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卷三十二，说刘备“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但到《三国演义》里，为了突出正面人物形象，把他的这方面的爱好给抹掉了。这倒合乎“文化大革命”创作三突出的原则。于是，刘备就特别地正人君子起来。其实，他从建安十四年冬十月，去东吴结亲，洞房花烛，一住就是一年，吃喝玩乐，声色犬马，把荆州忘得干干净净。从这点看，《三国志》这部正史对他性格这一方面的描述，是接近真实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多大出息，很容易知足的人物。

    刘备被曹操打得屁滚尿流，托庇于荆州刘表时，寄寓在新野局促之地，稍稍能喘口气，恰巧有人送来一把牛尾巴毛，这位老兄的手工艺匠人的职业本性复萌，献技之手痒痒了，兴致勃勃地编织起帽子来。

    诸葛亮一看，心凉半截，不得不说话了：“明公无复有远志，但事此而已耶？”其实，即使不是诸葛亮，假如一个普通老百姓，看到九五之尊在宫里做木匠活，不问朝事，或率领宫妃，粉墨登场串演戏剧，或干类似的总不是领导人该做的事情时，不也觉得不可理解吗？

    周瑜和诸葛亮一样，也看出了这位手工业者的弱点。建安十五年，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挺辣手的一招：“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家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

    也就是用一个镀金的牢笼，将刘备快快活活地关起来。

    在中国历史的政治生活中，管这一招叫“羁縻”，是用来对付高层异己分子的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段。因为凡执掌权柄的人，周围并不都是同心同德者，必有一些感到棘手的人物存在着，这其中，有一类是用不得又甩不得的人，有一类是碰不得又打不得的人，有一类是杀不得又放不得的人，有一类是近不得又远不得的人……这些可能成为敌手、叛逆，而目前仍在控制之中，但持离心离德状态的代表人物，无论如何是危险因素。

    通常有三种处置办法：其一，借一个什么名目，一网打尽，或逐个消灭；但杀人绝非万全之计，有碍观瞻不说，而且持异议者，历朝历代，总是层出不穷的；除独夫民贼，这一招较不常使用。其二，礼送出境，要是掌权者绝对强大，而且对手除一张嘴巴外，别无实力，也无妨一试。一般情况下，放虎归山，迟早要构成对自己的正面直接威胁，有远见者，并不喜欢这个措施。其三，中国的政治家比较乐于采用比软禁还要宽泛的羁縻政策，当然，实际是更为养尊处优的软禁罢了。把握在身边，高官厚禄，声色犬马，“丧其心志”，“娱其耳目”，是最为稳妥的了。只要安排好足够盯牢的眼睛，随时知道动静即可。

    因为，周瑜对于这位已具实力的刘备，干掉他不是办法，因为北方有个曹操，需要这个盟友，不干掉他，早晚必是个不安定因素。于是，“雄姿英发，小乔初嫁了”的周瑜，到底是个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政治家，才想出这个办法。虽然他不可能研究过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阶级分析的观点，但他却吃透了在黄巾之乱中，从底层中冲杀出来的这批领袖所具有的流氓无产者的“痞子先锋”的实质。因为这些人，一朝得势以后，首先极欲得到满足的两大需求，无非一是金钱，一是女人。所以，他建议孙权“多其美女玩好”，以满足刘先生的欲望，实在够厉害的。

    如果不是诸葛亮未雨绸缪，给赵子龙留下锦囊妙计，逃出重围，回去继续干革命，新婚燕尔的刘备，会在这个镀金的牢笼里，和年轻的孙夫人，过着老夫少妻的幸福生活，肯定想不起回荆州的了。

    后来，他的儿子阿斗降晋，乐不思蜀，看来很可能是天性遗传了。