，等我睡醒了，发现周遭没了人，我才会昏昏沉沉地往外走，总感觉睡得太多了，脚底心都软。 那阵子上海流感了，很多人戴着口罩，很多人咳嗽，很多人因为受不了凉风突然之间就在教室里吐了。我也怕冷，即便五六年了我依然受不了上海的冷。 晚上吃饭的时候，没有胃口，只是觉得反胃。到了后半夜，实在受不了，把晚上的半碗粥给吐了。她去药店给我买了感冒药，我吃了勉强睡着了。 第二天好了很多，但是第三天又不行了。我并不咳嗽，但是依然习惯性地吃什么吐什么。 她来学校找 我，给我买了路边的炸年糕，我中午告诉她，我现在好很多了，想吃炸年糕。她提前下了班，去买了炸年糕，就捧在手里，不让它变凉，在我们教室门口等我。 外面起了风，呜呜地穿过门窗，告诉我外面有人在等我。 我看着她的马尾辫被风打散，她手里捧着炸年糕。看到我在看她，朝着我笑，举起手里的炸年糕告诉我，一会儿就可以吃了，我点头，心不在焉地等着老师说下课。 小小的门，大家争抢着鱼贯而出，我不着急，我在最后面，隔着窗户看着她在外面等我。她看着我，我看着她。 人群在我面前慢慢地变小，就像是挤面团一样，都从小小的门走出去了。就在那么一瞬间，我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我已经猜到我并不是流感。这几天的呕吐，这几天云山雾罩的精神感觉，这几天走路软绵绵，还有现在我眼前慢慢变黑的状况，我根本就不是得了流感，我真笨，因为恋爱了，我竟然忘记了我是一个糖尿病人的现实，不不不，我记得我是一个糖尿病人的现实，但是我忘记了我体内那些病灶，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现在的我正在遭遇的状况——酸中毒。 全称叫“酮症酸中毒”，简称“DKA”。产生这种酸中毒的原因很多，比如感染，比如饮食失控，比如精神刺激。它常被称为“糖尿病”患者的第一杀手。 我昏倒了。 从东兴来到上海，我读完了剩下的高中，我基本没有去读课本上的东西，我把自己沉浸在那些描摹和色彩中间，那个女人也是发现了我有这样的才能，于是花了大价钱从杭州一所国内顶级美术学校请来了一个教授，在家里教我描摹和色彩。 教授跟我说，我画得很好。他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但是能够在初始阶段就能够在线条和斑块之间有情感表达的，少之又少。那个女人听了很开心，但是我什么都没说。从我的角度说，那些成千上万的学生，又有几个像我这样，在最好的年纪经历了生离死别，经历了遗弃和忘记呢。我来了上海，没有了我原来的生活和内容，能够带着东兴回忆的，就只有手里的画笔，它可以描绘一个我想象和怀念的过去世界。 教授没有教我画石膏像，他跟我说那个是培养基础的手段，我画的东西天生就带着光影的科学性，他要教我更深层的美学。所以他跟我讲凡·高，给我讲波普艺术和安迪·沃霍尔，给我讲大卫·霍克尼，甚至还有美国街头的涂鸦。他几乎不给我讲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这些人，他要告诉我现代人的视角，就是不确定性。他让我去考他的学校，他会带着我走出国门，走上艺术的极致。我婉拒了，我说，我只想考一个简单的设计。他惊讶不已，反复说服我，甚至威胁我不再教我。果然他再也没有来了，屋子里曾经充满的后现代的艺术光影也随之消失了，在我的画板上，仍旧是个扎着辫子的女孩侧影。整个屋子里，都是用不同的绘法画的同样的人。 高考之前，教授依然还是找了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在吃饭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问过我，我说我已经想好了，她就没再问。我听到她百般地跟教授道歉，语气谦和柔软，让我感觉她其实和那个男人并不太一样。 我从高中到了读大学三年级，我很少和那个男人见面。他很忙，经常出差好几个月，也就是在那个女人的生日、结婚纪念日以及团聚的节日，我们能够一起出去吃饭。 