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凡是自己经管的事情，一定要让它显得特别重要，这样自己的贡献，才会显得更加有价值。所以中国人上当经常不讲出来。我上当，讲出来了，别人就不会上当。他们没有上当，就笑我是傻瓜。所以中国人上当的时候，总是说一切都很好，然后别人才会上当，我想是相同的心理。一个人去看电影，看完后说，糟糕，这种电影有什么好看的？可是有人问他怎么样？他却回答很好很好。再骗几个人，心里就安慰了。一个人到外国看一看，明明在那里受尽委屈。回来就说很好，样样好，大家才会重视我。留美的一定强调美国好，政府才会重视留美的；留英的一定强调我们要学英国，它才有价值。李鸿章身为军机大臣，不可能完全不替国家的安全设想，可是现在新疆是谁在收复？是李鸿章的对手左宗棠在收复。如果新疆是丁日昌在收复，那他就讲新疆很重要。自己主管的业务，如果连他自己都不重视的话，别人怎么会重视呢？别人不重视他所主管的业务，怎么会重视他呢？这种连带 关系，我们非常清楚。纯粹就是这一点私心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建议各位，以后少来这一套。因为这一套对中国人来讲，没有几个人看不懂。只是大家看笑话，不愿意讲出来而已。 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来，在西太后的心目当中，左宗棠的分量远大于李鸿章。但是中国人的习惯是不会口头说出来，比较喜欢用行动来暗示。假定有人不服的话，可以否认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是你们自己的猜想而已。如果一个人想做什么，就用嘴巴说出来，这就完了。因为你自己说了，别人都听到了，你还能否认吗？所以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用行动来表示，不喜欢用语言赤裸裸说出来。西太后赐左宗棠坐，就是让左宗棠知道，你在我心目当中是很有分量的，我很尊敬你，有话可以直说，没有关系。同时她看到左宗棠眼睛一直眨，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新疆风沙很大，弄得眼睛得了一种病。西太后就讲既然这样，我有一副眼镜，反正现在没有人用，你拿去戴好了。中国人不能说我送你一副很珍贵的眼镜，不能这样。因为这样的话，左宗棠就不会接受了。反正没有用，搁着也是搁着，说不定坏了，你拿去看看，能用最好，不能用就没办法。你讲得愈轻松，愈平淡，对方愈容易接受。这是一种诚意的表 现，而不是奸诈的行为。话可能是假的，心一定是真的。中国人不太相信人家的话，就是因为话可以讲得很好听。可以东拉西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完又不认账，你怎么敢相信他的话？可是他的心，是没有办法隐瞒的。他的心会影响他的行为，会从他的态度里面显现出来。我们中国人一定要磨炼一种方法，叫做读心术。就是把对方的心读出来。你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而不是老听他在讲什么？这样比较保险。西太后讲这些话，你会觉得那有什么意思？就是给坐，就是送他一副眼镜，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去体会她那种心意，可以感觉到，西太后对别人不是这样子。但是她对左宗棠的确是另眼看待。 则云个性比较保守，比较拘谨，一板一眼，从来很少有什么变通。他是一个很好的管钱的人才，因为管钱的人，不可以大方，相反的，应该要合理的小气，比较安全。所以在这j方面，我们很钦佩则云的做法。他说你见他干什么？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他神气的时候会来找你吗？你找他，他不一定见你。现在他居然来找你，我们可以料到，他是向你开口借钱的。