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自幼在钱庄当学徒，深谙钱业生意之奥秘，所以在开业之初，虽只有十万左右的款项，且每笔款项的存贷日期相逼甚紧，他还是有魄力调动资金，及时投入新的生丝生意。 胡雪岩如此做，不但体现无息币这一原则，同时还讲到做到这一原则的基本方法。按胡雪岩的说法就是要有“眼光”。有眼光就是要有观察力，能见微知著，发现市场行情的变化，心中要有个大数，统一安排自己的涵营。这还不够，还要善于主动出击，以自己的社会活动影响市场行情的变化，使它朝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晒向发展。胡雪岩在湖州收生丝，联合丝商一致对付洋人。上海小刀会起事后，胡雪岩知道上海生丝奇缺，大量收购生丝以抬高市面丝价都体现了这一原则。 对一个商人来说，掌握了这个规律，就是要为自己的商业活动服务，不要被市场表面的繁荣或萧条所蒙蔽，而要稳守阵脚，以待时机，在市场接近饱和时抛出，而且要毫不留情，既快且狠。这时商品越贵，越要及时处置，不能犹豫。反之，在商品价格苯低谷时，要大量购入。抛售和购买，其原则尺度，总结出来就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胡雪岩虽然在幼时接受的教育不多，但在商场中跌打滚爬多年，经验和直觉颇为正确，对行情观察入微。按照他的总结就是：“随便什么事，都有两面。这一面占了便宜，那一面便要吃亏。做生意更是如此，买卖双方，一进一出，天生是敌对的，有时候买进便宜，有进候卖出便宜。涨苯差不多了，卖出，跌到差不多了，买进。 这就是胡雪岩的这套商业理论当时又进了两层。第一，在知贵贱的基础上指出，做生意的到家之处，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两面取利，并把它视作“会做生意”和一般平平庸庸做生意之间相区别的一个标准。一般做生意的人，贵取贱出，趋利避害；会做生意的人，贵出贱取；而在胡雪岩的“会做”，更要出也获利，取也沾益。生意做到这一步，真是登峰造极了。 第二，胡雪岩把生意的两面性推及世事，认为世上无论什么事，都有两面。在现实生活中，免不了在这一面占便宜，在另一面吃亏的。但是在胡雪岩看来，这个“亏”要看你怎么看。他会认为现实中吃的亏都是便宜，因为你顺便放给了别人一个人情，而人情总是有机会回报的。 诚然如此。从最终目的而言，吃亏的目的在于占大便宜，不计较眼前的得失而着眼于大目标。正如鱼饵是为了诱鱼上钩，要得到的是鱼，而不是无偿地拿鱼饵去喂鱼肚。鱼要吃到食物，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胡雪岩利用自己的智慧，手腕和胆魄，在那一个时代成就了自己伟大的事业，成了中国历史上交辉映的商界中的明星。 胡雪岩作为一红极一时的晚清商人，富可敌国。然而，不过几月之间万丈高楼却轰然倒塌，让人扼腕息，胡雪岩败得太过悲壮，太过惨烈。在叹息之余，胡雪岩失败的原因却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思。 商场犹如战场，商战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不流血的战争。但商战的残酷不让战争，处处有凶险，处处有陷井。一不留神，惊涛骇浪扑面而来，著名厂商倒的倒，垮的垮，知名企业家跑的跑，滚的滚，下场极其悲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楼起楼塌不过是几年之间的事情。 胡雪岩最后生意的失败，最直接的原因，可归咎于野心过大，扩充过速，以致积压资金而缺流动性资金，结果导致钱庄被挤兑。 胡雪岩作为商人，求财求利本也无可厚非。但是求财求利不能野心太大。胡雪岩开钱庄后，手里本就无资金，但胡雪岩看中生丝生意有赚头，背后当金主，找个人头老张替他开丝行，希望用别人的本钱求利，低价收入生丝，高价转卖出去。