吃饭也不是阖家的气氛，偌大的包厢就我们三个人，很多的菜，每一个人之间相隔很远，形成稳固的等边三角形。他会很忌讳跟我说话的样子，偶尔他会和那个女人说一些我听不太懂的问题，我听不出那是在跟我相关的话。她就是在旁边打破尴尬，翻译一下他的问话，但是我往往不想回答或者表达。 我其实暗中观察过那个男人，他还算是高大英俊的类型，四十岁也没有发福变老的样子。自 从我来了上海之后，那个女人就显得老了一些，她在家里也很少会花一个小时去化妆。按照文学或者影视剧的表现这样的男人往往外面都会有女人，何况他经常不在家。但是他在家的晚上，他们房门紧闭仍旧听得到他们强烈的喘息声，让人感觉他们还是恩爱和睦的。 因为我隔三岔五会去医院，忙前忙后的身影里总感觉有奶奶的影子。在我走进大学的那一天，我其实内心是接受了这个女人的。我可以不住校，但是我还是选择了住校，她在宿舍门口看着这个矮小的房间，仔细观察了每一个细节，她看着我的时候显然是担心的。她提着奢侈的包站在宿舍潮湿的地板上，显得手足无措，然后我跟她说，没问题，我每周都会回家。 我开始习惯这样的生活，但是对改变却不迎合。如果东兴的医生说的是真的话，我真的没必要对我的生活期待什么，因为在我二十四岁的时候，这一切都是要结束的，我何必要期待呢。 付乐却改变了我，自从她和那个女人发生冲突的那一刻，我突然对我仅剩下的生活产生了期待。 酸中毒之后，我在医院昏睡了两天一夜，是在学校不远的一家医院里住院了两天，医院不太大，付乐本着就近原则送了我来这里，甚至都没有叫救护车。从我昏倒再送到医院再到他们得知我是糖尿病酸中毒，大概经历了三个多小时，这三个多小时对我的伤害是巨大的，所以我直接就进了重症监护室，昏睡了两天一夜之后才醒了过来。 在我醒的那段时间，我意识不太清楚，就知道病房外面总有个人在站着，或者睡着。在我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被转到了普通病房。我现在的状况，普通病房只会让我更糟糕。我到上海之后，那个男人就托人替我在第一人民医院的内分泌代谢科挂上了一个“号”，我可以随时随地来这里检查、住院、治病，这里有华东地区最好的内分泌专家医生。 我在普通病房待着，身体的反应越来越大，我甚至会在半夜熟睡的时候呕吐，但是付乐并不在身边，护士查房看到了都会惊出一身汗，怕我被呕吐物堵住了呼吸道，发生生命危险。 大概在四天之后，我终于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发生了什么事情。经过四天的抢救性治疗，酸中毒带来的副作用尚还没有去除，但是至少我意识清醒了。我想找付乐过来，让她带我去第一人民医院，我需要在更好的医院做个全身检查。 但是我找不到她，我的手机也不在我身边，整个人像是被隔绝了。 也没有人从家里给我送吃的喝的，医院的饭菜我看都不想看到。 一整天的等待，我在病床上想，我觉得付乐应该是被吓到了，她此刻应该消失了。普通病房很大，有六个人在住院，我看着他们有人在床边照顾，我上个厕所，都要叫护士来帮忙，内心无比苦涩。 我很怀念有奶奶的时候，甚是我还很感激那个女人在身边的时候。 我想拜托护士给那个女人打电话，可是我努力想了很久，都记不起她的电话号码。真是讽刺，在我最需要人的时候，我找不到人。 天色黑了的时候，我看到了付乐。 她头发乱糟糟的，看起来好几天都没有洗脸，原本脸上薄薄的那层粉早都被汗水涂抹，成了一团灰，看起来狼狈得要命。我还看到了那个女人。 她站在我床边，看到床上的我，仔细打量我身上的每一处细节。然后我意想不到的是，她手一扬，扇了付乐一巴掌。 我，付乐，整个病房，护士都呆住了。 在整个转院的过程中，我看到付乐就在角落里站着，畏畏缩缩的，像是个路边乞讨的孩子，把脸藏在凌乱的头发丛中，不敢看我，也不敢跟我说话。 我被推出病房的时候，我想跟她说句话，但是她背对着我，话在嘴边，也就没说出来。 那一刻感觉我和她在做分别，可是冥冥之中，我和她并不可能毫无关系。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