你不见他，什么事都没有，你干嘛见他呢？可见他的分析很有道理。可是雪岩还记得，唐廷枢不管怎么样，总是帮过自己的忙。这个时候不见他，万一传出去的话对自己不好。有事求人，就缠着人家；人家倒过来找他的时候，他就避而不见。所以廷枢找他，他说好了，现在你找我了吧，该我扬眉吐气一番了吧。这种个性，使他不会放过机会，要见唐廷枢。 雪岩很喜欢表现，他认为自己有办法，五万两算什么呢？所以要借就多借一点，这是一种想法。第二种是说，反正我的银子来路多，这么多的钱，如果不用出去一些，也不合乎经营之道。他认为要贷款，就贷多一点，只要好好做，就放心了。同时他又想到，你借他五万两，你能管他什么？你对他没有什么约束力。你如果借他五十万两，那他就乖乖的要听我雪岩的。在这么多的考虑之下，他就认为，好了，既然你敢开口，我就勇敢的答应你，五十万两，你好好去做。这么一来，廷枢受到感动，今后也许会收敛一点，不找雪岩的麻烦。甚至于会站在雪岩这一方面，帮他一点忙，也说不定。我想一般人的想法也是这样，能够挽回的尽量挽回；能够化解的尽量化解；实在逼不得已的时候，中国人就出来了，有事不怕事，得罪你又怎么样？所以我们要从两面来***人，不要从一面去了解中国人。比较周全，比较保险。 我们常听到大家在说，舍不得花小钱的人，终究要花大钱。你看一个人很吝啬，人家吃饭，他都假装没有付款这回事。能混就混，能摸过去，就摸过去。小钱能省，就绝对不花。这一种人，你看看后果怎么样？他的朋友一定会想办法，敲他一大笔。让他大大的心疼一下，大家才高兴。 凡是经营事业的人，职位相对比较低微的人，要舍得花小钱。他跟你一起出去，你不要老揩他的油；他赚的钱比你少，一出去，你就要他付钱，请你吃饭，成什么体统？跟部属一起出去，这些小钱要舍得花，部属自然心里有数，会替你多做一点事情。我们看到很多老板，出去吃饭的时候，碰到了干部，他也是打个招呼就走了，那干部有什么想法？或者他在那里吃，吃完只付他自己的账，不管他的干部，大家又有什么想法？要当老板，连种气派都没有，还当什么老板？我们说树**也大，就是说，收入多，就花得多。花得多，才会赚得更多。有钱独吞，是做不成大事的。有钱要分享，人际关系才会好。我们看到很多人，看到钱就往口袋里面装。他的手好像有胶水一样，碰到钱，就掉不下来了，就粘住了。这种人，你说他人际关系会好吗？你说他事业做得大，我们真的不相信。雪岩这几句话，其实也是亲身印证过的。敢花钱，就表示会花钱。会花钱，比会赚钱还重要，还难。很多人_辈子，只会赚钱，不会花钱，这个钱就没有价值。会赚钱固然重要，把钱花得有价值，所赚来的钱，才会有价值。 成功语录： 坚持良道，不丢宗旨 一代豪商胡雪岩的最后倒闭，与他不甘做外商洋行的附庸，硬着头皮与洋人“顶牛“有很大关系。 在胡雪岩的生意达到巅峰状态的时期，他的生丝生意专营出口，几乎垄断了国际市场。1882年，胡雪岩垫付资本两千多万两，套购生丝一万四千包，使洋人“欲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洋商与洋行联合起来报复胡雪岩的招术也是凶狠的。他们已经看出在上海市面开始萧条的情况下，胡雪岩垫付资本太多必将周转不灵，而他此时要应付的方面又太多，比如要按约定偿还外国银行的贷款，要为左宗棠购置军火等等，因此“共誓今年不贩生丝出口”，接着又紧收银根，使胡雪岩一下子陷入危机之中。 胡雪岩此时直接伤及生意运作的危机具体有两点： 第一，古应春投资做房地产出了意外。他投下去的资本达五十万两银子，其中有三十五万是从阜康借贷的，这一情况胡雪岩事先并不知道；由于上海市面趋于萧条，阜康银根随之紧缩，胡雪岩在上海钱庄的“大伙”宓本常也不顾胡雪岩与古应春的情分，逼古应春还回借款。胡雪岩得知这一情况，以他的性格和为人，必然要尽力帮助古应春，而凭他的精明，从宓本常连自己人的欠款都要如此催逼的情况，必然也知道阜康已经到了极困窘的地步。 第二，由他出面为朝廷筹集粮饷借贷的汇丰洋行的贷款，第一期五十万两本银的还款日期就在月底。还款来源是各省解交上海由上海道衙门代收的协饷，数目不够由阜康代垫。