那时候，正是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国家大逞帝国主义威风，纵横亚、非、拉，铁骑所到之处，洋枪大炮生风，以坚船利炮为后盾，以雄厚的资金为手段，逐行垄断压榨勾当。 在中国，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无不千方百计，压榨中国经济，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江浙一带，养蚕人家甚多。洋人看中中国的丝绸多而且质量高，在西方市场颇为看好，于是每年都大量购买，从上海运往欧洲。替洋人办货的中国人，叫做洋买办，这些“假洋人”认贼作父，卑躬曲膝，胳膊时刻朝外拐，专门刁难养蚕人家。多好的生丝到了洋买办手里，都是上不了台的次货。 胡雪岩明白这其中的差价很厉害，于是贸然投资丝行，做起生丝生意来。在上海小刀会在上海起事后，更打算联合上海丝贩，垄断生丝货源，高价卖给洋人。于是不顾手中资金短缺，囤积居奇。另外，胡雪岩听古应春说，洋人手上有各式长枪短枝，军火弹药不少，又高价买军火，从中取利。 胡雪岩开阜康钱庄、办胡庆余堂、开典当、做蚕丝生意、买卖军火。这样拉拉杂杂下来，生意门路真是千头万绪，牵扯不清，到处都是机会。 若论个人才华、个人手段、个人眼光，胡雪岩毫无疑问是好样的。可是本事再大，就算神文圣武，就算三头六臂，还是拗不过外在大环境。中国人要想做点生意，要想货殖牟利，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同行是冤家，恶性竞争是常事，有秩序之良性竞争几稀！”正如一句话所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是虫”，中国人太精明，但精明是写在上脸上的，聪明是写在心里的。太精明的人自然不甘居人之下，自然想出人头地，口中还嚷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一拿破仑的名言，心里老是在算计着，不注意团结，而是内讧。所以，胡雪岩生意做到后来，心灰意冷，也不再奢谈什么“团结就是力量”，也不再多费精神，收拢同业，共同对付洋人，谋取整个产业的最大利益。 胡雪岩眼界颇高，投资多个行业，然而这些行业互不相关，多元则多元，却隔行如隔山。胡雪岩摊子是铺得够大，但却不能形成规模效应，各个行业互不相关，不能形成组合效应。一味贪多，却嚼不烂，消化不良。到了后来，因摊子铺得太大，资金短缺，阜康钱庄被挤兑，在其他行业也相继失败。 人不可无志向，不可不立志。立志是事业的大门，工作是登堂入室的旅程。没有理想，就没有追求，没有追求便不有成功，但人不能沉浸于理想，如果让未来占据我们的生活，我们一生葬送在幻想上了。人要理想但不能野心太大，好高鹜远。人来到这个世界，就与烦恼结下了生死之缘，不死不休。或许，人生之所以跌荡起伏，多姿多彩，或平静如湖，或汹涌如海，正是因有了野心。有了野心就有烦恼，有紧张。 野心太大，会泯灭人善良的本性，将人推向罪恶的深渊。人生如此，官场如此，商场也如此。野心不能太大，盲目扩张，走粗放型经营的道路。应脚踏实地，量力而行，努力把现有的事业做好，舆集约型的发展道路，避免因只注重规模不注重效益而毁于一旦的局面出现。 成功语录： 成亦官场，败亦官场 胡雪岩纵横清末商场，在政商两界结下绵密关系，开阜康钱庄，办胡庆余堂，销生丝洋庄，转倒军火，置公济典当，创空前史绩，立不世楷模。可是，从来高楼难起却易塌，也眼看着胡雪岩起高楼，眼看着风卷残云一般，像天一般高的楼宇，蓦然之间竟然塌了。 胡雪岩垮得快，不过是几天的功夫，垮台的直接导火线是资金周转不灵，钱庄遭到挤兑。此风愈演愈烈，到后来生丝生意、公济典当、胡庆余堂都受牵连，统统关门歇业了事。造成悲剧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后台消融，政治敌手摧残所致。 胡雪岩一生纵横商场，与官场人物相交甚密。通过官商后台，打下一片江山。他先以王有龄为靠山，后以左宗棠为靠山，一步步走向事业的辉煌。左宗棠平太平天国，平捻军，平树北之乱，一步步攀上巅峰。