但银根如此紧张，代垫几乎没有可能，而上海道邵小椿又借故将各省协饷拖延不给，胡雪岩的危机也就显得更加严重了。 不过胡雪岩此时也还有一条路可走，他可以向上海地区已有的三家新式机器缫丝厂出售蚕茧。这几年外国新式机器缫丝已经传人中国，浙江、江苏一带出现了好几家机器缫丝厂。机器缫丝对于以用传统手工缫丝的养蚕做丝人家冲击很大，一经推广，必将有大批以做丝为生的人家破产。经过十数年的苦心经营，此时的胡雪岩已经成为实际上的丝业领袖，为了抵制机器缫丝，这几年他大量收购蚕茧，以切断机器缫丝的原料来源。由于他的囤积蚕茧，已经使上海地区三家机器缫丝厂由于没有原料，面临停产倒闭了。胡雪岩的蚕茧囤积居奇，这个时候如果答应给缫丝厂，自然可以卖出一个不错的价钱，部分解决眼前的危机，而且，机器缫丝出丝快，质量好，向洋商找买主也容易。如此看来，出售蚕茧给缫丝厂 ，还可以带动生丝生意。事实上，此时的古应春、宓本常也都劝胡雪岩考虑出售蚕茧给缫丝厂。 但胡雪岩就是不愿意出售蚕茧。他这样做当然并不是不知道此时出现的危机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也并不是不懂机器缫丝质量、产量确实都优于土法缫丝许多。他这样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作为丝业领袖，曾与那些丝户达成过协议，由他到蚕农手中收购蚕茧，交由丝户缫丝，丝户则必须将生丝交由他来经营。由此既抵制了丝厂来抢做丝人家的饭碗，他自己也有了稳定的货源可以控制洋庄市场。既然自己说了话，就要说一句算一句。即使在自己陷入困境的时候，也不能放弃自己的诺言，丢下那些做丝人不管。 说到底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胡雪岩都不肯失去信用。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胡雪岩抵制机器缫丝，自然是一种违背历史前进规律的失策，也是一种在朴素的感情驱使下，不能随时而变的义气用事。机器缫丝产量高、质量好这是客观的事实，新的技术必然取代旧的落后的手工生产方式，这也是谁都阻挡不了的。一个商人不能自恃自己的实力与不可阻挡的时势对抗，要学会应时而变，针对时势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方针，这是任何一个商人都应该记取的。不过，胡雪岩即使在已经难以维系的紧要关头，也决不肯背弃诺言的信义，确无论如何也是令人佩服的，也是值得今天的商人们学习的。仅从这一点上看，胡雪岩也确实不愧为人称的响当当的“杭铁头”。上海发生挤兑风潮，上海阜康钱庄不得不关门停业，由此引发的后果第二天就波及杭州。杭州钱庄里所存现银仅有四十万两，如果挤兑风潮席卷而来，明显会无法支撑。此时胡雪岩还在回杭州的船上，回到杭州至少还得两天，杭州只有钱庄档手谢云清和螺蛳太太在勉强应付；此时他们也有些乱了阵脚，两人商量之后，认为除了暂时歇业等待胡雪岩归来，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由杭州府出面，贴出告示，告示坦言“由于时势不靖，银根难得宽裕，周转一时不灵”，故停业三天，待胡雪岩回杭，即会照常开门。没料到的是，告示一出，实际上马上激起了极大风波，阜康在杭州的一些中小储户围住阜康钱庄，要求立即兑付他们的存款，加上有些居心不良者从中煽动，险些出现了砸抢阜康的恶**件。幸亏有曾得胡雪岩资助的杭州府书办周少棠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堵在阜康门前，劝住了已经开始被激怒的人们，才没闹出太大的乱子。 其实，螺蛳太太与谢云清商量暂时关门停业，也都有他们各自可以理解的考虑。在螺蛳太太来说，是想能够就此先为胡雪岩保住阜康钱庄现存的几十万两现银，留作万一无可挽回时东山再起的资本。上海既已在挤兑开始之后不久就提前关门停业，说明事态已经非常严重，她不能不为胡雪岩做最坏的打算。在谢云清来说，则是一方面将希望寄托在胡雪岩的身上，期盼胡雪岩归来之后即有挽回颓局的妙招；另一方面，通过暂停营业，获得一段可以回旋的时间，可以对存款大户作些安抚，使他们不至于加入挤兑，同时利用这段时间来调动可以调动的头寸，以应付危局，不致众怒起后，造成更大的损失。当然，这种想法，本质上与螺蛳太太的想法也是一样的。总之，他们都是为胡雪岩着想。 不过在胡雪岩看来，无论如何，这都是对客户不守信用，是在做“拆烂污”的事情。钱庄对客户的信用，就是为客户着想，对客户的信托负责，不管在什么时候，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客户都有权向钱庄依约索回自己的存款，想通过关门停业拒绝客户提现，希望以此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就是最大的不讲信用。同时，以通行的规矩，钱庄要为客户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方便，随时满足客户的提款要求，因此，不卸排门做生意，本身也是不讲信用。 赌奸赌诈不赌赖，不讲信用就是赖！ 事实上，抱定如螺蛳太太、谢云清的想法，以为即使不讲信用，但手里有几十万的款子，万一撑不住，也可以做将来翻身的本钱，也是大错特错的。做生意自然不是赌桌上的推牌九，但这之间确实也可以有相通的道理。譬如自己在牌桌上，起先一直推“长庄”，手风很顺，注码不管多少都要，别人输得起，自己赢得进。而到手风不顺时，却说要改推“铲庄”，只用一定数量的钱赌，而把先前赢到的钱留起来作为下次的赌本。这就是一种赖。这样的人，一旦被人识破，下次是进不了赌场的。 生意场上是赖不得的。 成功语录：做人总要讲宗旨，更要讲信用，说一句算一句，我答应过的，不准新式缫丝厂来抢乡下养茧做丝人家的饭碗，我不能卖茧子给他们。 做人做事，终始如一 在已经开始出现危机的时候，胡雪岩还大包大揽，答应为左宗棠办两件事情：一件是为他筹饷，另一件是为他买枪。 左宗棠被招回朝廷补入军机，以大学士掌管兵部，受醇亲王之托整顿旗营，特地保荐新疆总兵王得榜教练火器，健锐两营。此时左宗棠又受朝廷委派筹办南洋防务，为加强实力，已派王得榜出京到湖南招募兵勇。预计招募六千人马，需要有四千只火枪。同时招募来的新 兵粮饷虽说有户部划拨，但首先就要有的一笔启动经费总是不能少的。略略一算就需二十五万。当年左宗棠西征时，在上海设了一个粮草转运局，全权交付胡雪岩掌管，专门料理西征所需粮草、医药、军火等事务。这一个转运局，左宗棠西征回到朝廷之后并没有撤消。这个时候，左宗棠自然又想到了胡雪岩，特地将胡雪岩从上海招到南京，向他交待为自己筹饷和购买军火的事宜，胡雪岩亦满口应承。 胡雪岩虽然答应下来这两件事，但实际做起来却很有些棘手。棘手之处首先还是一个钱字。左宗棠此前为粤闽协赈已经要求胡雪岩拨给二十万现银，如今又加了二十五万。同时，转运局存有的洋抢只有两千五百支，所缺之数要现买。按当时价格，每支火枪纹银十八两，加上水脚即要付给中间人的回扣，一千五百支需银三千两。几笔加起来，已近五十万两之多。若在平时，这五十万两银子对于胡雪岩也许并不是特别的为难，但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其一，由于中法纠纷，上海市面已经极其萧条，加上胡雪岩为控制生丝市场，已投人两千万用于囤积生丝，致使阜康钱庄也是银根极紧，难于有能够调动的头寸。其二，为了排挤左宗棠，不让他在东南插足，李鸿章已经定计在上海搞掉胡雪岩，授意上海道卡下各省解往上海的协饷。这一部分协饷，原是用来归还胡雪岩为左宗棠经手的最后一笔洋行贷款的。这一笔洋行贷款的第一期还款期限已经到了。按照约定，协饷不到，即必须由胡雪岩代垫。 境况如此不好，本来胡雪岩可以向左宗棠坦白陈述自己的难处，求得他的谅解，即使推托不了这两件事，至少也可以获准暂缓办理，那他也可以获得一点喘息的时间。但他不愿意这样做。他知道左宗棠虽然入了军机，但事实上已经老迈年高，且衰病侵寻，在朝廷理事的时日已经不会太多，自己为他办事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自结识左宗棠之后，为报知遇之恩，他在左宗棠面前说话从来没有打过折扣，因而也深得左宗棠的信任。