胡雪岩也跟着左宗棠一步步创造着事业的辉煌。左宗棠平定西疆之后，凯旋回朝，因其功而拜相，入主军机处，一时权倾朝野。同时，他又保举胡雪岩，朝庭亦赐与胡雪岩二品顶戴，赏黄马褂。胡雪岩名利双收。风光无限。 然而，“福兮，祸之所伏”。胡雪岩的生意之所以能够遍布大江南北，兼及海外，全赖官场势力庇护，然而其失败却也源于官场的倾轧。 自从湘军统帅曾国藩消灭太平军后，朝廷中汉人大臣地位日益显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手握重权，在朝廷中举足轻重。曾国藩明白功高忌主，解散湘军，悄然引退。而此时李鸿章的准军却羽翼渐丰，成了朝廷中新的焦点；左宗棠原为曾国藩的幕僚。后脱颖而出，曾率十万大军平定西疆之乱，为国人称道。 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曾国藩在世之日，左宗棠、李鸿章还各自收敛，相安无事。曾国藩一死，李鸿章与左宗棠开始分道扬镳，互相排挤对方。 两人私情倒没有什么争执，争执的焦点在于国防政策。李鸿章认为西方各国对中国虎视眈眈，于是大力建设北洋水师，一帮大臣也附和李鸿章的主张，称中国必须要加强海军建设。 而左宗棠因有天山平乱和西北平 回的经历，因此认为中国的安危，在于稳定内陆，防备俄罗斯入侵，故提出陆防论，朝廷中也有一帮大臣支持他的主张。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各行其是，左宗棠发展陆军，李鸿章发展海军，各取一端，各自相安，虽有嫌隙，但为大局出发，也只是内心有怨，不致于怒目相向。 如果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左宗棠仍留在朝廷，胡雪岩倒也平安。偏偏左宗棠好夸夸其谈，加之他那“蒸不熟，煮不烂”的脾气得罪了朝中的不少大臣，连恭王和慈禧都不喜欢他，只好把他外放江苏，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因为地近京师，又是“总理各**务衙门”的当然成员，自然比南洋大臣更易发挥。加上李鸿章手腕圆融，紧握多项资源，更拉大了北洋与南洋的差距。甚至，李鸿章在南洋大臣的地盘上，都布置了北洋系的自己人。例如，整个两江总督辖区里最繁华的上海地区，其地方官上海道邵小椿，就是李鸿章的心腹。另外，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电信事业，都掌握在北洋大将盛宣怀手里。 李鸿章打算把上海建设成为海军基地，进而控制南洋海防，成为中国的“海军王”。左宗棠也特别看重上海，尤其上海还有著名的江南制造局，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兵工厂与机器制造机构。左宗棠在军机处待了一段时间，也发觉中国海防空虚，虽然极力主张陆防，但事关****。也不得不要求加强海防。加之李鸿章手握北洋水师，权势如日中天，令左宗棠耿耿于怀，他也想在海防上加强自己的势力，扩大影响，正在这时，朝廷又调左宗棠为两江总督，治理东南半壁河山的政务。于是左宗棠亲自到上海视察，从原湘军水师中招募人马，创办船政，制造新式军舰。南方海防，在左宗棠领导下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邵小椿等人，在南洋当官，表面上当然得听南洋大臣的。可是，背地里，这帮人却成了北洋坐探，不但把左宗棠的一举一动，详细回报李鸿章，对左宗棠还阳奉阴违，公事上处处掣肘，扯左宗棠后腿。 左宗棠也染指海防，欲从中夺食，这叫李鸿章如何忍得住。李鸿章下决心与左宗棠斗一斗。李鸿章知道左宗棠今日权满东南，虽有个人才华，却也依靠胡雪岩为他筹划，欲倒左宗棠，必先剁其左右手胡雪岩。胡雪岩就这样被推上了****的浪尖。 就在此时，法国入侵越南，越南是中国的邻邦，法国此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想以越南为跳板，向中国西南扩张自己的势力。朝廷许多大臣要求朝廷出军帮助越南抗法，左宗棠也同意此计划。但李鸿章则以越南不是中国的属国，而且朝廷连年征战，民生痛苦，与法国贸然交战，会得罪许多西方国家，而且胜负难料，因而主张议和。这更加深了李鸿章和左宗棠的矛盾。 左宗棠虽然主张出兵半助越南抗法，但是却无钱粮。于是（左宗棠召见了胡雪岩，向他说明形势，要求借钱，购买军火粮草。 胡雪岩听了十分为难，近来他与洋人大打商战，积压了几百万两银子的生丝，钱庄上活钱只有百万余两，如果战端一起，不知要拾多少银子进去，然而对左宗棠他又无法拒绝，于是答应回去筹划一下。回到浙江，胡雪岩听见帐房来报，近来由于法军入侵，南方各地的许多人纷纷要把钱存入钱庄，几日之内钱庄已存入近百万两。 胡雪岩一听大喜过望，每逢战乱，即有不少人怕战乱之中，钱财多了不安全，纷纷存入钱庄。只是这数额如此庞大，确实也令人意外。胡雪岩也没往深处想，只是一念到此，便放心借钱给左宗棠。而且战事一开，短时间内也无人来提款，自己同洋人的斗法，洋人已支撑不住，近日便可见分晓。穗妥之后，胡雪岩便向左宗棠发电，同意借款一百万两银子。 左宗棠借出银子后，立即购买军火。 就在胡雪岩借出银子数天后，上海阜康钱庄分店突然来了一个主顾，要求取走存银五万两，伙计有些吃惊，但还是给他取了。接着，又来了一位煮顾，要求取走存银五万两，伙计无奈之下，也给他取了。过了一会，又来了两位，要求取银十五万两，这下，钱庄知道事态严重了，马上发电报给胡雪岩。 胡雪岩得知消息赶到上海后，发觉钱庄门前已涌着不下百人。胡雪岩明白自己的商业秘密从来没人得知，今天这件事明显是个阴谋，而且幕后人来头不小。胡雪岩要求钱庄首先把那些提款大户叫进密室而把那些小户的钱还给他们，要求大户宽限几日，并且利息也给双份甚至更多。可是这帮顾主只要求要回本钱，而且立即兑现，否则便去告官。 胡雪岩知道如今一切如履薄冰。他马上派人同洋人谈判，想把生丝卖出去，可洋人知道胡雪岩如今的处境，以前他们唯恐胡雪岩卖生丝，现在则扬言他们不买胡雪岩的生丝，即便买也必须依他们的价格，洋人出价是以令胡雪岩在这笔生丝上本钱赔光，摆明了落井下石。 当时，各省协饷都汇到上海，供两江总督衙门所用。这些钱都先汇到上海道衙门，再由上海衙门交给两江总督衙门。而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则代理总督衙门公库。所以邵小椿应该将各省协饷，汇入阜康。邵小椿却刻意扣下应该解交阜康的协饷。阜康钱庄的大伙宓本常也搞鬼，挪用钱庄资金另作生意，结果发生亏空（无法归垫。 阜康钱庄上海分号里外被坑，外面资金该进未进，里面资金不应出而出。两头掏空，库存空虚，北洋派此时在外面放风声说，阜康资金不足，阜康钱庄信用大受打击，惨遭挤兑，只好停止营业。仟庄到了停止营业的地步，信用就整个破产。上海阜康被挤兑关门的消息，马上传遍各地，各地阜康钱庄都遭到挤兑。 影响所及，胡雪岩名下其他事业也都到周转问题，资金全面吃紧。局面走到这一步，只有怔府能救他。可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出于众，人必非之”，胡雪岩树大招风，一则早遭人忌；二则朝廷中李鸿章等北洋系大员又倾力推波助澜，说胡雪岩涉嫌欺诈，三则各地主顾纷纷上书，状告胡雪岩；四则左宗棠虽极力保胡雪岩，然而左宗棠平时目空一切，得罪的人太多，朝中大臣不买他的帐。于是，朝廷下旨查封胡雪岩家产，并除去胡雪岩的二品官衔及顶戴。不可一世的胡氏王朝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事后看来，如果左宗棠与李鸿章和平共处，或者左宗棠压倒李鸿章，不论是战是和，总之不被李鸿章压倒，胡雪岩就不会垮台。 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商业不得不依赖于政治。政治上的斗争往往使得商业发展历经波折，如果不依靠官场，不可能有大的发展，而靠得太近，却又成为官场斗争中的牺牲品。 成功语录： 多事这秋，冒险待强 做生意自然要冒风险。因为做生意要寻找商机，然而机遇与风险是相伴而行的，无论什么生意都带有几分风险。