他不能也不愿意让人觉得左宗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仰仗了，自己也就可以不为他办事了。更重要的是，为人最要紧的是收缘结果，一生讲究信用，为自己创下牌子，最后为一件事就把牌子砸了，实在是不划算，自己也决不甘心。 胡雪岩在对左宗棠的态度上，至少有两点可以让我们感佩： 第一，决不用完就扔，过河拆桥。胡雪岩结识左宗棠，从他作为一个生意人来说，他是将左宗棠作为可以利用、倚靠的官场靠山来“使用”的，他也确实从这座靠山得利多多。但是，他也决不仅仅只是将左宗棠作为能靠就靠、靠不住了就弃之他投的单纯的靠山，因而即使自己已经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他也要完成左宗棠交办的事情。从个人品德上来说，这不能不让人感佩。 第二，维持信用，始终如一。他决不愿意一生注重信用而到最后为一件事使这信用付诸东流，因此，即使到了真正是勉力支撑，而且岌岌可危的时候，宁可支撑到最后一败涂地，也要保持自己的信誉、形象。 无论是从做人的角度看，还是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这两点其实都很重要。一个生意人的信用，既要看他在某一桩具体生意运作过程中的守信程度，更要看他一贯的信誉状况。生意人的信誉形象是由他的一贯守信建立起来的。而且，建立信誉形象难而破坏信誉形象易，一次的信用危机，足以使用一辈子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信用形象彻底坍塌。这是任何一个生意人都不能不时刻主意的。 不用说，生意上的信用，其实来自生意人的信义，一个对别人用完就扔，甚至过河拆桥的人，决没有信义可言，人们也决不会相信这样的人会有信用。纵横于生意场上，即使是竞争对手，也 要有得帮人时且帮人的胸怀，而对于自己的生意伙伴的声誉、利益，则更要有一种尽力加以维护的自觉意识。 胡雪岩与他的生意伙伴之间那种自觉的相互维护就很令人感动。 王有龄在太平军攻打杭州时率杭州军民固守，最后于城破之际自杀身亡。杭州被官军收复之后，胡雪岩料理王有龄的后事，其中一项，就是要就王有龄生前交托给阜康钱庄经营的十二万银子向其亲属做一个交待，而且必须有现款交给对方，不能仅仅只是口头的交待。这一点对于胡雪岩的声誉影响极大，因为如果不能拿白花花的现银子捧出来，一方面可能失去王家的信任，更重要的还可能引起世人的猜疑，认为胡雪岩不过是在做一种表面敷衍，而实际是想人殁账死，吞掉这笔巨款。 但是，由于历经战乱，胡雪岩此时也是处于艰难之中，确实拿不出十二万的现银。他只能求助于一直和自己联手做丝茶生意，同时也是朋友的古应春。古应春了解情况之后，只是稍作沉吟，就毅然决然地应承下来，决定调动自己已经投入生意营运的款项，为胡雪岩筹足这笔巨款。他的想法很简单也很明确：生意在一起，信用就是大家的。他不能坐视胡雪岩的声誉受到影响，因为如果胡雪岩在商场上失去信用，大家的信用也都将会受到影响。 反过来，胡雪岩在感觉朋友的可贵因而充满感激的同时，也明确意识到不能让古应春一肩承担，他必须在弄清这笔巨额款项是否会对古应春的生意运作产生重大影响，在找到可以有效善后的方式之后，才决定是否接受古应春的帮助。在他看来，在涉及古应春的商场生誉和生意运作的问题上，自己也承担着责任，不能自己的声誉、信用可以不受影响就置身事外了。 我们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意场上的成败，常常一靠信用，二靠关系。在能对生意的成败发生作用的关系中，与其他生意人结成的某种伙伴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商业竞争中，单靠一家的力量常常是很不够的。为了增强竞争的实力，有效占领市场，为了更大规模的商业经营，往往需要在双方互利互惠的前提下联合同行，一起运作。