经商要树立风险意识，这是由商业京营的本质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做生意就是一种用钱去赚钱的生意。而事实上，一笔投资下去是不是能真正赚到钱，要受经济形势，市场状况乃至政治形势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因而并不是预先就呢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的，往往必须到最后才能见分晓。从这里看，做生意类似炒股。升值越高的股可能跌得越厉害。利润越大，风险越高，因此，有人把投资当作赌场上的下注，称为“押一宝”，就是此理。 不过，这里也确实存在该不该去“押一宝”的正确判断的问题。敢于承担风险决不是不计后果，也决不是明知死路仍然要“一条道走到黑”的胡拼乱撞。 首先，这里有一个值不值得冒险的问题。这个好判断，用胡雪岩的话说就是：“人生在世。不为利，就为名。做生意也是一样，冒险值不值得，就看你两样当中能不能占一样。”也就是要么有利可图，比如胡雪岩从太平军逃亡兵将那里融资的举措；要么是有名可得，比如为左宗棠筹粮、筹饷，支持左宗棠平西北之乱，这自然含有冒险过后名利双收的意思。但是，从具体行事看，常常确实难以名利双收，两全其美的事太少，所以，或名或利，也常常要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和正确的选择，起码不做一险冒过，名利皆失的事。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商业运作中的冒险一定要明白可不可以冒险，决不是毫无保证的铤而走险，所谓刀头上舔血，应该是最终能舔到血而不伤自己的舌头，假若舔血之时割破舌头让自己也出了血，甚至割掉了舌头，这种血，无论他有多大的诱惑力，也不能舔。一个生意人，在决定承担风险前，应当考虑那些经过周密策划安排之后以免可能出现的人力无法左右，同时也可能使计划受阻乃至前功尽弃的环节。因此，尽人事，而听天命，把所要承担的风险尽可能降低是科学可行的。 关于具体的风险“担保”，自然是因事、因时、因势而定，但总的说来，风险承担者在考虑寻求“担保”时，有两大原则是可注意的。 其一，所冒的风险必须是那种即使失败也不会伤及根本如生命、信用、信誉等的风险。不伤及根本，虽败不倒，还有东山再起的资本，否则，必将一败涂地，永无翻盘的希望。 其二，要预先谋划 好一旦事败后的退路，凡事都要留有退路。退路谋划好了，一是可以壮胆，不会在风险面前畏尾；二是一旦计划受阻或败局已定时，不至于惊慌失措而导致处置失当，把事情越搞越糟。而且还可以退为进，进行迂回包抄，或金蝉脱壳，获得喘息之机。 胡雪岩在事业发展之初也冒风险，开钱庄本就是个风险极大的的行业。但胡雪岩极谨慎，而且有王有龄作靠山；在接受太平天国的逃亡兵将的匿产存款时，也早想好了退路，用“人家来存款的时候，哪个晓得他的身份？他额头上并没有写着字：我是长毛。”这确实不失一个一旦事败之后开脱自己的理由。 胡雪岩为了控制生丝市场，大量囤积生丝、蚕茧。到他破产前一年，为囤积丝、茧投入的资金已达两千万，而且继续投入资金增加丝、茧积量。胡雪岩认为洋商之所以压价，一是因为洋商以为他胡雪岩在现有情况下一定会急于脱货兑现，无论价格多低，他都会接受。二是现在市场上还有货，可以不急于买他胡雪岩的货。正是这样一种估计，促使胡雪岩不仅不降价，还有投入资金加大囤积。他这样做，一是要做出一种姿态告诉洋人——我胡雪岩并不急于脱货求现，二是要将上海市场上的生丝市场垄断，打消洋人从别的渠道购得生丝的念头。洋人买不到丝，自然要来找我，这样就更奇货可居了。 除此以外，胡雪岩这样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朝廷争口气。在胡雪岩看来，中国的官府和外国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国官不恤商而外国政府却尽力帮助本国商人做生意。比如洋人到中国买丝，本来盈亏釉负，与政府毫不相干。但他们的政府却帮他们说话，要求中国降低捐税，以减少他们的成本。他如今做生丝生意销洋庄，和外国人一较高低，为民族争利益，但朝廷不仅只是那里看热闹，甚至还说冷话，扯后腿。为了争口气给朝廷看，他还是得挺住。 一个自诩只知道“钱眼里翻翻跟头”的商人能有这样一番壮志情怀，的确让感佩。但<孙子兵法>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兵，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之所以不能以愠怒兴兵，是因为兴于愠怒必蔽于意气，蔽于意气则必然惑而不明，正常情况下一定给予高度注意而决不致于忽略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弃之不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败局在没有正式交战之前其实就几乎定下来了。所以<孙子兵法>特别告诫，兴兵之道在于“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且须“明主谨之，良将谨之”。 胡雪岩却犯商家大忌，不顾客观形势，徒乱冒险。表一面上看来他是针对市场情况作出的生丝决不降价脱手，实际上这一年，洋庄极不景气，整个国际生丝市场的价格都趋于疲软，上海一级生丝价格是每两17先令4便士，而伦敦生丝市场公为16先令个便士。洋商自然不会在上海高价买进而在伦敦低价售出；进一步投入资金更是不智，生丝不适合存放时间长，而且他已经被丝茧压进大笔资金而导致资金周转不灵。而洋人实力雄厚，万一洋人联合起来对付他，双方形成僵局，吃亏的一定是胡雪岩自己。胡雪岩虽然也想好了对付洋人联合的办法，即自己收购倒闭的机器缫丝厂，也从事机器缫丝，以增强与洋商对抗的实力。但由于胡雪岩一直反对机器缫丝，再加上宓本常为掩盖自己挪用公款的罪恶行径而加之阻挠，这一招也没起到作用。到这一年底，挤兑风潮起，他也就彻底崩溃了。 其实，胡雪岩不该冒这个险，一是这个险不值得冒，朝廷不管你是生是死，也就捞不到什么名；本来国际生丝市场就趋于疲软，而且生丝不能存放太长时间，也就不能获利，名和利都不能获得，冒这风险显然不值；其次，一旦失败，自己的全部资金都要赔光，将一败涂地，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且自己的资金有限，钱庄和典当支撑不起这么大的资金需求。假若胡雪岩能审时度势，在开始积压时，就降价卖出大量生丝，那么钱庄被挤兑时，也就有 强大的的资金渡过难关了。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假设，胡雪岩历史性地失败了，历史改变不了这一切。 经商之道与战事之道是相通，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误把赌气当争气，铤而走险，往往是“搬走石头砸自己的脚”。敢于冒险，懂得如何去冒险，个中玄机，实在高深精奥，行于商道者，不可不察。 更仆难数回天乏力 胡雪岩眼界颇高，自信心极强，凭旺盛的精力和强烈的扩张热情拓展事业领域。但经常远离在商言商的范畴，在经商过程中凭一人之力挑千肩重担，动辄加诸社会使命，在事业的鼎盛时期，胡雪岩凭自己强大的实力还能独自支撑，但这些社会使命使胡雪岩犹如重负压骆驼，一斤一斤往上压，起先骆驼不在乎，后来则挣扎硬挺。到了最后，总有一根稻草发生质变效果，以轻如鸿毛的附加重量，压垮了骆驼。 按一般常识，商人在商，对商场外的事少管为妙。然而，胡雪岩却经商离开商业范畴，做自己不该做的事，大包大揽，负荷太重。 胡雪岩为左宗棠筹饷而向洋行借款，在商业角度看是很不划算的事。这是因为，一方面洋人课以重利，这笔借款本来就利息太重；另一方面，用于军饷、军款的借款又不是商款，不能楚弓楚得，牟利补偿。但胡雪岩为报左宗棠的知遇之恩，不顾商业实利，替左宗棠筹集商股，同时向英国汇本银行借款，华、洋两面共借得五百五十万两用于西征粮饷。