而毫无疑问，这样一来，联合的各方也就有了一种息息相关的利害关系，往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用老百姓的话说，也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离不开谁。 需要共同承担风险，自然也就要求共同维护信用。这里的共同维护信用，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他是指合作的各方都能自觉的信守协约，注意通过保持信誉维护自我形象，因为在合作过程中，合作者某一方的自我形象，其实已经成为合作各方整体形象的一个部分， 合作各方任何一方自我形象的损坏，都将影响整体。第二，合作各方的相互维持。这就正如古应春、胡雪岩在筹措交给王有龄亲属的那一笔款项时面临的问题一样，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在维护自，觉的信用的同时，也要顾及对方的信用。如果为自己而使对方信用受损，受害者中，一定也包括自己，这是生意人都应该认识到的一个问题。 功语录： 为人最要紧收得结果，一直说话算数，到临了失一回信用，且不说左湘阴保不定会起疑心，……就是自己，也实在不甘心。多年做出来的牌子，为一件小事就砸掉了。 “走江湖”的规则 经过胡雪岩的一番努力，终于与松江漕帮达成协议，先由松江漕帮在上海的通裕米行垫付十几万担大米，解浙江海运局漕米解运难以完成之困，待下一步浙江漕米解运到上海，再以等量大米归还松江漕帮。 王有龄一上任就遇到的令他头疼，且关系到他的官场前途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很不错的解决。 不过，这个时候，王有龄又提出了另一个方案。他与胡雪岩商量，想将松江漕帮那批大米改垫付为直接收购，即让信和先借出一笔款子，买下松江漕帮的大米在上海交兑，完成漕米交兑任务，而浙江现有来不及运到上海的那批漕米，自己囤积起来。 王有龄改变主意，是因为在胡雪岩与漕帮首领进行接洽的时候，王有龄从松江官方打听到一些有关局势变化的消息。一个重大的消息，是洪秀全已经开始称王，的想法很明确，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不能一概而论搅在一起夹缠不清。因为由于照顾朋友的情分，一时作出慷慨的决定，以后也许后悔而且还有说不出的苦。朋友相交，如果到了这个地步，也就一定不能善始善终，而生意上的合作也不会有好结果。 这样处理这件事情，自然是高明的。从合作的角度，胡雪岩拿出这十万现银的股本，他与庞二之间订立了合伙的合同，双方也就有了明确的责任和信用关系，而这一种朋友关系之外的责任信用关系，正是他们长期合作的保证。 胡雪岩的第一笔生丝生意做成之后与尤五、古应春、郁四之间分“红利”，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而采取了同样的方式。这笔生意做成，赚回十八万银子。但合伙关系多，需要开销的地方多，必须打点的地方多，盘下账来，不仅原先希望用这笔生意赚到的钱偿还当初开钱庄借下的债务的打算成为泡影，甚至更拉下万把银子的亏空；但胡雪岩该分的仍然一笔笔的分了下去，即使古应春明确表示自己的一份不必计算在内，胡雪岩也仍然将他应得的一万五千多银子划到他的名下，、他们之间也仍然是可以相互托靠的朋友和伙伴。 生意伙伴之间也需要信用的保证。这种保证当然可以是合作伙伴之间的朋友感情。但生意场上仅有感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感情之外的按规矩来的保证，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亲弟兄，明算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这句话中透出的人们由生活经验而来的智慧，也的确自立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改江宁（今南京）为“天京”，定尊号为“天王”，置百官，定朝仪，发禁令。