照左宗棠计算，七年之中，陕西和甘肃两省可筹协饷一千八百八十万两以上，以这笔饷款清偿“洋 债”足够了。但是，协饷解到的时间不一，而洋行则不可能不议定还款期次就放款。胡雪岩代左宗棠借的洋债就实际定半年一个还款期次，六年还清，协饷不到，则由胡雪岩垫付。这一笔贷款业务，实际上成了胡雪岩的一个较大的负担。更为甚者，左宗棠奉调入京之前，为了替后任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又敦促胡雪岩向汇丰银行借招股贷款四百万两。 借洋债用于军需粮饷，本来就是国家的责任，但这两笔计二千多万两的债务风险，却落中了胡雪岩一个人身上。光绪四年，左宗棠为借洋款上奏朝廷，一个月后接到朝廷批复：“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海关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次顾念左宗棠筹办军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至贻后累。”此批复中说的“京协各饷”即“京饷”，指朝廷在京内的各项开支：朝廷批复的意思其实非常清楚，那就是，因你们重息借商款，以至京内各项开支都无处筹措，然还款也就不能帮你们了。朝廷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对这笔借款采取了逃避责任的态度。这样，借款的风险无形之中都加到了出面筹借的胡雪岩一个身上。因为虽然这两笔借款都由各省解陕西、甘肃两省的协饷还，但协饷解到时间不定，而且当时各省协饷并不能全额保证，甚至原议解汇的协饷还有可能取消。洋债是由胡雪岩出面借的。如果协饷不到，无法还款，洋行自然找胡雪岩。 以胡雪岩的财力来说，正常情况下做临时垫付当然问题不大，但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上海市面极为萧条，市面存银仅百万两。而且胡雪岩因与洋人打丝战，囤积生丝，积压资金二千多万两。屋漏偏逢连夜雨，因越南主权之争。中法战争一触即发，胡雪岩又为左宗棠筹集粮饷五十万，而且李鸿章已经下决心要整垮胡雪岩。各省协饷都被邵小椿扣留，不解交阜康钱庄。而胡雪岩为保住自己在左宗棠面前的面子，竟然不听古应春的劝告，不发电给左宗棠要求邵小椿发放各省解至上海的协饷。 风波突起时，连得力的补救措施也没有，眼睁睁看着阜康钱庄被挤兑，阜康一垮，多米诺骨牌效应旋风而至，胡雪岩其他事业也就一轰而塌。 正当胡雪岩尽力支撑残局时，要保住阜康的信誉，以图再战的时候，传来宁波通裕、通泉两家钱庄同时倒闭的消息。通裕、通泉两家钱庄是阜康联号，胡雪岩自然也是东主之一。浙江藩台德馨接到电报，以他和胡雪岩的关系，他不愿就此撒手不管，便向胡雪岩许以如果这两家钱庄有二十万可以维持的话，他可以出面请宁波海关代垫，由浙江藩库归还。遗憾的是，胡雪岩拒绝了德馨的好意，企图凭个人的力量，维持通裕、通泉这两家钱庄，却不知道自己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 胡雪岩大包大揽，在乱世之中以一人之力而承担国家的债务，是不符合在商言商的道理的；在事业已出现危机征兆的时候，为了面子，而不求左宗棠帮忙，更是不智；在阜康被挤兑，通裕、通泉两家钱庄倒闭之时，拒绝德馨的好意，则是近乎自杀。商场上，既讲究利益均沾，也讲究风险共当，胡雪岩却为讲义气，利益是与合作伙伴均沾了，风险却独自承担，对一切后果都大包大揽，终于酿成失败的苦果。个人的力量是有限度的，胡雪岩却依仗自己雄厚的实力，对一切事情都大包大揽而致失败，是值得今人警觉的。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是自己能做的事就应该勇敢地放弃，要有壮士断腕的精神，或寻找合作伙伴共担风险，共享利益，方是上策。一味死撑，大包大揽，到头来，血本无归，丧失东山再起的机会，不是智者的作为。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