并由“天官丞相”林凤祥、“地官丞相”李开芳率领一路兵马出征，夺取镇江，从瓜洲北渡，攻陷维扬，已成北取幽燕之势。与此相对应，朝廷也不示弱，派出两位钦 差大臣，一位带兵前出江宁，在江宁城东孝陵扎营，形成围城之势。另一位钦差大臣就是曾任直隶总督的琦善。琦善率领直隶、陕西、黑龙江的马步各军，由河南南下，迎头狙击林凤祥、李开芳。目前这两支兵马都基本站稳了脚跟。” 时局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朝廷与太平军之间，将有一场决定胜败的大战，而且，在王有龄看来，局势会向有利于朝廷方面发展，关键只看朝廷的练兵和协饷办得如何。 朝廷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事在即，又意味着做粮食生意将大有可为。一方面交战双方军队都需要粮草，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另一方面，战火一起，没有不造成百姓流离，农田荒芜的，加之交通不畅，粮食转运困难，也就必定造成饥荒。因此，不管哪一朝、哪一代，只有一动刀兵，粮食就一定涨价。这个时候，做粮食生意，只有囤积得好，能够不受大的损失，无不发其大财。听到这个消息，胡雪岩感到的是一阵欣慰，因为在他看来，和漕帮议定的由他们垫付漕米，到时以等量大米归还的协约，真的是帮了他们的忙了。而王有龄想到的，却是与其让别人赚，不如让自己赚。他要改变原来商定的协议，就是想将那批议定将来要还给漕帮的等量大米囤积起来，等战事一开，自己卖出赚钱。他甚至想到就借漕帮的通裕米行来囤积这批粮食。 胡雪岩一明白了王有龄的意图，立即就表示坚决反对。他对王有龄正色说道：“主意倒是好主意，不过我们做不得。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漕帮的事，不能反悔，不然叫人家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 不用说，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胡雪岩与王有龄之间的差别，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雪岩确实也算得上一个能够“说一句算一句”的诚信君子。 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它的确切含义，也就是答应了的事情，达成了协议，只要不是万不得已，就必须遵守、履行，不能随意反悔，特别是不能如王有龄所想的那样，情况于自己不利的时候，求着别人帮忙，而到了情况可能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却又想着按对自己有利的方法办。从一般商人的眼光看，也许王有龄的打算也并不为过，一来商人图利，有得钱赚就尽可能去赚，只要不违法，也就无可厚非。商人自有商人的价值标准。二来漕帮此时本来就急于脱货求现，以解燃眉之急，改垫付为收购，也许还正合他们的心愿，也算不得是不守信用。但是，这里事实上还有一个自扪良心的问题。一切只为自己打算，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想想别人，本身就不是诚信君子所为，本身就是不讲信义也没有信用。这样的人，自然也就叫人看不起了。而从做生意的角度看，叫人看不起，也自然不会有人和你合作了。 成功语录：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了漕帮的事，不能反悔，不然叫人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